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亦军
摘 要 《死水微澜》虽然貌似一幅幅社会风俗画，其中却含有深刻而非同寻常的“历史真实”。即作者通过历史“反叙述”，从三方面构建了“使宗主国与臣属国两个对立物发生颠倒错位的当下语境”：其一，天回镇芸芸众生的生存状况与宏观历史的反差，实际上是关于中国“历史记忆”的“远点”与“近点”的“差异”，而殖民者的“话语”霸权无不充斥其中。其二，假“历史记忆”而塑造大批麻木、颓丧的“国民”群像，却意在坚定民族自信和夺回“话语权”，以东方姿态对西方世界进行精神挑战。其三，具有强烈的物欲和情欲的“女人”邓幺姑，以与同时代众多女人的迥异而担当起了“历史的转捩”。但她身上的欲望和信念，不仅具有个体生命存在的特定历史意义，也成为整个人类生命历史和人类文化体系的象征。
关键词 《死水微澜》 历史 “反叙述” 历史真实
李劼人对自己“大河小说”的历史性毫无讳言：“从1925年起，一面教书，一面仍旧写一些短篇小说时，便起了一个念头，打算把几十年来所生活过，所感受过，所体念过，在我看来意义非常重大，当得起历史转捩点的这一段社会现象，用几部连续性的长篇小说，一段落一段落地把它反映出来。”然而，他笔下展现的历史真实却并非附载于宏大的历史叙述之中，而是从风俗、人情、人性的细腻描写中自然溢出，尤其是《死水微澜》更以浓郁的乡土气息，开创了历史小说的新格局——“将传统模式偏重于重大历史事件和显赫历史人物的正面描写，变位寓政治、军事、经济的变动于广阔的社会风俗史画面的勾勒。”然而，遗憾的是，人们很少关注到，在这一幅幅色彩浓郁、内容丰富的“风俗”画中，其实隐含了作者极为深刻的“历史话语”——那就是以历史的“反叙述”揭示了非同一般的“历史真实”。
一、“时代”的“反叙述”
李劼人开宗明义言及《死水微澜》的时代为：“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年，即甲午中国和日本第一次战争以后，到辛丑条约订定时的这一段时间。内容以成都城外一个小乡镇为主要背景，具体写出那时内地社会上两种恶势力（教民与袍哥）的相激相荡。这两种恶势力的消长，又系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帝国主义侵略的手段是那样厉害。”这就明确地限定了作品“历史”的地域性和国际性；而且就作品的描写来看，作者似乎更突出其地域特征——一翻开书，一阵阵浓郁的巴蜀乡土味就扑面而来：清明祭拜祖宗的因袭传统和繁多规矩，小镇人的孤陋寡闻、循规蹈矩、麻木顺从和怯弱，唯有教民与袍哥的冲撞偶尔给小镇带来了些微骚动；而那些从省城跑来的妓女，头上闪烁的诱人光环却为乡下女人勾勒出一个个梦想成真的神话，更反衬出天回镇的封闭和保守……随处都嗅到了那个特殊年代令人窒息的“气息”；而且，这与当时的国际的大背景似乎是一致的：19世纪下半叶以后，在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和掠夺中，战败的中国任人宰割，成为受人鄙视的“东亚病夫”、“黄祸”——这也是作品所展现的“历史”的国际性。
看来，成都郊外“死水一潭”的天回镇，就是国际风云变幻下中国的“历史真实”。如果真是如此，这部堪称李劼人历史代表作的历史价值在哪里？它与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黄祸”论的蔑视有什么区别？其实，答案就在这两相悖反的诸多关联中，或者说，作者正是通过极具地域性的现实主义描写和独特的个性形象塑造，构建了一个“使宗主国与臣属国两个对立物发生颠倒错位的当下语境”，换言之，即是在历史的反叙述之中隐含着作品的“历史真实”。
这种反叙述，首先表现在天回镇芸芸众生的生存状况与宏观历史的复杂性之中。就作品的历史背景来看，作者开宗明义：只表现从甲午中日战争到辛丑条约订定的1894年到1901年间的特定时期；但“历史记忆”却是不会中断的。追溯历史，“黄祸”并非只是“衰竭”的，它也寓意着“强悍”。这可上溯到鞑靼人在西方世界“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宏伟史册。据史书记载，公元12世纪蒙古国建国以后，成吉思汗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于1219年率大军向西进发。他们越过高加索山进入顿河流域，后又进抵第聂伯河和克里米亚半岛，后在伏尔加河畔被阻。1235年，成吉思汗再率大军远征欧洲，击败保加尔人，侵入俄罗斯平原，陆续攻陷里亚赞、特维尔、莫斯科等，然后兵分两路侵入波兰、匈牙利……直逼维也纳；忽必烈即位后，又率部侵入朝鲜、日本、爪哇、缅甸、印度支那等地。在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内，蒙古人建立了历史上空前辽阔的、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并以世界征服者的称号载入史册。但到了19世纪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史却书写了完全不同的内容：西方列强不断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和掠夺，战败的中国千疮百孔，从骁勇善战的勇士一变而成为受人鄙视的“东亚病夫”。因此，西方人言之凿凿地视之为“黄祸”—— 他们在被占领地以宗主国自居，宰割、欺凌国人，视国人为东亚病夫而极尽蔑视、丑化之能事；同时，他们又以强烈的殖民倾向，污蔑国人不畏强暴、奋勇反抗是“暴民”和“匪徒”之举，深深感到了对自身的威胁，内心充满了恐怖和担忧。而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到辛丑条约订定的1894年到1901年间，西方对国人的鄙夷和不屑一顾，比起以往对国人的恐惧和担忧似乎来得更猛，“黄祸”更多地寓意着国人的丑陋和国力的衰竭。因此，不管作者把作品的历史背景界定得如何明确，但关于中国“黄祸”的“历史记忆”是无法抹去的，或者说，当时的“黄祸”论，其实就是历史与现实作用的结果。这一切都深深浸润于作品中。
一翻开作品，映入眼帘的是：成都郊外的天回镇恰如“死水一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气息。虽然国人成了“暴民”、“匪徒”，不断有义和团、红灯教、攻打外国使馆等“暴徒”事件发生，但来势更猛的是，洋货势力，教会掠夺，国人追逐西风，“媚外”恶俗蔓延，“顺从”和“奴性”滋生等等。表面看来，李劼人是在借天回镇的芸芸众生，竭力描绘“东亚病夫”的整体形象，实际上，他是在借地方群像对“历史记忆”的反叙述——“当西方所攫取的东方领土进一步增加时，西方人对一个显在的、现代的东方的寻找就显得越来越急迫和紧要。因此，被东方学专业研究者们界定为东方‘本质’的东西尽管不时与作为被管理和被统治对象的现实东方发生着冲突，但在很多情况下却是对后者的进一步确认。”据此，不难看出，在国人被附加为“暴民”、“匪徒”的东方“本质”中，隐含了宗主国如何强烈的“话语霸权”——这是作者对那个特定时代不露痕迹的反叙述；而臣属国，或者说，是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一隅当时的现状又如何呢——天回镇四处都充溢着“媚外”的恶俗、“顺从”和“奴性”时时蔓延、滋生，这与他们作为“暴民”、“匪徒”的东方“本质”形成了强烈的冲突。这便是殖民者眼里国人本身历史现状——“作为被管理和被统治对象”的一种历史真实的记录；换言之，殖民主义在中国的霸权，对中国人民任意的欺凌、压榨特别是精神的控制，在作者对天回镇微观历史的“反叙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不难看到其强烈使命感和民族自觉意识的大大提升。
可见，在“远点”到“近点”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演绎着民族文明的“差异”，西方世界大大地夸大了这种关于中国“历史记忆”的“差异”，并拿来为我所用；作者却以“反叙述”再现了这种“历史记忆”的“差异”，从而不露痕迹地揭示了“差异”中的殖民霸权，以及国际风云的变化给国人造成肉体摧残和精神伤害，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手段是那样厉害”。
二、“国民”的“反叙述”
在作者笔下，1894年到1901年间的中国确实陷入“一片混乱的骚力和无组织的灵智之中”，而天回镇的众生相就是这种描述的缩影：顺从保守、胆小怯弱的小老板蔡大傻，每日算计杂货铺的进账，连老婆被别人占有也只有忍气吞声，最后还得靠妻子改嫁来救自己；面目猥琐、精神委靡而又好色成性、憨里土气而又不乏狡诈的小财主顾天成，欲灭仇敌投靠洋教，到头来机关算尽，落入他人圈套，既输钱财又挨打；袍哥头目罗歪嘴，算得上天回镇有头有面的人物，他“走官府、进衙门，给人家包打官司，包收烂账”，最终却遭人诬告，被官府捉拿而仓皇出逃；还有见风使舵的顾辉堂夫妇、与顾天成玩暧昧的钟幺嫂、想打邓幺姑歪主意的陆茂林、与无数男人交往的暗娼伍大嫂、沉溺色欲的地主少爷郝又三……正如约翰？布钦（John Buchan）1922年点名道姓言及的中国：“你有没有想过中国的情况？在那里，成千上万思维敏捷的大脑沉溺在花哨浅薄的念头中而无力自拔，没有目标，没有推动力，他们只能做一些徒劳无益的挣扎，而世界则在一旁窃笑。”诚然，约翰？布钦流露的傲慢的“东方主义”情绪对我们的民族情感是极大的伤害，也使人无法容忍，但历史的现状却无法回避，千千万万个蔡兴顺、顾天成、罗歪嘴、顾辉堂、钟幺嫂……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生活的！那么，李劼人笔下的“历史真实”难道与前者持有的“东方”立场如出一辙？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作者的这种立场，与他留学法国的经历（1919—1924年）有着密切的关联。毫不讳言，李劼人受到西方文化特别是法国文化的极大影响，这成为他一生的转折。不过，人们更多的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探讨其思想变化，少有人注意到，正是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反而加强了他与那些主流的“东方主义”的对峙，并对本民族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民族自信心也得到大大的提升，正如他在《回忆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片段生活》中所说：“我在法国整整住了四年十个月，书本上的东西学得极少，但从实际生活中却看清了所谓文明国家政治其乌糟腐败之处，并不下于当时的中国，而她的人民却善良可爱，尤其是法国基层社会的人民，和我国绝大多数人民并无不同的地方，这使我在出国之前从历史上所接受的一种民族自卑感，得以根本清除。”回国后他的确行如其言：坚定了民族自信，事事身体力行，积极投身社会革命运动，特别是在发表《死水微澜》之前的十余年间，这种思想和行为主导了他的整个生活。粗略考查就可以看到：他拒绝任教——拒绝当军阀幕僚——当《川报》编辑——被捕——任教——投身民族救亡，从中清晰地看到了一个激进的知识分子、进步社会活动家异常活跃的身影。在这期间，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两次拒绝”，一是刚回国时拒绝去复古空气甚浓，暮气沉沉的东南大学；一是拒绝做大军阀幕僚而进《川报》当民众的喉舌，后来又因创作讽刺小说开罪于军阀而被捕。这种积极践行而又带有明显反叛特征的行为，当然是他“民族自卑感得以根本清除”，坚定了自身民族自信心的结果，与他后来在《死水微澜》中描述的令人窒息的社会，麻木不仁的国民精神状态相去甚远。然而，这种矛盾又恰恰成为作品“历史真实”坚实的思想基础——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对国民性的重新认识。
显然，描写这些整日“沉溺在花哨浅薄的念头中而无力自拔”的国民，作者与那些“东方主义”者有着完全不同的立场。他是在借历史“反叙述”，从“东方主义”者那里夺回本应属于自己的“话语”权。作为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一个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民众代言者，他必须要争得话语权；而当他挤进中心话语圈，面对那些咄咄逼人的“东方主义”者的包围时，他又必须找回本民族“历史记忆”中沉默的“话语”，说着自己“从属臣民”的话语而不是相反。这就是李劼人笔下蔡大傻、顾天成、罗歪嘴、顾辉堂、钟幺嫂、陆茂林、伍大嫂等各色人物构成的“历史真实”：人情冷暖、世态炎凉、风尚沉沦、精神空虚颓丧……尽管如此，但这一切的一切都意在警醒民众，救我中华。显然，这与那些“在一旁窃笑”，权当看客，幸灾乐祸甚至沦落为帮凶之流所看到的吾国人之无能，有着本质的差别。可见，作者的这种“反叙述”，意在以内在主动的自省来达到“清除自我的民族自卑感”，与那些“东方主义”者话语的貌似相同，就如同“以其之矛攻其之盾”，虽不可解，却最给力。
这种“反叙述”中的“历史真实”虽然含有浓郁的民族情愫，持有民族自信的立场，但又超越民族之上，代表了东方对西方世界的精神挑战：“东方现在似乎不仅对西方从总体上构成挑战，而且对西方的精神、知识和帝国权（imperium）形成挑战”，萨义德在谈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东西方关系时，如是说；而且他还指出，由于东西方角色正在发生的微妙变化所导致的现代性危机：“有公开占领的问题；有领土托管的问题；有欧洲列强在东方相争的问题；有如何与本土精英阶层打交道、如何对付本土大众运动以及如何处理自治和独立等政治要求的问题；有东西方文明之间相互接触的问题。这些问题促使人们对西方的东方知识进行重新思考。”可见， 作品蕴涵的“历史真实”的世界意义是不可忽略的。
三、“女人”的“反叙述”
有学者说，李劼人是“借女人和情爱来写历史，用女性命运来把握历史的律动，用她们情欲实现的程度来透视社会历史变动与进步的程度”。那么，在作品中，作者是如何以“女人”来写“历史”呢？
地处成都郊外的天回镇，其如“死水一潭”的生活气息，确实与1894年到1901年间那个时代的“动乱”相去甚远。但在这塘“死水”中却掀起了一阵阵涟漪，给死气沉沉的天回镇带来了一点生气的竟是一个女人，一个打小就“不安分”的女人：小时候缠足痛得受不了也不愿意松绑，为的是日后能与那些拥有三寸金莲的城里小姐一比高低；邻居韩二奶奶的“教诲”，更激起她对“城里女人”生活的百般艳慕：住豪宅使丫鬟，整日涂脂抹粉一身光鲜，有说不尽的富贵道不完的奢侈；然而时运不佳，下嫁给了一个丑陋愚钝的小掌柜。虽然成都梦碎，整日身陷油盐酱醋茶的平庸之中，但自然生命的强烈欲望，犹如海浪翻滚的波涛，奔涌冲撞，试图冲破坚固的堤岸而肆意妄为……于是，她在镇上公开“偷情”甚至不避丈夫；为了落难的丈夫和逃亡的情人，她又断然决定下嫁给猥琐而无骨气且自己根本不屑的土地主……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姑且不说她的豪气使周围的天回镇汉子黯然失色，单就她“正大光明偷情”的胆量，也是那些头发长见识短的女流之辈，如追逐物欲贪图享乐的妓女刘三金、只知与顾天成玩暧昧的钟幺嫂、和无数男人交往的暗娼伍大嫂等，所远远不及。
不过，当时被称为“文化怪杰”的辜鸿铭，也给这个时代的妇女画了另一幅画像：“中国的理想女性就是一个手拿扫帚打扫和保持房子清洁的妇人。事实上，中国的‘婦’字，本来就由一个‘女’和‘帚’两部分构成”，因此“在中国，一个妇人的主要生活目标，不是为她自己而活，或者为社会而活；不是去做什么改良者或什么女性感情会的会长；甚至不是去做什么圣徒或给世界行善；在中国，一个妇女的主要生活目标就是做一个好女儿，一个好妻子和一个好母亲。”如果将李劼人和辜鸿铭笔下的两种“女人”试做比较，完全不能同日而语。李劼人笔下的邓幺姑，不仅谈不上“三从”，而且对“四德”之首的“女德”就大有离经叛道之嫌。所谓“四德”即妇人不要求特别有才智，但要谦恭、腼腆、殷勤快活、纯洁坚贞等，总之要具有无可指责的品行和完美无缺的举止。以此作为评判，邓幺姑的所作所为显然离“四德”相去甚远，特别是她对情欲的自然宣泄，更显示出对“纯洁坚贞”之德的大胆反叛！
但如果把这个女人的特立独行，仅仅视为对传统的反叛，就会使她的“不安分”失却厚重的历史附载而显得空泛和漂浮。联系作者所言及的创作宗旨，这显然有违其历史指向的初衷。因此，邓幺姑的“不安分”，实乃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特殊“历史语境”下的人性释放。在作品中，作者将其强烈的欲望作为她人性的基本内核，由此构成了这个“女人”从邓幺姑——蔡大嫂——顾三奶奶的成长史：从小羡慕城里的阔太太阔小姐，总是梦想“平步登天一下置身成都的大户人家”，甚至连嫁给成都城里的老头做“填房”都愿意；梦想破灭以后嫁给了木讷无趣、不解风情的小掌柜；由于不满丈夫她又另寻欢愉——与当地袍哥老大罗歪嘴公开“偷情”……而且，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强烈的物欲和情欲形成了她诸多复杂的性格特征：敢爱敢恨、泼辣豪放、无所顾忌而不失善良等等；同时，强烈的物欲和情欲也成为她内在生命的强大驱动力，使得她无法也不可能停留在原地。可见，强烈的物欲和情欲铸造了她生命的可变性，或者说，就是她的生命之变是人性使然；而构成生命驱动力的物欲和情欲又是深不可测的，恰如邓幺姑自己所言“人生一辈子，这样狂荡喜欢下子，死了也值得！”甚至后来为了罗歪嘴，竟然嫁给自己所鄙夷的人——她，连自己都无法掌控。虽然欲望是那么的无法掌控，深不可测，但切莫以为，邓幺姑与罗歪嘴的“偷情”只不过是贪恋肉欲之欢，相反，一方面，邓幺姑从罗歪嘴那里找到了一种精神依托——男子汉的豪爽、仗义、勇敢、见多识广、风流倜傥，这些是她那麻木、愚昧、怯弱、不解风情的丈夫所不能给予的；另一方面，邓幺姑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认识了“自我”的价值：当罗歪嘴遭顾天成诬告，被官方追捕而逃亡，她为拯救情人和丈夫毅然下嫁自己厌恶的男人。这是一种“担当”，一种人之为人的“气概”，或者说，这就是她对生活持有的准则和信念。可见，强烈的欲望和对生活的信念撑起了邓幺姑的生命，并使之变得顽强。
因此，把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乡下人，放在同时代的诸多“女人”形象中，她的面孔显得格外陌生。因为我们已经熟悉了那个时代的传统女人，比如说鲁迅笔下的那些三从四德的女人：祥林嫂愚昧懦弱，虽然她在第二次婚姻中得到了幸福，但常常为没有为前夫守节而备受心灵的熬煎，最后在“祝福”声中默默死去。《明天》里的单四嫂子虽然践行了守节，却失去了自己的爱子。《离婚》中的爱姑最为泼辣，最具反抗精神，可她离婚的底气则源于她的道德原则——她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也源于她的自我身份认定——“家里有六个身强力壮的兄弟和家底殷实”。也有别于那些“新女性”——《伤逝》中的子君，她逃出封建礼教的“铁屋子”的反叛最似邓幺姑的勇敢，遗憾的是，子君最后悲戚的“回归”却与邓幺姑的改嫁有着天壤之别。就是这么一个邓幺姑，与清末民初诸多的村姑、农妇不同，与自誉觉醒的新女性不同，但她恰恰以自己不同于众的个性，担当起了“历史的转捩”；就是这么一个邓幺姑，生活于“死水”一般的天回镇，却以豪野的个性和充溢的生命激情，书写了中国广袤土地上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她琐碎乃至平庸的生活，虽然远离1894年到1901年间的宏大史事，但她生命的欲望和信念却随着大时代的命脉一起跳跃。因此，在作者笔下，邓幺姑、天回镇的诸多复杂关联与宏大的历史叙述相悖，形成了一种历史“反叙述”——多方面利用历史中对立面的颠倒错位：一是历史转折期的相激相荡与死水一潭的小镇，一是止于死水的小镇人与充满生命欲望的邓幺姑；同时又以此还原了历史的真实。
有学者说：“女性问题不是单纯的性别问题或是男女权利平等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对历史的整体看法和有所解释。女性的群体经验也不是单纯是对人类经验的补充和完善，相反，它倒是一种颠覆和重构，它将重新说明整个人类曾以什么方式生存并如何生存。”正是在这个基点上，“女人”邓幺姑就不仅具有那个时代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她身上的欲望和信念，体现的是人类心理精神的基础，表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实体性的心理因素并贯穿于她生命的始终；而且是“穿梭于人类生命的整个历史以及象征性地表现出来的整个人类文化体系”。概而言之，邓幺姑的人性，特别是她作为一个“女人”的强烈欲望，无论它带有多少历史印记，但都无法掩盖其永恒——它是人类生命更新和发展的难以控制的动力和源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历史记忆”的混淆，“国民”精神的颓丧，皆因欲望的枯竭和自信的缺失；因而“邓幺姑”的欲望和自信就不仅仅属于一个“女人”，而是属于整个时代、整个国民；反之，时代生活之令人窒息，国民劣根之痼疾难除，又会因“邓幺姑”而出现转机。于是，时代、国民、女人便浑然一体，不可分割；而其中，以“女人”为作品之“魂”的历史“反叙述”可谓触及到了“历史真实”的本质，寓意尤为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