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代背景来看，中国的“60后”跟日本的“团块世代”非常相似。他们都是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最先接触到外国文化、看着电视长大的一代人。“60后”和“团块世代”之前的一代人出生于战争时期，那时的出生率非常低，所以，“60后”和“团块世代”成年后不需要超越上一代人，能更好地抓住社会提供的机会。中国的“60后”的上一代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十年的空白期”也使得“60后”的年轻人幸运地拥有了更好的大展拳脚的机会。
80年代后期，我在东京度过了大学时代，当时中国留学生纷纷来到东京大学留学，他们之间有很多共通之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男性普遍都很会做饭，他们可以用一把中式炒锅如变魔术一样做出一道道美味的中国菜。
而在当时的日本，除了专业的厨师之外，人们一般认为“做饭是女人的事儿”。日本有一句话叫作“男不入厨房”，喜欢在厨房里转悠的男性，会让人觉得娘娘腔，没什么男子气概。因此，母亲只教会我做一道菜--炒鸡蛋，她对我说：“其他的让你未来的老婆做给你吃吧。”而中国的留学生们跟专业厨师一样，熟练地做着大餐，让我们这些日本学生看得目瞪口呆。
关于中国的女留学生，让我非常吃惊的是，她们几乎都很朴素，出门一般都不化妆，穿着平时居家的衣服就出门了。当时，日本处于泡沫经济时代，日本的女大学生们穿着都非常光鲜，总是烫着时髦的卷发，化着厚厚的妆出门。当时的中国女性还没有化妆的习惯，在那个年代，中日两国的经济实力还有很大差距。
中国留学生不论男女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特别优秀。无论在哪个学院，学习成绩排名第一的大抵都是中国留学生，排名第二的往往是韩国留学生，日本学生顶多挤进第三名。横在留学生们面前的还有一道日语的障碍，能取得如此骄人的学习成绩实属不易。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完全是中日学生之间不同的人生观。对于日本学生而言，大学时代意味着四年的休息时间，他们好不容易通过了中学、高中时代残酷的应试教育考上大学，将来大学毕业后，还要成为残酷的“企业战士”，所以对于他们而言，只有大学四年的时间可以尽情地运动、兜风、旅行、约会、讴歌青春。特别是我读大学那会儿，正值泡沫经济时代，更是感觉玩乐才是每天上学的主题，上课只是玩乐之外的次要选项罢了。
与此相对，在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的中国，留学日本的经历几乎可以决定一个人今后的人生，因此他们干劲十足：“这么宝贵的留学时间，哪怕一分钟都不能浪费！”
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们大部分是公费留学，他们身上背负着振兴中华的使命，就好像参加奥运会的选手一样，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要为建设现代化国家做贡献，不拿金牌誓不还乡！”实际上，80年代的日本大学合格率有30%左右，中国仅有2%，而能前往日本首席学府东京大学留学的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可谓凤毛麟角，就像当选奥运选手一样稀少。
在当时相识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位我们一直保持着来往，他现在已经是上海一家银行的总裁，拥有数千名员工。当年其他的中国留学生们，如今同样是各个领域的佼佼者。
然而这种倾向从9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减弱。现在，来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之中，一大部分是中国国内高考的落榜生。日本的少子化现象十分严重，报考大学的学生人数比大学的招录人数要少得多，因此各个大学相继推出各种留学优惠政策，通过招录留学生来填补生源。在这一背景下，高考落榜的中国年轻人一窝蜂地在次年春季（日本大学在樱花盛开的四月举行开学典礼）来到日本留学。关于中国留学生，稍后我还会详述。
你们的青春，我们都曾走过
不像学生，更像士兵，中国“70后”
1995年到1996年，我在北京大学留学时，住在校内留学生宿舍“勺园”。那时，我接触到了中国“70后”的精英学子们。
那个年代，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日趋明显，并且对年轻人带来巨大的影响。1996年8月，清华大学发生了一起新闻事件--“李文龙事件”。辽宁省鞍山市的李文龙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第一学府清华大学。然而由于家境贫寒无力支付学费和生活费，不得不放弃入学。中央电视台赶赴李文龙的老家进行采访，那是一个边远地区的农村，李文龙家几口人住在一座危房里。我看到这则新闻惊讶不已，中国居然还有这么贫穷的人。最后，鞍山市政府为李文龙支付了学费和生活费，“李文龙事件”才告一段落。
同样是在清华大学，一场奢华的入学典礼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1995年秋天，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我现在来到了清华大学的开学典礼进行采访，一进校门，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奔驰、奥迪、福特……校园里的空地上停满了国外的高档进口轿车，大概有500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从这一天开始，新生们即将开始住宿舍的集体生活，家长们不放心，纷纷开车载着孩子来参加开学典礼。”在日本，学生的大学开学典礼并不被家长重视，我的父母就对此压根儿不感兴趣，没有参加过我的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来到北京留学，我发现除了参加开学典礼之外，家长们对孩子的溺爱随处可见。例如，在西单商场的一楼有销售儿童用品的柜台，家长们会在那里为孩子购买大量的玩具、点心等，而在日本，商场的一楼一般都是女性的化妆品柜台，当我看到西单商场的布局时觉得非常吃惊。
另外，在北京的餐馆里，经常会看到家长带着小孩一起吃饭，小孩子总是最先抢过菜单大声嚷着：“我要吃红烧肉、炒虾仁！”而在日本的餐馆里，小孩通常都是安安静静地吃着父母点的菜。
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我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原委。“70后”是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他们和之后的“80后”“90后”一样，都是家里的“小皇帝”。
中国于2009年秋迎来建国60周年庆典，当时的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召开记者招待会自豪地宣布：“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让中国国内减少了4亿人口，并且让世界人口到达60亿的时间推迟了4年。”
从我幼年时代的经验来看，独生子普遍比较任性，这一点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家有三个孩子，如果母亲在圣诞节那天买来一个蛋糕，会切下三小块分给我们三个，剩下的蛋糕放到冰箱里保存起来。所以我们三个小孩脑子里想的都是如何把剩下的蛋糕据为己有。譬如，第二天早上，会比平日早起30分钟抢先打开冰箱吃蛋糕，或者跟妹妹谈条件，用替她做作业交换她那一份蛋糕。
然而独生子女完全没必要动这些心思，想吃就吃，母亲买来的整个蛋糕都是自己的。所以，独生子女通常会有一个固有的观念，认为“眼前的东西就是自己的”。
在中国，“6位家长养一个小孩”。也就是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6人共同抚养一个孩子。于是，每个家庭都诞生了一位“小皇帝”，也就不足为奇了。
1996年，上海零点市场调查公司曾针对北京市民做过一项调查，其结果显示：北京市养育高中生的家庭，每年花在孩子身上的平均费用为教育费1542元，生活费2532元，合计占家庭总收入的40%。如此这般呵护备至，孩子想不变成“小皇帝”都难。
在中国有句俗话叫作：“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人生道路充满荆棘，对孩子的溺爱也是“70后”及之后的中国年轻人的悲剧所在。
北京大学的“70后”大学生是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也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
我在北京大学的“勺园”开始宿舍生活后，第一次可以不用把闹钟放在枕头下就能起床了。因为每天早上6点半，校园里的大喇叭都会同步播放中国人民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在日本的时候，每天早上我都会伴随着闹钟里设定好的莫扎特的音乐起床，来到北京之后，则变为听着“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这两个名字睁开双眼。就这样，我听着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起床，去校内的食堂买油饼和白粥作为早点。每天，我都会跟蝗虫一般的自行车大军擦身而过。他们是“70”后的中国大学生们，他们都骑往一个方向，那就是图书馆。图书馆每天早上6点40分开门，晚上11点关门，一楼和二楼加起来一共有800多个座位。“蝗虫大军”每天都要早起去图书馆抢占座位。
在图书馆上过早自习后，学生们赶去教学楼上早上7点半开始的第一堂课。之后，他们往返于图书馆和教室之间。晚上9点50分第11节课结束后，他们又回到图书馆，再学习1个钟头左右，甚至连课间也待在图书馆一丝不苟地学习。到了吃饭时间他们就拿着饭盒去食堂打饭，在回图书馆的路上边走边吃，不肯放过一丝学习的时间。
在我这个日本留学生看来，他们不像是学生，更像是士兵。而大学也不像是学术之地，更像是一个军营。
我的学生时代是一个把大学当作度假胜地的时代，一般大学从早上9点钟开始上第一堂课，东京大学素来严格，8点半就开始上课，但是几乎没有学生去上早上8点半的那堂课。也有不少大学教授嫌教学太繁琐，简化了课程内容和数量，甚至有些教授也经常不来上课！教授和学生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互惠双赢。学生只需要在期末提交一个非常简单的小论文，哪怕不上课也可以拿到学分，大家心照不宣。我们教育学院就有一位一年只来4次的幽灵教授！
另外，日本的大学每天的课程最迟也会在傍晚4点左右便结束（只有东京大学是5点半结束）。就算晚上安排了课程，学生们也不会去上课，因为他们忙着吃喝玩乐打工赚钱，所以学校索性不安排晚上的课。
对于日本大学生来说，图书馆就是一个喝水和睡午觉的地方。夏季酷暑难耐，当时的大学教室还没有安装空调，只有图书馆一楼的卫生间旁才有直饮水的设备，可以喝到冰镇水，所以学生们口渴了就会前去图书馆。而且，由于几乎没有人在图书馆看书，所以上课的时候如果犯困了，就可以溜到图书馆摆上三四个椅子躺在上面睡午觉。也有学生不睡午觉，而是躺在椅子上看漫画。图书馆夏天下午6点闭馆，冬天下午5点半闭馆，有的学生甚至压根儿不知道图书馆在学校的哪个位置。
从这样的教育环境来到北京大学，中国的“70后”们勤奋学习的“战斗姿态”让我惊叹不已。
在北大留学期间，“70后”的学生中有几个跟我走得比较近，他们带我去宿舍参观，让我大跌眼镜，我第一次看到了8个人合住的学生宿舍，一个星期只供应两次供学生们洗澡的热水，而且每次只有两个小时。宿舍楼内又脏又臭，说句很不礼貌的话，那看起来就像一个猪圈。一般而言，日本的大学生要么住在父母家里，要么就在校外租一间豪华的单人房。
有一天，我去他们的宿舍拜访，送给他们一本日本的新闻杂志。他们并不关注新闻内容，却对杂志上的丰田的新车广告和松下的新款电视机广告非常着迷。
那时跟我同住勺园的日本留学生当中，有一个“70后”日本女性在与北京大学的一名中国男学生交往。她是我周围第一个和中国学生谈恋爱的日本女性，因此我经常八卦她，跟她打听她的中国男友的事，她非常自豪地跟我说，她的男朋友不仅博学多才，教她中文，而且心灵手巧，替她装修房间，还会做饭给她吃。
然而有一天，她哭红了双眼回到留学生宿舍，向我描述了她的经历：“今天男友第一次邀请我去校外约会，我穿上最漂亮的衣服高高兴兴地出门了，原以为他肯定会开车来接我，没想到他骑了一辆破自行车，但我还是忍住了，坐上了自行车的后座，结果发现我们要去的不是时尚的餐厅，而是北京动物园。所以我抱怨道‘我肚子饿了’，他就把我带到动物园旁边一家脏兮兮的路边摊。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一个人打车回来了。”
当时，中国的“70后”年轻人虽然是中国的第一代“小皇帝”，但是生活水平还是非常有限。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野心是非常之大的。他们在看过丰田和松下的广告之后，都会说“等我什么时候发达了一定买”之类的话。
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国，只要你有聪明才智，到处都有发达的机会。例如，北京大学周边，多家日本料理店相继开张，他们的主要客源就是住在北京大学勺园的300名日本留学生。
平常，在北京大学周边的小食堂里只要花两块钱的菜，稍微改变一下形式，就可以变成20块钱的“日本料理”卖给日本留学生。比如在生豆腐上浇上酱油和葱末，就变成了日本料理的“冷奴”，再配上米饭，就变成了“和风便当”，立马从2块变成了20块，价钱多了一个“0”。这些简单的菜做上50份，每天送往勺园，一个月就可以赚3万元！完全是“得来全不费工夫”。
不过，这些“70后”的大学生们向往的并不是日本，而是美国。当时，windows95的广告在中关村做的铺天盖地，中国的年轻人第一次见到了电脑（当然日本年轻人也一样）。把windows95推广到全世界的比尔·盖茨成为大学生们崇拜的殿堂级偶像。出了北京大学南门，可以看到盗版的《比尔·盖茨自传》堆积如山。
在中国，从1997年开始公民才可以自由申请护照，在此之前，必须等到美国的大学发来入学通知书才能办理护照。要获得美国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必须在“托福”（TOEFL）考试中取得高分，因此北京大学的学生们从早到晚都在拼命地学习英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