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之后，学术界出现了文化守成主义及其中的现代新儒学思潮。文化守成主义中有一“学衡”派。1922年创刊的《学衡》杂志，在十多年内（1933年停刊）聚集了一批文史哲界精英，成为文化守成主义的重镇。《学衡》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学衡》对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派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中，吴宓、梅光迪、汤用彤提出的“东西历史民性的差异性”问题，选择中西文化真正的精华加以融会贯通的问题，摒弃浅薄、狭隘的学风的问题，都有积极的意义。他们对中西文化做过切实的研究，有透辟的分析，因而多从学理上主张既“保存国粹又昌明欧化”，既反对菲薄国学又反对保守旧化，批评双方引进的西学“均仅取一偏，失其大体”，主张忠实全面地介绍、阐扬东西方文化主流之精粹。
现代新儒学思潮既是文化守成主义的一部分，又是其核心部分。现代新儒学思潮是从中国文化自身的大传统中生长出来的、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的挑战应运而生的20世纪中国最具有根源性的思想文化的流派，是在现代中国反思与批判片面的现代性（包括全盘西化或俄化）的思想流派，也是在现代中国积极吸纳西学、与西学对话，又重建传统并与传统对话的最有建设性与前瞻性的思想流派。这一思潮是非官方、非主流的。其代表人物都是在野的公共知识分子，故深具批判性与反思性，又是专家、学者兼教师，在哲学、史学与教育界等领域有着卓尔不群的建树。
文化守成主义思潮的整体背景是价值系统的崩溃、意义结构的解体和自我意识的丧失。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危机是“意义的危机”，即人们对于人生、宇宙的基本意义的看法与信仰的危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外来思潮冲击下所出现的“精神的迷失”格外地显著。于是，这一思潮应运而生。
在文化守成主义思潮中，有四位鄂东籍学者。汤用彤是“学衡派”的中坚，熊十力是第一代现代新儒家的“中心开启式”的人物，徐复观是第二代港台新儒家的中坚，胡秋原也是第二代，属于广义的现代新儒家中的一员。
文化守成主义思潮主要是为反对全盘西化思潮应运而生的。鄂东籍学者殷海光则是全盘西化派的中坚。当然，他晚年的思想已有了转变。
我们把处于文化守成主义与全盘西化两大思潮，彼此间有一些来往纠葛的五位鄂东籍思想家与学者放在一起介绍，以飨读者。
汤用彤（1893—1964年），字锡予，祖籍湖北黄梅县，生于甘肃渭源县。汤家于清乾嘉时从江西迁至湖北黄梅，以教书为生。其父汤霖，清光绪十六年进士，曾任过几任知县，后曾赴各省任考官。汤用彤先生三岁的那一年，有一天突然一字不差地背出了《哀江南赋序》，其父非常惊异，由此他很早就在父亲的教馆中接受教育，以后在北京顺天学堂开始接受新式教育。
汤先生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1917年毕业，考取官费留美。后因治沙眼而未成行，留在清华教国文。1918年与吴宓一起赴美，先在明尼苏达州汉姆林大学哲学系，主要选修哲学、心理学，1919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与陈寅恪同时学习梵文、巴利文及佛学，仍进修西方哲学。后经吴宓、梅光迪引见白璧德（Babbit）教授。白氏是美国当时著名的新人文主义者，认为中西文化传统在人文方面互为表里，对孔子尤为称赞，并希望中国学人能撷采中西文化之精华，以求救亡图存，而不蹈西方之覆辙。汤用彤后来的文化观和治学态度，很多与白氏契合。哈佛期间，他与吴宓、梅光迪被誉为“哈佛三杰”。汤先生以后成为文化守成主义的“学衡派”的成员，与这段经历有关。
1922年在哈佛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回国，汤先生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1947年汤用彤休假赴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讲中国佛教史一年，次年婉拒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之邀，决定回国。1949年1月北京解放，汤用彤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后任北大副校长。195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兼任历史考古委员会委员。1956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成立，任学部委员。汤先生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是中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著名学者，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他能同时上中西印三门课：印度佛学、魏晋玄学、欧洲唯理论与经验论哲学。代表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等。
汤用彤与熊十力、钱穆、蒙文通诸先生的交游颇有趣味。熊十力是哲学家，黄冈人。钱穆（宾四）先生是国学大师，无锡人。蒙文通先生是廖平和欧阳竟无的弟子，博通经、史、佛学，巴蜀人。蒙先生每与熊先生聚首，必打嘴巴官司，从佛学到宋明理学，二人往往争得不可开交。敦厚的汤用彤先生在旁观战，独默不语，只有钱先生从中缓冲。钱穆先生在《师友杂忆》中曾回顾了他们交游的一些细节。有一次，他们四先生“同宿西郊清华大学一农场中。此处以多白杨名，全园数百株。余等四人夜坐其大厅上，厅内无灯光，厅外即白杨，叶声萧萧，凄凉动人，决非日间来游可尝此情味。余等坐至深夜始散……至今追忆，诚不失为生平难得之夜”。这是何等的境界啊！
季羡林先生说：“在汤用彤先生身上，镕铸今古、会通中西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汤先生的人品也是他的弟子们学习的榜样。他淳直，朴素，不为物累；待人宽厚，处事公正。蔼然仁者，即之也温。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是一个真正的大师。”
熊十力（1885—1968年），湖北黄冈人。和现代新儒学思潮中的梁漱溟、马一浮、钱穆先生是朋友，也与这一思潮中的张君劢、方东美、冯友兰、贺麟相过从。他参加过辛亥革命，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没有受过任何旧式教育和新式教育，可谓自学成才。他家里非常贫穷，在我们湖北东部的穷乡僻壤诞生的，只读过半年的私塾，幼年放牛，16—17岁的时候游学于乡间，后来与同县何自新、浠水王汉到武汉来，受到维新派的影响，读孟子、顾炎武的书，萌发了革命志向，并邀请四方豪杰共图天下大事。为“运动军队”，他投到武昌的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发起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然后图谋起义，奔走呼号，被清廷鄂军首领张彪所通缉。1917―1918年，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后来他看到辛亥革命以后，世风日下，国民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愤然弃政向学，研读佛学和儒学来探究人生的本质、真谛，增进国民的道德。
熊十力曾执教南开学校，后来到南京内学院，在欧阳竟无大师门下打下了坚实的佛学基础，接受了严格的哲学训练。1922年，由于梁先生介绍，也由于蔡元培先生识才，熊十力先生开始在北京大学担任特约讲师，讲授佛教的唯识学。在北大的环境中，熊先生得以独立思考，而且和学术界的精英开始讨论学问，这才是他成为一个哲学家的真正的开始。1923年熊十力进一步背弃了他老师欧阳大师的唯识学，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观念，后来经过十年的苦学精思，他构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新唯识论》。这本书出版以后，得到了蔡元培、马一浮先生的高度赞扬。他创立了融汇儒佛的所谓新唯识论的哲学体系，是回到中土的立场、中国儒家《周易》的立场。
抗战时期熊十力颠沛流离，生活非常困难，他以对国家、民族、人民，对传统文化的执著的爱戴，自甘寂寞，乐以忘忧，勉力著述。他的哲学体系在当时有一定影响，抗战末期出版的《新唯识论》（语体本）、《读经示要》这是他思想成熟的一个标志。这时，他被聘为北大哲学系教授。
他学问的轨迹大概是这样的：早年批评六经，认为六经是拥护专制政体的书，中年学佛学，从大乘有宗入手，后来又扬弃了有宗，深研空宗，然后又扬弃了空宗，最后反求诸己，通过自己的人生体验，回到儒家《周易》的立场。他的哲学观点是体与用的不二，就是有其体就有其用，体和用是贯通在一起的，有此体就有此用。心和物不二，心是精神的力量，物是物质的层面，他认为精神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是融合在一起的，能量和质量是融合在一起的，天和人也是可以打通的。他所谓本体论的本体，讲的是一个道德心性的本体，《中庸》里面讲的性，《孟子》里面讲的心，他认为这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是宇宙万物最重要的根源处。在一定意义上，他讲的是人生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是最重要的。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面，我们如何去寻找人生的真谛、本质与宇宙的本体？他常常讲：我们人和天地万物是相互关联的，其中有一种最高本体的东西，乾元性体，本心，也就是心性本体，这里面有乾阳清刚之气，有很大的创造力。他反对西方的二元分离的方式，天人分割的方式，反对西方的鸿沟，天和人之间的鸿沟，或者有一个什么造物主。他认为，《周易》乃至五经，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没有这样一种天人、主客、心物之间的隔阂。他说，仁心本体是宇宙万象和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一个根源处，他把这个东西叫做本体，由此开发出人类的社会文化和自然世界。
1950年以后，他的生活与著述得到他的老友董必武以及周恩来、陈毅、郭沫若等人的关照。1954年以后定居沪上。他是全囯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世界级的哲学家。
熊十力弘扬的是中国文化中特别强调的道德的智慧和道德的本体与主体。他开辟了现当代新儒学的精神方向，并在这个意义上影响了他的学生――第二代现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胡秋原等。在一定意义上，看老师如何，要看他是否培养出了优秀的、有创造性的、杰出的弟子。熊十力后来的地位这么高，与唐、牟、徐等不无关系。
徐复观（1903—1982年），湖北浠水人。是思想家与思想史家。他是勇者型的人物，出身贫寒，早年在军政界供职，曾是蒋中正侍从室的秘书，少将军衔，50岁以后才专力治学，曾任东海大学等校的教授。他少年时在武昌学国学，有很好的国学基础。
徐先生当年听到熊先生的盛名，非常仰慕，抗战时在重庆他曾经拜访过熊先生，他是穿着笔挺的军服去的，到了以后在熊先生面前高谈阔论，被熊先生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熊先生说你读了什么书啊？他在熊先生面前讲：“我读了王船山的著作。”熊先生问王夫之有什么书？他说王夫之有《宋论》、《读通鉴论》、《老子衍》、《庄子通》等等。熊先生说那你说一说王夫之的《宋论》，徐先生就把王夫之等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的书大胆地批评了一顿。熊先生立即予以当头棒喝，说你这个小子，你根本没有读懂，你根本没有资格讲王船山，你回去给我老老实实把王船山的书重读一遍，读完了以后你再来跟我谈话。徐先生后来回忆说，熊先生的“骂”是起死回生的一“骂”，他说熊先生教会了他如何读书，他说他过去读书非常傲慢，读到古人的话无不批评，现在看来，确实没有读懂，而熊先生则告诉了他怎么读、怎么做学问，他说他从那以后就抱着一种诚心去读书，认认真真地去体会，去分析，认真分析古人的得失。
徐氏与唐君毅、牟宗三为同道，共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唐、牟不同的是：他不是从哲学的路子出发的；对传统与现实的负面，特别是专制主义政治有很多批判；有庶民情结，是集学者与社会批评家于一身的人物。“忧患意识”一说即来自徐氏，指表现在西周初年周公等人“敬”“敬德”“明德”观念中人的精神集中、对事的谨慎、认真的心理状态，由信神而转为人的自觉，乃殷周之际从原始宗教挣脱出来的中国人文精神之跃动。由此凸显的是主体的积极性与理性，自觉反省，对自己行为负责。这种人文精神自始即带有道德的性格。他特重发掘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对于治道与民生的关切、介入，以天下为己任和以德抗位、道尊于势的传统。
徐氏对先秦人性论史、两汉思想史、中国艺术精神与艺术史有深入的研究与独到的见解，其中指导性的乃是一道德史观或心性史观，认为中国文化是由上向下落，由外向内收的“心的文化”，人心是价值之源与生命的导向。他认为孟子性善论是一伟大的发现，每一个人即在他的性、心的自觉中，得到无待于外、圆满自足的安顿。性善证实了人格的尊严，同时即是建立了人与人的相互信赖的基础，也提供了人类向前向上的发展以无穷希望的根据。孟子的王政，即是以人民为主的政治。徐复观先生比较重视经学与经学史，创造性地诠释礼乐文明。他通过对周秦汉，特别是汉代社会政治结构的探讨，深刻地揭露、鞭笞了专制政治。他特别重视知识分子问题，不仅考察了“史”的原始职务与祝、卜、巫的关系，尤其论述了史职由宗教向人文的演进，宗教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融。他对汉代优秀知识分子以理想指导、批判现实政治的研究，多所弘扬。徐先生肯定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入世关怀、政治参与和不绝如缕的牺牲精神。他身上即体现了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以价值理念批评、指导、提升社会政治的品格。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临终前，他一直都在批评国民党的政治。
徐先生治学严谨扎实，有考据的功夫，把考据、义理与辞章三者结合得很好。他的代表作是《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中国艺术精神》、《两汉思想史》等。
徐先生是平民思想家，有浓厚的乡土之情，他的骨灰最后回到了家乡湖北浠水，葬在了浠水。他的心和浠水老百姓的心总是连在一起，他生前念念不忘的是家乡，他的母亲，他的贫苦家庭与苦难的同乡。
胡秋原（1910—2004年），湖北黄陂人，是当代著名思想家、历史学家。胡先生是一名立身于道统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怀抱道德理想，积极参与、批评、指导现实政治，他曾考入武昌大学（武汉大学前身）就读，又负笈东洋，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胡先生放弃学业和官费，滞留上海，以笔为生。他参加过文学论争与社会史论战，又游历过欧洲。
胡先生的学术贡献：首先，表现在“理论历史学”的理论建构上。理论历史学是对中西历史哲学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发展。胡先生既有历史哲学的方法论的自觉，重视对历史认识的可能性及其条件的考察；又强调对历史作价值判断的重要性，因此他批判了实证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思潮对价值问题的拒斥。其次，体现在胡先生从理论与历史的角度，对知识分子问题所作的系统研究。胡先生看重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认为历史上儒家知识分子以其道义担当抗议威权，着力于消解君主的政治主体性，从而缓和了专制的程度，形成开明专制，护持住中国的历史进程和文化慧命于不绝。胡先生的代表作《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着眼于对传统政治结构中道统与政统相互关系的分析，所强调的是承载道统的士人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权力的批导与限制。第三，他对民族主义思想有较大的贡献，是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重镇。第四，在文化上，胡先生主张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最后，胡先生认同儒家的核心价值。在胡先生看来，儒家的核心价值并不构成工业化、现代化的障碍，恰恰相反，儒家人文精神可以救治现代性危机，弥补宗教科技的偏弊，与自然和谐，因而求得人文与宗教、科技、自然调适上遂地健康发展。
胡先生热爱祖国，热爱湖北，热爱黄陂。1988年4月，为进一步推动祖国两岸的和平统一，他在台湾发起成立了“中国统一联盟”，并被推举为名誉主席。自此，他一直站在反分裂、反“台独”的第一线。1988年9月12日，胡秋原先生偕夫人并与长女一道，无视台湾当局的“三不”政策，以祖国统一为己任，从美国旧金山直飞北京，回到了阔别四十载的故土大地，成为“两岸破冰第一人”。在北京，胡秋原与老朋友、中共领导人李先念、邓颖超等亲切会面，共商国是。借此机缘，他回到母校，回到他日夜思念的家乡――黄陂。当时，他的乡音未改，然鬓毛已衰。
殷海光（1919—1969年），原名殷福生，湖北黄冈人。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曾从师于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西南联大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并曾在金陵大学（原中央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加入青年军。1946年至1949年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任《中央日报》主笔。1949年到台湾，因所写社论骂抵台的军政人员为“垃圾”而触怒了蒋介石，受到国民党的围攻、批判，被迫离开《中央日报》。自此，殷海光脱离国民党阵营，转变成自由主义者。同年8月，他进入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同年11月，他与胡适、雷震等人在台北创办影响巨大的综合性半月刊《自由中国》，任编委兼主笔。这个杂志的发行人虽为胡适、雷震，因胡适当时不在台湾，雷震以负责行政事务为主，真正的灵魂人物却是殷海光。他用言论、思想给《自由中国》杂志导航，使该杂志发行量扶摇直上，热销海内外。
殷海光先生是20世纪中国不可多得的自由主义斗士，风骨嶙峋的知识分子，一位充满着道德热情和道德勇气的理想主义者。他不畏强权，不避横逆，为弘扬五四精神和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奋斗了一生，终因20世纪60年代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迫害，抑郁患癌，过早谢世。其代表作有：《逻辑新引》、《思想与方法》、《中国文化的展望》等。
殷先生说他自己是“五四后期人物”，没有机缘享受五四人物的声华，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困厄。他一生沿着五四启蒙主义的道路，对中国传统积弊与现实负面作无情的鞭笞和批判，晚年尤能以今是而昨非的精神，勇敢地否定自己，修正与检讨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片面理解，转而认同民族文化的优长与价值，批评西方现代化的弊病。晚年他与湖北老乡徐复观先生多次交谈。他在临终前说：“我的思想刚刚成熟，就在跑道的起跑点上倒下来，对于青年，我的责任未了，对于苦难的中国，我没有交待！”“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能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可惜天不假年，赍志而没。
他的学生、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教授在纪念殷海光的文章中说：“于孔孟思想中‘仁’先于‘礼’之道德主义性的观念，虽然与西洋近代自由思想的道德基础――康德的道德自主性观念――并不完全一样，但两者在理论上是可以交融的。因此，要实现自由与民主，今后中国有识之士，不应再拾那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全面否定的牙慧，这种把自己连根拔起，向西洋一面倒的办法，从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史上看来，不但不易使自由思想在中国泥土上生长，反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文化失落者。因此，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现代课题，不是对传统的全面否定，而是对传统创造地改进。”
从近现代鄂东思想家、学者、文化名人的成长史上，我们不难得出三条结论：第一，老传统的根基。他们之中不论出身贫寒还是富裕，都通过家教、私塾等方式受到乡邦人文风教的深刻影响，打下了很好的做人与求学的基础，尤其是在发愤立志的进取心与道德心性的修养方面与人文学的童子功方面，根子很正。这些文人学者，包括科学家在内，都接上了地气，有草根的中国乡土之情怀，终生怀念乡亲与故土，与鄂东固有的人文风教有不解之缘。不忘其初，不忘其本，不改乡音，不忘其所从出，浓浓乡情成为他们全面发展的原动力。第二，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鄂东文化生态较好，有开放性，因此这些人物除有一定古学的底子外，还在乡邦就开始接受新学，感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的冲击力。科学、民主、自由、人权，德先生、赛先生、穆姑娘，成为时代的主潮，也成为他们各位一辈子的目标。这些人物每个人都十分坎坷，而能做到动心忍性，择善固执，与他们宽容开放的心态、放达的人生智慧与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是分不开的。第三，走出鄂东，走出湖北，才成就了这些湖北的科学家、思想家与文人。我们不能不看到，他们中大多数人的轨迹：少年时代离开鄂东来到武汉，青年时代在武汉读书，进而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求学，或到欧洲、北美、日本留学，然后又回归祖国，仍在大城市从事文化科教事业。所以，我们还是要有清醒的头脑，不要因为强调地域文化而自吹自擂，故步自封。这些人如果不走出去，仍窝在鄂东，绝不会成为“人物”。
（郭齐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