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
（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教授）
一
诗意到处都有，而且年青的时候谁都是诗人。因此，当试图对诗歌历史进行描述时，一本能够得到大家认同的诗歌史似乎比其他各种文体史显得更加困难。
2005年6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一卷）。这本书是诗歌研究界前辈、武汉大学教授陆耀东先生数十年诗歌研究的心血之作，也说得上是他一生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心得之集结。
同年6月25日，《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一卷）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上该著被视为中国现代新诗研究的“集大成之著”。该书以其厚重的历史感、独到的见解，以及对诗歌作者、作品负责任的态度，赢得了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认为该著“是一部很厚实、厚重、扎实的著作”，“学术视野很宽广，注意从世界范围内考察”，“是一部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优秀学术著作”；谢冕教授认为，“作者学风很平实，伟大出于平淡，丰富出于平淡，只有大的学问家才能做到这一点”；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也认为，作者“对诗歌艺术感觉很强，所以分析判断往往很到位”，该著“是近年来不多见的、新鲜的、厚重的、有独到见解的一本著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杨义先生认为，该著“展示了文学史写作的一种炉火纯青的状态”，“淡化对流派的研究，回到新诗的历史情境之中去，通过刊物和社团来展示文学存在和文学历史的自然过程。这种研究视角看来很平淡，但在平淡中有真理”。
陆耀东先生多年来一直把主要心力放在诗歌研究方面，对中国现代文学诗歌领域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贡献，也因此被学术界视为极具权威和资格写作新诗史的学者。而这部数十年磨一剑的著作，其中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也被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评价为“填补了我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项空白”。不夸张地说，中国现代文学在诗歌研究方面存在的某种空白和遗憾，确能在这部著作中找到一种补白与满足。所以北京大学孙玉石教授在评价此书时说，新诗研究始终没有完整严谨的著作出现，这种缺失形成了一种学术期待。陆耀东先生通过扎实的工作写出此书，正好满足了这样一种学术期待。
《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一卷）因为是三卷本之一，这第一卷主要涉及到1916—1927年间的新诗写作，而考察的对象则是在作者看来较为突出的一些诗人，以作品品评为主，同时兼及诗学理论建设、诗学论争及思潮。这也许是该书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特色：尽管陆耀东教授曾经做过非常出色的诗歌流派、思潮研究，但现在他的研究重心和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诗人和作品，而不是流派和思潮，成了他的研究重心所在。该书前言便明确了研究者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将历史和美学的方法在书中一以贯之，淡化流派意识，防止以偏概全，突出诗人个体创造性和整体价值；矫正从前以思想分析或政治态度为标准对作品进行评价，坚守诗学衡量以美学为唯一标准，在著作中对诗人重新排序，厘清诗人个体对文学史和诗歌史的不同贡献和价值意义。
淡化新诗流派，不以流派论英雄——不因流派的优劣而议定一个诗人的高低，而代之以团体作为分类的依据。当然这也只是为了言说的方便考虑，对诗人的评价和归置还是以个人创作特色为主，撇开眉毛胡子一把抓的以偏概全，对各人的优劣方面都各有评断，因此从整体上对各个诗人或流派都做出了客观而公允的评价。比如对胡适的尝试之作，被人们普遍视为“内容粗浅，艺术幼稚”，但书中从文学史的角度肯定了胡适诗歌开风气之先的史学价值，对其文学功绩作出了恳切公允的辩护与肯定；而后人所时常称道的李金发作品，虽不乏优秀之作，但作者以细读和统计的方法，也指出因为其创作准备不够充分，更多时候写象征诗作是故作隐晦，而少有深刻之处，因此美学价值不高。
“以史实为依据”，对诗人诗歌做客观公正的评价，是该书贯彻的第一要义。当然，以史为鉴，说起来容易，要落到实处，却不见得人人都能够做到。毕竟经过时间的淘洗，历史在不断远离，因此对原始史料的收集和清理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加之近年来学界相当普遍而且深入的西方理论影响，理论先行，也就往往使得当下“以史带论”甚至“以论代史”的主观性较强的文学史并不少见。而《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一卷）中对原始史料的占有掌握之丰富，为其他同类著作所远不能及。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作者仅搜集、影印现代新诗刊、新诗集就花了30多年的时间。在多年学术研究生涯中，他各处搜集了广博翔实的资料，50年代开始至今，他购买、复印、抄写的现代新诗集达600种之多，约占解放前全部新诗集的一半，被目前国内外学者公认为是拥有新诗刊物和诗集最齐全的学者。［1］P144就此，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先生曾致信对他表示敬意说：“中国学者——特别是您——在资料上的掌握，远非国外学者可望其项背”，“先生收集诗集之多，乃中外罕见，北大的孙玉石先生亦作此看法”。
有些现在难以找到的刊物，如天津的《诗坛》和杭州的《支那二月》等刊物的发刊词，还有对当时极具影响的综合性刊物《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和四大报纸副刊中的新诗及其作者，书中也作了统计，并整理出第一个十年的新诗集100余种，列出诗集名、作者或编者、出版或代售所、出版年月。这些资料和数据，第一次详细全面地出现在文学史的著作中，足以见出作者用力之深、花费心力之巨，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方便之处。
与此同时，充分丰富的材料也使得研究者的视野变得开阔而且独特，文学史上原本存在的一些被忽略和被遗漏的暗点，也透过各种补充材料，得以穿越过历史的尘雾，逐渐清晰明朗起来。作者在行文中，处处以史实为据，不仅在史料中汰选、发掘出一批被文学史忽略或埋没的诗人，如徐雉、陈赞、丁丁、沙刹等，而且在针对某个既定的诗人或思潮时，也极力规避以偏概全，不受当下对诗人诗作潮流式倾向的影响，在评论时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用史实说话，论证深入鲜明，拨清迷雾，同时也力求全面公允，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绝不含糊，给读者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文学历史原貌。作者在写作中，保持了自己独立的判断和思考能力，摆脱了对时代潮流的盲从，而坚守以史学和美学的评价标准，来对诗歌历史和诗人诗作做出客观独到的评价。所以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蓝棣之教授在评价该书时候，指出这本著作不光有着翔实的史料和独到的见解，书中“最可贵的还是作者不仅有真知灼见，而且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这种扎实的研究过程产生了一种学术上的尊严感，这是当下学术界所匮乏的一种东西。”
在掌握和清理了大量纷繁复杂的第一首材料后，作者还恰当而且巧妙运用了统计学的方法，一来统计刊物及其作者，二来统计某位诗人在某方面的写作倾向，在给读者理出一个清晰脉络的同时，也有效而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如文中在介绍“新诗第一个十年创作概况”时，在用材料证明了谁是第一个写新诗的人后，还运用了大量的数据来展示写新诗的群体和刊物，通过罗列新诗在第一个十年出版的约100多种新诗集子的名称，来暗示诗坛流派和倾向性在时间的纵线上发生的微妙变化；而在第二章末，对李金发关于“沉寂”、“孤寂”、“静寂”、“凄寂”、“痛哭”、“恸哭”、“悲哭”“哭泣”、“哀苦”等相近词语重复使用的数字统计，从使用频率上直观地证实其用词之贫乏。
这部著作在对诗学理论建设和研究上也用力颇深。拨正从前以思想分析或政治评价替代作品评价的偏差，陆先生在书中，一再强调衡量诗作和史学的标准是唯一的，即是否有利于诗歌创作和诗学水平的提高，是否有利于二者的创新和发展。在历史上对新诗理论的创建方面，如陈卫博士所提到过的，他不光梳理了胡适、俞平伯、郭沫若、闻一多、穆木天、王独清等人创作以来的新诗理论，还重新检视了历史上的诗学观论争和社团之争等，使得人们在消除了意气之争后的今天，能够重新客观地审视，这些争论为文学史带来的价值与进步。那些历史上争论的文章在文中也一一被列出，方便读者按图索骥，以当时的第一手资料，得到自己的认识和判断。
书中还强调将诗学与历史融合的观念，坚持用诗学的、历史的观点一以贯之，来看待各种文学问题和现象；对固有成见翻案，否定了流派进化论，即后出现者胜于前者的简单观念，而澄清流派中具有的相互混杂的复合性；否定流行的“五四文学断裂论”，而为新诗的激浊扬清、对传统进行了有选择的继承而正名。这些在诗学理论方面的见解和观点，因其独特的洞见性，令人耳目一新；同时独立深入的思考和严肃求实的态度，又令人深感受益匪浅。
二
《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一卷）的出版并得到学界的交口称赞，其实并非陆耀东先生一夜之间的爆发，而是他数十年在现代诗歌界潜心研究的一个必然结果。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陆耀东先生一直以其独特敏锐的眼光站在新诗研究领域的前沿。
陆先生从50年代开始，一直孜孜不倦地长期从事新诗研究。八十年代初，他专心于流派及诗人研究，发表了10篇诗人论，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后结集为《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一书。书中将“五四”时期6个主要诗歌流派、14个代表诗人的思想倾向和审美选择进行了详细梳理，从而奠定了他的早期新诗创作特色研究基础。书里不仅描绘了诗人的个体特色，还整合了时代的潮流选择和诗歌整体发展走向，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诗歌发展概况，其时已被称为诗歌的流派史研究和断代史研究的典范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