愚中有智，智中有愚，用大智若愚的心态存活于当今的社会，实为一种明智之举，如此不但保住了自己，也成全了他人，何乐而不为呢？
做一个“外愚内智”的人
【原文】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不廉不嗛，不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
【大意】至高无尚的真理是不必称扬的，最了不起的辩说是不必言说的，最具仁爱的人是不必向人表示仁爱的，最廉洁方正的人是不必表示谦让的，最勇敢的人是从不伤害他人的。真理完全表露于外那就不算是真理，逞言肆辩总有表达不到的地方，仁爱之心经常流露反而成就不了仁爱，廉洁到清白的极点反而不太真实，勇敢到随处伤人也就不能成为真正勇敢的人了。
庄子在这里提出了“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不廉不嗛，不勇不忮”的辩证法思想，以教导人们通过事物的表面现象去看清事物的本质。而在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也并不少，比如，三国时曹魏的谋臣荀攸，就是一个外表愚钝而内藏大智的人。
荀攸（157年— 214年），字公达，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荀彧的从子。他是曹操的重要谋臣，因功勋卓著，曾被曹操上奏朝廷封为陵树亭侯。建安十二年（公元 207年）出任中军师，魏国建立后出任尚书令，死后追封谥号敬侯。
荀攸出身于士族家庭，他为人善良端正，外表愚钝懦弱，内心却机智勇敢。年轻时，荀攸曾因密谋杀掉残暴的董卓而被关入狱。董卓被除掉后，他才安然出狱。
当时，天下大乱，汉朝已经名存实亡，于是荀攸便开始寻找能够安定天下的人主。后来，曹操将汉献帝迎到许昌后，听说荀攸是个十分有才智的人，便征为汝南太守，后又拜为军师。从此，荀攸成为曹操身边不可或缺的人物。
在曹操的众多谋士中，荀攸的地位仅次于他的从叔荀彧，也是贡献最大的谋臣之一。他在辅佐曹操的过程中，共献上12次重要的计谋，而且每次都能使曹军绝处逢生或出奇制胜。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操把矛头指向曾经投降他、之后又反叛、而且曾经杀死他长子曹昂的张绣。当时，荀攸看出形势对曹操极为不利，因为当时张绣和刘表互为犄角，各霸一方，松则散，逼则合，因此荀修奉劝曹操暂缓进攻。但曹操并没有听从荀攸的劝告，执意出兵对张绣作战。结果，刘表果然发兵救援张绣，曹军失利，曹操也几乎死在那里。曹操十分后悔没有听从荀攸的劝告，从此对荀攸言听计从。
曹操征伐吕布时，吕布败退后固守下邳，虽经过多次进攻，曹军仍攻不下城池，这时曹操的军队已经疲惫不堪，曹操想撤兵回宛城。这时，荀攸却对曹操说：“吕布虽然勇敢，但无计谋，如今他虽在固守，但军队已无斗志，如果我们再坚持一段时间，一定能攻破。”随后，荀攸又献上用水淹城之策。曹军很快引沂水灌进下邳城，大水冲垮城墙，吕布军队不战而垮，吕布投降后被缢死在白门楼。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著名的袁曹官渡之战拉开序幕，这是决定曹操一生命运的战役。袁绍率大军南下紧逼白马，荀攸先是为曹操献上声东击西之计，斩掉袁绍手下大将颜良，解除白马之围。在相持阶段，荀攸又为曹操献上袭击袁军粮车的奇谋，并在之后劝曹操采用许攸的计策，让曹操亲率轻骑偷袭袁绍的粮草重地——乌巢，自己则与曹洪一起坚守大本营，同时准确预料到袁军大将张合会前来投降。最后，在袁军军心涣散时，荀攸劝曹操进行全面地反击，大破袁军。可以说，在这场决定曹操命运乃至当时中国历史的大战中，荀攸的功劳是最大的。
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曹操在先南击刘表还是北破袁氏残余势力的决策中犹豫不决。此时，荀攸认为刘表看似势力强大，但却志向不大，不足以为患，而袁氏势力在北方经营多年，深得人心，而且根深蒂固，应该趁袁氏兄弟争斗之际各个击破。曹操于是采用荀攸的策略，很快就统一了北方。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荀攸在随从军队征讨孙权的途中病逝。曹操知道后，为失去这样一位难得的谋士而痛哭流涕，并赞誉荀攸为谦虚的君子和完美的贤人。
其实，不论在《三国志》里，还是在《三国演义》中，荀攸留给人们的都是少言寡语、不惹人起眼的形象。然而，荀攸在木讷的形象背后，却蕴藏着超人的智慧和谋略。而且，这种智慧不仅表现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也表现在安身立业、处理人际关系等方面。荀攸在朝二十多年，始终能够从容自如地处理政治漩涡中的各种复杂关系，在极其残酷的官场中，始终地位稳定，立于不破之地。对此，曹操曾说：“公达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伐善，无施劳，智可及，愚不可及，虽颜子、宁武不能过也。”可以说，曹操的这一段话，正是荀攸一生的真实写照。
放下“身架”，提升“身价”
【原文】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
【大意】大道被小小的成功所隐蔽，言论被浮华的词藻所掩盖。
庄子认为，那些所谓的成功，往往阻碍了你继续成长之路；而那些华丽的辞藻，也往往掩盖了最朴实的真理。所以，做人还是要低调一些为好，只有放下“身架”，才能提升“身价”。
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喜欢摆“身架”的人，哪怕只是当了芝麻大小的一个官，也要把官腔打得十足，无论干什么事情都是装腔作势，表现出一副威风、了不起的样子。殊不知，他们“身架”摆的越大，在别人的心目中，他的“身价”就越低。
在我们的周围，常常会听到对他人或肯定或否定性的评价，比如“这个人实在，虽然混得好了，但还是和以前一样，没有一点架子”，或者说“这个人变了，刚刚升了职位，就在以前的同事面前摆架子”，如此等等，这些不同的评价，其实道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的“身价”与“身架”是成反比的。只有能够主动放低自己的“身架”，他的“身价”才会得到提升。
“指挥皆上将，谈笑半儒生”的徐达，出生于濠州（今安徽凤阳）一个农家，儿时曾与朱元璋一起放过牛。在其戎马一生中，有勇有谋，用兵持重，为明朝的创建立下赫赫战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谋将帅才，深得朱元璋宠爱。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人，却从不居功自傲，一直低调做人。徐达每年春天挂帅出征，暮冬之际还朝。回来后立即将帅印交还，回到家里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按理说，交情至深，且战功赫赫，甚至朱元璋还将自己的次女许配给他的儿子，徐达完全可以“享清福”。朱元璋也在私下对他说：“徐达兄建立了盖世奇功，从未好好休息过，我就把过去的旧宅邸赐给你，让你好好享几年清福吧。”可徐达就是不肯接受。万般无奈的朱元璋请徐达到自己府邸饮酒，将其灌醉，然后蒙上被子，亲自将其抬到床上睡下。徐达半夜酒醒后，问周围的人自己住的是什么地方，内传说：“这是旧内。”徐达大吃一惊，连忙跳下床，俯在地上连呼死罪。朱元璋见其如此谦恭，心里十分高兴，于是下令在此旧邸前修建一所宅第，门前立一牌场，并亲书“大功”二字。
徐达功高不骄，还体现在他好学不倦、严于律己上。放牛出身的徐达，少年时没有机会读书，但他十分好学，虚心求教，每次出征都携带大量书籍，一有时间便仔细研读，不但掌握了渊博的军事理论，而且还懂得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身为统帅的徐达，还能放下身架，处处与士兵同甘共苦。遇到军粮不济，士兵未饱，他也不饮不食；扎营未定，他也不进帐休息；士卒有病，他亲自慰问，给药治疗；如遇上士卒牺牲，他更是亲自筹棺木葬之。将士对他无不感激和尊敬。
朱元璋赐予他一块沙洲，由于正处于农民水路必经之地，家臣以此擅谋其利，徐达知道后，立即将此地上缴官府。
1385年，徐达病逝于南京。朱元璋为之辍朝，悲恸不已，追封为中山王，并将其肖像陈列于功臣庙第一位，称之为“开国功臣第一”。
其实，“身架”与“身价”，既能给人带来荣耀，也可能会毁掉一个人的声名。昔日越王勾践若抱住身份不放，没有卧薪尝胆的低姿态，那么就没有后来“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壮举了；三国时的刘备如果没有“三顾茅庐”的求贤之举和礼贤下士的谦恭姿态，而是以“皇叔”的身份高高在上，就不会有三国争雄的故事了；孔子如果没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谦虚态度，而是以“圣人”的态度来对待别人，那么他就不可能成为圣人了。所以，身份和地位越高的人，越要把自己的“身架”放下，只有这样才能赢得追随者的敬重和信赖。
乔治·华盛顿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任总统。他正是靠着平易近人的领导风格来赢得千万美国人的尊重和拥戴的。华盛顿虽然是个伟人，但他在你面前，你会觉得他普通得就和你一样，一样的诚实、一样的热情、一样的与人为善。
有一天，他穿着一件过膝的普通大衣独自一人走出营房。由于他平时比较低调，所以那些遇到他的士兵，没有一个能够认出他来。当来到一条街道旁边时，他看到一个下士正领着手下的士兵筑街垒。那位下士双手插在裤袋里，站在旁边，对抬着巨大水泥块的士兵们喊道：“一、二，加把劲！”但是，尽管下士喊破了喉咙，士兵们也经过了多次努力，但还是不能把石头放到预定的位置上。他们的力气几乎用尽，石块眼看着就要滚下来。这时，华盛顿疾步跑到跟前，用强劲的臂膀，顶住石块。这一援助很及时，石块终于放到了预定的位置上。士兵们转过身来，拥抱华盛顿，表示感谢。
华盛顿转身向那个下士问道：“你为什么光喊‘加把劲’，却不帮大家呢？”“你问我？难道你看不出我是这里的下士吗？”那位下士背着双手，霸气十足地回答道。
华盛顿笑了笑，然后不紧不慢地解开大衣纽扣，露出他的军装，说：“按衣服看，我就是上将。不过，下次在抬重东西的时候，你也可以叫上我。”那个下士一看，马上知道站在自己面前的人是谁了，顿时羞愧难当。
其实，所谓“身架”，是一种“自我之认同”，并不是缺点。但这种“自我之认同”也是一种“自我限制”，也就是说：“因为我是这种人，所以我不能去做那种事。”所以，自我认同越强的人，自我限制也就越厉害。
当今社会，如果要想在社会上走出一条路来，就要学会放下身架，也就是放下你的学历，放下你的家庭背景，放下你的身份，让自己回归到“普通人中”。同时也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和批评，做你认为值得做的事，走你认为值得走的路。
只有放得下你的“身架”，你的思考才会富有高度的弹性，才不会有刻板的观念，而能吸收各种资讯，形成一个庞大的信息库；只有放得下你的“身架”，你才能比别人早一步抓到好机会，也能比别人抓到更多的机会，因为你没有身架的顾虑；只有放得下你的“身架”，你才会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劈荆斩棘，让你的“身价”倍增。
泰戈尔说过：“当我们变得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接近于伟大的时候。”的确是这样的，只有谦卑的人，才能真正学到东西。而真正有才能的人，都是谦卑的。这就好比大海一样，大海之所以如此博大，是因为它把自己的姿态放得最低。
懂得示弱才能成为真正的强者
【原文】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
【大意】击剑的要领是，有意把弱点显露给对方，再用有机可乘之处引诱对方，后于对手发起攻击，同时要抢先击中对手。
庄子认为真正的强者是不与敌人发生正面冲突的，相反他会有意向敌人示弱。因此，庄子要求人们不逞勇武，不要轻易发怒，避免与人进行硬碰硬的对决，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才智与能力，善于利用别人的力量，以弱胜强，以柔胜刚。
春秋时期，齐国大将军田常准备作乱专权。为了显示自己的实力，树立威信，田常便发兵攻打鲁国。鲁国是孔子的祖国，孔子听说齐国大夫田常要出兵攻打鲁国，就召集他的弟子们商量救鲁国的对策，最后派学生子贡前往齐国完成这项使命。
子贡来到齐国，见到田常，劝田常不要攻打鲁国，田常问其原因。子贡说：“鲁国地贫人穷，君主愚蠢不贤明，大臣虚无实才，人民仇视战争，所以不能和它打仗。您不如去攻打吴国，因为吴国防备森严，兵强马壮，都是些有名望的大夫们在指挥作战。所以，攻打鲁国不容易而攻打吴国容易。”田常不明白子贡的意思，子贡又说：“我听人说，如果忧患在国内，首先进攻强敌；如果忧患在国外，要先攻击弱敌。而现在您的忧患正好在国内呀，我听说您三次讨封都不成功，这是因为国内有大臣对您不服气。现在您打算以征服鲁国来扩充齐国，如果仗打胜了，就会成为国君骄傲的资本。攻破了鲁国，带兵的大臣就会受到尊敬，而您的功劳可就显不出来了，相反您和国君的关系会日益疏远。弄不好您和君主之间还会有隔阂，一旦与下面的群臣发生争端，您在齐国就很危险了。所以，您不如去攻打吴国，因为攻打吴国即使没有获得胜利，但兵马都死在外面，带兵的大臣一出去，国内就空虚了。这对您来说，上没有带兵的强臣与您争权，下没有人指责您的过失，您就可以主宰齐国了。”田常一听，马上就明白了，说：“你说得很对，但派往攻打鲁国的军队已经出发了，如果改攻打吴国，大臣们怀疑我怎么办？”子贡说：“您先来个缓兵之计，我去让吴国来救鲁国，到时您就跟吴国军队作战。”田常觉得很有道理，就同意了子贡的计策。
于是，子贡立即去见吴王。子贡对吴王说：“我听说称雄天下的霸主，是不允许有强敌来和它抗衡的，现在一个拥有万乘兵车的齐国，要征服一个只有千乘兵车的鲁国，来和吴国争高低，所以我为大王感到担忧呀。如果大王能够拯救弱小的鲁国，就是树立威信的好机会，不仅可以安抚四方的诸侯，还可以讨伐无道的齐国，威服强盛的晋国，好处是说不完的。大王何乐而不为呢？”吴王听完子贡的话，说：“你说得很好，但得等我先消灭了越国，再考虑你的意见。”子贡说：“越国的情况和鲁国差不多，吴国的强盛和齐国相等。现在大王把齐国放在一边去攻打越国，那么，鲁国一定会被齐国征服。进攻小小的越国而害怕强大的齐国，这不能算有勇气。真正勇敢的人不害怕困难，聪明的人不放过有利时机，如果按我说的做，您的霸业就成功了。如果大王对越国实在放心不下的话，请允许我去见越王，说服他出兵与您一起出征。这样既能控制越国，又能打着联合诸侯的名义去讨伐齐国。”吴王听了非常高兴，于是马上派子贡到越国去。
子贡来到越国，对越王勾践说：“我已经说服吴王救鲁伐齐，但他不放心越国，看来吴王要灭掉越国是毫无疑问的了。如果没有要报仇的意思，而让人怀疑你有这样的举动，那就太冤枉了；如果有报仇的决心而使对方知道了，这是不会成功的；事情还没有发生就让对方知道，这是很危险的。这三种情况都是办大事的祸患呀！”越王听后说：“我日夜想与吴王拼个死活，这就是我的心愿。”子贡说：“吴王为人凶狠残暴，大臣士兵都无法忍受他的欺辱，这种混乱的情况正是您报仇的好时机。现在您最好派兵跟他去打齐国，以表示对他顺从；把您最好的宝物献给他，以取得他的欢心；再用最谦逊的话语来奉承他，以表示对他的尊敬。这样，就会使他对越国放心，而去攻打齐国了。如果他打了败仗，对您也无害处；如果他打了胜仗，他必定乘胜向晋国进军，到那时我再去见晋君，说服他与您共同攻打吴国。这样，您的心愿就达到了。这就是圣人所说的以屈求伸的道理。”越王听了很高兴，就同意了子贡的建议。子贡立即回到吴国，向吴王报告了他说服越王的经过。过了五天，越王派大夫文种带领国内3000兵马去见吴王，还送了一些礼物。吴王很高兴，于是调动了九郡的军队和越军一起向齐国进攻。
子贡趁机到了晋国，对晋君说：“现在吴国和齐国就要开战，如果吴国失败，越国必然从中作乱；如果吴国打败齐国，必然向晋国进攻。”晋君听了很害怕，于是子贡便让他作好打仗的准备。晋君也接受了子贡的意见。
子贡回到鲁国。这时吴、齐两国正在大战，齐国惨遭失败，不出子贡所料，吴国接着向晋国进军，结果吴国被晋军打败。越王勾践乘机出兵袭击吴国，在离吴国都城七里的地方列开阵势，吴国与越国开战，结果三战三败，吴王最后兵败被杀。而鲁国则安然无恙。
司马迁后来写《史记》的时候，曾经对子贡这次出使，进行了精彩的评价：“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而子贡的策略，也恰恰是后来庄子所说的“示之以虚，开之以利”的道理。
然而，后世的很多英雄豪杰，却没有做到庄子所说的这些，而在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的遗憾。比如，三国时期的大英雄关羽，就是因为没有做到“示之以虚，开之以利”，最后导致兵败身亡。
赤壁之战后，刘备在与曹操的争夺战中，又取得胜利，并自称汉王。此时，镇守荆州的关羽受刘备胜利夺取汉中的鼓舞，决定北上取襄樊。当时，适逢天降大雨，大水泛滥，襄樊守将于禁的兵马被大水所淹，关羽便率领战船进攻，并将樊城重重包围住。对于关羽的咄咄逼人，曹操立即召集君臣商议，打算先暂时离开许都，以避开关羽的锋芒。
然而，就在关羽高奏凯歌时，东吴的势力却已经开始进行夺取荆州的策划。为迷惑关羽，孙权启用名不见经传的陆逊，负责偷袭荆州。陆逊到陆口（今湖北嘉鱼陆溪口）之后，向关羽写信，用非常谦卑的语气称颂他的功绩，关羽本来就有些自负，看到别人称颂自己，更是骄傲自满，而且毫无戒心，于是立即抽调本应留守荆州的部队，继续北上加强对樊城的包围。
这时，孙权又给曹操写信，与曹操达成短暂协议，联合出手偷袭关羽。曹操为让樊城的守军坚守阵地，故意把消息泄露出去，同时紧急调遣军队增援占据偃城的徐晃。而此时的关羽，本来应该迅速退守荆州，但他却自恃江陵、公安两地防守严密，不肯撤兵离去。
徐晃得到增援后，立即对关羽的包围圈发起猛烈的攻击，很快就打破樊城的包围圈。直到这时，关羽才选择撤退，但此时前去襄阳的路已经被断绝，而附近的守将则由于怨恨关羽平时的自高自大，都不肯发兵援救。
关羽知道自己已经孤立无援，便只好退守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孙权派人劝降，关羽伪装投降，要求吴军后退十里，自己则用幡旗做成人像，立在城墙上，然后逃遁。但孙权早已事先派朱然、潘璋切断关羽的退路。当关羽和他的儿子关平逃至章乡（今湖北远安县东）时，被潘璋的手下马忠擒获，并将关羽父子二人斩首。
关羽一直是三国时期大名鼎鼎的英雄，曾经用三十多人吓退曹操的五十万大军，并留下“千里走单骑”、“斩颜良文丑”、“过五关斩六将”等美谈。但由于他过于骄傲自大和轻敌，导致丢失军事重地荆州，随后又败走麦城，最后丢掉性命，实在可惜。如果关羽能够受到庄子这种智慧的影响，或许他还能够多活几年，而三国的历史也会因此而重写、改写。可惜，这也仅仅是我们一厢情愿的设想而已。
会装傻才容易成功
【原文】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
【大意】知道自己愚昧的人，并不是最大的愚昧；知道自己迷惑的人，并不是最大的迷惑。
庄子认为，一个人知道自己愚昧、迷惑，本身就是一种清醒，换句话说，用愚昧、迷惑来掩饰自己的才智，才是真正的聪明。
庄子的智慧不仅在于教我们如何通过现象看到本质，还在于教我们如何运用“道”来修炼自己，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自己的优势和实力，最后达到战胜对手的目的。而三国时期司马懿，可堪称为集道家和兵家精髓于一体的将才。
司马懿（179年—251年），字仲达，河内温县孝敬里（今河南温县招贤镇）人，三国时期魏国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其孙司马炎建立晋国后，他被追尊为晋宣帝，是晋朝的实际创始者。
司马懿自从追随曹操出战起，在军事上就提出过许多重大的建议，这些建议均显示出他在战略上的深谋远虑，有些建议的实施甚至对当时的天下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显示出他的进取之心和博大的胸怀。
虽然司马懿长于谋略，而且雄心勃勃，富于进取，决心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深受老庄道家思想影响的他，却始终保持低调，柔弱处下，甚至甘愿受辱。在与诸葛亮交锋的过程中，更是显示出他过人的智慧和忍辱负重的精神。
青龙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率蜀国10万大军攻魏，司马懿遵照魏明帝“坚壁拒守，以逸待劳”的指示，与诸葛亮相持百余日。诸葛亮数次挑战，司马懿均坚壁不出。诸葛亮无奈，便派人给司马懿送去“巾帼妇人之饰”，借此嘲讽司马懿胆小如鼠，无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诸葛亮的这一招，要是换做其他的魏国将领，肯定早就上当了。然而，“知雄守辱”的司马懿并没有上诸葛亮的“激将法”，仍然坚守不战，而且，为平息部下不满情绪，司马懿故意装怒，上表魏明帝请战。明帝不许出战，并派骨鲠之臣辛毗杖节来做司马懿的军师，以节制他的行动。以后，只要诸葛亮一来挑战，司马懿就故意要带兵出击，辛毗杖节立于营门，司马懿便“无法”出兵。不久之后，诸葛亮就病故于五丈原军中，蜀军随之撤兵。
司马懿晚年时，由于在朝中受到曹爽的排挤，便称病不出。但是，曹爽对司马懿仍不敢掉以轻心。有一次，司马懿闻听曹爽的心腹李胜要来探望他，司马懿便拥被卧床，并佯装耳聋，言语哽噎，声嘶气喘，做出一副病危的样子。曹爽料想司马懿将不久于人世，遂对其放松，并放心无忧地率领大小官僚随驾畋猎。然而，曹爽一出城，司马懿便立即发动兵变，夺取兵权。至此，魏国由司马氏掌权，并最终建立晋朝。
就用兵而言，司马懿显然是远逊于诸葛亮的；就政治背景而言，与曹爽相比，司马懿也明显处于劣势。但司马懿真正高明的地方在于，他能够做到柔弱处下，避其锋芒，大智佯愚，等待时机，终于后发制人。这正是由道家的思想熏陶出来的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同时也揭示出“道”的真谛是极富智慧的。
被日本商界称为“经营之圣”的稻盛和夫，是世界上唯一缔造两个世界500强的企业家。
1959年，稻盛和夫用300万日元创建京都陶瓷公司，当时公司只有26名职员。然而，稻盛和夫硬是与二十多名员工一起摸爬滚打，到年底时竟然为公司盈利316万日元。从此，他便一发不可收，在商场中冲锋陷阵，经过40多年的奋斗与拼搏，终于把京都陶瓷公司建成多元化的集团公司，集团生产集电子组件、半导体部件、手提电话、打印机、照相机为一体，并迅速跻身于世界500强的行列。
对于自己所取得的这些辉煌的成就，稻盛和夫这样总结道：“我赤手空拳创业至今，仅仅40年的时间，就取得这样的发展，那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超群的才能，正是由于我始终忠实地信守了我所说的经营原则，才使我们的事业有了今天这样的空前发展，除此之外，我不知道用什么解释这让人难以相信的成长和发展的事实。”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稻盛和夫还大胆地披露自己的隐私和丑闻，而且字字句句均是他自己亲口说出来的。比如，在上小学时，在上学的路上他曾经恶作剧地用小木棍挑女同学的裙子；在战后的混乱时期，曾经偷偷摸摸地从木材商店偷窃木材；创业初期，曾经因为偷税逃税而被税务局罚款并警告。对于这些隐私和丑闻，要是换做其他的企业家，除了极力掩盖和回避，又有谁会愿意将这些糗事向自己的员工说出来呢？不明就里的人，可能还会说稻盛和夫是个大傻瓜呢！但是，这恰恰是稻盛和夫真正聪明的地方，而他采用的也正是一种“开明管理”的方式，因为他这种勇于解剖自己的胆识，让他与员工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不少，并让员工觉得自己的领导也不是完人，是可以亲近的。在这种感觉的潜移默化下，无疑增进上下级的心理融合度，从而达到规则透明、一动而全动、一呼而百应的目的。
稻盛和夫之所以能够在激烈的现代商战中取得节节的胜利，当然与他艰苦卓绝的奋斗分不开，但主要还是在于他能够领略到庄子思想中“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的精髓，并将这种思想运用到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当中。正是道家的思想，促使稻盛和夫谱写出一曲经典的商战之歌。
做人不可太张扬
【原文】彼正而蒙己德，德则不冒，冒则物必失其性也。
【大意】各人自我端正而敛藏自己的德性，德行也就不会冒犯别人，如果德行冒犯他人，那么万物就会失去自己的本性。
庄子认为一个人无论德行有多高，功劳有多大，都要学会收敛，不去冒犯他人，这样才能保护好自己，并广结善缘。如果认为自己有了功劳就骄傲自满，恃才傲物，不可一世，就会成为人们攻击的对象，甚至会因此而身败名裂。在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比如大汉功臣韩信的下场，就是最为典型的案例。
韩信，一个创造了“将百万之兵，战必胜，攻必取”的战争神话的传奇人物。他曾涉西河、虏韩王、擒下悦、下井陉、破赵下齐，与刘邦用十面埋伏的计策逼得项羽自刎乌江，即使用“功高天下，略无出世”来形容他也毫不过分。然而，这样一个为汉朝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最终却未能寿终正寝，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韩信的悲惨结局呢？
大凡稍微了解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韩信一生英雄，但最后却死得很惨，而且是死于妇人之手，实在令人叹息。或许有人会说韩信之所以没有得到善终，是因为他参加了叛乱。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细读历史，就会发现，韩信之死与叛乱无关，倒是与他的为人处世有关。
公元前201年的时候，有人告韩信谋反，刘邦根本就不相信，但他还是征求将领们的意见。结果那帮文武大臣都说：“赶快发兵，把他抓起来活埋算了。”刘邦沉默了一阵，然后问陈平。陈平说：“要是发兵打仗的话，韩信不容易对付，得用个计策才行。”结果刘邦用陈平的计策把韩信给抓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韩信非常不得人心，文臣武将都不喜欢他。而刘邦对韩信的态度一向有点暧昧，一方面很欣赏他，爱惜他，一方面又担心他起来造反。从刘邦内心来说，他不希望韩信造反，他也不愿意杀掉韩信。所以他在询问下属的时候，不见得一定对韩信怎样，只是想看看大家的态度。但是大家不约而同地要求杀掉韩信。由此可见，韩信的人缘是多么糟糕了。
韩信被抓以后，刘邦由于爱惜他的才干，并没有杀他，只是贬了他的爵位，从楚王变成了淮阴侯。按说死里逃生，韩信应该吸取教训，不要过于张扬，而是要低调一点，谨慎一些。但是，韩信却依然故我，并没有任何的收敛。
有一次，刘邦和韩信闲谈。刘邦说：“韩信啊，你觉得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带多少兵呢？”韩信说：“皇上最多能带十万人。”刘邦又问：“那你能够带多少兵呢？”韩信回答：“我嘛，当然是越多越好了。”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刘邦最忌讳的就是韩信善于打仗，我只能带十万，你却越多越好，那天下的兵都给你带了，我这个皇帝还怎么当啊？作为一个“戴罪”之身，居然对皇帝说出这么犯忌的话来，可见韩信是多么的骄傲了。
还有一次，韩信去看望樊哙。我们都知道，樊哙是鸿门宴的重要人物，也是大汉王朝的将军之一，同时还是刘邦的妹夫，也算是一个显赫的人物。这个时候，樊哙的位置已经在韩信之上了，但他还是毕敬毕恭地接待了韩信，口称臣子，以大王的礼节待之，可以说已经是很给韩信面子了。但韩信居然对樊哙说：“想不到我活着竟然要和你这样的人为伍。”这样的态度，就算是脾气再好的人，听了也不会高兴的。
后来，韩信被吕后诱杀。这个主意就是丞相萧何提出来的，包括骗韩信到朝廷都是萧何一手操办的。我们都知道，萧何对于韩信是有知遇之恩的，可以说韩信就是萧何一手提拔起来的，但这样一个人也出卖了韩信。可见，韩信在做人方面实在是太失败了。
韩信被杀时，刘邦还在外面带兵打仗，并不知情。等刘邦回朝得知这个消息后，既欣喜又惋惜。欣喜的是心头之患终于解除，从此不必担心了；惋惜的是这样一位杰出人才，从此再也不能为自己服务了。
实际上，即使吕后不杀韩信，刘邦也不杀韩信，但以韩信恃才傲物的态度和到处树敌的行为来看，他的结局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在为人处世方面，凡是本事越大的人，就应该越低调一些，谨慎一些。毕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只要稍不注意，就会落入他人设下的圈套，成为末路英雄！
小事糊涂，大事精明
【原文】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大意】那些圣人之道，就是治理天下的利器，是不可以拿来明示于天下的。
庄子认为国君用来治理天下的利器，是不能随便让他人知道的，这样才能统治好天下。因此，真正聪明的人在小事上都很糊涂，但在大事上却毫不含糊。
吕端是宋太宗年间的宰相，此人学士出身，肚子里有不少墨水。虽然经历了五代末期的天下战乱，人情世故历练不少，但仍是满身读书人的呆气，似乎是个十足的糊涂宰相。有人为此说吕端糊涂，可宋太宗赵光义却偏偏认为他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决意任命他为宰相。后来赵光义病重，宣政使王继恩害怕太子赵恒太过英明，做了皇帝以后会对他们这一党不利，于是串通了参知政事李昌龄、都指挥使李继熏等，密谋废掉太子，改立楚王为太子。此时，吕端到宫中看望赵光义，赵光义已经快不行了，吕端发现太子却不在旁边，就怀疑事情有变，其中很可能有鬼，便在手板上写了“大渐”二字，让心腹拿着赶快去催太子尽快到赵光义身边来，这个“渐”字的意思就是告诉太子皇帝已经病危了，赶紧入宫侍候。
赵光义死后，皇后让王继恩宣召吕端，商议立谁为皇帝。吕端听后知道事情不妙，他就让王继恩到书房去拿太宗临终前赐给他的亲笔遗诏，王继恩不知是计，一进书房便被吕端锁在房中。这时，吕端便飞快来到宫中。
皇后说：“皇上去世，长子继位才合情理，现在该怎么办？”意思很明显，皇后想立长子赵元。吕端立即反驳道：“先帝既立太子，现在先帝刚刚驾崩，我们怎么就可以立即更改圣命呢？”皇后听了无话可说，只好认了。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吕端仍不放心，他要眼见为实，太子即位时，吕端在殿下站着不拜，请求把帘子挂起来，自己上殿看清楚，认出是原先的太子，然后才走下台阶，率领大臣们高呼万岁。
吕端事先能明察阴谋，有所防范；事中能果断决策，出奇策击破奸计；事后又能眼见为实，不被现象迷惑，不仅明智，实在是功夫老到。在皇位继承的关键问题上，吕端的“精明”体现得淋漓尽致。
“小糊涂，大精明”无疑是成大事的一大智慧，但假若相反的话，“小事精明，大事糊涂”，那就坏了，事情非搞砸不可。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首批“封王”中最年轻的军事将领，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他同杨秀清、韦昌辉等同为洪秀全的重要辅臣。在天京事变中，他又支持洪秀全平定叛乱，成为洪秀全的首辅大臣。之后，洪秀全隐居深宫，将朝政全权委托给无能的洪氏兄弟，以牵制石达开，矛盾日益激化。
从当时的情形看，解决矛盾的最好办法是诛洪自代，形势的发展需要石达开那样新的领袖。但石达开尽管在战场上战无不胜，在为人处世上却连个小学生都不如，他患得患失，斤斤计较，满口仁慈、信义，害怕落个“弑君”的骂名，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成就大的事业。
1857年6月2日，他选择率部出走，认为这样既可继续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进行从事推翻清朝的活动，又可以避开和洪秀全的矛盾。
石达开率大军到安庆后，如果按照他原来“分而不裂”的初衷，本可以安庆作为根据地，向周围扩充，在鄂、皖、赣打出一个天地来。安庆离南京不远，还可以互为声援，减轻清军对天京的压力，又不失去石达开原在天京军民心目中的地位。这是石达开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但是，石达开却没有这样去做，而是决心和洪秀全分道扬镳，彻底决裂，舍近而求远，去四川自立门户。
石达开大事犯糊涂，致使决策错误，所以他虽然拥有20万大军，转战江西、浙江、福建等12个省，震撼半个南中国，历时7年，表现了高度的坚韧性，但最后还是免不了一败涂地。
1863年6月11日，石达开部被清军围困在利济堡，谋士曹卧虑献策决一死战，而军辅曾仕和则献诈降计，石达开接受了诈降。他想用自己一人之生命换取全军的安全，这又是他的决策失误，再次在大事上犯糊涂。此时，清军采取措施，把石达开及其部属押送过河，把他和两千多解甲的将士分开。这一个举动，顿使石达开猛醒过来，意识到诈降是多么的愚蠢，暗自悔恨时，已经来不及了。
石达开被押过河后，“舍命全己军”的幻想已经彻底破灭。此后他的表现倒也十分坚强，起先，清将骆秉章对他实行劝降，石达开严词以对，说：“吾来乞死，兼为士卒请命。”然而，已于事无补了。
回顾石达开的失败，主要是人事决策的错误，大事犯了糊涂。其根源是他对分裂后的前途缺乏信心。因为太平天国能打仗的名将几乎都不响应石达开的出走。他邀英王、忠王一起行动都被拒绝；赖汉英、黄文全、林启容等战将也不愿跟着石达开出走。此外，石达开出走的目的不明确，政治上、军事上都没有提出新的构想，只是被动地常年流动作战。他想用不分帜来表示他对太平天国的忠心，但他出走的实际行动却是十足的分裂。这种不分帜、不降清、不倒戈的“忠义”形象和他出走“天京”的实际行动大相径庭，这种拖泥带水、患得患失的行动，决定了石达开走后不可能成就什么大事业。
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并不是认为可以随波逐流，不讲原则，而是说，对于那些无关大局、枝枝蔓蔓的小事，不应当过于认真，而对那些事关重大、原则性的是非问题，则要有自己的主见，这样才能够成就自己的一番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