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华林紧临旧武昌城的东西城墙，早在北伐战争之后，城墙就日渐倾颓，仅剩一道痕迹。城外有块大空地，久已荒芜，学校就把它辟为大操场，各系科的体育活动，以及全校的运动会，都在这里举行。那红旗招展，鼓乐喧天，呐喊助阵的热烈场面，至今记忆犹新。后来，理科各系陆续迁往桂子山新校区，偌大一个操场也就逐渐冷清了，更加日益荒芜了。于是有人提议“开荒！种红薯！”系领导认为这建议切实可行，同意立即行动，开荒队伍很快形成。全系干部、教师六十多人，工余、课余时间男女老少齐上阵，年过半百的老教授，正在哺乳期的年轻女教师，都无一例外自觉参加。首先是铲除丛生的杂草，捡开碎石和硬块。年轻力壮者出大力，年老体弱者不示弱。头顶上烈日炎炎，万里无云；场地上举锄挥锹，汗流如注。经过多日苦战，终于，一条条地垅整好了，一棵棵红薯秧苗栽下了，希望之苗也悄悄在各人心田里萌动。
几个月过去了，秋收的季节到来了，大家提着小蓝子，拿着小筐子，来到红薯地，一眼望去，满怀酸楚！由于缺雨、缺肥、土地贫瘠，茎叶一片枯萎，挖出的红薯个儿小，须根多，每人分了四、五斤。带回家煮着吃，蒸着吃，或掺在米里熬稀饭，倍觉香甜，连皮和须根都不舍得丢弃，这是饱肚子的粮食呀，是自己汗水换来的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重读这两句古诗时，绝不是在欣赏它的诗情，而是发自肺腑的感叹。三年之后，形势开始好转，苦难即将过去，经受了艰苦磨练的干部教师们，此后更增强了在困难中求生存、谋发展的信心和勇气，也更懂得了团结一致奋斗拼搏的无穷力量。
昙华林，您这个承载了多少人美好的、辛酸的回忆的大学校园，我们永远怀念您！
最近，据《长江日报》透露：专家、学者力挺武汉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主打文化创意牌，建议武昌依托武汉音乐学院打造音乐一条街，依托湖北美术学院，打造昙华林美术一条街……这消息令人振奋，相信不久后的一天，昙华林美术一条街，将会以其崭新的面貌，呈现在关爱它、怀念它的老校友面前。至时我们这些已届耄耄之年的伙伴们，定要相约扶杖去故地重游，观赏昙华林的新辉煌，饱尝新的欢乐和幸福。
（田蕙兰，1951年入中文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往事杂忆——我与昙华林的缘分
【刘兴策】
一
我的祖籍是湖北随县，但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却与武昌很有缘分。1934年8月26日，我出生于武昌，从一岁到三岁都在武昌住。后来，我家辗转迁移于随县、昆明、重庆、南京等地大约十年。从1948年底到现在的60多年，我的家一直住在武昌，武昌可说是我的第二故乡。
但在武昌，我与昙华林和桂子山最有缘分，本文就谈谈与昙华林的缘分吧。
1948年底，父亲带着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一家从南京回到武汉，在昙华林租了几间民房居住。1949年初，我作为插班生考入武昌实验中学读初三下，同年“五？一六”武汉解放前夕，提前在实验中学初中毕业。我只记得昙华林是一条不长也不宽的小街，街面有一些各自独立的青瓦小院，平时街上行人少，昙华林就像一条清静的巷子。离我家不远有一所小学，学校的名字我忘了，解放后它叫做昙华林小学。由于那时家庭经济困难，我家在昙华林住了一年多，就搬到了武昌候补街操家塘，租住一间又小又暗的屋子，厨房是与别家共用的。
1949年秋天我进中师读书，1952年夏天在湖北省实验师范毕业前夕，本已作好了毕业后到小学去当教师的准备；但从那年开始，湖北省教育厅要从几所中师选拔和保送优秀毕业生升入高师深造。我做梦也没想到，从我们年级80多个同学中保送8人升大学，有一个竟然是我。我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父亲又曾任国民党军队上校团长，在那特别重视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的年代，我只知道要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读书，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当我与几位同学一起跨进大学校门时，心中满怀着对党和实验师范领导、老师真切的感恩之情，也深深感受到新中国诞生之初，中国共产党严格执行“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政策的公正和温暖。
1952年秋天我们刚进大学时，学校有一个新奇的名字：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建校委员会。因那时正值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高潮。在武汉，1951年8月先将私立华中大学与南下的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合并，改为公立华中大学，1952年9月，以公立华中大学为基础，将中华大学、湖北教育学院的大部分专业和广西大学的个别系科并入。这样学校的规模迅速扩大，教师和学生急剧增多，武昌城内的昙华林原华中大学本部与城外分部的房子不够用，中文系、音乐系和图画制图系三个系的学生只能住在候补街郎家巷原文学中学校园内，这是新划拨给华师的一块地盘，当时叫华中高师花园山分部。刚进大学时，中文系52级的男生还在昙华林学生宿舍睡了几个星期的地铺，有少数同学感到这样的大学设施，还不如中学，但绝大多数同学都理解学校发展快，有些办学条件和后勤工作跟不上迅速发展的形势，相信困难是暂时的。果然没过多久，我们就搬到花园山分部宿舍，有高低床睡觉了。记得是1953年上半年，每个同学的胸前都戴上了一个布制的符号，大小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符号差不多，上面有“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八个字，到那年下半年，才戴上新发的金属制的“华中师范学院”的校徽。
我们在花园山分部住了三年，睡觉、吃饭、锻炼身体，上专业课、俄语课，都在分部；但是上马列主义基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等公共政治课，都要到昙华林校本部图书馆楼上的大礼堂去听课。因为各系都要开公共政治课，但教师较少，教室也不够用，好像中文系、历史系、教育系、外语系的1952级学生都是在大礼堂同时听课。在大学一、二年级，我们经常上午一、二节在花园山分部听专业课，三、四节课到昙华林本部上公共政治课。第二节下课铃一响，老师便立即下课，我们便带着讲义和笔记本快步行走或者小跑步直奔昙华林大礼堂去，第四节下课后才不慌不忙地走回分部吃午饭。就这样不论是酷暑还是严寒，都经常奔走于花园山与昙华林之间，几乎没有哪个同学迟到或缺课，也没有谁埋怨太辛苦；相反地，有好些同学还把这样快走和小跑步看成是锻炼身体的一个机会哩。
那几年，中文系1952级在花园山分部一直有一个专用教室，全年级50多个人，每人都有一张专用的方形课桌，座位也是固定的，与中学或中师时代一样。上中文专业课、俄语课，或马列主义基础课举行课堂讨论，以及晚上读书、做作业，都在固定的教室里。记得刚进大学时，我用毛笔在一张白纸上从左到右写了一行字：今天我为祖国做了些什么？并将这张纸端端正正地贴在课桌盖板背面的正中间。这样，每当我翻开课桌的盖板时，都可以看到这句话。可以说，那时我们大多数同学从进大学的时候开始，就把自己的命运同伟大祖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我们都深信：祖国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前途充满阳光。我们都乐意用切实的行动响应毛主席“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号召，每天坚持锻炼身体，认真学习每一门功课。古今中外那么丰富的文学名著，如同巍峨的高山、浩瀚的大海，但我们按照前辈“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教诲，利用晚自习、星期日和寒假、暑假等时间，选读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作家如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苏轼、陆游、文天祥、韩愈、柳宗元、龚自珍等人的代表作品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等，中国现代文学主要是选读鲁迅、茅盾、郭沫若、朱自清、巴金、丁玲、冰心、周立波、贺敬之、魏巍、碧野、赵树理、茹志鹃、王愿坚、郭小川、李季、刘绍棠等等重要作家有代表性的作品，外国文学主要是选读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等国名家的作品。那时候我国十分重视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中文系也专门开设了苏联文学课，我们也喜欢看苏联作品，如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母亲》，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列宁》，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暴风雨所诞生的》，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巴甫连柯的《幸福》，还有《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等等。在大学时代读过的各种作品中，对我教育最深、影响最大的作品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作品十分成功地塑造了保尔·柯察金的英雄形象，他在十月革命、国内战争等斗争中出生入死、冲锋陷阵，在自己全身瘫痪、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仍然以钢铁般的意志战胜痛苦和不幸。他的那一段关于“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的精彩的独白，我们不少同学都把它抄在笔记本上，更把它铭记在心中。保尔·柯察金对生命意义的深入理解和对伟大事业崇高的献身精神，是对中国广大读者深刻的教育，并激励着中国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健康地成长。
当然，那时的我们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专业书”。我和好些同学都给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英勇奋斗的志愿军写慰问信，表示我们对他们崇高的敬意和谢意，还给他们寄照片和纪念品；当1954年武汉遭受百年未有的严重水灾时，很多同学都积极奔赴抗洪抢险第一线，头顶烈日挖土和挑土上堤，有些同学顶风冒雨一次次扛百把斤一袋的水泥堵管涌，防汛宣传队的同学从早到晚到武汉市各个防洪工地宣传鼓动，慰问抗洪大军；为了保卫花园山分部的安全，多数同学都轮流在夜晚值班；为了克服公共厨房人员不足的困难，大家自愿到厨房去帮忙做事……大概是1954年冬天吧，接连几天大雪纷飞，花园山分部的操场被厚厚的雪掩盖着。雪停以后，我们班的同学拿着铁锹、扁担、箩筐等相约去扫雪，别班的同学看到了也纷纷“参战”，大家较快地扫干净了操场，运走了积雪。有的同学说：好久没看到黑色的土地了，我们来跳舞吧！于是大家放下工具，载歌载舞：“唱起来，跳起来，工作完了多愉快，大家来呀，唱呀，跳呀，嘿嘿，跳呀嘛跳起来……”在这并不宽敞的校园里，我们的课外生活也丰富而有乐趣。
1955年秋天，我们中文系和政治系、历史系等几个系的学生告别了花园山分部和城外分部，搬到了桂子山新校舍，完成了最后一年的学业任务。1956年夏天我毕业后留在中文系汉语教研室任助教，开始了我梦寐以求的新生活。
二
1957年上半年，华师和湖北省教育厅派我到北京，在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举办的语音研究班进修了半年，回到武汉后在教育厅组织的省语音研究班担任辅导教师，并开始对湖北方言进行调查。1958年1月，我与华师100多名教师、干部一起，第一批下放到湖北当阳国营草埠湖农场劳动锻炼，1959年2月回到华师。因中文系那时已搬到昙华林分部，我也住在昙华林一座叫做颜母室（也称颜母楼）的小楼房二楼。中文系党政机关办公室、会议室在一楼，我和一些单身的青年教师住二楼，在二楼中间的一间小屋子住了将近七年。
回想这七年的生活，前三年正值全国严重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我校师生员工的粮食都不够吃，因为营养不良患浮肿病的不少，于是校领导对全校各项工作进行了调整。中文系一方面坚决贯彻“以教学为主”的原则，加强了对教学的管理；另方面也尽力地抓生活，保健康，积极治疗师生的浮肿病和其他疾病。为了解决粮食不够的困难，还在城外分部将已闲置数年的大操场改为田地。中文系一些年轻力壮的教师、干部坚持用洋镐挖地，在插上红苕秧子后，还挑水浇灌红苕秧苗，大家用辛勤的劳动换来了一定的收成。我和几位青年教工还在周末下午或傍晚，推着板车到南湖农村买萝卜，到夜晚才运回昙华林；中文系还派人去黄州，通过熟人买黄州的大萝卜运回武汉。由于采取了一些切实的措施帮助师生解决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又坚持开展“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中文系师生终于战胜了三年灾害的艰难困苦，表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
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华师党委认真组织教工学习和落实中央的《高教六十条》，要求教师在教学中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陶军教务长在全校教学工作会议上，要求青年教师过“基础关、教学关、中学关、外语关、科研关”等“五关”，提倡中老年教师特别是老教授与青年教师订师徒合同，以帮助青年教师更快地成长。为了过教学关，我对61年、63年、64年、65年入学的中文系全日制本科生讲授现代汉语语音、文字、词汇课，并于61年、62年撰写了《现代汉语文字词汇函授教材》和《现代汉语文字词汇自学指导书》，都由学校内部出版，供全省各地的华师中文系函授学员使用；为了过中学关，我带中文系1959级实习小组赴黄石市进行教育实习；为了过外语关，我将前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语言学家撰写的《语言学导论》（原文是俄文版）的部分章节译成中文，并请在中文系教过我俄语的熊培粹老师审订翻译稿，得到熊老师的认真指点和大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