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期，全国一片欣欣向荣。父亲曾对我讲起，解放前给学校要教育经费，不知要费多少唇舌，有时教授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他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很有感触。
我1952年大学毕业后，分到外地工作，和父亲一年也就见上一两次面。那几年看到父亲有说有笑，对新中国充满了信心。
由1957年下半年开始，政治运动不断，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拔白旗，最后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父亲一次比一次沉默。
文革期间父亲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还被“群众专政”过。母亲由于忧郁过度，患了癌症。我当时以“五七战士”的名义，在农村插队，接受再教育。接到家信，我立即赶到天津，不幸母亲已到了癌症晚期。母亲紧紧拉着我的手，母子两人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
后来我知道家里被各派红卫兵反复“地毯式”抄家多次，有人向家里扔石头，母亲问我：“为什么中国人自己整自己，整得这么惨？”我真是无言以对。
母亲在还没病倒之前，预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她给我父亲做了好几套棉衣、单衣。母亲用她瘦弱的手紧紧拉着我说：“我嫁给你父亲没有过上几年安宁日子，也吃过不少苦。但我不后悔，你父亲是个好人，他老了。我走后，你们多来看看，常写信，不要让他太寂寞了。”
1972年春天，母亲经受了七十年的艰辛，尝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之后，带着太多的遗憾，带着太多的迷茫，带着太多的惆怅离开了人世，母亲走的时候父亲还没有“解放”，我还在农村没有上来，母亲几次闭上眼睛又张开，她实在牵挂她的亲人，不忍离去。
母亲走后，父亲有几天躺在床上仰望着天花板，默默无语。在我离开天津之前，他拉着我的手，说了很多、很多。父亲的手很软，但在柔软中蕴藏着刚强。他从“九？一八”事变谈到抗战胜利，从解放初期谈到文化大革命，从他与母亲的夫妻之情谈到朋友们无辜遇到的迫害。我静静地听着。我想老人家将心中的郁闷说出来后，心里能痛快些，具体说了些什么我已记不清了。那天在我日记本上写下了以下几段话：
在父亲心灵的天平上祖国的一寸土要比头颅更重。
在父亲心灵的天平上患难中的友情比黄金更贵。
我没有听到过父亲慷慨的演讲，但他却善于默默地为祖国做出慷慨的奉献。
父亲身体已经孱弱了，但我坚信当祖国发出呼唤时他还会挺身而出，这是由于他内在的气质。
母亲去世已经二十三年了。每次家人团聚时都会说：假如母亲能活到今天该多好。
是啊，今天该多好！用父亲的话说，近百年来祖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有希望。父亲最有资格说这句话，因为一百年中的每一天，无论是喜剧、悲剧还是闹剧，父亲都亲眼目睹过。
远处的地平线上已经看到民族复兴的白帆。中国人都相信白帆会驶来的。
愿父亲长寿再长寿，再多看些希望，再多看些美好，再多看些祖国的繁荣与富强。
（原载于“一代师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值得永远怀念的日子
八三工程是我国管道事业快速发展光辉的开篇，也是我个人下定决心为管道事业奉献终身的时日。
我1952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石油学院任助教、讲师，1961年10月调到石油部抚顺炼油设计院任工程师。“文革”期间饱受动荡和折磨之后，以五七战士的身份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下放之处是一个只有12户人家，坐落在长白山支脉半山坡上的小山村。除我们之外还有两户五七战士，一个大队共有三、四十户五七战士，但大家的想法各异，有的感到躲开了钩心斗角、人整人的环境是不幸中的大幸，决心在这里安度余生，有的心态不平衡，活一天混一天，也有一些五七战士坚信，也深情地盼望着祖国的复兴，盼望着自己再有用武之地，我和妻子都属于这一类。小山村的冬天气温达到零下三十度，不能干农活，农民都在家里谓之“猫冬”。我在大学毕业前已熟练的掌握了英语，在清华大学任教时还突击学习了俄语，并翻译出版过俄语书籍，我决心利用这个机会攻读日语，两年下来已能较熟练的阅读日语。
在农村插队大约两年，接到上面的通知，大意是：“因工作需要五七战士一律返回城市，原则上回原单位。”在此以前我已听说东北成立了由沈阳军区领导的八三工程建设指挥部，负责东北地区管道工程建设，还听说那是真正干活的地方，是一块难得的净土，没有挂牌批判、没有派性武斗、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干工程。接到信息后我立即找到原石油部抚顺炼油设计院副院长，当时任东北八三副指挥的李占标同志，表达了我们愿去“东八三”的愿望、占标同志表示欢迎，第二天就派组织部门负责人到我下放的县城协商办理有关手续，据说颇费了一番周折最终拿到我和妻子的档案，几天后“东八三”派了两辆大卡车来接我们。全村老百姓齐出动，送了一程又一程，最后我们挥泪告别了至今时常梦中相见的纯朴、憨厚的老百姓。
来到“东八三”我和妻子被分配到“八三设计研究所”这个研究所一分为二，一处位于沈阳市地质楼的一个楼层内办公，另一处位于离地质楼不远的“空军大院”内，家属宿舍是大房间用纸板隔起来的，隔音很差，晚上邻居打呼噜都能听到，办公室也是大房间，机械、电机两个室占了大房间的一半，另一半用纸板隔起来，做为情报室。我分配在机械室工作。
虽然物质条件很差，但同志们之间互相关爱，有一次我妻子到外地出差，七八岁的儿子突然发高烧，我束手无策，一位医生给孩子打针、吃药并陪守着到深夜三四点钟，脱离危险后才离开。有的家庭短时间夫妻同时出差，小孩留给邻居们照管，这是常事。有一次我听到邻居母女两个吵嘴，声音很大，我敲门进去，一面劝说两方，还讲了一个笑话，最后大家一笑了之，母女还抓了一些糖块，大家说说笑笑一切化为亲善。当时正处于文革期间，所有这一切与外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猜疑、仇恨、粗暴形成多么鲜明的反差。
1974年夏，所领导决定全面调查东北输油管道，以便今后改进设计工作。“东八三”有个好传统，即回访制度，管线投产一年半载后要组织设计人员回访，调查预计指标是否达到。征求操作者的意见，最后回来改进设计工作。调查组由梁翕章、潘家华、程宗衡、张泽甫、李金友五名人员组成，因我及李金友两人的妻子均出差在外，两人的孩子大约都十岁左右，正好赶上暑假，只得带两个孩子同行，一辆中吉普，加上司机一共八个人，由八月初开始进行了数千公里的有重要意义的东北管线调查。
调查组先北上调查庆铁线，再转抚鞍线，然后南下调查了铁秦线，历时二十余天，行程数千公里，最后在北戴河进行了技术总结。
一路日夜兼行，赶到什么地方住在什么地方，多次住进大车店，在路边小摊吃饭。梁翕章同志当时已年过六旬，也和我们同甘共苦，但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互相关照，两个孩子一路添了不少乱，但也增加了一些情趣。
我们沿线调查炉效、泵效、工艺流程、平面布置是否合理，并记下工人的每一点改进意见，我们还沿线挖开不少弯头，发现弯头变形非常严重，清管器以及管道内检测器很难通过，在北戴河总结时，我第一次提出了弯头在埋地管线中应视为“自由端”，过渡段的变形将集中在弯头处，使弯头变形严重，并提出加大弯头曲率半径的意见，经热烈讨论，大家一致同意这个结论，调查小组返回后又与高校合作进行弯头应力测定，应力实测结果与按自由端假设的计算值完全一致。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发现工业发达国家的有关设计方法也与此一致。
这次调查有两重意义，一是解决了实际技术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当时“假大空”成风的状况下，石油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述了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观点。
庆铁线嫩江穿越段在穿越前进行试压时发生爆炸事故，所领导派我立即赶赴现场，调查事故原因、经过及提出处理意见。
我立即赶赴现场，先听取了现场指挥的详细汇报并进行认真的实地调查。现场真是一片狼藉，大约两千公尺的穿越段全部是脆性断裂，有一块碎片飞出百米以外，当时幸好是就餐时间，爆炸现场无人，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现场指挥告诉我设计规定进行水压试验，因嫩江附近气温已降至零下十几度，嫩江已结冰，无法进行水压试验，为了赶进度所以改为气压试验。调查结束后，第二天清晨我召开了一个会，我说：“设计规定水压试验，如无特殊措施决不能改为气压试验”，我还告诉他们水压试验时如管子有缺陷，水泄漏后压力随之消失了，因为水是不可压缩的，气体则不然。我还告诉他们两公里管线，打到你们现场试压的压力大约相当多少吨TNT炸药的能量。我还告诉大家：“你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出发点也是好的，但一切行动必须遵守科学规律”，大家感到受益非浅，那位指挥名叫蒋征岛，是我在清华任教时的学生，会后我和他开玩笑说“我是老师，我没教好，我也有责任”。蒋征岛是一位非常勤奋好学的学生，后来做了管道三公司的总工程师，他听了我的话，紧握住我的手对我说：“潘老师，我对不起你”，以后我们经常通信，在我任管道局总工程师的时候，一天接到他妻子张铭德的来信，说“蒋征岛患急病突然去世了，临走前还几次提到您”，我看后潸然泪下。
会后还有一位工人问我，“为什么钢铁碎的像玻璃一样”，我只说“是脆性断裂”，再深究我也说不清，我只知道那是“断裂力学”领域研究的问题，而七十年代初断裂力学还没有传到中国来，我当时下定决心要掌握这个领域，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刻苦钻研若干年，基本上掌握了断裂力学，我大概是在中国第一个将断裂力学引入管道的人，我以后曾应邀为北京科协，以及全国十多所大学做过报告，包括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等高等学府，还发表了二十余篇论文，并由石油工业出版社发表过专著：“油气管道断裂力学分析”。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交通运输全卷”及“能源卷”中我担任了有关断裂力学部分的条款的编写并受到中国出版署的表彰和奖状，所有这一切的动力和起因都来自“东八三”期间的那次事故调查。
在铁大线设计时，我参加了鲇鱼湾油库10台2万立方米浮顶油罐和3台5万立方米浮顶油罐的设计，并做为设计代表参与施工指导。
我进入工地以后，除进行设计交底以外，还针对油罐的关键技术讲述了技术要点，在讲述中我曾谈到，风大过多少级不能焊接、钢板潮湿未烤干之前不能焊接，大气温度低于－5℃钢板未经预热不得焊接，焊条未经烘干不得焊接等等几个不许，因为既讲了“不许”，又讲清楚为什么“不许”，工人心里明白了，故都能遵守这些要领。他们在工地建了一个小房间，冬季24小时测温，在工地附近买了几个大烘箱，专门烘烤焊条，而且每个焊工都配备一个装焊条的防潮筒，随身携带。工人以积极的态度执行要领的要求。
10台2万立方米油罐终于高质量的完成了，这是工人和技术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铁大线投产前，工地上在忙乱中也透着节日的气氛。
一天辽宁省广播电台一位记者来找我，她拿着一篇稿子，请我看看一些提法是否合适，还说是工地一位宣传干部写的。她说：“一些同志看过，提出一些质疑，建议给您看看。”
我看了以后，一时思绪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