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胡瑗简介
胡瑗(993-1059年)：中国北宋学者、教育家。字翼之，泰州海陵郡如皋县（今属江苏）人。因世居陕西路安定堡（今陕西子长县），故门人学者称他为“安定先生”；他在如皋和湖州的藏书讲学处称做安定书院。
胡瑗自幼聪敏好学，7岁能文，13岁通晓五经，又读书勤奋，好学上进，志向远大。20岁起北上泰山，同孙复(992-1057年)、石介(1005-1045年)在栖真观一起读书，专心致志，“食不甘味，宿不安枕”，各有成就，学者称做“宋初三先生”，是宋代理学酝酿时期的重要人物，而以胡瑗的成就最大。
胡瑗自泰山下山后，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在苏州地区开办私学，用儒家经典教授于苏州。由于学识渊博，教育有方，不几年便成为本地区远近闻名的学者，很得当时苏州知州范仲淹的垂爱和敬重。
公元1035年，范仲淹设立了苏州郡学，聘请胡瑗为郡学教授，从此开始了官学教学的生涯。胡缓主持郡学，学规严密，许多学生不能完全遵守。为此，范仲淹就把自己的儿子送入郡学，带头奉行胡瑗所订的学规，使得没有完全遵守学规的学生也不敢犯规。苏州郡学也就这样成为各地郡学的榜样。
公元1036年，胡瑗因为通晓古乐，长于音律，被范仲淹推荐到京城研究钟律，制作了钟磬等古代乐)器，得到朝廷的嘉奖。后来因为父亲病死，胡瑗辞官曰家，继续在苏州郡学任教，直到公元1039年。
公元1042年，湖州知事滕宗谅设立湖州州学，胡缓又以保宁节度推官的身份被聘为州学教授，“四方之士，云集受业”。
胡瑗在苏湖设教二十多年，他大胆改革，勇于实践，创立了著名的“分斋教学”制度。
公元1004年，范仲淹在京城创立太学，是全国最高学府。当时胡瑗正设教苏湖，由于他教绩显著，名声很大，引起了朝廷的重视，于是宋仁宗皇帝派人“下湖学取瑗之法以为太学法”，并在大学中推行“分斋教学”制度。
公元1052年，朝廷调胡瑗到京城主持太学。他讲学时音韵高朗，意思清晰明白，很得学生信服，全国学者远道而来，人数多到太学容纳不下，附近的官署教被扩充为学舍。后来胡瑗升任太子中允，专门掌管太学。
胡瑗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教育事业，他诲人不倦，教学有方，深得广大求学者的信任和爱戴，同时也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通今博古的有用人才。对此，王安石称赞他是“天下豪杰魁”。
公元1059年，胡瑗因为生病不能掌管太学，以太学博士身份退休并回杭州他的儿子胡志康处。离开京城时，学生夹道送行，百里不绝。同年农历6月病故于杭州，一代伟大的教育家结束了他光辉的一生，终年六十七岁。1218年，南宋宁宗皇帝追谥他为“文昭”。
胡瑗一生著作颇丰，有由门人编录的《周易口义》、《洪范口义》、《论语说》和《春秋说》；有他同阮逸合著的《皇佑新乐图记》，还有丁宝书辑的《安定言行录》。其他著作如《尚书全书》、《春秋意义》、《中庸义》、《景佑乐府奏议》、《皇佑乐府奏议》等，都已散失。《学政条约》和《武学规矩》等两部教育专著，也都失传。
为了培养“明体达用”的人才，胡瑗很重视因材施教。他在湖学采取分斋教学制度：一是经义斋，选择“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的学生，对他们讲授儒家经典的经义；一是治事斋，也叫治道斋，对学习研究治道的学生，分别讲授治兵、治民、水利、天文、历律、算术等，一人各治一事和兼治一事，或专或兼，教师可以根据学生所专进行专门教学，表现了重视经世致用的特点。
胡瑗主持太学时，对于专攻经学、钻研军事、爱好文学等专业的学生，以及重视节操义气的学生，要求他们分别依赖群居进行讲习。胡瑗自己也常召集他们议论学业，辅导他们认定道理。他这样让学生“穷经以博古，治事以通经”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乐于信从，学有成效，为宋朝封建统治培养了不少“博古通经”的人才。
胡瑗集教育理论、教育实践和教学改革于一身，开宋代理学先河，被王安石誉为“天下豪杰魁”。朱熹把古代圣贤名流的“嘉言善行”汇集起来，编成《小学》一书，作为儿童读本，其中就详细记录了胡瑗一生的教学活动和事迹，认为可作“百世之法”。明代学士程敏政断言：“自秦汉以来，师道之立，未有过瑗者。”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世宗正式以胡瑗从祀，尊称为“先儒胡子”。清初学者黄宗羲直接继承了胡瑗“明体达用”的衣钵，开创学贵践履的经世致用新学风，其实质就是胡瑗倡导的“实学论”。
胡瑗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不仅示范于当时，而且也垂法于后世，在中国教育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无怪乎他的名字和“苏湖教法”为人们所熟知，且享有很高的声誉。当代研究胡瑗及其教育方法的不乏其人，国外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学者均涉足此领域。
二、胡瑗的教育思想
胡瑗不仅是古代著名的教育家，还是杰出的思想家。胡瑗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很有特色和首创精神，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以培养“致天下之治”的人才才教育目的
胡瑗在《松滋县学记》中开宗明义地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他从“致天下之治”的政治目的出发，揭示了人才、教育和学校之间的联系，对为什么要重视教育，怎样办好教育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治理好国家的关键在于得到人才，人才要通过教育培养，因此要重视教育。那么如何办教育呢？胡瑗认为一是要以孔孟之道管理和从事教育。二是要普遍于民；三是要政府兴办学校。
在封建社会中，人民处于被压迫统治的地位，而官吏的政治道德、文化素质对于吏治的好坏、人民负担的轻重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培养真正的人才，对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有着现实意义。北宋初期，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苟趋禄利”、轻“教化”重“取士”的风气，且各地又没有建立学校。而胡瑗认为必须建立能够为国家培养身材的学校，这在当时是很有进步意义的。
2纠正社会时弊，坚持体用为本
在宋仁宗明道、宝元时期，为纠正取士不以“体用为本”，只讲究诗词歌赋，学艺的教育教育思想主张以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胡瑗在答宋神宗问时说：“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文、有用。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其中，“体”是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是封建社会的遵守的基本道德标准。“用”是指掌握运用这个基本道德标准去治理国家。胡瑗认为，教育应该以培养既精通儒学经典、又能在实践中运用的人才。胡瑗的“明体达用”的思想开创了宋代理学先河，同时他又将“明体达用”的思想渗透到教育改革之中，成为他从事教育改革和实践的理论基础。
诚然，胡瑗的“明体达用”是为了封建统治提出的，但其中“学以致用”的思想反对浮夸文藻的文风，主张学校教育会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而这一点不仅仅是对于当时的统治阶级说的，这在当时十分的可贵。
3创立分寨教育，贯彻因材施教
胡瑗为了实现“明体达用”的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先创立了分斋教学的制度。他设立经义和治事二斋，依据学生的才能兴趣施教。经义主要学习六经；治事又分为治民、讲武、堰水（水利）和历算等科。凡入治事斋的学生，每人选一个主科，同时加选一个副科。另外还附设小学。这种大胆的尝试，既让学生领悟了儒学经典之意，又能学艺致用，胜任军事等专门性的工作。
而胡瑗的这种尝试也是很成功的，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如长于经义之学的孙觉、朱临、倪天隐等，长于政事的范纯仁（范仲淹之子）、钱公辅等，长于文艺的钱藻、腾元发等，长于军事的苗授、卢秉等，还有长于水利的刘彝等人。
4广普及教育，主张州县办学
宋初时，并不重视教育，学风也十分糜烂。当时他就说：“学校之兴莫过于三代，而三代之兴莫过于周。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艺教万民而宾兴之。纠其有言异者诛，行异者禁。其所言者皆法言，所行者皆德行。”
在当时，宋代官学有两种：一是中央官学，二是地方官学（即州县二学）。在清理四年（公元1044年），在胡瑗第一次的兴学运动之前，中央官学生很少，大部分的人是富家子弟，其他的地方官员也很少。于是胡瑗大声疾呼“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他呼吁统治者兴办教育。胡瑗主张“广设庠序之教”，大兴地方官学，因为它不仅能让人才”接踵而出“，更重要的是能够“正以民心”，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以达到太平盛世的目的。
庆历四年四月，宋仁宗采纳范仲淹的建议，开天章阁，与大臣们讨论振兴国家的良策，后来下诏，在地方兴办学校。这与胡瑗倡导的“以仁义礼乐为学”、“致天下之治”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5创立学校规程，言传身教
胡瑗在苏、湖执教的二十多年里，亲手制订了一系列的教育规章制度，如学校作息的规定：一般上午讲解经义，课后复读500遍；下午讲解历史，复读100遍；晚上讲解子书，复读300遍。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同时以身作则，即使是酷热夏天，他也整日公服端坐堂上，决不对自己有任何的松懈。
有一次，学生徐积初次见胡瑗，头稍稍有些偏了，他就直呼“头容直”。这让徐积从中受到了教育，时刻警示自己不仅要仪态端正，还要让自己的心正直。但他也十分关心自己的学生，是一位难得的好老师。
在规章要求严格的情况下，胡瑗的弟子“皆循循雅饬”，“衣冠容止，往往相类”，别人一看就知道是胡瑗的弟子。据统计，他的学生有1700多名。
后来胡氏的这种教育方法在全国推行，可见其影响之大，效果之好。他的这套教学规章，与后来朱熹所订的《白鹿洞学规》前后呼应，同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
6提倡社会实践
胡瑗除了重视书本教育外，他也重视实践。他经常组织学生到各地区游历名山大川。他认为：“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有益于学者矣。”
故他曾亲率诸弟子自湖州游关中，上至陕西潼关关门，回顾黄河抱潼关，他慨然道：“此可以言山川矣。学者其可不见之哉！”
由此我们可知，胡瑗反对闭门造车，而是提倡接触实践，了解社会，让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有利于实现它的教育目的——培养出“明体达用”的致治之才。
7实行“寄宿制”
在宋初规定太学学生不能住宿，主要因为太学右侧是御书阁，怕着火烧毁那里。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胡瑗与孙复主持太学，他们为了让学生有较多的时间过集体生活，于是就请求相关部门放松要求，如发生意外，一切由他们负责。此后，太学就实行“寄宿制”。每晚由师生轮流值班，督促火烛小心。同时规定学生每月放假4次，其余时间皆留校住宿。每日起身、就寝以鸣鼓为号，进出校门必须请假，平时也不准随意会客和离校。这种寄宿生制度在有条件的地方延伸到州、县之学，在今日的学校中还是沿袭使用，且日臻完备。
纵观胡瑗的教育生涯，他的确流下了丰富可行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经验，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教学理念至今仍大部分被人沿用。尤其是他开创了因材施教，主张普及教育，这为后世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两老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