呆坐在机构外冰凉的地板上，我思绪万千，过去一幕幕悲惨的经历不停地在脑海中闪过。
初次接触这个“制度”是在我两岁的时候——父亲又在发酒疯，那一次他一把把我从房间里扔了出去，从而造成了我的不完全骨折。事实上，我并不太记得这件事了，还是一位社工在多年后告诉我的。直到那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每逢下雨我的手臂都会隐隐作痛。
母亲曾经对我说，父亲以前并不暴力，但成为父亲之后，他体内的暴躁情绪似乎被彻底释放了出来。我的父母是在海军军队里认识的，两人同样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小镇，当时他们驻扎在诺福克海港。据母亲描述，她与一级准尉威廉·西奥多·柯伦（朋友称其为“比利”）的初遇场景，宛如童话故事般美好：那时的他，身材高大、臂膀宽厚、浪漫而不失风趣……简直就是现实世界的“比利与贝特西”[4]。
然而，这样浪漫的故事只存在于想象中。真实的情况是：父亲由于多次酗酒、宿醉，违反了军规，最终被海军开除。而母亲在之前曾与一名水手有过一段短暂而失败的婚姻，并生下了我那同母异父的姐姐夏洛特。当时，她作为单身母亲一边为海军工作一边照顾姐姐，已忙得疲惫不堪。就在这个艰难的时候，兵役生涯结束的父亲替她收拾好行囊，并向她求婚，母亲当即兴奋得连连点头答应。
于是，这对新人——柯伦夫妇便搬到了诺森伯兰县生活。那是弗吉尼亚州一片隐世的乡村之地，被人们称为“北内克”。他们住在林子中的一间小屋里，周围没有邻居。
或许父亲喜欢这片宁静更甚于母亲。
接下来的日子，一家人靠捕鱼、卖鱼为生。他们的生活模式非常简单：父亲每次都会出海很长一段时间，有时甚至持续几周，然后兴高采烈地带着鱼和现金满载而归。那是一段美好而平静的日子。
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父亲又开始酗酒了。从那以后，他经常无缘无故地发怒，甚至发展到时不时把母亲暴打一顿的地步。
直到现在我都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仅仅是因为垃圾桶里钻出了蚂蚁，父亲就暴跳如雷地咒骂母亲在他外出时偷懒不做家务；甚至还夸张地表示哪怕房子外的葡萄藤都爬到屋顶上了，她也会不管不问。有时候，父亲也会因为钱的问题小题大做，甚至还会假想母亲在外面和别的男人打情骂俏，或是因为一些他自认为不可饶恕的事情而大动肝火。但第二天，他就会道歉，并向上帝发誓绝不会再有下次。之后他便去出海，等他回到家来，新一轮的循环会再度开始，简直如同潮汐一般规律。
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的母亲——一位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明明可以有更好归宿的女性——却偏偏选择继续待在这样一个男人身边。或许，这足以证明家暴是可以慢慢摧残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的。她不仅和他一起生活，还进一步深化了这段关系——她生下了我。
我想母亲很早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了。我的中间名本应随父亲的曾祖母为“霍普”（英文中代表希望）的，但当医院的工作人员问她出生证上“姓名”一栏写什么时，她在未经父亲同意的情况下便私自改为“安妮”。
在我出生九年后，惊喜、意外抑或奇迹再度降临：我弟弟泰迪出生了。
我至今无法理解母亲为何认为多一个孩子会让事情好转，甚至能够改变父亲的性格。可事实上这完全是痴心妄想——情况并没有得到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好转。我早年的许多记忆，都和社工有关，他们总是做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试图让我说出家里的近况。
我的童年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我至今都完全无法理解社工们的逻辑：为什么父亲的暴躁行为就要导致我离开自己的家庭，而其他人的行为（对我来说比父亲糟糕得多）却不会？渐渐地我对寄人篱下的生活感到恐惧，那是一场残酷的生存竞争：每一个被寄养的孩子无时无刻不使尽浑身解数，只为争取一点儿少得可怜的关爱、食物或大人的关注。
当然，或多或少，在被寄养的过程中也会遇上不错的家庭。有时好不容易被好人家收养，但过不了多久仍然会被强行带走，送回父母身边。这样的经历往往令我更为难过，每次都会流下不舍的眼泪。
然而大多数时候，可就没那么走运了。根据规定，国家每个月会按照每人500美元左右的额度补助收养家庭，以供被收养人衣、食、住的开销，然而在那些明显只是为了获取资助金的家庭中，真正用在我身上的钱寥寥无几。
其中有位养母，算是这方面的代表了。她在抚养亲生女儿的同时，还收养了三名孩子——两个男孩和我。她的亲生女儿有自己的房间，而我却得和另外两个男孩子拼一间房。不用上学的时候，我们三个就会被打发出去，不到晚餐时间不准回来。每人每天只能拿到一小袋分量的午餐，那点儿食物只够撑过上午10点半的。我至今仍然忘不了，多少个漫长的下午，我在她家的后院流连，透过窗户嫉妒地看着她的亲生女儿坐在电视机前吃零食的场景。
在另一个寄养家庭中，我成了八个接受寄养的孩子之一。我们八个人满满当当地挤在两个房间里。这个家庭的养母更加糟糕，她热衷于挑起孩子之间的争端，鼓励大家互相打小报告，并惩罚犯错的孩子。一次，有个孩子举报我，说我在橱柜里私藏食物。这位养母听后便把我的头发乱剪一通，后来更是让我只穿着内衣去到男生们的房间里，并勒令我大声承认自己是小偷和谎话精来作为惩罚。
开始的时候，每在别人家寄居一段时间后，我就能暂时回到家中。待在家里的时间可能是几个月，也可能是一年，这既取决于父亲如何聪明地掩盖自己的暴怒行为，更取决于他如何威胁母亲保持沉默。
另一方面，母亲以她自己的方式爱我。她亲昵地称呼我“小南瓜”——虽然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恶心；她会温柔地帮我梳理长长的头发，比任何一位养母都要温柔；她想方设法地让我接触到更多的书籍，尽最大可能满足我的求知欲，因此我才能避开现实中的纷纷扰扰，转身藏匿于书中的幻想世界。
但她唯独没能做到她最该做的那件事——保护我，离开比利·柯伦。于是这种“家—寄养家庭—家”的生活模式和状态，一直持续到我九岁那年。
每次父亲虐打母亲后，她都要吃止痛片。在我九岁的时候，母亲吃止痛药吃上了瘾，这使她不得不开始和医生进行性交易，以换取稳定的药物来源，例如维柯丁、羟考酮，或其他医生所能提供的止痛药品。
一天，当泰迪被人们发现只穿着一片脏尿布，一个人爬到诺森贝兰县的360主道附近时，母亲正处在嗑药嗑得恍恍惚惚的状态中。于是，和往常一样，社会福利机构的人又一次介入了。而这一次，我同母异父的姐姐夏洛特交代了一个爆炸性消息：自从她的身体开始发育，父亲就一直对她实施性侵。
社工对我那嗑药成瘾的母亲发出了最后通牒：戒除药瘾、离开丈夫或者永远离开孩子。
最终，母亲选择了那个男人，而不是我们。她自愿签名放弃了抚养权。或许只有长期受虐并依赖化学药物的人才能理解她在想些什么吧！
这一切都已经是二十二年前的事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的亲生父母。
我完全变成了州监护对象，生活唯有更加地颠沛流离。我知道，再也没有所谓的“家”可回了，因为我已无家可归。但我却无法预测下一站会到哪里，也没有人特别关心我，跟我解释这一切。
我做错什么了吗？我考的A还不够多吗？如果我要是再听话一点儿，他们会不会把我送去一个更好的地方呢？这一切究竟该怪谁？我最后一任养父母？最后一任社工？还是我自己？
直到大学里的某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受够了对事实的过度分析、对自己的过度苛责等各种行为了。没错，我的童年是以寄养孩子的身份度过的，但只要接受这一事实，就绝不会再允许我的成人生活也受到这种身份的负面影响。不管怎样，我挺了过来，这才是最重要的，并且我再也不会回到原来那种混乱的生活中了。
因此，现在要亚历克斯重蹈我的覆辙实在是残酷至极，就像是发生地震许久之后的余震，仍然可以撼动整个大地。
而我此时就站在这里，站在这个福利机构外面，因余震的余波而颤抖、蜷缩。
最终，我还是站了起来，跌跌撞撞地走回车里。
本很快就要回家了，我希望他能在到家时看到我。
我们家是一个整洁的、有三间卧室的战后牧场。房子紧挨着名字唬人的德仕伯霍罗路（英文原意是“绝望中的空路”），路名取自数十年前生活在这里的德仕伯一家，直到现在这个家族的一些后人还住在这里。它的具体位置坐落于斯汤顿市的近郊，铁轨的另一侧——只要你下了250公路，直接穿过铁轨下方便是。
这套房子是在我刚怀孕的时候买下的。那时我对本说，咱们可不能把孩子生在以前住的底层公寓里，我对那里尤其有阴影。我想要一间舒适的房子，一间有四面围墙和白色的篱笆栏，窗外再摆几盆让人心情愉悦的小花盆的房子。那时，一定是孕妇特有的荷尔蒙在作怪，让我特别有安定下来组建家庭的欲望。
而本当时正为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做最后的努力。他一直对巨额的学生贷款耿耿于怀，这笔债务需要在他获取学位证后不久还清，这无疑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并且他也承认不知道毕业后去何处工作，即便有人暗示他可以在詹姆斯·麦迪逊大学找到一个教职岗位——因为在他进行论文答辩的时候，历史系似乎有人退休了，因此留下了空缺——但这毕竟八字还没有一撇，所以当时的我们必须做好随时搬家的准备。
最终，他做出了妥协。我们倾家荡产，把所有的应急储蓄都拿了出来付了房子的首付，之后就开始祈祷千万不要发生什么意外。
房子是去年10月份买的，那时我已怀胎七月，之后的两个月里，我和本全身心地投入装修，以迎接亚历克斯的到来：我们买了高压水枪来冲洗房外的污泥；我的朋友马库斯用带来的绿篱机把生长旺盛的灌木修剪了一番，使得阳光可以透过窗户照射进屋内；而他的妻子凯丽也没闲着，她负责帮我们刷漆。
接着，本还给我准备了一份大大的乔迁之喜：美丽、全新的白色篱笆栏！我问他钱是哪儿来的时候，他十分腼腆地守口如瓶，并开玩笑说是卖肾攒的。
对了——即使当时已经来不及种花了，我们仍然在窗外摆了几个花盆。后来，本在过季大甩卖时淘来一些郁金香的鳞茎，我们就种进了盆土里。像我这种童年四处漂泊的人，总是乐观地种下希望的种子，哪怕几个月后它不会发芽。
经历了三十一年的漂泊后，终于在这个地方，我第一次真正感觉到了安定。一想到花开之日，便是宝宝降生之时，我不禁感到由衷的幸福。
不久之后，绿芽儿破土而出。那时，我们正处于初为父母的辛劳中——晚上睡不好，早上要起早，还要面对婴儿各种“蛮横无理”的要求……那是一段美好的记忆，曾经的我是多么地幸福。
在我驾车驶上德仕伯霍罗路，穿过铁轨下方的这段时间，我一再安慰自己：一切都会没事的，我还会和亚历克斯一起欣赏窗前的花儿，看着它们一朵朵地绽放，我们的生活还会像过去那般美好。
然而，当我经过私人车道尽头的邮箱、掉头开往自己家时，才发现我的那栋房子已经被警察查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