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刚】
白刚，中国著名京剧鼓师白登云之子。现任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参赞衔领事。原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兼任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中日友协理事、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特邀理事、中国传媒大学客座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客座教授。
在我懂事后的记忆中，永远不会磨灭的，至今仍然经常在脑海里闪现的一个地名就是——丹江。丹江现在叫丹江口市，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称均县。之所以在我的记忆中丹江是如此的亲切和特殊，是因为从1969年12月到1972年1月，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特殊的少年时期！尽管只有短短的两年，却是我经历许许多多“第一次”的关键时期。因此，我把湖北丹江当作第二故乡。在即将进入小康社会的今天，尽情地回忆那个动荡年代在丹江的往事，使我们这些当时的“少年”心中珍存的记忆更加清晰、更加五光十色而跃然纸上。那段往事，不仅仅是一些普通的回忆，更是丹江现代史上的一段辉煌，是动乱的“文革”和复杂的国际局势给丹江带来的特殊“礼物”，也是许许多多中国文化名人和革命干部、工人师傅以及他们的后人的一段值得载入史册的真实历史！每每想到丹江，便更勾起我对丹江深深的眷恋与怀念，也使我越发地爱丹江那片山山水水和老少乡亲。
一、初离京城，大开眼界
超载列车，触目惊心
我记得那是1969年的冬天，我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离开北京城、第一次开始了我比较清晰地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的人生，那年我刚满十三岁。第一次离开北京坐火车就是随我的父母“战备疏散”到湖北一个叫丹江的地方，从地图上查，离武汉还挺远，要坐京汉线火车到武昌，再换火车到湖北的西北部，接近河南南阳的地方。我们去丹江的“单位”全名好像叫“中国文化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丹江分校”。
在寒冷的12月25号，我和爸爸妈妈坐上了去丹江的火车。上了火车已经是晚上了。车厢里很昏暗，挤满了人，人和行李好像没有规定的位置，对号的座位也会被没座位就上火车的占了位子，行李是哪儿有个地方儿，就往哪儿塞。车厢外面一片黑暗。火车开了一会儿，折腾了半天的人们疲惫得静了下来，周围没了嘈杂声，只听见火车轮子那“咣当、咣当”的无情的转动声。人们过了一会儿又开始躁动，因为火车严重超员，许多没座位的人开始找车厢里凡是能倒卧下去的地方躺下去睡觉，只见有人像演杂技似的，蹬着椅子背窜上了窗户上面的行李架，头枕着什么东西横躺在了半空中。当我坐在那硬座椅上仰着脑袋正佩服地望着那位“空中卧佛”的时候，忽然觉着有什么东西碰我的脚。低下头往椅子下面瞧，竟然是一个人躺在了我这排椅子和背着那排椅子的下面，他的头就在我脚后跟旁边。这真吓了我一跳，心想幸亏没踢着人家。
就这样在黑暗中“咣当、咣当”地往武昌方向走着，一会儿，火车到了一个地方停了下来，车厢里的一部分人又热闹了一阵儿，我借着车外站台上昏暗的灯光看见一个白色的牌子上写着“驻马店”，我当时挺新奇，这名字从来没听说过，后来才知道是河南。也不知道火车又“咣当”了多少个钟头，好像是到了第二天下午，我们就被运到了武昌。我顿时兴奋了起来，可以看见雄伟的武汉长江大桥啦！我和爸妈就坐无轨电车往大桥方向去。又让我惊讶的是，武汉公交车的车窗很多都没玻璃，钉着三合板。后来才听说要么是武斗的人们砸的，要么是人们挤的。到底是怎么弄成那样的，至今我也没找到最终的答案。看完大桥回来天已经黑了，大家开始准备去招待所的食堂吃饭。忽然听我父亲说，一会儿吃打卤面，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也搭着坐了一宿火车，除了啃点儿带的干粮喝口水等于是一天没正经吃饭，肚子也饿了，人也累了，武昌的冬天还又潮又冷，所以那天吃的打卤面印象极深。
在武昌度过了没有暖气的寒冷的一个晚上，我当时才真正地感觉到，苦日子来了。
正是：
初离京城一少年，
怎知天下世事艰？
从此踏上拼搏路，
方得后来苦变甜。
二、入住兵营，夜望星空
红泥褐土，绿水青山
好像是第二天的黄昏，我们在又坐了一个白天的火车之后到达了丹江火车站，下了火车又坐了一段卡车，来到了一座山脚下。我们的住处是一片排房，红瓦、红墙，一排房子六套，三个对门儿开的单元。从外面看上去还挺好看，可里面很简陋，红砖地，砖缝挺大，露着土，顶棚没有天花板，只看见一根根木条和油毛毡，而油毛毡又盖得不全，夜晚从那缝隙中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下雨的时候，我父亲就拿脸盆呀、饭碗什么的去接着漏下的雨水，不然雨水浸到屋子里的砖地上会潮湿好多天。我们后来知道了，这片平房是兵营，是驻扎在那儿的解放军给文化部干校专门腾出来的。我们旁边再往山上面一点儿还驻着许多空军。
我和爸爸妈妈就这样在山脚下的一间十五六平米大小的平房里住下了。由于我们的行李大部分是托运的，在刚到丹江的那些天我们没有褥子，只好在木板床上铺稻草垫子，上面罩着一张床单凑合着睡觉。
黑夜过后迎来了我在丹江两年多生活的第一个清晨。太阳又红又亮。冬天的丹江寒冷而略带潮湿。我站在房子外面看着眼前的大山和小溪。山上是一片一片黄颜色的荒草，有的山体部分裸露着被炸开的石头，显得很突兀。
转眼间就到了春天。我们住处的山开始绿了起来。土地是红的，是类似橘红的颜色。每当雨后，地上就会满是红泥巴。沾在鞋上、裤腿上竟是硬硬的。
春天带来的生机让我们这些孩子们感到欣喜。我们几个小伙伴约好去爬房子左前方、山沟对面的山。在暖暖的阳光照耀下的午后，我们兜儿里揣着口琴，带着我们已经开始在丹江养着的小狗，兴奋地往山上爬。那时我们这些北京来的孩子谁都没爬过真正的山，要说见过的“山”也不过就是北京的香山、颐和园的万寿山和城里的景山。爬到半山腰一个很陡峭的地方，不知怎的，我找不到能抓住的任何东西蹬上峭壁，往下一望，不得了，我们住的排房已经显得像火柴盒大小了。上不去也下不去。这时我真的慌了，这可怎么办？！只想，如果谁能从上面拉我一把就会化险为夷。我立刻大声地叫了起来：“哎——！等一等！谁来拉我一下啊！”不知道是小伙伴儿们因为兴奋得往山上爬没听见我的呼喊，还是没理会我真的遇到了危险，没有人来拉我。我更大声地呼喊，忽然，一个小个子瘦瘦的小男孩儿从上面转过脸来猫着身子向我这边挪着，我认出了，他是小元！万小元！小元挪到了我的上方，使劲地用双手拉住我的右胳膊，我拼命地双腿往上一蹬，终于登上了峭壁，脱险了！我心里说不出地感激我的好兄弟万小元！（我回北京后，曾经去看望过小元一次，后因搬家、上学、工作等等原因失去了联系，但我前些年就打听到小元已经成为了全国十大录音师之一。直到去年著名歌唱家万山红来悉尼演出，我聊起小元，万女士热心帮忙，才拨通了小元的手机。时隔近四十年，我们兄弟俩终于又联系上了，通过小元又找到了失去联系多年的好兄弟黄晓捷博士和著名画家李庚教授。）
我和小伙伴儿们爬到了山顶，一片开阔平坦的草地出现在眼前。附近流淌着涓涓的细流像一条长长的玻璃水晶项链，在阳光的照射下闪耀出柔和而亲切的光芒。我们爬山也累了，大家不约而同地在草地上坐了下来。暖暖的阳光下，和煦的春风吹在脸上，像松软的棉花，脸颊上感觉有点刺痒。我从兜儿里掏出口琴，吹起了当时禁止唱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真是：
无知少年逞狂颠，
望山不高爬山艰。
半山腰里遇尴尬，
幸好小元来救险。
登上山顶松口气，
终生难忘万小元！
三、名人专家，分组劳动
小孩抬粪，田间浇肥
那时，我们这些被“战备疏散”的孩子们在张杏云阿姨（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非常负责和有水平的阿姨，在她身上，我看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她的先生刘露叔叔也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戏剧家）的帮助下，安排在均县前进中学（现丹江口市一中）就读。战备疏散的正式人员，也就是我父亲他们，就开始被分成几个组去做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我父亲和李可染先生在一个组。李可染先生是著名的国画家，喜爱京剧。我父亲白登云曾经给程砚秋、梅兰芳先生和许多著名京剧演员司鼓，在京剧音乐界形成了“白派”，有“鼓王”之称，他还是中国戏曲学院的第一位京剧音乐教授。著名文艺评论家冯牧先生曾经称白登云是中国京剧界的小泽征尔，在1957年，周恩来总理特别指示他要多收徒弟。著名的书法家欧阳中石教授曾经专门为我父亲书写对联一副，并亲自装裱好送到我父亲手上。欧阳先生那两句诗对我父亲鼓艺术的评价是：“两根楗单双上下调动风雨雷电，一块板轻重疾徐指挥角徵宫商”。
在2006年12月，中国戏曲学院、中国京剧院经文化部批准联合在北京华侨饭店为我父亲举办了“白登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那次座谈会，欧阳中石先生专门题写会议名称。许多文艺界的名人发言追忆白登云。当时因我已经在驻悉尼总领馆工作，无法回京与会，只得写了一首诗，回忆我父亲的那种精神：
一种精神的永存
一种精神，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十几年之后，在他百年诞辰的时候仍然为许许多多崇敬和思念他的人们所景仰和传诵……
之所以说是一种精神为人们传诵，是因为在我的脑海中，父亲永远是留我在心里的，时刻激励着我和我的后代为祖国、为社会而努力奉献的伟大的精神！
父亲的精神是刻苦，他少年时代从贫穷的村庄走来，用他百折不挠的刻苦夯实了司鼓艺术的擂台！
父亲的精神是攀登，他一生无所畏惧地向艺术的顶峰挑战！他承前启后，他与时俱进，他博采众长，他继承发展，他用全部的生命登上了为艺术而癫狂的云端！
父亲的精神是追求，他一生殚精竭虑追求着艺术的完美与精湛，为人们的精神需求把自己的生命奉献！
父亲的精神是探索，他一生为艺术的发展和创新而上下求索！他矢志不渝，在司鼓艺术上创立了为人们所喜爱的白派！
他——白登云，载入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长卷！
父亲的精神是忠诚，他用自己对艺术的一丝不苟，全身心地奉献了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始终信仰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与热爱！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刻、在十年浩劫终于结束的时刻、在祖国建设取得每一个重大成就的时刻，他总是欣喜若狂地流淌着热泪，敲击出动人心弦的曲牌！
父亲的精神是仁爱，他以惊人的毅力承受了在古稀之年失去相濡以沫爱妻的痛苦；他自始至终用自己钢铁般的双肩扛起了抚育子女和赡养老人的重担；他用伟大的父爱留给我们的家训就是——“人”字好写，做来难！
啊！伟大的父亲！您的精神永存，也将为善良的人们永远称赞！
可染先生和我父亲两位老人年龄相仿，可染先生小我父亲一岁。可染先生与我父亲在一个组一起劳动，我父亲历来喜爱书画鉴赏，可染先生喜爱京剧。两位老人也很喜欢一起聊天，而且两位老人个子差不多高，都有一米七五以上的样子，都略微有点儿胖，腰板都很直，穿着也很像，冬天喜欢穿灰色中式布棉袄外套，戴围脖。那时，在下午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会时常看到在金色的夕阳映照下，两个宽阔的身影，扛着铁锹，边聊边笑地往住的方向走去。他们之间那种相互的默契和相互的敬重，由此可见一斑。有时我父亲跟可染先生聊得高兴了，回到家里，还会和我妈妈念叨上几句。所以，从那时我就知道了可染先生家乡是徐州，据说以前徐州属于山东，可染先生的口音也可说是山东口音。还知道了可染先生年轻的时候学过拉胡琴，好像还有过一段专门以拉胡琴为生的经历。而可染先生也是很早就知道我父亲是京剧界的著名鼓师，这也是我父亲很开心的原因之一。两位老人就这样越聊越开心，才有了后来可染先生拉京胡、我父亲唱样板戏而被可染先生调侃为“没板”的历史性幽默。那是在一次联欢的时候，二位老人合作，可染先生拉京胡，而从来不会唱戏的我父亲，竟然唱了一段《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结果被可染先生调侃说，您打鼓是那么有板有眼，怎么自己唱起来反倒没板了？两位老人都不禁哈哈大笑。
在那样的艰苦环境下，他们就是这样自娱自乐，用伟大艺术家的胸襟和幽默度过了那段特殊的岁月。而也正是那特殊的年代，使我们白李两家的后代结下了永远的友谊。有一段时间，就可染先生一个人在丹江。一次，可染先生调换房子，找我帮着搬家，可染先生很喜欢我，把一些他老人家认为重要的东西让我帮着搬，等到搬完了，可染先生高兴地用那带有徐州方言的口音跟我说：“白刚，等回到北京我请你吃饭。”可染先生那时给我的小特权是，可以在他旁边看一看他作画。可染先生总是那么温和亲切，大气而又不张扬，也许可染先生的画作也是画如其人吧。
后来，好像是在1984年，我因公到日本访问，正值可染先生的小儿子李庚老哥在日本留学，我去日本前便去可染先生家问有什么需要给李庚带的东西没有。可染先生把我叫到他家的画室“师牛堂”里，亲自把一大捆宣纸包得好好的，交到我手里说，一定把这宣纸带给李庚。还说，这是很好的纸。意思是怕我这个小伙子给弄丢喽。我一看，那一令宣纸的侧面盖有朱砂红字“李可染专用”的印章。好家伙，我带着对可染先生的敬爱，小心翼翼地接过宣纸，到日本的这一路，都怕把宣纸弄丢了、弄坏了。到了京都，当我把宣纸交给李庚老哥之后，才算松了口气。李庚老哥当时更是高兴得不得了。那晚上，我俩喝着啤酒聊啊聊啊……
现在回想当年那一幕，真是：
非同一般国画纸，
捧赴东瀛莫慢迟。
难得可染先生意，
欲传精髓李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