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要是有人打电话来找你，而你恰巧不在，于是他留下口信，请你一回家就打个电话给他，说他有要紧的事，那么这件事多半是对他要紧，而不是对你要紧。如果是要送你一样礼物，或是帮你什么忙，大多数人都不会急不可耐。所以，在我回到寓所更衣吃饭前，只有那么一点儿时间可以喝杯茶，抽支烟，看看报纸，听到我的女房东费洛斯小姐告诉我说阿尔罗伊·基尔先生打电话来，请我立刻回个电话给他，我觉得自己完全不用把他的要求放在心上。
“就是那个作家吗？”她问我说。
“是的。”
她亲切地朝电话机瞥了一眼。
“要我替你给他打个电话吗？”
“不用了，谢谢你。”
“要是他再来电话，我该怎么说呢？”
“请他留个口信。”
“好吧，先生。”
她撅起嘴唇，拿了空水瓶，朝屋里扫了一眼，看看有没有不整洁的地方，然后走了出去。费洛斯小姐非常爱看小说。我相信她看过罗伊写的所有小说，她对我如此怠慢罗伊不以为然，这说明她很欣赏罗伊的小说。等我当天又回到寓所的时候，我发现餐具柜上有一张费洛斯小姐用她那粗大清楚的笔迹写的便条：
基尔先生又来过两次电话，问你明天是否可以和他一起吃午饭。如果明天不行，请你告诉他哪天合适。
我扬起眉毛，感到有些诧异，我已经三个月没有见到罗伊了。上一次会面，也只是在一个宴会上见到了几分钟。他为人亲切友好，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分手的时候，他还对我们难得见面由衷地表示遗憾。
“伦敦地方太大了，”他说，“你想会见的人总难得见上一面。下星期哪天咱们一起去吃顿午饭，怎么样？”
“我很乐意奉陪。”我答道。
“等我回家查看一下我的记事簿，再打电话给你。”
“成。”
我认识罗伊已经有二十年了，自然知道在他背心左上方的口袋里总放着那本小记事簿，上面记着他所有的约会。因此，和他分手以后，没有再听到他的音讯，我也并不感到奇怪。而现在他这么迫不及待地盛情相邀，不可能使我相信他没有别的用心。上床前我抽着烟斗，心里反复思索着罗伊请我吃午饭的各种可能的原因。也许是一个仰慕他的女读者缠着他要他介绍跟我认识；也许有位美国编辑要在伦敦停留几天，请求罗伊安排我和他取得联系。不过，我可不能小看我的这个老朋友，认为他束手无策地不能应付这样一种情况。再说，他要我挑选一个合适的日子，看来也不大像是要我去跟别的什么人会面。
没有一个小说家会像罗伊那样对一个被人交口称赞的同行表现得如此坦诚热情，但是在这个作家的声名由于懒散、失败或者哪个别人的成功而蒙上阴影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同行会像罗伊那样坦诚地立刻对他表示冷落。一个作家总会有顺境和逆境，我完全意识到当时我还没有受到公众的注意。显然，我很可以找个不致得罪罗伊的借口来谢绝他的邀请，不过他是一个意志坚决的人，假如他为了自己的某种目的决心要见我，那么只有叫他“滚蛋”，才能使他不再纠缠下去。可是我给好奇心打动了，而且我也很喜欢罗伊。
我曾经怀着钦佩的心情看着罗伊在文学界崛起。他的经历很可以成为任何一位从事文学事业的年轻人的典范。在我同时代的人当中，我还想不出有谁凭着如此微薄的才能，竟然取得如此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形好似聪明人每天服用比迈克斯[11]，他的用量可能早已增加到满满的一大汤匙了。罗伊完全明白自己有多大才能，所以凭着自己的这点本事，他竟然写了大约三十部作品，有时候他一定觉得这简直是一个奇迹。查尔斯·狄更斯在一次宴会后的演说中曾说，天才来自无穷无尽的刻苦努力。我不禁猜想，在他头一次读到狄更斯的这句话的时候，他必然看到了启示之光，而且仔细琢磨过这句话了。如果事实确实这样简单，那他一定暗暗叮嘱自己，他也能和别人一样成为天才。后来，当一份妇女刊物的情绪激动的书评撰稿人在对他的一部作品的短评中真的使用天才这个词（近来，评论家们相当频繁地爱用这个词）的时候，他必然会像一个经过长时间的苦思冥想终于填好一个纵横字谜的人那样，心满意足地吁上一口长气。凡是多年来一直注视着他坚持不懈、勤奋工作的人，都不会否认他好歹配得上被称为天才。
罗伊在开创事业的时候就具有一些有利的条件。他是家里的独子，他父亲是个文职官员，在香港当了多年的殖民长官，最后在出任牙买加总督后辞官回国。如果你翻开《名人录》，在字排得很密的书页中寻找阿尔罗伊·基尔的姓名，你会看到这样的条文：圣米迦勒和圣乔治高级勋位爵士，皇家维多利亚勋章高级爵士雷蒙德·基尔爵士（参见该条目）之独生子，其母埃米莉为已故印度军队陆军少将珀西·坎珀唐之幼女。他早年在温切斯特和牛津大学新学院接受教育。他是牛津大学学生俱乐部的主席，要不是因为不幸得了麻疹，他很可能成为大学的划船运动员。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引人注目，却仍属良好；他离开大学的时候没有欠下一点债务。罗伊早在那时就养成了节俭的习惯，不愿白白地乱花钱，他确实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他知道他的父母为了使他接受如此费用昂贵的教育，付出了不少牺牲。他的父亲退休后，住在格洛斯特郡斯特劳德附近的一幢并不华丽却也不简陋的房子里，不时还到伦敦去参加一些与他过去管理过的殖民地有关的官方宴会。遇到这种时候，他总要去文艺协会[12]看看，他是该协会的会员。后来当罗伊从牛津学成归来的时候，他正是通过这个协会里的一位老朋友，才使他的儿子当上一个政客的私人秘书。这个政客出乖露丑地当了两届保守党政府的国务大臣后，终于被册封为贵族。罗伊的这个职务，使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有机会了解上流社会。他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机会。有些作家，仅仅通过那些附有画页的报刊去研究社会上层的情况，因而在描述中往往出现有损他们作品的错误。而在他的作品中，你绝找不到这类错误。他对公爵彼此之间如何交谈知道得一清二楚，也知道下议院议员、律师、赛马赌注登记人和男仆各自应当如何同一位公爵讲话。他在早期小说中用以描写总督、大使、首相、王族成员和贵族妇女的那种轻松活泼的笔调，很有点儿引人入胜的地方。他显得友好而不自命优越，亲切而不莽撞无礼。他并不使你忘记他笔下的人物身份，但却使你和他一起舒畅地感到他们和你我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由于时代的风尚，贵族们的活动已经不再是严肃小说合适的主题，我对此一直感到惋惜。罗伊对于时代的倾向素来十分敏感，因此他在后期小说中仅限于描写律师、特许会计师和农产品经纪人的精神冲突。他在描写这些阶层的人物时没有原先那么得心应手。
我是在他辞去秘书职务转而全副心神地专门从事文学写作后不久认识他的。那时候，他是一个体态优美强健的年轻人，不穿鞋身高六英尺，有着运动员的体格，宽宽的肩膀，充满自信的神态。他相貌并不英俊，但却具有一种悦目的阳刚之气，长着一双坦诚的蓝色大眼睛，一头拳曲的浅棕色的头发，鼻子既短又宽，下巴方方的。他显得诚实、整洁、健康，多少像一个运动员。凡是读过他早期作品中关于携犬出猎的极为生动、准确的描写的人，都不会怀疑这些场面都是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来的。直到不久以前，他有时还乐意离开自己的书桌，去打一天猎。他出版第一部小说的时候，正是文人墨客为了显示他们的男子气概喝啤酒、打板球的时期。有好几年，在每一个文学界的板球队中几乎总有他的姓名出现。我不大清楚为什么这个流派的作家后来失去了他们的锐气，他们的作品不再受到重视；尽管他们仍旧是板球队员，但他们的文章却很难找到地方发表。罗伊好多年前就不打板球了，转而爱好品味红酒。
罗伊对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态度十分谦虚。这部小说篇幅不长，文字简洁，而且像他后来所写的每部作品一样，格调典雅。他把这部作品送给当时所有的主要作家，并附上一封措辞动听的信。他在信中对每个作家说，他是如何钦佩对方的作品，他经过学习这些作品获得了多大的教益，以及尽管他感到自己望尘莫及，却仍然如何热切地希望沿着那位作家开创的道路前进。他把自己的作品呈献在一位伟大的艺术家面前，作为一个刚刚从事文学写作的年轻人向一位他将永远视为自己师长的人的礼物。他完全清楚自己要求如此忙碌的一位大师，为他这样一个文坛新人的微不足道的作品去浪费时间是多么鲁莽冒昧，但他还是满怀歉意地恳求对方给予批评指教。他写信送书的那些作家受了他的奉承感到高兴，都写了相当长的回信，几乎没有几封是敷衍塞责的。他们赞扬他的作品，不少人还请他去吃午饭。他们无不被他的坦率所吸引，也为他的热情而感到心头温暖。他总以相当动人的谦恭态度征求他们的意见，并且真心诚意地表示一定按照他们的话去做，他的那份真诚着实令人难忘。那些作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费点儿心思指点一下的人。
他的这部小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这使他在文学界结交了许多朋友。没有多久，要是你到布卢姆斯伯里、堪普登山或威斯敏斯特[13]去参加茶会，就一定会在那儿见到他，不是在向客人们递送黄油面包，就是在为一位年长的女士添茶加水，免得她拿着空茶杯局促不安。他那么年轻，那么坦率，那么欢快，听见人家讲笑话，总笑得那么开心，谁都免不了会喜欢他。他参加各种聚餐会，和文人作家、青年律师以及穿着利伯蒂[14]出品的绸衣、戴着珠串的女士在维多利亚街或是霍尔本街的一家饭店的地下室里吃着三先令六便士一份的客饭，谈论文学和艺术。人们很快发现他具有相当不错的餐后演讲的才能，他举止实在讨人喜欢，所以他的同行、他的对手和同时代的人对他都很宽容，甚至连他属于绅士阶层这一点也不计较。他对他们幼稚的作品都慷慨地加以赞扬，在他们把手稿送来请他批评指正的时候，他总告诉他们没有一点不当之处。于是这些人认为他不但是个好人，而且是个见解公允的评判家。
罗伊写了第二部小说，花费了很多心血，并且从前辈作家给他的指点中得益不少。罗伊早就和一家报纸的编辑取得联系，好几位老作家理所当然地应他的要求，为这家报纸写了他的这部作品的书评，内容自然都是捧场的言论。他的第二部小说是成功的，但并没有成功得足以引起他的竞争对手的猜忌。实际上，这部作品正证实了他们的疑心，他绝不会写出什么惊人之作。他是一个大好人，不会拉帮结派，不搞这类活动。既然他绝不会爬到妨碍他们自身发展的高度，他们倒也愿意助他一臂之力。我认识他们中的一些人，回想起自己当时所犯的这个错误，只好苦笑一声。
但是，如果有人说罗伊自命不凡，那他们就错了。罗伊始终十分谦虚；从年轻时候起，这就是他最可爱的性格特点。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他总这么告诉你。“我把自己和那些文学巨匠一比，我压根儿就不存在。过去，我还总想有天我会写出一部真正伟大的小说，但是现在，我早就死了这条心了。我只希望人家说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工作我倒确实做的。我从不让自己的作品有什么粗疏草率的地方。我觉得我能讲一个精彩的故事，也能塑造一些使人感到真实的人物。说到头，布丁味道的好坏，一尝就能知晓。[15]我的《针眼》在英国销售了三万五千册，在美国销售了八万册。至于下一部小说的连载版权，我得到的稿费是我至今拿到的最大一笔数目。”
他直到今天还给为他作品写书评的作者写信，感谢他们对他的赞扬并请他们去和他一起吃午饭。如果不是谦虚，又能是什么样的美德促使他这么做呢？而且不仅如此。当有人对他的作品写了一篇尖刻的评论文章，而罗伊不得不容忍一些十分恶毒的毁谤时，特别在他已经负有盛名之后，他不像我们大多数人那样，耸耸肩膀，心里暗暗咒骂着那个不喜欢我们作品的恶棍，然后就把这件事置之脑后。他碰到这种事的时候，却总要给那个评论家写一封长信，信里说他很遗憾对方认为自己的书不好，不过书评本身写得倒很有意思，而且如果他可以冒昧地说一句，那篇文章表现出作者极高的批评眼光和文字修养，因而他感到非得给他写这封信不可。谁都不像他那么急切地想要提高自己的水平，他希望自己还能继续学习。他实在不想惹人讨厌，不过假如对方星期三或星期五有空的话，是否可以上萨伏依饭店去和他一起吃午饭，谈谈究竟为什么觉得他的这部小说如此糟糕。谁都不像罗伊那么善于叫上一桌丰盛的饭菜。一般说来，等那个评论家吃了五六只牡蛎和一块小羊的里脊肉后，他就把自己说过的话也一块儿咽下肚去了。因而等罗伊的下一部小说出版的时候，那个评论家看到这部新作有了极大的进步，这当然是理想的应该得到的结果。
一个人一生中必须应付的一大难题，就是应该如何对待下面这种人：他曾经一度和他们关系密切，而他对他们的兴趣在一段时间后淡漠了。如果双方在社会上的地位都很平常，这种关系的中断往往很自然，彼此之间也不会出现什么恶感，可是如果其中一方有了名望，局面就变得很难处理。他结交了大批新朋友，而老朋友却毫不放松；他忙得不可开交，而那些老朋友觉得他们首先有权占有他的时间。如果他不对他们唯命是从，他们就会叹口气，耸耸肩膀，说道：
“唉，得了，我看你也和别的人一样。现在你成功了，我早该料到会给你甩了。”
如果他有勇气，当然他巴不得这么做，可是他多半没有这种勇气。他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一个朋友要他星期天晚上去吃饭的邀请。冷冻的烤牛肉来自澳大利亚，中午烤得过了火，这会儿冻得硬邦邦。勃艮第红葡萄酒——哎，干吗叫它勃艮第呢？难道他们就从没有去过博恩[16]，住过邮政饭店吗？当然，老朋友聚在一块儿，谈谈从前在一个阁楼上同啃一块干面包片的美好时光是很快乐的，不过你一想到自己眼下坐在里边的这间屋子何等近似一个阁楼的时候，你就感到有点儿困窘。当你的朋友告诉你他的作品没有销路，他的短篇小说也找不到地方发表，而剧团经理对他写的剧本连看都不想看上一眼的时候，你就会感到局促不安。而当他把他的剧本和正在上演的那些东西（这时，他用责怪的目光瞅着你）加以比较的时候，那可当真似乎有点儿叫人难堪。你很狼狈，只好把目光转向别处。你夸大其词地讲述自己曾受到的失败，好让他明白你在生活当中也经历过艰辛。你尽量用不足挂齿的口气提到自己的作品，却有点儿吃惊地发现，你的主人对你作品的看法竟然和你没有什么两样。你谈到读者大众的变幻无常，好使他在想到你的名望也不会持久的时候心里得到安慰。他是一个友好而苛刻的批评家。
“我没有看过你最近出版的那本书，”他说，“不过我看了上一本，书名我已经忘了。”
你把书名告诉了他。
“我对你那本书相当失望。我觉得它不如你写的有些作品那么好。当然，你知道我最喜欢的是哪一本。”
你在别人那儿也受到过这样的批评，所以你赶紧把你写的第一本书的书名告诉他。你当时只有二十岁，那本书写得很粗糙，不够婉转含蓄，在每一页上都能找到你缺乏经验的痕迹。
“你再也写不出那么好的作品了。”他恳切地说。这时你感到从那最初一次的侥幸成功后，你的整个写作生涯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我总觉得，你始终没有充分发挥你当时显露出的才华。”
煤气取暖器烤着你的两只脚，而你的两只手却冷冰冰的。你偷偷地看了看手表，暗自琢磨着不知你那老朋友会不会因为你十点钟就起身告辞而感到生气。你事前吩咐司机把车停在街道拐角等候，免得停在门口，用它那豪华的气派衬托出主人的贫穷。可是到了门口，他说道：
“这条街的尽头有一个公共汽车站，我陪你走到那儿去。”
你一下子感到惊慌失措，只好承认自己有一辆汽车。他很奇怪司机为什么要在拐角那儿等你。你回答说这是司机的一种怪癖。等你走到车旁的时候，你的朋友用一种宽容的高高在上的神气看了看你的车。你紧张不安地请他哪一天和你一起去吃饭。你还答应要给他写信，然后坐车离开，心里琢磨着等他应约前来的时候究竟应该请他去哪儿，假如你请他到克拉里奇饭店吃饭，他会不会认为你在摆阔，假如你请他在索霍[17]吃饭，他又会不会觉得你吝啬。
罗伊·基尔却一点没有受过这样的罪。他从别人身上捞到了他能得到的一切好处后，就把他们抛开。这话听起来有点儿刻薄，但是，要把事情说得婉转一点太费时间，而且还需要把暗示、中间色调、谐谑或委婉的影射异常巧妙地安排妥帖，而实际上事实还是如此，我看倒不如这样明说的好。我们大多数人，在对别人干了什么卑劣的勾当之后，总对那个人心怀怨恨，但是罗伊素来心眼儿很好，决不允许自己的心胸如此狭窄。他可以在很不体面地对待一个人之后，却丝毫不对那个人抱有敌意。
“可怜的老史密斯，”他会这么说，“他很可爱，我非常喜欢他。可惜他那么怨气冲天。我真希望哪个人能帮他一下。不，我有好几年没有见到他了。要想维持往日的友谊没有什么好处，对双方都很痛苦。其实一个人总是逐渐脱离周围的人而成长起来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面对事实。”
可是，如果他在皇家艺术院的绘画预展之类的场合偶然碰到史密斯，谁都不会像他显得那么热情。他紧紧地握住史密斯的手，对他说自己见到他有多么高兴。他满脸笑容，他流露出的友好情谊，就像仁慈的太阳散发出的光辉。史密斯对他这种不寻常的兴高采烈的样子感到很高兴，而罗伊这时再得体不过地告诉他，自己真巴不得写出一部作品，哪怕只有史密斯刚出版的那部作品一半那么出色。相反，如果罗伊认为史密斯没有看见他，他就故意把脸转开，装作没有看见，但是史密斯偏偏看见了他，对自己受到的怠慢心里十分怨恨。史密斯一向非常尖刻。他说罗伊从前十分乐意和他一起在一家寒碜的饭店里分吃一份牛排，而且和他一起在圣艾夫斯[18]一个渔民的小屋里度过一个月的假期。史密斯说罗伊是个趋炎附势的家伙，是个势利小人，是个骗子。
在这一点上，史密斯可错了。阿尔罗伊·基尔身上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他的真诚，谁也不能依靠招摇撞骗混上二十五年。虚伪是一个人所能寻求的最困难、最刺激神经的恶习，它需要永不间断的警觉和精神的高度集中。它不像通奸或贪食可以在空闲的时间进行；它是需要付出全部时间从事的工作；它还需要一种玩世不恭的幽默。虽然罗伊老是笑呵呵的，但是我却从不认为他有十分敏锐的幽默感，而且我敢断定，他也不会玩世不恭。虽然我几乎没有看完过他的小说，但是好几本他的小说的开头我都看了。我觉得在那些页数很多的作品的每一页上都可以看到作者的真诚，这显然是他始终走红的主要原因。罗伊总是真诚地相信当时社会上每个人所相信的一切。在他写作有关贵族阶层的小说时，他真诚地相信这个阶层的成员都花天酒地，生活放荡，然而他们却具有适合于统治大英帝国的某种高尚的品格和天生的才干；后来，在他把中产阶级作为写作题材的时候，他又真诚地相信他们是国家的栋梁。他笔下的恶棍总是那么邪恶，他笔下的英雄总是那么高尚，他笔下的少女总是那么贞洁。
当罗伊邀请为他作品捧场的书评作者吃饭时，那是因为要对这位作者所作的好评真诚地表示感激；当他邀请没有对他作品表示恭维的书评作者吃饭时，那是因为他真诚地极想提高自己的水平。当一些仰慕他的素不相识的读者从得克萨斯[19]或澳大利亚西部来到伦敦的时候，他带他们去参观国家美术馆，这不只是为了建立他的读者圈子，而是因为他真诚地急于想要观察他们对艺术的反应。只要你听一听他的演讲，你就会对他的真诚深信不疑。
他穿着非常合身的夜礼服，或者根据场合的需要，穿一身很旧的但款式很好的宽松的便服，站在讲台上，面对观众，既严肃又坦率，还露出一副动人的谦逊的神气。这时候，你不得不承认他十分认真地把全副心神都投入到眼下他所面临的这项工作中去了。尽管他不时装作想不起某一个词儿，但那只是为了在他说出这个词的时候，取得更好的效果。他的声音洪亮而浑厚。他很会讲故事，他说的话从不单调乏味。他喜欢谈论英美的青年作家，他热情地向听众讲述这些作家的优点，这充分说明他的豁达大度。也许他讲得太多了一点，因为当你听过演讲后，你觉得你实际已经知道了所有你想知道的那些作家的情况，没有什么必要再去看他们的作品了。大概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罗伊在外地的某个城镇演讲后，他所谈到的作家的书就一本都卖不出去，而他自己的作品却始终畅销。他的精力异常充沛。他不仅在美国成功地四处演讲，而且也在英国各地讲学。罗伊接受所有对他的邀请，从不因为哪个俱乐部规模太小，哪个想要提高会员的自我修养的协会太不重要而不屑为它花上一个小时去作一次演讲。他不时把他的讲稿修改一下，编成好看的小册子出版。大多数对这类讲稿感兴趣的人，至少都翻阅过名为《现代小说家》《俄罗斯小说》，以及《一些作家的评介》之类的论著。几乎没有人能否认，这些作品都显示出作者对文学的真实情感和他个人可爱的性格。
不过，罗伊的活动远远不止于此。他还是一些组织的积极的成员；这些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作家们的利益，或在他们由于疾病或年老而遭受贫穷的厄运时减轻他们的困难。每逢出了涉及立法的版权问题，他总是乐意给予帮助；每逢为了在不同国籍的作家间建立友好关系需要派代表团出国，他总随时准备参加。在公众宴会上，总可以依靠他来回答文学方面的问题。每逢为了欢迎海外来访的文学名人而组织一个接待委员会的时候，他总是其中的一员。每一次义卖，至少总有一本他亲笔签名的作品。他从不拒绝记者对他的采访。他很公正地说，谁都不比他更了解作家这一行的艰辛。如果他只需和一个记者愉快地闲聊上一会儿，就能帮助这个艰苦奋斗的人挣几个钱，那他可不忍心加以拒绝。他一般都请来访的记者与他一起吃午饭，而且几乎总给对方留下良好的印象。他唯一的条件，就是文章发表前要先给他看一下。有些人为了向报纸读者提供消息，往往在不适当的时候给知名人士打电话，探听他们信不信上帝，或者他们早饭吃点儿什么；他在接到这种人的电话时却总显得很有耐心。他在每个专题讨论会上都很引人注目。公众知道他对禁酒、素食主义、爵士乐、大蒜、运动、婚姻、政治以及妇女在家庭里的地位等问题的看法。
他对婚姻的看法是抽象的，好些艺术家都发现很难把婚姻和他们职业上的艰苦探求协调一致，而他却成功地避免陷入这种境地。大家都知道他多年来对一位已婚的上等女子所抱的没有半点希望的痴情。尽管他总是以谦恭有礼、十分仰慕的口气提到那个女子，但是大家都清楚，那个女子对他却并不亲切友好。他中期小说中那种少有的苦涩，反映出他所遭受的折磨。当时他经历的那种精神痛苦，使他能够避开那些没有什么名望的女人的纠缠而并不得罪她们。这些妇女都是一个兴奋活跃的圈子里破旧的装饰点缀，她们乐于用自己眼下这种飘摇不定的生涯，来换取和一位成功的小说家结婚所带来的安稳可靠的生活。当他从她们明亮的眼睛里看到结婚登记处的影子时，他就告诉她们，他对自己唯一的那次苦恋记忆太深，这使他永远无法和任何人结成终身伴侣。他的这种死心眼儿的忠诚，可能会使那些女人感到气恼，但却并不会真的得罪她们。每当他想到自己一定永远得不到家庭生活的乐趣，也享受不到做父亲的满足时，总不免微微叹一口气；但这是他为了自身的理想，也为了那个可能和他同享欢乐的伴侣而准备作出的牺牲。他早就注意到人们其实并不想要同作家和画家的妻子应酬。凡是不论上哪儿总坚持要带着自己妻子的艺术家，只使自己成了一个讨厌的人，结果往往他很想要去的地方，却得不到邀请。如果他把妻子留在家里，那么等他回到家的时候，就免不了会发生争吵，破坏他内心的安宁，而为了把他心中最美好的情感表达出来，他最少不了的就是这种安宁。阿尔罗伊·基尔是一个单身汉，这时候已经五十岁了，看来他一辈子都不会结婚。
他是一个典范，表现出一个作家所能做到的一切，以及一个作家凭着勤奋、诚实、对人情事理的了解和手段与目的的有效结合所能达到的高度。他是一个好人；除了那种乖戾任性、吹毛求疵的人，谁都不会妒忌他的成功。我觉得脑子里带着他的形象入睡，一定可以睡上一夜好觉。我草草地给费洛斯小姐写了一张便条，敲掉烟斗中的烟灰，关上起居室的灯，就上床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