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5“新豫商”初长成，先谋后动，不到黄河不死心
有一些例子似乎在说明，河南带有某种负面色彩的商业文化需要在新的外来商业文明的冲洗下获得新生。比如，有不少走出去的河南人在外地只身踏入商海，若干年后，渐渐拥有了上亿资产，甚至成为行业楚翘。
如周口籍豫商许家印在广东创立的恒大集团已跻身全国地产界10强，8年时间，个人资产达到120亿元；驻马店籍豫商庞玉良收购德国机场，成为2007年度全球关注的焦点；周口籍豫商金丝猴集团的董事长赵启三，焦作籍豫商深圳健康元药业董事长朱保国、南阳籍豫商贵州神奇集团董事局主席张芝庭等业界著名人士，都是走出去的豫商的成功代表。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金伯利钻石集团，其掌门人董留声及大部分高层皆系开封市尉氏县人。
在上海，河南人有80多万人，创办企业达6000多家，资产在10亿元以上的不下10家，涉及金融、地产、药业、运输、白银等领域。在山西，豫籍工商界人士约有10万之众，分布在山西各地。据不完全统计，河南人在山西从事建筑工程施工、开发企业就有1000多家，具有“建筑之乡”之称的河南林州就有近600家建筑企业在三晋大地安营扎寨。在广东，河南人自主创办的大小企业有近万家，生产经营涉及房地产、客运、物流、电子、食品、建材、医药、贸易和服务业等领域。在新疆，河南人的群体更为庞大，有人形容“新疆5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河南人”。
在匈牙利、罗马尼亚、芝加哥、加拿大温哥华、美国南加州圣荷赛、纽约、洛杉矶、日本、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南部非洲、新西兰南威尔士、悉尼，河南商会或河南同乡会的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加拿大河南同乡会会长曹俊生又代表同乡会向河南捐资2000多万元筹建百所小学，抒写了一个海外豫商的大道与大爱。
目前一些成功的豫商精英已经把反哺家乡的目标投向了家乡。或许，在这些外地成长起来的新豫商们的反哺之下，河南的商业气候会发生更为积极的变化。
其实，出走者的回归只是商业的一面，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河南企业界集体胎动。1989年陈泽民成立了三全；1990年郑有全创办瑞贝卡；即使是宇通与新乡金龙，也在那两年开启新征程。宇通在股份制改造基础上成立新公司，而李长杰开始掌管新乡金龙。河南经济开始起飞，也就是在这十几年中，上述几家作为河南企业的代表，都实现了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增长。
有人已经为这些日渐形成气候的新豫商总结出了一些共性特征，比如，他们常常是“先谋而后动”，而且有一种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劲头。
兴泰科技董事长刘晓真觉得企业火起来，是兴泰“先谋而后动”的结果。而“谋”则是豫商的一个特点，“老谋深算”是很多商人的办事原则，先谋事再干事是很多河南商人的办事方法。
1985年王纪年接手许继集团，他的观点是，必须先明确企业的发现战略和发展方向。在当时的情况下，王纪年指出为了适应新的生产力必须对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进行改革。改革使许继渐渐成长为一家上市公司。这种“谋算”同样也体现在刘更申身上，从最初接手汝阳杜康，这位杜康投资集团的董事长一直在为实现对伊川杜康的合并而努力。“杜康的发展，唯有建立在品牌统一上。”
一旦确定目标后，简直就可以用“不到黄河不死心”来形容。王纪年回忆当初在许继推行三项人事制度改革，“最初要在中层干部中实行5%的末尾淘汰制，引起了普遍的不满。”但他最后还是坚持完成了这项改革。在人事制度改革最难的阶段，王纪年的儿子上学都要“在怀里揣一把斧头”。但当被问及对推行这些制度是否有过犹豫时，王纪年斩钉截铁地说：我压根儿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河南商人勤于坚持，内部决策则有“霸道”的痕迹，但是做事情的姿态又很低调。1992年下半年，三全食品创始人陈泽民把生产管理交给家人，自己开着一辆4000元买回来的二手旧面包车，拉着冰箱、锅碗瓢盆和燃气灶到全国各地现煮现尝地跑推销。这种坚韧战斗的精神，成就了三全食品后来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