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过金融危机之后，才二年多的时间，日本又被卷入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以军部法西斯为主的法西斯势力异常猖獗起来。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走上了战争和法西斯化的道路。日本先于德国，成为两大战争策源地之一。
在这一过程中，明治年间确立的统治体制的消极面充分暴露出来，并且开始恶性发展。这是日本成为主要的战争和法西斯国家的根源。法西斯军部及其支持者企图以战争和法西斯化来挽救日本帝国的衰颓，实际上反而使日本帝国走上了自取毁灭的不归路。
昭和恐慌：“世态混沌莫测。”
日本虽然度过了金融危机，但仍然受困于毫无起色的经济萧条。1929年10月，在高唱将永远繁荣的美国，纽约股票市场全面崩溃。一场空前的经济大危机席卷全球。
1930年1月，经济大危机波及日本，首先是对美输出为主的生丝价格下跌，接着危机扩大到各个部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着不景气的报道：“海外市场阻滞，国内市场惨淡”；“诸般股票连日下跌，股市呈现一片大混乱”；
“全国八成缫丝厂，不付女工工资”；“劳资纠纷破纪录”；“工厂断然整顿，工程师被解雇”；“小学教员极度恐惧，全国二万人遭解职”；“青年法学士数人，求当监狱门卫”；“要命的不景气，米消费量大减”；“茧价低落，大米丰收，农村减收六亿元”；“租佃争议蔓延全国”；“小学儿童不带（中饭）饭盒者激增，失业知识分子子女占大部”；“农村小学缺食儿童，远远超过都市”；报上还登着照片：背着书包的儿童，啃着大萝卜充饥。这些是无数报道中的点滴摘录，由此可见一般。日本的这场经济大危机，史称“昭和恐慌”。
大危机中日本工业生产的下降幅度，与美、德等国相比要小得多。这是因为日本在20年代没有出现美、德那样的经济繁荣，而且又立即借助发动侵略战争等手段，使危机未达最低点就被中途阻止了。但是，对日本最休戚相关的对外贸易缩减极大，与1928年相比，1930年出口减少了近五分之一，1931年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五。国内外市场缩小导致物价猛跌，1928～1930年，日本物价跌幅达32.3%，而美国为11%，德国为19.1%，法国20.8%，英国30.8%，日本居列强首位。可见日本是遭受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在日本国内，受危机打击最厉害的，是比较落后而又深刻卷入国内外市场的农村。生丝出口大减，农户门口成堆的蚕茧无人问津。大米跌价，偏偏1930年是个特大丰收年，米多价更贱，连成本都难以收回。农户普遍无钱交税还债，有些农村整村找不出一元现钱。许多工人尚未割断与农村的联系，铁路两旁失业回乡工人的蜿蜒长队望不到头尾。失业工人的回乡，加重了本就难以自保的农村的负担。1931年却因灾害而大范围歉收，东北各县尤为严重，饥民遍野，农民被逼上了绝路。反映农村凋敝破败最为突出的现象，是大量缺食的小学儿童和盛行买卖妇女。以后者来说，据1934年8月东北六县官方调查统计，卖身到城市当艺妓、娼妓、陪酒女郎、女招待的有2万多人。有的村公所前公然摆放着大招贴：“欲卖女儿，请到本洽谈所”。
大危机年代，日本的社会结构受到冲击。注重群体、归属群体是日本社会的传统特征，是人们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在农村和中小工商企业，以家族主义为基础的集团观念长期延续，根深蒂固。20世纪初，这种传统观念进一步同现代大企业相结合，钟渊纺织会社带头推出家族主义、温情主义的经营方针。大企业相继在“一社（会社）一家”、“一厂一家”的口号下，实行终身雇佣制和其他有关措施。政府也在城乡大力提倡阶级合作、劳资协调、邻保互助。但是，经济大危机空前地震撼了原来的群体结合。劳资纠纷激增，连一向因推行家族主义而自夸“无（劳资）争议”的钟渊纺织会社，也发生了一万工人反对降低工资的大罢工。农村共同体的裂痕扩大了，租佃纠纷增多加强，大正年间相对平静的东北各县，也成为纠纷多发地带。
大危机造成的社会经济混乱，传统社会结构的动摇，不论对统治上层还是对中下层，都使他们怀有极大的失落感和恐惧感。当年《文艺春秋》杂志曾作过一次民意调查，向职员、学生、工人、职业妇女等询问“对现代世态有何看法？”
人们的回答普遍极度悲观。有的认为：“现代世态混沌莫测，社会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焦热地狱”；有的认为：“这是一个生活上、思想上都失去了根基的不安时代”……
昭和恐慌如此严重，除了日本经济本身比较脆弱，还因为受到政府财政金融政策失误和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双重打击。一次大战后，在欧美和日本，一股怀旧心情笼罩着财政经济界。人们特别关切大战时中止的金本位制的重建，把它看作恢复和保持经济稳定的支柱。1919—1928年，美、英、比、意、法先后恢复了金本位制。日本因为关东震灾、金融危机，回归金本位制的打算一再被延误。这确有某些负面影响，如汇率、金融不稳定，难以开展国际借贷，不利于财政、工业和外贸。但是，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早已指出，现代经济、交换的规模已经极为庞大，金本位制不再适应经济运转的需要。
1929年7月，民政党滨口雄幸内阁上台，井上准之助任藏相。井上战后曾出任藏相，是日本最著名的财政家之一。他不听国内外的不同意见，仍把金本位制当作振兴经济萧条的唯一法宝，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重建。当美国经济危机已经确定无疑的时候，内阁却心存侥幸，于11月宣布将于明年1月11日恢复金本位制，提高日元比值。为此，立即紧缩财政，收紧银根。结果市场疲软，外贸萎缩，工业生产大滑坡。井上到处呼吁人们咬紧牙关，渡过暂时困难。当经济大危机已经向各国蔓延时，日本仍按原定日期实行金本位制，允许黄金出口。不久，世界经济大危机波及日本。这真是雪上加霜，双重打击使日本社会经济坠入灾难的深渊。1929—1931年，日本的黄金外汇储备从13亿4300万日元减少到5亿5400万日元，已降到绝对贫困线，低于货币发行保证金的数额。正如财界人士所批评的，井上的做法“好比向着暴风雨打开窗户”。一位著名财政家，因为思想守旧，却犯了一个绝对低级的错误。这件事成了嘲讽政党政治无能的一大笑柄。
同时，列强之间的矛盾、争斗也在激化起来。美英与日本之间在中国的争夺，扩大到日本的势力范围——中国东北。20年代末30年代初，美国花旗银行在中国东北设有分行和27个支行，美孚石油公司的代销处扩大到350个。美英资本还同日本展开了争夺中国东北港口、铁路控制权的斗争。这时币原喜重郎再任外相，协调外交面临严峻挑战。
另外，滨口内阁为了紧缩财政，在1930年1～4月伦敦裁军会议上，不顾海军强硬派的反对，接受了美英提出的舰只吨位比率，签订了条约。强硬派要求日本对美国的比率是百分之七十，条约规定总比率是百分之六十九点七五。军部、政友会和右翼势力猛烈攻击滨口内阁，指责内阁不顾海军的意见而签约是“侵犯统帅权”。由于内阁的坚持，条约虽然获得批准，但反对势力并未甘休。11月14日，在东京火车站，滨口首相遭到右翼团体爱国社成员佐乡屋留雄的袭击，被手枪击中下腹部。次年4月，滨口因重伤久治不愈而辞职，民政党的若槻礼次郎继任首相。8月滨口去世。
各种法西斯势力趁恐慌、动荡的年代，走出蛰伏状态，纷纷行动起来。1933年底，各种法西斯、半法西斯右翼团体共达501个。最严重的威胁，是军部法西斯和其他好战势力一起，把日本拖上了侵略战争的道路，以及激进法西斯的恐怖活动。
“先外后内”：“九一八”事变
日本陷入经济大危机后，在法西斯势力之间，主要在陆军内部，发生了“先内后外”还是“先外后内”的争论，即为了摆脱危机，是先发动军事政变，建立法西斯统治，再进行对外战争，还是先挑起对外战争，然后借助战争推动国家法西斯化。
在滨口被刺之前，1930年夏天，以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为首，陆军中央部分中佐以下的军官成立了法西斯组织樱会，成员扩大到100多人。它的宣言认为，政党政治的腐败无能是国家的主要祸根，要求树立“真正以天皇为中心、活泼明朗之国政”，重振对外“积极进取之气魄”。它的纲领宣称：“本会以实现国家改造为目的，为此而有必要时，不辞使用武力。”也即主张“先内后外”。樱会与大川周明等民间法西斯相勾结，得到陆军次官、参谋次长等人的支持，准备在1931年3月20日发动军事政变。他们计划在这一天挑动1万工人示威，冲击议会，然后出动军队包围议会，迫使滨口内阁辞职，成立以陆相宇垣一成为首的军政府。政变计划曾交宇垣一成过目。
但是，陆军中央的实权派、一夕会的永田铁山、冈村宁次、石原莞尔等人坚决反对樱会的政变计划。石原莞尔在《满蒙问题之我见》（1931年5月）中，力言“先内后外”之不足取。他指出，“发生战争时，我国的现状难望举国一致，令人十分忧虑。因此，以国内改造为首要的意见，看来似乎极为有理。其实，所谓内部改造也极难举国一致，反使政治安定需经相当岁月，令人不胜惶恐。”即使政治安定完满实现，“我国经济力量将一时大受削弱”。石原接着写道：“历史告诉我们，如果确立战争计划，并使资本家相信我能获胜时，迫使现政权执行积极方针，决非不可能。尤其是战争初期的军事成功，可使民心沸腾，团结一致。”因此，石原的结论是：“根据我国的国情，不如迅速驱使国家向外发展，中途伺机断然实行国内改造，更为适当。”石原讲得很清楚，唯有“先外后内”才适合日本的国情。的确，明治以来的历史一再表明，对外战争必将实现日本的举国一致。
由于永田等实权派的反对，樱会的计划也不落实，宇垣发生动摇，“三月事件”的政变阴谋流产。同时，以一夕会为主，军部策划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阴谋，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早在1929年5月，在一夕会成立的首次会议上，作出了三项决议，其中之一就是：重点在于解决满洲问题，即武力占领中国东北。这也是二叶会、木曜会多年讨论的结论。一夕会等继承了原先的大陆政策，把夺取“满蒙”作为侵华战争的第一步。不过在旧政策的基础上，赋予了新的含义，即把武力占领“满蒙”与准备总体战结合起来。一来是企图夺取中国东北的资源，使日本能够自足自给，具备进行总体战的国力；二来是在中国东北挑起战争，把国家拖上战争和法西斯化的道路，促使加快建立总体战体制。永田铁山认为，占领“满蒙”之后，首先是解决“中国问题”，即占领整个中国，然后与英美决战。石原莞尔提出，“如以全中国作为根据地，加以充分有效的利用，就能持续进行二十年、三十年战争”。
前面提到，1928年二叶会成员河本大作策划炸死张作霖，关东军企图乘机占领中国东北，但未能得逞。1929年冈村宁次任陆军省人事局补任课长，1930年永田铁山任军务局军事课长，两人联手合作，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安排。一夕会的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被派往关东军，分别任高级参谋和作战主任参谋，策划“武力驱逐张学良”，占领东北。日本陷入经济大危机后，一夕会加紧准备在中国东北动武。这时除了前述原有打算，也是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转移国民视线。1930年底，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一夕会的根本博、中国课课长重藤千秋（曾参与一夕会关于“满蒙问题”的讨论）、永田铁山相继视察了关东军，并与板垣、石原等密谋。
为了引起民众的关注，把他们的视线从内政问题转向对外扩张，一些少壮军官很想提出一个简明、响亮而极具煽动性的口号，但他们绞尽脑汁仍一无所获。1931年1月，曾任南满铁道会社副总裁的松冈洋右，在议会上代表政友会发言，猛烈攻击民政党的协调外交是“软弱外交”，说什么“满蒙问题是有关我国存亡的问题”，满蒙是“我国的生命线”，是“我国国民的生命线”。他的话马上成为一句口号，掀起了“满蒙是日本生命线”、“死守满蒙生命线”的阵阵喧嚣。这是山县有朋所谓朝鲜是日本“利益线”的继续和扩大，更能蛊惑人心。同时，关东军和日本有关方面一再制造事端，如铁路交涉案、万宝山事件、中村大尉事件，造成东北的紧张局势，大嚷“满蒙危机”，在日本国内一次又一次地煽起反华情绪。
6月，在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的主持下，军部中央的永田铁山等五课长开会，拟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决定必要时“采取军事行动”，要求以一年为期，争取国内外的“谅解”。8月初，若槻内阁的陆相南次郎在师团长会议的训示中，要求军队对“满蒙问题”“随时准备尽军人的天职”。政友会在各地举行集会，鼓吹“打破软弱外交”。政友会干事长森恪公然宣称，处理日华关系和满蒙问题“必须有待国力之发动”。民政党内阁虽然尚未最后抛弃“协调外交”，但唯恐在排外反华煽动中落后，总裁兼首相若槻在民政党大会上说，为了保卫满蒙权益，国民应准备“不惜任何牺牲，勇敢奋起”。贵族院各派也在商议“满蒙问题”的对策。总之，对于日本统治集团来说，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已定，只是时间迟早而已。
经过精心策划，9月18日夜晚10时20分，在沈阳城以北2.5公里的柳条湖，由精通爆破的工兵中尉河本末守亲自操作，“轰”地一声炸断了一侧的一段铁轨，长78.74厘米（一说150厘米），不妨碍火车通行。此处距中国驻军的北大营800公尺，早已埋伏在附近的日军大喊“北大营中国兵炸毁铁路了！”向北大营发动进攻，安装在日军兵营中的两门榴弹炮也轰击北大营。爆炸后10分钟，一列客车在爆**略为颠簸一下，利用惯性安全通过，后来日本军车也通行不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接到报告，立即命令关东军全线出击。当夜日军攻占沈阳城，19日关东军占领南满铁道沿线各个要地。
关东军的行动很快得到军部中央的支持，军部要求增兵中国东北。21日，关东军扩大军事行动，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擅自派兵越过鸭绿江，入侵中国国境，支援关东军。在军部的强烈要求下，内阁承认越境出兵，并批准了所需军费，这也获得了天皇的敕准。24日内阁发表声明，宣布了“不扩大”方针，但又强词夺理地认为关东军“有必要先发制人”，宣扬侵略有理。日本统治集团并不反对已经开始的侵略战争，只是其中一部分人担心军部一意孤行，将招致同美、英、苏的冲突。实际上内阁总是跟在关东军和军部之后亦步亦趋，一次接一次地承认既成事实。所谓“不扩大”，只起了欺骗国际舆论，为侵略战争打掩护的作用。
1932年1月，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全境。天皇发布敕语，赞扬关东军克制众敌，“使皇军之威武传遍日本国内外。朕深嘉其忠烈”。同月，日军又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3月1日，关东军导演成立伪满洲国，二叶会成员、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是主要的炮制者。6月，贵、众两院全场一致通过决议，承认“满洲国”。
各个方面通力合作，在国民中煽动战争狂热。在经济界，商工会议所首先宣布支持军部的行动，日本工业俱乐部、日本经济联盟等团体相继步其后尘。驻各地的师团和在乡军人会是煽动战争的急先锋，他们大量印发宣传品，四出举行演讲会，把战争煽动扩散到各个角落。大小报社利用报纸、号外、图片、电影，竞相进行排外新闻战；132家报社发表支持“满洲独立”的联合宣言。社会民众党、劳动总同盟、社会大众党先后倒向军部。由于各方面的大肆煽动，每当部队出发时，欢送的人群把车站、码头挤得水泄不通。在各个町村，人们向守护神祈祷“皇军全胜”、“武运长久”。
只有人数不多的日本共产党及其领导和影响下的左翼、进步团体，英勇无畏地开展了反战集会、示威等活动，不少知识分子也投身反战、反法西斯斗争。据官方统计的反战反军活动，1931年1905次、1932年2437次，1933年1694次。1933年，文化界人士集会抗议希特勒焚书、摧残进步文化，并组成350多人的学艺自由联盟；知名作家秋田雨雀等百余人在东京召开了“远东和平之友”成立大会。但是，反战力量和人士遭到当局的镇压或压制，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泛滥全国的排外狂潮之中。
一夕会的“先外后内”得到有效实施。日本从此走上战争和法西斯化的道路，并且越走越远，也越来越走向衰败。
“清君侧”和扼杀政党政治
樱会的“三月事件”失败后，桥本欣五郎和大川周明并不甘心，他们和50多名青年军官组成小樱会，计划于10月发动军事政变，奏请天皇授命建立军政府。但这次政变再次流产。
三月事件、十月事件虽未得逞，可是有关消息传开，对政界产生了压力，迫使政党内阁进一步跟着军部走。更重要的是，给激进法西斯势力壮了胆、鼓了气，正如大川周明所说，从两次事件中清楚地看到，“甚至高级军官也对政党政治不满，有意于改造日本”。这两次事件和“九一八”事变极大地激励了法西斯势力，激进法西斯运动肆无忌惮起来。1930～1936年，共发生法西斯恐怖暗杀事件17起，武装政变、暴乱或相关阴谋事件5起。
“清君侧之奸”是这些法西斯势力的共同指导思想，其主要矛头指向财阀和政党内阁，认为是这些“君侧之奸”阻隔在天皇与国民之间，使国民不能普受天皇的恩泽。“清君侧”思想在日本早就存在，在法西斯势力中，“清君侧”是与天皇中心主义、天皇平等主义相关联的。
九一八事变后，激起法西斯恐怖、暴乱的一个直接原因，是抢购美元事件。前面提到，1930年1月日本恢复金本位制，可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英国停止金本位制。人们感到日本也即将跟进，于是发生抢购美元的投机风潮，三井、三菱、住友财阀，各银行、大商社及信托、保险、证券会社，到10月15日止向日本银行购入的美元相当于5.1亿日元。12月若槻内阁辞职，政友会犬养毅内阁上台，立即宣布停止金本位制。于是，日元对美元的比价大跌，美元升值了三分之一多，抢购美元者轻易发了大财。报纸上、右翼的传单上，纷纷攻击财阀、资本家“大发国难财”，指责政党内阁与财阀、富豪狼狈为奸，坑害国家。在这一事件中，藏相井上准之助首先难辞其咎。
在财阀中，三井购进美元最多，成了众矢之的。据后来三井方面的说明，三井银行购进大笔美元，并非为了投机，而是外汇业务上确有需要，三井被误会了。不过人们对三井不满，不仅仅是由于误会。一是贫富悬殊引起的不满，而且日本财阀不同于西方富豪，聚敛了钱财极少关心慈善事业，人们对财阀普遍抱有恶感，三井作为最大财阀当然首当其冲。二是财阀处处与民争利，盘剥民众，三井特别严重。日本最大的贸易公司三井物产在全国各地遍设分支、代理机构，把它的势力伸向各地城乡；通过提供原料、贷款，包揽其他企业产品的“一手贩卖权”；想尽办法剥削城乡居民，凡是有钱可赚的，不管利润厚薄，小到鸡蛋、鸡饲料和耘田袜，什么买卖都做，不惜与中小商人争利。三井与中下层之间存在广泛的利害纠葛，不可避免地成为众矢之的。
1932年2月9日晚，在东京本乡区的驹本小学，将举行民政党成员驹井重次的竞选演说会。前藏相井上准之助乘小汽车前往支援驹井，车子开到小学后门口，井上下车刚走了几步，人群中闪出一个穿和服的青年，用勃朗宁手枪朝他背部、腰部连击三枪。井上被送到医院，没几分钟就死了。凶手当场被捕，名为小沼正，22岁，茨城（在东京东北）乡下人。
当警方还在进一步侦查这一案件时，3月5日将近中午，三井合名会社（三井财阀总公司）理事长团琢磨坐车来到三井银行南门。银行仆役为他打开门正想进去时，躲在门内的一个青年突然上前，朝团的胸部开了两枪。团被抬到楼内抢救，不久就咽气了。凶手名菱沼五郎，当场被捕。他也是茨城乡下人，铁道学院毕业生，因求职无门而回乡，用的也是同一型号的手枪。
警方断定有一个暗杀团伙，很快逮捕了几名同伙，团伙头目井上日召被迫自首。井上日召是在中国闯荡了十多年的大陆浪人，1921年回国，看到“极左翼（指革命力量）大逆不道，劳动大众趋向赤化，领导阶级凶暴而又不能醒悟，所见所闻，憎恶至极”。他皈依佛教，去茨城乡下任立正护国堂主持。他结识了附近的小学教师和农村青年，和他们一起对照《法华经》，议论时弊和国家改造问题。日召让他们念佛坐禅，养成献身的虔诚心。他们一伙中还有东京、京都的几名大学生。此外，日召还结交了县内海军航空队的青年军官藤井齐等人，这些海军青年军官推崇北一辉的“改造法案”，信奉农本自治主义。他们两伙人多次一道讨论了国家改造问题。
十月事件后，两伙人本来打算一起发动武装政变，因为“一二八”事变，藤井等人被派往上海作战，于是改由日召一伙先行动。井上日召援引佛经中的“一杀多生”，组织“一人一杀”。他与同伙选定了20名暗杀对象，包括元老、重臣、政友会和民政党领导人、三井和三菱等财阀头目。第一批先杀五人，以惩诫统治集团，促使进行国家改造。若无效，再继续行动。不料阴谋很快破败，人称他们为“血盟团”。警方审案中发现了他们与海军青年军官的联系，但不知为何未追究到底。
5月初，上海日军被迫停战、撤军。藤井齐已战死，他的同伙在国内会合。他们以三上卓、古贺清志两中尉为核心，并联合其他人，拟定了政变计划。参加的人员是，海军中、少尉、准尉8人；陆军士官候补生11人；信奉农本自治主义的爱乡塾农民敢死队7人；血盟团残余分子1人。此外，大川周明等人为他们提供了行动资金和手枪。人数不多，但包括了海军、陆军、民间几个方面，特别是有农民参加，这是三上卓等人刻意拉拢拼凑起来的，企图以此表明政变行动代表了全体国民的意愿。
5月15日（星期天）下午，这伙军人在靖国神社集合，傍晚分三组乘租来的汽车出发。第一组9人由三上卓带领，乘车到达首相官邸，闯进去找到犬养毅，一起走到客厅。犬养坐下想同他们对话，一名军官喝道：“不用废话，射！”另一名军官立即打了一枪，犬养应声倒在身前桌上，三上卓再朝他的太阳穴补了一枪，犬养死亡，时年77岁。除此之外，三组人只是向内大臣牧野伸显的官邸门前、日本银行门口、政友会本部、警视厅投了一、二个手榴弹，打死打伤警卫等5人，路上撒了传单，然后就向宪兵队自首了。一名血盟团员晚上到三菱银行丢了一个手榴弹。农民敢死队的任务是破坏郊区6个变电所，造成市内黑暗混乱，但他们不知哪里是要害，胡乱破坏一下就溜走了，未达目的。“五一五”事件与其说是一次有计划的政变，还不如说是一场乱七八糟的暴乱，其目的仅仅在于对上层施加压力，以便打破、改变现状。散发的传单呼吁道：“让我们共同点燃昭和维新的火炬！”“以天皇的名义，屠尽君侧之奸！杀绝国民之敌现存政党和财阀！……”
血盟团的枪声和“五一五”暴乱，给统治上层和政局的震动极大。血盟团让上层人人自危，防弹衣供不应求。有人买到一件重近4公斤的防弹衣，送给年老瘦弱的犬养毅，首相夫人高兴得连声道谢，但是犬养还是未逃劫难。“五一五”事件进一步表明，政党内阁已经丧失了控制局势的权威，敲响了政党政治的丧钟。一向敌视政党的军部，立即利用了这一事件，陆军中央两次声明，反对政党内阁，要求成立举国一致内阁。已升任参谋本部情报部长的永田铁山向有关方面表示，“绝对排斥现在由政党担当之政治，如政党单独组织内阁，恐怕无人出任陆相”。一夕会的铃木贞一向西园寺的秘书原田熊雄提出警告：“如果内阁再次归于政党之手，将会反复发生第二、第三次事件”。
元老西园寺和政界上层屈服于法西斯恐怖暴乱和军部的压力，5月成立了亲军部的举国一致内阁，预备役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相。政党政治遭扼杀，才短短八年就一命呜呼了。
“国体明征”与高桥财政
通常称为“举国一致内阁”的，是斋藤实内阁（1932年5月～1934年7月）和冈田启介内阁（1934年7月～1936年2月）。两届内阁不到4年时间，这是进一步走向建立法西斯统治的过渡期间。
九一八事变开始了日本的法西斯化，主要表现是对外开始侵略战争，在内则是军部的地位、发言权加强，军部利用战争的压力，使内阁、议会跟着自己走。政党内阁被举国一致内阁所取代，标志着国家法西斯化的新进展。举国一致内阁是亲军部内阁，其中虽有二三名政党阁僚，不过是次要的陪衬角色；军部的政治发言权得到加强，斋藤内阁设立五相会议，重大国策首先由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和藏相进行讨论。
举国一致内阁期间，侵略战争从中国东北扩大到华北，1933年3月日本退出国联，决心一意孤行。在思想文化方面，法西斯压制扩大到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扩大侵略战争、推进法西斯化方面，有着一连串重大事件。这里要提出的，是“国体明征”运动和高桥财政。
政党政治被扼杀后，右翼势力和军部仍不罢休，还要进一步摧毁它的宪法学理论支柱——“天皇机关说”。1932年12月，大日本生产党、神武会、建国会、原理日本社等30多个右翼团体结成“拥护国体联合会”。1935年1月，拥护国体联合会散发小册子，指责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紊乱国宪”，掀起了“国体明征”运动。所谓“国体明征”即要求明确国体，维护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大权。2月，右翼议员江藤源九郎、菊池武夫分别在众、贵两院攻击美浓部，称他是“慢性谋反”的“学匪”。
多年公认的天皇机关说，忽然遭到口诛笔伐，这是国家法西斯化造成的反常现象。美浓部在贵族院会议上作了辩护，第二天《朝日新闻》报道说：“阐述得有条有理，全场肃然倾听。大约经过一小时的雄辩，当他离开讲坛时，贵族院响起了罕见的掌声。”
但贵、众两院还是通过决议，要求明确国体。在乡军人会发行15万册攻击天皇机关说的小册子。军部一再催促内阁表态。
昭和天皇表示，天皇机关说没有错。他对侍从长说：“日本这样的君国同一国家，不论怎么说，还是国家主权说比君主主权说为好。君主主权很容易陷于专制。”他还说：“我认为美浓部决不是不忠者。……毁掉那样一位学者是很可惜的。”可是，天皇的话没有透露出去，他也没有进行干预。这是为什么呢？天皇还讲过：“如果我们以思想和信念压抑科学，那么世界的进步就会停顿，可能进化论那样的科学就不得不被推翻。虽然这么说，并非思想、信念就不必要了。我想终究还是应该思想与科学并行。”天皇作为接受现代科学的生物学爱好者，懂得不能以信念抑制科学，可是作为保守的君主，他知道必须让非科学的思想、信念与科学并存。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
在危机、动荡和战争的年代，当信念与科学不能并存时，日本统治者宁肯要愚民的信念，以便树立天皇的绝对精神权威，用来统制国民。因此，军部、议会与右翼站在一起，讨伐天皇机关说。原来认为这是学术争论问题的内阁，不得不采取行动。美浓部的有关著作遭禁止，9月美浓部被迫辞去贵族院议员。8月和9月内阁两次发表“国体明征”声明，宣称“我国统治权之主体在于天皇，此为我国国体之本义，帝国臣民绝对不动之信念”，“所有政教百般事项，必须以万般无比之我国国体本义为基础，发扬其真髓”。
当年就有人指出，国体明征运动是一场“合法的不流血的政变”。政党政治不仅在政治上失势了，而且在思想、理论上被埋葬了，国体论被确定为唯一的不可触动的政治、思想准则。最可悲的是议会、尤其是政友会，后者企图乘机倒阁，竞对国体明征运动推波助澜。政友会在众议院提出决议案，敦促内阁“对于和崇高的国体势不相容的言论，应立即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众议院则全场一致予以通过。这是政党、议会的自毁自残，为国家法西斯化鸣锣开道。
另一对局势进展有深刻影响的，是高桥财政。高桥是清是著名的老财政家，曾四任藏相。犬养毅组阁，把年近80的高桥再请出来任藏相，收拾井上留下的烂摊子；高桥的绝大部分任职岁月是在举国一致内阁期间。高桥一上任就大刀阔斧地推行自己的一套财经政策。他宣称将先摆脱经济危机，10年内重建健全财政。
主要措施是，废除金本位制，改行管理通货制，大量增发纸币；放弃紧缩财政，大幅度扩大政府开支，包括支出巨额军费和投放政府投资、农村救济资金、社会福利资金，1931～1936年的正常和特别财政支出，从35亿日元膨胀到85亿日元；借助通货膨胀使日元大幅度贬值，促进对外倾销商品，同时提高进口关税，保护国内产业；增发公债，填补财政赤字，避免增税。这些措施促使经济很快回升、发展，1932～1936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6.1%，出口额年平均增长17.8%。最大的经济变动是实现了重工业化学工业化，从1933年起，重、化工业产值持续超过了历来居首位的纺织业产值。
高桥财政有点类似凯恩斯的主张和美国罗斯福新政，但也有明显的差异。
高桥财政的基本方针，是采取军事与经济兼顾的“中庸之道”，财政经济适应对外战争和扩充军备的需要，但又企图以不妨碍经济的恢复、发展为限度。但是，在军部可以独行其是、侵略战争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兼顾政策无法持久，实际上不得不向军事倾斜。何况高桥一再强调，军备是“外交”的“后盾”，必要时保证军费支出“比维持财政收支平衡更重要”。他甚至还认为，军费也是“生产性开支”，强调军费也可刺激经济。从而他一边口唱兼顾，一边向军部屈服、让步。1931～1936年，在正常财政支出中，军费从4.5亿日元增加到10.78亿日元，所占比率从30.8%增加到40.4%。
对于重工业的发展，从直接和间接效应来看，军需订货无疑是主要推动力；汽车、飞机制造业几乎完全是依靠军需才起步、发展起来的。大量军费源源不断的投入，保证重工业可以毫无风险地获得高额利润，一向态度消极的大财阀纷纷投资重工业。这为财阀与军部的联盟奠定了基础。
棉纺织品和人造纤维制品在全球范围的倾销，与巨额军费一起是经济回升、增长的两大支柱。大规模倾销把日本经济对国外市场的严重依赖性推向极端，而倾销越来越遭到世界各国的抵制，1934年宣布抵制的国家40个，1936年达到56个。于是，已经扩大的生产和急剧缩小的市场产生矛盾，促使资本家进一步倒向军部，把确保国外市场的希望寄托于军部的枪炮。
高桥是清在理财上确有某些新思路、新办法，但他犯了两个根本性的错误：企图以非经济的（扩大军需）和非正常的（对外倾销）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高桥财政虽然使日本摆脱了经济危机，但没有也不可能实现重建健全财政的目标，反而促使财阀、资本家倒向军部，促使国家和财政经济越来越向战争和法西斯化倾斜。
军部法西斯化和军财联盟
军部和财阀是当年日本的两大决定性力量。军部与财阀之间，一向基本一致。九一八事变后，军部的对外侵略战争与扩充军备，得到日产、日窒等新兴财阀的大力支持。新兴财阀是一次大战前后靠重工业化学工业起家的，主要是九一八事变后靠扩大军需而形成的。一批旧财阀是财阀的主流，通常讲到“财阀”，主要就是指旧财阀。他们不反对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但在同军部的关系上，一段时间并不十分协调一致。
旧财阀的投资以金融、流通领域以及轻工业部门为主；在重工业方面，除了三菱的造船等企业与军火生产直接有关外，主要是采矿、冶炼等基础部门。旧财阀可以从扩大军需生产中得益，同时凭借金融、贸易、轻工业方面的优势，借助日元贬值对外倾销，暂时可以应付危机，对于投资与军需有关的重工业一时还不太积极。高桥财政的军事与经济兼顾的方针，反映了财阀主流的暂时要求。此外，军部对政友会、民政党深感厌恶，而三井、三菱分别是它们的资助者、后台老板。
军部当局也一度对财阀不太友好。1931年12月，陆相荒木贞夫向外界说明陆军在“满洲国”的政策，宣称“绝对避免让资本家垄断其利益，某些事业要由国家直接经营”，对于财阀资本进入“满洲”采取排斥态度。关东军也作了类似声明。血盟团和“五一五”的枪声使财阀不寒而栗，荒木却一再为法西斯凶手开脱，说他们“手段不好，但其志可谅”，含沙射影地指责财阀。
军财关系的转折是在1934年，军部与财阀采取双向行动，密切接近起来。
到二三十年代，由于陆军大学毕业的中上层军官增多，他们来自四面八方，使得原来控制陆军的长州藩阀趋于衰颓。但是，由于军事思想的不同，又分为统制派和皇道派。统制派是一夕会的一些成员联合其他军官，于1932年形成的，主张全军服从军部中央的统制，先外后内、自上而下地推进“改革”，建立全面统制的总体战体制。其中心人物是永田铁山，主要成员有东条英机、武藤章、池田纯久、铃木贞一等；林铣十郎、梅津美次郎等将领、原一夕会的石原莞尔也带有统制派色彩。
与统制派不同，皇道派感到日本的军备和国力反正比不过美英苏，因而更为热衷于皇道精神。日本军队历来强调精神主义，十分推崇日俄战争时乃木希典的“肉弹战术”。皇道派继承了这一传统，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是有名的皇道派将领。荒木贞夫喋碟不休地鼓吹精神主义，甚至对人说：“国力不足，我们并不介意。何必要为物质之类的东西多费心机呢？”由于这种想法，他们容易受到社会上反财阀情绪的感染。同时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皇道派将领卖力地拉拢法西斯青年军官，同情、纵容青年军官反财阀的激进行为。
日本陆军在军部内占主导地位；在陆军内部，统制派得到多数中上层军官的支持。1934年1月，支持统制派的林铣十郎接替荒木任陆相。3月永田铁山升任军务局长，在陆军中仅次于陆相和次官，握有很大实权。这表明统制派在陆军和军部确立了支配地位。同年10月，陆军省新闻班出版发行了小册子《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统制派成员、政策班的池田纯久是它的主要起草者，后经永田军务局长审阅，又得到林陆相的批准。在起草时，还得到参谋本部的配合、认同。读完全文就可看出，它是统制派、也是陆军和军部关于建立总体战体制的纲领性文件。
打开这本小册子，冒头一句就是“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还说什么“国防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活力”（“国防”应读为“战争。”
），宣扬“战争万能”论。小册子的中心思想在于：要求实行一系列变革，重新“组织、经营国家和社会”，对“国家全部活力”实行“一元化综合统制”，建立总体战体制，也就是建立法西斯极权主义体制。统制派支配地位的确立和陆军小册子的发表，标志着军部法西斯化的完成，实现了一次大战之后开始的、从传统军国主义向法西斯主义的转化。
建立总体战体制不能没有以财阀为首的经济界的支持、合作。永田就任军务局长后，不顾社会上和激进法西斯厌恶、反对财阀的情绪，让下属出入财界的社交场所交询社和东京俱乐部，与财界沟通、联络，主动接近财阀。
在此同时，旧财阀也在逐步转向。团琢磨死后，三井银行负责人池田成彬执掌了三井的领导权，他后来回忆说：“怎样从当时的狂风大浪中保住财阀，是我进入三井合名的首要使命。”他说服三井家族，带头实行“财阀转向”，三菱、住友等财阀也随着采取类似行动。财阀转向首先是向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提供巨额捐款，并宣布财阀家族从第一线引退，以缓解民众的不满。同时，改善与军部的关系，如三井、三菱各向“满洲国”贷款1000万日元，还向某些军事设施，如军人会馆、海军参考馆提供捐款，向爱国恤兵金、帝国防卫费等项目捐款。三井、三菱还开始有意疏远两大政党。
财阀转向主要是改组其产业基础。财阀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大规模扩充军备带来源源不断的军需订货，使重工业化学工业的投资免除了风险，有了极为有利可图的前景。如三菱直系企业三菱造船会社和三菱飞机制造会社（1928年由三菱内燃机制造会社改称），1932年4月尚有26万日元亏损，几个月后就扭亏为盈；1932年10月到1934年12月，利润率从1.9%上升到10.3%，以后两年利润率竟达13.6%和16.5%。
从1934年起，旧财阀争相改组产业结构。1月，三井改组直系企业中占首位的三井物产，缩小商业、投机经营，扩大重化工业投资。如1936年开办玉造船厂，不久它从三井物产独立出来，扩大成为民间三大造船厂之一。原有的重工企业增资扩充，如日本制钢厂，在制造炮身和坦克方面名列前茅。三菱最重大的步骤，是1934年6月把三菱造船与三菱飞机制造合并，成立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并大幅增资，员工达40万人。日本军用飞机全部向民间企业订购，三菱重工和新兴财阀的中岛飞机会社是两家最主要的军用飞机、飞机发动机的制造企业。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名噪一时的高性能零式战斗机就出自三菱。三菱重工还拥有民间最大的造船能力，后来曾建造4艘航空母舰和世界上最大的近7万吨的“武藏号”战列舰。1935年9月，住友两家企业合并成立住友金属工业株式会社，主要生产各种铜才、电线、钢管、合金、硬铝等，这些是制造舰船、飞机、通讯器具以及其他军需品不可缺少的材料。安田财阀则通过向浅野财阀、新兴的森财阀提供合资、贷款，增加了重化工业的投资。其他二三流财阀，如古河、浅野、大仓、涩泽等，都扩大或着手重工业投资，包括投资与军需直接有关的飞机、汽车和武器生产。没有多久，旧财阀就取代新兴财阀，在军需生产中唱主角。
旧财阀以前担心投资重工业冒风险，基本裹足不前，只有在政府、军部通过军需订货的保护之下，才向重工业领域迈进，表现了他们的极端保守性。为了筹集重化工业的巨额资金，旧财阀突破了家族封闭性，溢价公开出售财阀企业的股票。而这种“改革”是为法西斯军部、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本质上也是保守的。随着军需生产的扩大，高额利润滚滚流向财阀公司。1932～1936年，三井四家与军需生产有关的企业，其红利占三井全部企业红利的33.9%，三菱三家军需企业的红利占其红利总数的50%。财阀把自己的利益与法西斯军部和血腥的侵略战争绑在了一起。
对外倾销的挫折，不仅使财阀转向军需生产，甚至使整个经济界倒向军部，要求以武力来确保、扩大国外市场。1935年12月号《改造》杂志刊登了《财界传闻》一文，指出即使比较有自由主义风气的关西财界，眼看外务省搞外贸谈判连连受挫，也公然主张“不如索性随波逐流，和军部携起手来，确保东洋市场，倒是捷径，更为有利”。他们说：“有钱搞会谈、派特使，还不如用来造军舰”，“与其到远处（指拉美等地）想办法，日本不如充当亚洲盟主，首先紧紧抓住东洋市场”。
1935年永田铁山设法把石原莞尔调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以便两人协力，加快确立总体战态势的步伐。石原于10月到任，不久依靠满铁经济调查会的宫崎正义，成立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拟定了大规模扩充军备的“产业五年发展计划”，打算五年内使钢铁、武器的生产成倍增长。1936年春、夏，石原、宫崎首先向三井首脑池田成彬，再向10多名政、财、军界人士征求意见，得到他们的一致赞同。这个计划后来演变为战时的生产力扩充计划。
军部与财阀结成了同盟，当年称为“军财抱合”；日文“抱合”意为相互拥抱在一起，形象的表示了军部与财阀的紧密联盟。军财联盟成为国家法西斯化和扩大侵略战争的决定性支柱。
同时，以法西斯新官僚为领头羊，天皇制官僚队伍逐步法西斯化。在推行战争政策，推进国家法西斯化方面，新官僚是军部最得力的帮手。
军内争斗及“二二六”兵变
统制派确立了在军部的支配地位，并与财阀相互接近、联合，力图按照自己的部署，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陆军内的皇道派中上层军官和青年军官并不接受统制派的支配和主张。
皇道派青年军官崇拜北一辉，尊“改造法案”为圣典，在军内则拥护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皇道派将领。1931年12月，荒木贞夫从九州的熊本前往东京，赴任犬养内阁的陆相，沿途驻军的青年军官在车站迎送，高呼“荒木阁下万岁！”皇道派青年军官希望由荒木来推进国家改造，暂时没有采取过激行动。但是，荒木不过是个“饶舌之徒，哗众之辈”。他们大失所望，在军内继续秘密串连，开展“国家改造”运动。他们没有统一、定形的组织，有人说他们人数在百名内外，有人说多达460多人。
这些青年军官是在部队带兵的下级军官（尉官），他们大都来自中间阶层，尤以出身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中小地主家庭的居多。家庭的每况愈下，经济危机和当局无能腐败，使他们心急如焚地希望改变现状。而且，他们深受严格的职业军人教育，以忠君爱国为天职，怀有强烈的帝国军官的优越感、使命感。因此，既急进、狂热，又保守、反动。他们一见北一辉的“改造法案”就爱不释手，几乎每人都随身带着“改造法案”的袖珍本。青年军官运动的最早发起人是西田税，他后来退役追随北一辉，充当北一辉与法西斯青年军官的联系人。有些青年军官也亲自登门求教北一辉，对他奉若神明，对他的蛊惑、煽动深信不疑。用大川周明的话说，北一辉是“魔鬼附身的人”，他“如果要说服谁，便信口开河地讲起来，异想天开的比喻、灿烂的警句接连不断”，“很快就毫不费力地使对方服服帖帖了”。
统制派力图加强军内统制，压制皇道派青年军官的擅自活动。这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军纪国法，保证自上而下、有条不紊地重组国家与社会，另一方面是为了取得其他权势集团的支持，权势集团一般对激进法西斯运动并无好感。还在1933年11月，统制派与皇道派青年军官进行了两次谈判，统制派要求对方停止政治活动，而由军部中央“一丝不乱”地推进改革，但谈判破裂。皇道派攻击统制派是“财阀的走狗”，扬言要挥动手术刀，割除社会腐败的脓疮，举起手中剑，清除君侧之奸。
为了有效压制皇道派青年军官，确立军内统制，军务局长永田铁山与陆相林铣十郎商议决定，于1935年7月免去皇道派将领真崎甚三郎的教育总监职务，把他调离陆军中央。这一决定得到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支持，皇族、元老、重臣、财界等上层和舆论界几乎一致予以好评。皇道派怒不可遏，8月12日上午，皇道派的相泽三郎中佐来到陆军省，闯进军务局长室，拔出军刀连劈带刺，杀害了永田铁山。
统制派与皇道派的争斗白热化。相泽被捕，进行公审。陆军当局为了预防不侧，决定把皇道派青年军官较多、驻在东京的第一师团调往“满洲国”。皇道派青年军官以替相泽申辩为掩护，相互串连、密议，发动了兵变。
1936年2月26日拂晓，东京大雪纷飞。第一师团第一、三联队和野战重炮第七联队、近卫步兵第一师团第一联队的一部分士兵在紧急集合，中队长宣布有紧急军事行动。明治天皇在《军人敕谕》里谕示说，“奉上级之命，实为直接奉朕命”。1473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听从21名青年军官的率领、指挥，分成7路冒雪奔袭军政官员。叛乱部队打死9人，其中有内大臣、前首相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藏相高桥是清；打伤8人，其中有受重伤的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栗原安秀中尉带领的一支叛军袭击了首相冈田启介，从3个门冲进首相官邸，被打死的一个人有点像冈田，栗原一伙高兴得三呼“万岁！”其实打死的是冈田的私人秘书、妻舅，冈田已经躲进浴室的浴桶里，盖上了桶盖，未被发现。他后来藏到女佣人房里，第二天设法脱险。
叛军占领了首相官邸、陆相官邸、陆军省、警视厅以及幸乐饭店、山王旅馆等处，并控制了以永田町为中心的一片地区，这里是官厅林立的要地。叛军在占领地区竖起“尊王讨奸”的旗帜。
早晨，香田清贞大尉、村中孝次、矶部浅一在陆相官邸会见了陆相川岛义之，宣读了《奋起趣意书》，提出七条“希望事项”，要求实行维新，扩充军备，重用皇道派，严惩统制派等军阀、奸贼。叛军军官希望皇道派的真崎甚三郎或台湾军司令官柳川平助出任首相，但又认为不能“私议天皇大权”，没有正式提出。陆相同意把希望事项上奏天皇，于是叛军军官一心静候天皇颁布“维新大诏”，并在幸乐饭店大开宴会庆贺，似乎已经大功告成。
当天早晨天皇听取了有关上奏，根本不承认兵变是“尊王”行动，斥责“杀害朕的臣下”，指示“迅速平定事件”。这一天，每隔二三十分钟，天皇就召见侍从武官长本庄繁，询问事态，催促讨伐。这是昭和天皇对政务的又一次重大干预。参谋总长杉山元、统制派幕僚军官武藤章等坚决主张镇压叛乱。
28日开始，外地调来的两个师团共2.4万兵力，配备了坦克、榴弹炮、毒气弹、烟雾弹，包围了叛军。派飞机撒传单，广播《告士兵书》，命令叛军立即返回兵营，并用气球飘起巨幅标语：“敕令下达，不许反抗”。29日叛军陆续归顺，叛军军官除2人自杀外，都束手被捕或自首。这场兵变头尾4天，未费一枪一弹即被平息。但其规模、残暴后果超过了以往各次法西斯激进事件，震动较大，曾引起东京股市下跌。
天皇下令组成特设军法会议，对叛乱的主要有关人员进行秘密审讯。7月初判处死刑17人（青年军官13人，民间4人）、无期徒刑5人、有期徒刑54人（有青年军官1人、民间6人，多为积极参与叛乱的士兵）。第二年8月，北一辉和西田税作为叛乱的幕后策划者、支持者，与村中孝次、矶部浅一一起被枪决。叛乱军官曾登门求教北一辉，他反复念着“南无妙法华莲经”这一经题，他妻子则装神弄鬼地发出“灵告”，鼓动叛乱。
在一些青年军官的心目中，北一辉是值得尊敬和信赖的“国家改造”的指导者。矶部浅一宣称：“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是绝对真理，一丝一毫都不许篡改”。但是，在北一辉的真实生活里，他感兴趣的是如何捞黑钱，奢侈挥霍。他在20年代就抓住政界、财界的把柄，单独或与人合作书写、散发匿名文书，进行敲诈勒索或借以获取报酬，捞到数万日元黑钱。他出入都雇小汽车，经常游逛花红酒绿的处所。仅1926年4～8月，在四谷招艺妓游乐就花费了2300日元，大大超过一般中等五口之家一年的生活费。从1931年起，三井为了避免遭受右翼暴徒袭击，每年给北一辉二三万日元情报费，这相当七八十年代的三四千万日元。除了给手下的人一部分，他买了小汽车，雇用司机1人、女仆3人，搬进了占地2000坪（1坪约为3.3平方米）的新居，过着极为豪奢的生活。为了回报三井，北一辉劝说青年军官在袭击对象中除去了三井首脑池田成彬。
随着二二六事件的平息，激进法西斯运动宣告结束。日本下层法西斯的所谓“国家改造”，不过是对统治上层进行“惩诫”，施加压力，依靠、推动上层去实现自己的要求，首先是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天皇。缺乏独立性，是明治以来日本右翼的共同特征，他们或是充当上层的帮凶，有时也对上层进行“惩戒”，在制造舆论，煽动民心，施加压力方面，有一定的能量。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分散的少数人的冲动与取闹，似乎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但是，当他们的行动和压力与统治上层的意向合拍，并被统治上层利用时，却能产生关键性、全局性的效应。五一五、二二六事件都是如此。
法西斯统治与军部跋扈
二二六事件后，统制派进行了肃军，实行大规模的人事调动，对皇道派军官作了退役、调动处置，在陆军内巩固、强化了统治派的支配地位。同时利用二二六事件，对政务横加干涉，确立了法西斯军部的政治支配地位。
“二二六”事件之前，为应对激进法西斯运动，统制派的片仓衷成立了非常时期对策研究会。基于研究会的讨论，片仓衷於1934年1月写成了《处理非常政治事变纲要》，提出“军部本身不要采取非法的直接行动”，然而应把“非常政治事变”（指武装政变、暴乱）“看作改善国内问题的好机会”，“担负起收拾时局的重大责任”。也就是既反对、挫败暴力政变，又利用暴力政变的压力，促使上层接受军部的“改革”要求。
3月5日，天皇命广田弘毅接替引咎辞职的冈田任首相。此前广田任冈田内阁的外相，与军部达成“谅解”，提出侵略中国的“广田三原则”。广田受命后，提出了组阁名单。6日上午，陆军首脑开会决定，不许吉田茂等几名“亲英美分子”、“自由主义者”入阁。否则，拟出任新内阁陆相的寺内寿一就拒绝入阁。下午，寺内在军事课高级课员武藤章的陪同下，前往组阁本部，严词陈述了陆军的意见，并向新内阁提出“充实国防”、“刷新外交”等要求。接着，陆军发表了武藤章起草的强硬声明，反对“专事维持现状或妥协退缩”，宣称“采取积极政策以革新国政，是陆军的一致要求。妥协退缩非但不能收拾局面，反而会使事态更加紊乱，以致给将来留下严重祸根。”所谓“充实国防”、“刷新外交”，就是要扩大侵略战争；所谓“事态更加紊乱”、“留下严重祸根”，无非是以发生新的暴乱相威胁，利用二二六事件施加压力。
广田不得不更换了几名阁僚人选。接着，双方又在内阁的政党成员人数上发生分歧。8日晚，寺内与武藤章再去组阁本部，广田向寺内介绍了组阁情况，希望政友会、民政党各有二人入阁。寺内听后说：“稍等片刻”，起身走到隔壁房间，同等候在那里的武藤章商量了半个小时，回来后还是坚持两大政党只能各出一人。组阁陷于难产。午夜，组阁本部打电话告诉寺内，明天就向报界发布消息，说明组阁失败是因为陆军阻挠。寺内觉得不好办了，又说“稍等片刻”，再去同武藤章等人商量。然后回话说，如果赞成将由特使送去的声明，就同意明天成立内阁。凌晨1时半，武藤章送去声明，其中提出了更具体的政策要求。广田等人看了基本赞同，这才好不容易完成组阁。
广田内阁的组成及其政策，完全受军部的操纵。内阁基本按照军部的要求，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内外法西斯政策。如军部推荐马场瑛一任藏相，他与高桥是清不同，实行财政首先服从军事的方针，大规模膨胀预算支出和军费支出。马场财政称为“准战时财政”，就其指导方针来说，与战时财政无异，是战时财政的前奏。5月，由军部提出，内阁会议一致通过，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明治以来，除个别例外，陆海军大臣（军部大臣）都由现役大中将担任，1900年以敕令对此作了规定。1913年在大正政变的影响下，除去“现役”的限制，改为预备役大中将也可担任，但实际上军部大臣仍为现役武官。广田内阁重新确认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军部从此掌握了合法手段，可以为所欲为地操纵内阁，决定内阁的生死。8月，内阁会议通过《国策基准》，提出必须“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为以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定下了基调。11月，日本与德国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后来意大利加入协定。这是继德意形成轴心国之后，进一步结成日德意法西斯国际侵略集团，借反共产国际之名，行重分世界之实。
军部支配着广田内阁的组成及其政策，以及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的恢复，表明法西斯军部已经确立了政治支配地位，意味着日本法西斯统治的建立。军部是日本法西斯势力和法西斯统治的主要力量，军部的特权地位是军部实现政治支配的依据，军财联盟是法西斯统治的主要支柱。总的来说，法西斯军部的支配和内外政策得到统治上层的接受、赞同和支持。
当然，军部与上层之间不无分歧和矛盾，军部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对内阁及其政策多次进行粗暴干涉。从广田内阁到1941年东条内阁成立，6年间由于军部的阻挠、压力，组阁流产1次，8届内阁有5届被迫辞职，而1940年第二届近卫内阁的成立，是以接受军部的政策为先决条件的。明治以来的历史上，军部如此飞扬跋扈，是前所未有的。宇垣组阁流产是一个典型事例。
1937年1月，广田内阁辞职。这时，陆军省军事课和军务课的课长、高级课员，以及政策班、新闻班的班长等幕僚军官开会，事先就决定反对宇垣一成、荒木贞夫等6人组阁。不料西园寺果真推荐宇垣一成任首相，西园寺认为宇垣是前陆相，他任首相有利于军内统制，军部总不会反对。
24日晚，幕僚军官得知天皇已授命宇垣组阁，就让宪兵司令官中岛今朝吾去劝说宇垣放弃组阁，宇垣不从。陆军次官梅津美次郎与幕僚深夜开会，决定拒绝推荐新陆相，并将决定通知各军司令官和师团长。参谋次长也和幕僚开会，支持陆军省。军部蛮横得连天皇的命令都不听从，在社会上激起极大反感，宇垣组阁本部一天就接到3000份支援信函、声明，各大报纸也表示声援。但军部就是一意孤行，决不退让。宇垣不死心，他请求内大臣汤浅仓平奏请天皇干预，废除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汤浅不同意，担心这样将会“发生流血的不祥事件”，显然是对暗杀、暴乱心有余悸。宇垣无奈，29日进宫辞谢组阁使命。
军部反对宇垣组阁的公开理由，是宇垣与三月事件有牵连，他任首相就难以实现军内统制。这仅仅是借口，真实的原因在于，宇垣是军内长老，其地位、个性，不可能对幕僚军官言听计从。而且宇垣与维持现状的旧势力有“过多的错综因缘”，如1931年民政党就曾打算推举宇垣为总裁、首相。宇垣组阁流产后，林铣十郎于2月组成内阁。
在军部干涉广田组阁和使宇垣组阁流产这两件事中，可以看到幕僚军官起着主要作用。铃木贞一在日记中写道：“当今上司凡事都得部下推着走”，他不无夸张地把陆军上层比作“留声机”，一刻也离不开幕僚军官这一“发条”。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军部几乎刻板地奉行“论资排辈”，使得一些虽然够反动、强硬，但在能力上并不相称的人身居高位。如林铣十郎、川岛义之、寺内寿一、杉山元都是这种人；杉山元的绰号是“厕所门”，讽刺他缺乏主见，可以任人向两面推动。
在国家法西斯化和法西斯统治中，军部起主要作用；在军部之中，少壮幕僚军官起主要作用，他们接受、赞同统制派的主张。在少壮幕僚军官中，需特别提出的是武藤章（1892～1948），他十分崇拜永田铁山，比永田小8岁，自认为是永田的后辈。永田死后，武藤章是统制派意图最得力的贯彻者。
从九一八事变、政党政治被埋葬，到军部法西斯化的完成、军部与财阀的联盟以及法西斯统治的建立，决定了以后日本的必然走向：挑起全面侵华战争，着手建立法西斯极权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