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小区步行去剧院，需要预备两双鞋：一双走路时穿，一双观看演出时换上。我从来不在最后一刻到达剧场。大多时候，我会早早等候在剧院正门口，等候姆丽考夫斯卡太太拧开锁，拉开大门——我是第一个走进剧院的观众。衣帽间的两位女服务员，我跟她们很熟络，因为我在那里当过实习生，帮忙给客人挂大衣。两位女士身穿亮闪闪的深蓝色长褂，原本花白的头发现在似羽衣甘蓝，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新烫的，还染了色。因为在我们这个小镇，不是每天都有演出，所以人们努力让自己的仪表和着装显得隆重正式。
小巧玲珑的热拉普科娃太太跟剧院大楼同龄，她每次都会对我说：“欢迎你，丹妮娅，我把你的外套挂在一号位啦。”她再扫视我身上的礼服，不忘补上一句，“你始终这么苗条，跟杨柳条似的，随你妈妈。”说着，把M1标记的一号金属牌递到我手上。我呢，从塑料袋里取出皮鞋换上，她把我的塑料袋跟外套挂在一起，再把我换下的便鞋放到外套下方的地板上。
剧院的暖气一大早就开启了，此刻剧场里暖融融的。安静的剧场阒无一人，不时能听到暖气片发出的咔嚓声响。我总是订右侧包厢的第一排座。票价虽然贵一些，但我毫不吝惜。从这个角度望去，舞台上演员的面孔近在咫尺，楼下的观众一览无余，有尽在掌中的感觉。这同样是为我的发型考虑，假如坐在楼下观众席，它会有碍身后观众欣赏演出——去剧场看戏，我喜欢将头发绾起来，盘在头顶上，这样显得脖子和颈肩楚楚动人。包厢里设有衣帽架，我完全可以到包厢里更换大衣和皮鞋，但我不选择那样做。我喜欢足蹬高跟鞋在剧场里溜达的那种感觉，手挎丝绒小坤包，里面装一枚小圆镜、望远镜、口红、百元纸钞、手巾和绘着日本风景的小扇子。包厢里有一面立镜，我看到脚上的黑色高跟鞋让我的腿显得修长。不，确切地说，黑色高跟鞋让我的双腿比穿其他鞋看上去更美。我的双腿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所改变，岁月留下的痕迹不很明显。而身体的其他部位就没有如此幸运了，例如脖颈，我必须借助一方丝巾掩饰。
整个剧场用酒红色毛绒装饰，我喜欢用手指和肘部触摸它们。楼下的观众席慢慢坐满了。第五排坐了三名女高中生，一律透明肩带裙，后背裸露，对这种款式我不敢奢望。医生M老先生手拄拐杖，一如既往，步履蹒跚地走到第一排坐下，这样，他可以让自己的双腿伸展开。摄影师罗伯特H携妻子也来了。难道他没有留意到我？答案是否定的。他在等候正跟小学校长热情寒暄的妻子时，飞快地往我的包厢瞥了一眼。我注意到他脑袋上的秃斑越来越大。我十八岁那年，他在摄影间为我照了一张相，在胡斯大街的橱窗里展示了五年。有一阵子，我应聘在他的照相馆当助手，我朝顾客们颔首招呼，逗孩子们嬉笑，接收订单。可最让我胆战心惊的是，他在暗房里吻我，而H夫人在外面喊：“罗伯特，你在冲洗照片吗？”
提心吊胆的罗伯特忙不迭地回答：“正洗着呢！”
“丹妮娅在哪里呢？”
“吃午饭去了。”
“可她的大衣和帽子还在呢！”
“大概没穿就走了吧。”
“不可能。你知道外边有多冷吗？零下十五摄氏度。”
“嗯，反正她年轻，不怕冻。”
“我觉得不对劲儿，罗伯特。你真是在冲印吗？如果不是，你立即住手，把门打开！”
我只得从暗房的小窗口往院子里跳，窗口相当高。当我忍着脚踝的肿痛佯装用完午餐回到店里时，H太太在门口将外套和帽子扔给我，说：“小姐，以后你不用来了，真不要脸！”然后，一把扯下我那张陈列在橱窗里的照片。
今天的票房一定不错。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广场上的那家纺织品店，店铺所有的员工全到剧院里来了。这种阵势我从没有见识过，也不曾记得。人们纷纷慕名而来。利姆斯基的大名依然具有感召力。因为他，今晚的我也惴惴不安。我将再次见到他。虽然在电视屏幕上他经常出现，看着他，我可以波澜不兴，然而在此地如此近距离地直接面对，我不清楚自己更多的是期待还是害怕。猛然间，我觉得剧场里有点燥热。幸好坤包里有扇子！好，这下舒服多了。
节目单！激动之余，我居然忘记买节目单了。
我走到走廊上。走廊里的空气清爽一些。
在我从姆丽考夫斯卡太太手里买下节目单的当口，市长先生一家人先后涌入了旁边的包厢。
“晚上好！”市长先生在关上包厢门之前，欠身跟我打招呼，眼前的他俨然一个肥胖油腻的大叔。在前政权时期[8]，他是我们镇的文化馆馆长，这个英俊而魁梧的汉子曾疯狂地爱过我！实际上我也爱他。当时我有多大？二十岁。他为我印制了名片，名片上的头衔是：文化馆馆长秘书。当他发现我不太顺从他，又给我增添了更高级的头衔：文化活动干事。
在那个年代，事在人为，怎么都好走过场。我没有专业学历，然而我可以一下子坐到戏剧大赛的评委席上，当他们要我做赛事评论时，我说：“我觉得很有希望。”作为评委会主席的馆长接过话头：“我认为，这位女同志表达得非常确切。他们的表演尚需磨炼，但非常有前途。”
我跟他的关系同样充满了前景。我爱他的热吻，迷醉于急促、鬼祟的办公室幽会，我们必须赶在有人敲门之前匆忙收场。他的须后水清香耐闻，手心干爽而不是汗津津的。但我受不了他的喘息声，男性如牛的气喘始终让我心存厌恶，他们突然间会像四条腿的动物那样开始气喘吁吁，眼神呆滞。
他常带我外出参加各种文化之旅。那次去普罗斯捷约夫城参加沃尔克尔[9]诗歌朗诵大赛，我们在下榻的酒店喝了很多酒，突然他出现在我的房间里，给我讲各种笑话段子，可我醉得不省人事，几乎没留意他在脱我的衣服。在二十岁那年，我仍然冰清玉洁，这在今天会让人嗤笑。然而我一直认为在男人面前赤身裸体是件丢人的事，但突然间我一丝不挂，好像什么也不曾发生过。我只记得，当馆长看到我的私处时，表情完全石化了，情不自禁地跪下来，喃喃自语道：“哦，不！”他凝视着我的私处，呆若木鸡，让我不觉害怕起来，难道他看出了我的身体有什么异常？后来我就此咨询了早出道的闺蜜伊莲娜·T，她安慰我说每个男人都是这副德行，明知那东西长什么样，却总装出一脸惊愕——真的长这样子吗？然后，目光呆滞，开始撒野，口中还废话连篇。
有一天，我幡然醒悟了，耳边仿佛响起妈妈的声音：“好好爱惜自己，不要跟有家室的男人纠缠，那不是爱，是他们的占有欲。”我一下子把他从房间里赶走了。值得称道的是，馆长继续留我做他的秘书。后来，他辞退我的原因，是我误把洗洁精当成他喜爱的浓缩果浆倒入他的水杯，他端起来一仰脖喝下去，随后脸涨得通红：“你被解雇了！”说话的同时，嘴边冒出两个大气泡。
在节目单里我读到，《在两个女人之间》是著名的美国对话喜剧，在百老汇演出时获得巨大成功。如果不是作者的另一部巨作《在两个男人之间》超越了它，至今它还在上演呢。演员阵容为：卢卡斯·利姆斯基饰演霍华德，卡琳·贝洛娃饰演其妻子玛丽，伊薇塔·尤乐娜饰演他们家的女仆佩吉。
从布拉格来此地的巡回演出，大多只有几个演员，不然会亏本。我看到利姆斯基还兼任导演。实际上这是个家庭剧组，众所周知，利姆斯基和贝洛娃在台下是伉俪，尤乐娜是他们的女儿。
第三次铃响了。我的手为什么如此冰凉？也许所有的血都涌上了脑门。我感觉太阳穴在突突跳动。相隔多年再次见到他，会是什么情形呢？
剧场里的灯光暗淡下去。大幕拉开，凉气从舞台上漫过来。台上布景是一个大客厅，道具有一台电视、一盏落地灯和一套真皮沙发。没有人。灯下茶几上的电话铃响了。扮演女仆佩吉的尤乐娜跑出来，拎起话筒，说：“霍华德·泰勒先生家。好的，我这就叫他。泰勒先生，您的电话！”
卢卡斯·利姆斯基慢慢走来。我身下的观众席出现一阵小小的骚动，后排的某个粉丝激动得鼓起掌，但没有人附和。我的太阳穴开始扑通，扑通，扑通……我伸出一根手指，摁住了跳动的血管。
“谁来的电话？”霍华德问女仆，手掌罩住话筒。
“那个不要脸的女人！”佩吉回答。观众席响起笑声。在舞台上爆粗口总能引来一片喝彩。
然后，霍华德跟妻子在电话里交谈，我们得知两人明天将离婚。利姆斯基的嗓音始终透出磁性。自然，他的脸松弛了。我拿出望远镜，调整焦距对准他。他苍老了很多，眼睛似乎变小了，眼皮往下耷拉，整个人的体态有点臃肿。他笑的时候，脂粉遮掩不住满脸的皱纹。但他善于挑逗的眼神没变，撩拨着每一个女人的芳心。
霍华德通话时，女仆佩吉一直朝他做鬼脸，很滑稽，手指头竖在脑袋上做犄角状，然后非常感性地亲吻他。很明显两人有染。谁知道霍华德离婚，是不是因为她呢。
看上去，妻子在离婚之前还想回家来，跟他谈一次话。
“可是，玛丽，那有什么意义呢，除了互相伤害。”霍华德说。女仆佩吉在地板上摆弄绳子，做出有相当难度的体操动作，希望借此提醒霍华德，他那位年老色衰的夫人是做不了这种高难度动作的。观众对她的技巧报以掌声。
以前我也会舞绳。利姆斯基最欣赏我的两条长腿。那一次在他演出结束后，我去更衣室找他签名，我不会忘记，他的眼睛从我脚跟扫到头上，再回到脚上。他问了我的姓名，然后用钢笔在纪念册上写下“致美丽的丹妮娅。卢卡斯·利姆斯基”。接着，他拿起一支铅笔，在纪念册边缘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给我打电话之后，再把它擦去。”他对我说。我晕晕乎乎地回到走廊上，不得不倚靠在墙上，免得瘫软。
“万一你再胡闹呢？”卢卡斯对电话那头的妻子说，“你自己清楚，解除这个婚姻，你转身便成了百万富婆。”
他的话音刚落，观众席上爆出一个女人孤独的笑声。全场的观众立马知道，那是鲜花店的N太太。显然，利姆斯基从未经历过在这个节点观众会发笑的情况，他略一迟疑，等候那位女观众的笑声停止。不料想她笑得没完没了，显然癫痫发作了。N太太的丈夫也看出来了，第七排一半的观众站立起来，好让两人退场往外走。N太太疯狂的笑声渐行渐远，等两人走出大门到了剧院外面，笑声才平息。剧场里的窃窃私语持续了好一会儿，才趋于平静。
我们小镇的每个人都知道N太太的遭遇。几年前她参加了一场比赛，赛后收到一封信，白纸黑字写着：
恭喜您跻身百万富翁的行列！
从天而降的幸福让N太太无法消受，她推开窗户，举起一面国旗朝窗外的大街狂舞不停，大声呼喊：“终于来了！终于来了！”“就是它！就是它了！”家人不得不把她送到精神病院里。她的丈夫在一次探访时又干了蠢事，告诉她说信中还写了，必须再订购价值400克朗的货品，才有资格进入下一轮百万富翁的抽奖。这下雪上加霜，N太太彻底崩溃了。
“我们说到哪里了？”利姆斯基扮演的霍华德脱口问道。剧场终于安静下来，观众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她以百万富翁的身份离开了！”佩吉回答。观众席再次哗然，爆发出笑声，台上的演员不明缘由，一头雾水。
“喂，玛丽！你还在听吗？出租车到你楼下了？”霍华德一脸惶恐，闷闷不乐地转身对佩吉说，“她很快就到了！”
“你跟奶酪一样软弱，霍华德！要说你天性里有什么缺陷的话，就是这一点。”佩吉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抬脚往家具上踹。
霍华德设法安抚她，让她坐到自己的腿上，然而佩吉一把推开，威胁说，如果霍华德不离婚，那她就会给玛丽透露一些事，让他无法收场。两人又随便拉扯了几句，以打发玛丽乘坐的出租车到达前的那段时间。
我对那个女人充满了好奇。
门铃响起。佩吉对落地灯又踹了一脚，前去开门。
身穿昂贵裘皮大衣的贝洛娃走进门来。呃，我不觉一震！伸出手去拿望远镜，差一点没拿住。假如望远镜掉落到下面观众的脑袋上，麻烦就大了。现在，我把贝洛娃彻底罩在我的望远镜下。呵呵，我真艳羡卢卡斯。她精心化了妆，没错，两条扫帚眉，两只眼睛却涂描得如少女般靓丽，搭在她皮肤松弛的老脸上极不自然。我能想象她卸去那层厚妆之后给人的震慑。她有多大年纪？跟我同龄，近六十岁。然而，那些化妆油彩把她的皮肤彻底毁了。
“把外套脱了，玛丽，来，坐下。玛丽，想喝点什么？”霍华德吩咐，佩吉拉长了脸，把裘皮大衣拿到前厅。
“难道你已经不记得我喝什么了吗？”玛丽面带微笑指责他，她在沙发椅上坐下来，两腿交叉，好让霍华德和观众看个清楚。
“现在我有足够的时间用于思考和回忆。”贝洛娃环视房间，利姆斯基绝望地抬起眼睛，望向天花板。
当他的眼睛一抬，我感觉，他看到了包厢里的我。也许仅仅是我的想象，然而不是。他肯定朝我这边看了，甚至惊讶地眨了眨眼睛。我感觉自己的脸红了。扇子，扇子，镇定，我需要新鲜空气……也不排除，他眨眼睛是出于诧异：如此近的距离，为何那位女观众还用望远镜关注他？
在布拉格，我们俩在斯拉维亚咖啡馆约会见面了，因为别的地方我不认识。妈妈曾带我到斯拉维亚喝过茶，那次我们去民族剧院观看下午场的歌剧《吻》[10]。跟利姆斯基坐在一起，简直激动人心。我记得演员约瑟夫·柯默尔离开咖啡馆，经过我们桌子时告辞说：“再见啦，卢卡斯！”外面大街上有几个游人看到了利姆斯基，朝他微笑，或者招手致意。之后，我们去了某个画家的工作室，在那里我跟卢卡斯·利姆斯基做爱了，他不停地感叹：“哦，不！”假如我把这件事告诉伊莲娜·T的话，她准不会相信，会说：“你发誓，用你的性命发誓！”
大幕垂落下来，中场休息。我甚至不知道上半场是怎么结束的。底下的观众在热烈鼓掌，然后纷纷起身，去享用茶点。
我走出包厢到走廊上。左手边的门上写着“禁止入内”，推开它便是狭窄的下行楼梯，通向舞台和演员更衣室。我的手渴望握住那镀金的门把，但我胆怯的灵魂却在退缩。他肯定与妻子共用一间更衣室，而且在休息时间也不应该去打扰演员吧，他们大汗淋漓，需要解开衬衫纽扣，把双脚放到桌子上，舒气放松一下。
于是，我在人群里溜达。
“丹妮娅，喜欢这演出吗？”老朽的高度近视的K教授问我，在十厘米的距离之间，他才确定确实是我。
“非常美。”我回答。
“够大胆，对吧？”
“是的。”
四十年前，教授在商务职业学校教打字和速记。毕业晚会上，我们一起跳过舞，他紧紧搂住我，让我无法呼吸，他轻声对我倾诉：“现在，这已经不违法了，丹妮娅，我要告诉你，我期待上课只是因为你。”
“您在撒谎，教授。”我说，几乎要窒息。
“我发誓！”他在我耳边咆哮，瘦骨伶仃的腿挤入我的两膝之间。
“你得用手发誓！”我心生一念。他举起那只速记的手，放开了在我腰间的搂抱，我呼出一口气。
今天伊莲娜·T给我解了围，不然教授会架着我迈进吸烟室。
“怎么样？有何感受？心口还会隐隐作痛吗？不疼了，对吧？”她的嗓音因抽烟过多而沙哑，“岁月不饶人，今非昔比了。卢卡斯长出了肚腩，你注意到没有？但演得依然不错，功底还在。只是那个贝洛娃，真是悲剧，是吧？这些话跟你说了，我才痛快。”
她还告诉我说，她在会计室会思念我，让我有空去那里坐坐。就这样，我跟伊莲娜·T一起打发了中场休息的时间，都没容我开口说话。
《在两个女人之间》的下半场这样开场：玛丽在翻阅家庭相册，对几张以前在佛罗里达和巴哈马群岛度假的老照片发表评论，她问：“那件泳装如今在哪里呢？它在沙滩上曾引发那么大的轰动。”
“即便在，你也穿不了啦，亲爱的！”霍华德说。（笑声）
当佩吉给她端来第三杯冰镇威士忌时，玛丽晃动着玻璃杯说：“最近，我越来越多愁善感了。”
“因为酒精的缘故，玛丽。”霍华德安慰她。
“对不起，先生，您说您今天必须早点就寝。”女仆插话。
“佩吉，劳驾不要打扰我们！”玛丽告诫她。
“泰勒先生希望我提醒他。”
“您已经提醒他了，您可以离开了。”佩吉离去时给霍华德打了个哑语手势，让他强硬些，因为玛丽是头蠢奶牛。（笑声）
“你不觉得，佩吉有点厚颜无耻吗？”玛丽呷了一口。
“她很可靠。”霍华德说。
“我怎么觉得，新来的女仆给我们家带来了新气象？”玛丽脱下脚上的皮鞋，把双脚伸到霍华德的座椅上。
“你在说什么，玛丽？我们家？明天我们就离婚了！”
“这仅仅取决于我们俩，霍华德。”玛丽注视他良久，假睫毛一颤一颤的，然后翻到孩子们的照片那页。显然，霍华德心软了，他坐到妻子身边一起看照片。
而此刻，佩吉返回来，在地板上跳起了绳操。
“她在干吗？她从来不这样的！”贝洛娃少女般的眼睛瞪着她。
“跳绳。”利姆斯基干巴巴地说，“她学会了绳操。”
“她为什么要在这里折腾呢？”
“这里有镶木地板，也许更适合跳绳操。”
“你别来劲，臭不要脸！”贝洛娃大吼一声，她一眼识破了女仆想展示她年轻、柔韧身体的诡计。
很长时间里观众席无法平静。
最难忘的是第二天去绿树公园。利姆斯基狂爱自行车运动，于是我们骑车出门，前往公园。这是春日里的一个星期天，不少家庭在公园里散步。卢卡斯在我前面骑，家长们回头打量他，并指给孩子们看，说那人是个演员。而我有幸跟他在一起。昨天夜里我就成了他的人，自那一刻起我将永远属于他。骑车时我的长发扬起来，软风肆意地抚摸我的脖子，吹拂到我的衬衫里、短裙下。餐厅里传来音乐声，伴着音乐节奏，我仿佛是在一部优美的美国音乐片里骑行。
第二个周六，我又去找卢卡斯。但我们不再去咖啡馆，而是直奔画室。可是做爱时他不再像上次那样温柔，而是不停地问我是否喜欢这样。反复问了几次，我都回答说是的。我实在喜欢跟他在一起，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他居然选择了我。突然他问：“既然你从来不喊叫，不抓挠，不撕咬，那你为什么不哭泣呢？”说完这些话，他睡着了。
我选择了最后一个选项，我哭了起来。星期天，虽然不在计划之中，但是他陪伴我，送我到了佛罗伦萨长途汽车站。
演出没有结束。争吵在无休止地进行。佩吉扑过去揪住霍华德妻子的头发，一把扯下了假发套。霍华德对此已经厌倦，打开电视机收看起股市新闻。我也累了。
剧场里空气混浊，尤其在高处。尽管楼下有排风系统，但观众们仍不时掏出手帕擦拭额头的汗。
“丹妮娅，是你吗？”利姆斯基推开我包厢的门，询问我。演出后的他精疲力竭，湿透的衬衫紧紧贴在身上。
我彻底晕了。
“一切我都预想到了，唯独这个没有。”我叹了口气。
“在第一幕时我就认出了你。”说罢，他开始亲吻我，不顾对面的包厢可以目睹一切。不是吻脸，而是嘴唇！久久不肯松开。
“你还记得绿树公园吗，我们一起骑车出行那次？”他在我耳边低语。我回答说：“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
这时，我听到姆丽考夫斯卡太太的声音：“丹妮娅，演出结束啦！所有人都走了。”
我睁开眼睛，看到自己的望远镜躺在红色长毛绒上。
我辨认出衣帽间热拉普科娃太太的声音：“我把外套和鞋子给你拿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