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岚了。”第二天早晨，笛躺在床上对我说。
“你在哪儿看见她的呢？”我把从街上买来的小笼包子和紫米粥用托盘端着递给她。
“在梦里。”笛的气色好些了，说话不再有气无力，嘴角也挂上了笑容，“我睡了个好觉，大概有三四个小时呢。在梦里我看见了岚，她长得和照片上的一模一样。她说她要和我结成姐妹。她说她的生日是1981年11月，天蝎座。我说我是1982年9月，处女座。她说那她就是姐姐了，要像姐姐那样照顾我。她说你是个好人，让我信任你。”
“你要是信任我，就多吃点东西吧。”我笑着指了指托盘。
“是有点饿了。”笛抿了下嘴，喝了一口紫米粥，“这是真的还是梦呢？”她放下粥勺问我。
“我想是真的。因为岚的生日真的是1981年11月，天蝎座。这么准确的时间，可是梦不出来的。”
“这么说，我和岚在梦里进行了交谈？”她又喝了一口粥。
“我想，应当是在意识里。你睡熟了以后，你的意识和岚的意识进行了交流。
所以，那不应当是梦，而是和我们现在的交谈一样，完全是两个人真实的交往。”
“噢，我明白了。”她不再说话，默默地喝粥，还不时掰一小块包子喂她身边的小东西。忽然，她脸一红，看我一眼说道，“啊，光顾自己了，也没问你吃了没有。”
“别客气，”我说，“我已经吃过了。”
“唔。”她说，又看我一眼，脸更红了，“我应当叫你什么呢？叫你考拉行吗？
比起叫你树袋熊，我更喜欢叫你考拉。”
“那就叫考拉好啦。”
“你不会生气吧？”
“叫什么都行，考拉和树袋熊其实是一回事。”
“考拉，”她叫我，“那你的生日呢？”
“我29岁，”我说，“1978年2月，双鱼座。”
“那你喜欢幻想吗？”她问，“双鱼座的人都喜欢幻想。”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喜欢幻想，”我说，“我只是经常胡思乱想。”
“我也是。”她说，“那你经常想些什么呢？”
“是啊，想些什么呢？”我不知怎么回答好，望了望天花板，答道，“无非是些不着边际且荒唐可笑的想法。譬如，我时常把自己想象成公用的储藏柜，人们放东西进来又把东西取出去，到了最后我仍然是空空如也。一点也不浪漫，是吧？”
“空空的储藏柜……”笛自言自语，露出善意的微笑，“这个形象说明你是个讲究实际的人，只是有些孤独。考拉，你觉得孤独吗？”
“嗯，有点儿吧。”我说，“可能我的心太空虚了。”
“不，你并不空虚，空虚的是我。”笛说，“我老想象着我是一只鸟，早晚有一天，我会飞离这个世界。你说，假如我不空虚，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这个不能叫空虚吧，”我说，“想象自己像鸟儿一样在天上飞，这可是每个人都做过的梦呢。”
“是空虚。”笛认真地说，“当一个人丢失了一切，什么都没有了的时候，就会像鸟儿一样飞起来。”
“可惜，”我笑道，“储藏柜即使再空虚，也飞不起来。”
笛呆呆地看了我一会儿，欲言又止。她拿起餐巾纸轻轻地擦了下嘴，对我笑了笑。
我撤去托盘，剩下的包子装入食品袋放入冰箱，一次性粥盒和粥勺丢进垃圾桶。
打开抽油烟机吸了一支烟。在吸烟的时间里，我想到了岚。我不知道岚是睡着还是醒着，是否听见了我和笛的谈话。如果岚听见了，她心里会怎样想呢？
昨天晚上，我睡沙发，笛睡床。一直到半夜我都能听见她不停地翻身和呻吟。
小东西也尖声细气地哼唧，它在安慰她。笛的呻吟和小东西的哼唧，每一声都刺入我的心。有好几次我从浅睡中惊醒，恍惚中我以为那是岚发出的声音。当我撩开被子下地时，才恍然想起岚已经变成了笛。
对于抑郁症，我多少有些了解。全世界差不多有两亿人患了这种可怕的疾病。
那种生活状态，犹如炎热的夏季闷在拔掉电源的冰箱中的草莓，时刻都能感觉到肉体腐烂般的痛苦。痛苦的不仅是肉体，还包括精神。那种土崩瓦解的绝望、那种莫名的烦躁、那种似我非我的迷乱，使大脑就像中了病毒的电脑，无法正常地开启和关闭，拥入大量的错误代码，运行速度降低引起内存不足，出现不相干的提示或者进入陌生的网站，计算频繁出现错误，鼠标和键盘不受人的控制，整个系统陷于混乱。
笛早晨的表现，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她自杀过多次，病情想必十分严重。可她竟然睡了三四个小时，喝了大半盒紫米粥，说明她的身体并非我想象得那么糟糕。
可能医生开的药物起了作用，更可能因为她体内有一个变成了纯粹意识的岚。是岚的意识改变了她体内某些神经递质的浓度，内分泌系统趋于平衡，从而使她的病征有所减轻。但同时我也知道，不管是医生的药物还是岚的意识，都不可能彻底解决笛的问题。因为笛的问题源于她自己的意识，即属于她自己的那部分大脑的记忆。
人之所以是人就因为人长着人的大脑，我之所以是我就因为我长着我的大脑。
人的大脑使人趋向为人，我的大脑使我趋向为我。但人是我的基础，只有当我肯定我是人的时候，我才能确定我是我。虽然每个人对人和我的认知有所不同，但当你感觉你非人的时候，你也就感觉到了我非我。这种我非我的感觉恰恰是抑郁症的诱因。我们的大脑在追求做人的完美，而一切阻碍或者破坏这种完美的记忆，就像身体里的癌瘤、血栓和肠梗阻，时刻威胁着机体的健康，严重时它会导致一个人的精神彻底崩溃。
我想，在人类的大脑中，肯定有一套生命质量的自检系统。它周期性地或是应急式地检查大脑的记忆，一旦神经网络中那非人的记忆被搜索出来，它就会触动开关，迫使那部分记忆细胞处于激活状态，把那非人的经历和感觉重新演绎一遍，提醒我们生命尚处于不完善之中，需想办法赶紧补救。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或是采取措施不力，它就会一遍遍地让那非人的经历重演，我们也就一遍遍地重温那折磨人的痛苦。那是一种深陷泥沼般的痛苦，如果不加以援手，很难独自爬出。
抽油烟机已将空气彻底换过，我返回客厅。
笛已经起床了，正在卫生间洗漱。她的声音轻微，不像岚那样噼里啪啦。但她用了比岚多几倍的时间，想必每一个环节都十分仔细。我歪在沙发上看电视，一下下按着遥控器：搞笑的小品、哼哼唧唧的歌星、卫生巾广告、无聊的新闻和戏说的古装电视剧。我并非想看电视，而是借此分散一下注意力，不再把笛和岚加以比较。
但是不行，电视上的这些东西对我根本没有吸引力。我的眼睛虽然盯着屏幕，头脑里却仍然是岚和笛的问题。
笛和岚的个性如此鲜明，同一个身体，呈现在我眼前的却是两个迥然不同的女孩。以前我是通过体味区分她们，如今她俩的体味已经趋于统一，可我还是能轻易地识别出她俩谁是谁。我不认为我区分她们是基于她俩外部的表征，这里面一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大概是灵魂吧，我想。她俩有不同的记忆，当然就有不同的灵魂。
就像不同的肉体有不同的体味一样，不同的灵魂也有不同的味道。只是这种味道不能用鼻子闻出来，需要灵魂间电磁共振般的感应。
那么，又回到了原先的那个老话题：什么是灵魂呢？
这个问题，岚在青羊河边问过我。我既不相信灵魂是主宰人躯体的一种非物质的东西，也不甘心把灵魂仅仅看做是大脑的记忆。我想灵魂应当是既神秘而又实在的东西。人的大脑趋向使人成为人，而人在精神层面上浓缩为积淀的记忆。人的记忆与大脑趋向一致时，人就快乐；人的记忆与大脑趋向相悖时，人就痛苦。这就是人的灵魂：在亿万年进化中趋向完美的大脑与现实记忆的统一体。那么我呢？人的大脑使我成为人，现实的记忆使我成为我。当我迷失了我时，就是我的记忆使我的大脑出现了混乱与分裂，它不再区分进化与退化，它失去了使我成为人的趋向性——于是，我或者傻傻地快乐着，或者闷闷地痛苦着，或者麻木如砺石，或者癫狂如疯犬——但我现在是一只半睡半醒的树袋熊。
岚和笛的问题我也想明白了。教授复制的不仅是岚的记忆，而是她整个大脑的信息，既包括物质参数，又包括精神密码。他在笛的大脑中重建了岚的灵肉统一体，利用笛这一载体使岚的记忆得以复活。正因为岚和笛都是人，人的记忆作用于人的大脑，所以复制才能成功，而这更加证明人与人是平等的。教授始料未及的是，人的大脑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功能，所以笛恢复了她的记忆。这就是现实，一具躯体中装载着两个独立的灵魂，我不得不面对如此的两位女孩，而且对她俩负有差不多同等的责任。这责任是命运强加给我的，我已不能选择，只能一肩担起。
我正想着，笛从卫生间走出来，坐在沙发的另一端。她的脸上漾出矜持的羞涩，双腿并拢，腰板挺直，两只手拘谨地放在膝盖上，眼睛望着电视机。她穿着宽松的T恤衫和紧绷绷的牛仔裤，光脚穿着拖鞋。
我按了下遥控器。
电视里，女歌星还在哼哼唧唧地唱。
“喜欢听歌？”她问。
“只是听罢了，说不上喜欢。”我说。
“平时都听谁的歌？”
“赶上谁算谁，倒也没特意听谁。”
“那，总有一首歌是你最喜欢的吧？”。
“最喜欢的恐怕没有，曾经感动过我的倒是有一首。”
“哪一首呢？我想知道。”
“陈星的《流浪歌》。”
“唔，”她的眼睫毛抖了一下，“为什么这首歌让你感动呢？”
“那是3年前的冬天，我刚来到这座城市。”我想了想，说道，“一天晚上，我去商场买东西，出来时下起了雪。在门廊的石阶上，围着许多人，都在听一个盲人唱歌。那个盲人裹着破棉袄，腰里扎着麻绳，头发又长又乱，留着脏兮兮的络腮胡子。他拉着二胡，一遍又一遍地唱《流浪歌》。他的嗓音粗哑苍凉，仿佛夹带着沙粒和血丝，但每一个音符都震撼了我的心，我既听懂了那沙粒，也听懂了那血丝。
雪越下越大，我的心在他的歌声中战栗。脸上流下的不知是雪化成的水还是心流出的泪。这是我这一生，第一次被一首歌感动，而唱歌的人就是那个瞎了双眼的乞丐。”
“你可能想家了，”笛说，“所以才被感动。”
“是的，我想家和母亲。”我说，“但我想的不是现实的家和现实的母亲，而是心灵深处的那个家和母亲。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都隐藏着一个家和一个母亲。那个家是温馨的，母亲是慈祥的。可我一直找不着那个家和母亲，只能孤零零地四处漂泊。那首歌的词曲和乞丐沙哑的嗓音，打开了我心灵深处那扇闪着烛光的窗棂，我看见了母亲伏在窗前的身影，所以才潸然泪下。”
“我懂了。”她说，“真想听你唱。”
我关上电视机，酝酿一下感情，低声唱起来。当唱到“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时，笛随着我唱道：
走啊走啊走啊走，走过了多少年华，春天的小草正在发芽，又是一个春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