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海斌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教授，院长）
辞别恩师，南下广州，转眼已经第九个年头了。每每北望，一座珞珈山总是和先生的身影叠合在一起，使我神往，转而神伤。
1995年初，王毅从武汉大学回来度寒假。他是我在西南师大新诗所读研究生时的师兄，这时是陆先生一年级的博士生。几次聊天过后，我暗暗惊讶于他学问上的巨大长进，也萌生了到珞珈进一步深造的想法。过了两年，博士入学的笔试和面试结束以后，我才在王毅的引领下，第一次坐在陆先生的客厅里。
实在是太紧张了，我事后竟一直回忆不起当时见面的细节，只记得当晚一片柔和的灯光，一位老者安详地坐在那里。他是随和的，轻言细语地说着话，让你不由得想去亲近他；但你内心又总是紧张的，不敢稍有懈怠，像一个顽劣的孩子站在严父面前一样。之后的三年，一直是这样；毕业后的九年，依旧如此，甚至是因为自己学业上毫无长进，而愈发愧疚、心存畏惧。
从硕士到博士，我有两位导师。吕进先生引我入门，扶我上路；陆先生则导我深入，示我以新的境界。两位老师都很严格，但“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或者说，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对两位老师的“严”有着不同的体验。吕老师更重“言传”，事事指点到位，容不得些微差池；陆老师属于“身教”，他用自己的道德文章做成一面镜子，让生徒后人能从中映照出自己的缺陷，从而找到前行的道路。
对于陆先生的严格，我在入门之前早有耳闻，因此也做好了精神准备。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的挨克的“期待”居然落空了，这反而让我愈发地忐忑不安：难道我已经是朽木一块，不堪雕琢了吗？直到后来，我才慢慢想明白，不能再把自己当成需要师父耳提面命的小学童了，而要自己随着师傅去修行、领悟。如此一来，压力陡然大了，收获也随之多了起来。
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待人处世，陆先生总是坦然而从容的。就我个人的理解而言，在学问一途上，这种气度源自于他对原始材料的广泛占有，以及力求客观公允、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新时期伊始，陆先生率先踏入徐志摩研究的禁区，先后撰有长篇论文《论徐志摩的诗》（1979）和《徐志摩评传》（1985），并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争议的作家作品评价问题》（1984）一文中明确主张“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了解作家的思想，只是作为研究作家创作的准备和参考；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应该也只能以作品为依据”；而在题材内容和作品艺术价值的关系上，陆先生强调“艺术必须首先是艺术，应该从艺术的特质出发考虑问题，对于艺术拙劣题材重大的作品，不应特别宽容；对于艺术特佳的作品，则不以题材的差别而强加贬抑。”在一个时代的早春时节，能够提出这样的论点并实际践行之，固然难能可贵；但更值得钦佩的是这种研究是建立在对于作家作品全面而独立的阅读和评判之上的。陆先生是海内收集、阅读现代新诗集最多、最全的学者，其中多数是他和师母枯坐图书馆誊写而来的抄本。既能充分地占有史料，又能忠实于自己的阅读审美感受，独立而力求公允地做出评判，这是我从先生处看到的、始终心向往之的学术境界。记得陆先生客厅里悬挂过一幅字：“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郑板桥拟就的这副对联，或许就是这种境界的形象描述。只有涵容、细研浩如烟海的史料，进而删繁就简，予以阐发，这样的研究才称得上是原创的，有价值的。在写作博士论文的过程里，陆先生曾经几次和我谈起过原创性的问题。我明白他的期许，也在努力地工作，但最终还是辜负了厚望，也给自己留下了遗憾。
南下广州之后，我常常会问自己，陆门三年，我学到了些什么？这真是一个愚蠢的问题，所以每每想起，得到的答案都不一样。就像是我曾经日日面对的那座珞珈山，四季流转，心情变换，它所给我的慰藉、幽思，总是不同的。先生就是那山，博大精深，风物常新，它矗立在我的生命里，驻留在我的记忆当中，成为我生命经验中最温润的一部分，每每回首总能予我启迪，助我前行。在这一点上，能够跻身陆门，我是幸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