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若要穿过我们这个颓败的村庄，前往扎泰茨[4]或者洛乌尼[5]，并且要在我们村子的超市里购买食品和饮料的话，那么我要预先警告您：如果您发现在超市入口处的墙边，倚靠了一辆破旧的巴贝特[6]轻便摩托车，后座上绑有一个绿色水果筐，那您最好慎重，假如您时间宽裕，最好暂且等一等，等摩托车的主人骑上它离去后您再进去；万一您赶时间，那您还是考虑去别的地方采购吧。
巴贝特的主人是一个六十上下的男人，本地人叫他泰特谢夫，或者雅尔达·泰特谢夫。他身材高大魁梧，危险来自他的耳背。跟其他耳背的人一样，通常他一开口简直震耳欲聋，声音堪比扬声器。
他在铺子里慢悠悠地闲逛，突然会晴天霹雳似的来一句：“黄瓜咋卖啊？”顾客们会被吓一大跳，心脏猛地跳到嗓子眼。收银员严乔娃便会喊一嗓子：“雅尔达，你小点儿声！太吓人啦！”
有一次，新来的女员工玛鲁什卡正往高层的货架上码放糖水罐头，不料泰特谢夫站在她的人字梯旁大吼一声：“朗姆酒在哪里啊？”
小姑娘吓得一头从梯子上栽下来，摔伤了手腕。
等泰特谢夫买完东西，在收银台那边依然会放炮仗似的叫嚷：“多少钱？”孩子们被吓傻了，以至于忘记哭泣，店铺里死一般地寂静，片刻之后，员工和顾客们才发出如释重负的嘘气声。
走到外面，泰特谢夫把刚买的东西扔进车筐里，双脚踏地朝前挪动摩托车，借助平缓的斜坡慢慢启动车子。由于排气口已经没有了消音器，摩托车发出的爆裂声就像工厂里机器的轰鸣，在村子里回荡，只是这噪声只有别人能够听到，泰特谢夫却是没有知觉的。
摩托车驶不了多远，因为雅尔达就独居在三公里外的地方。那个地方称为砖厂，现在仅剩下一处灰泥剥落的破旧房子，原先住的是管理员，现在雅尔达搬了进去。以前晾晒砖块的屋棚，被农村合作社改建为牛舍，用来饲养小牛犊。雅尔达负责喂饲料，清理厩肥，他身上的大粪味儿老远就能闻到。
现在来说一说教会。我们这个地区，由于天主教会工作人员匮乏，所以在乡村教区安排了若干来自波兰的年轻神父。我们教区的那位神父叫兹比谢克·普宗特克。他在教区后边整理出一个球场，组建了男子排球队，因为他长得瘦高，扣杀和拦网都不需要跳起来，双手往上一举就够了。我教他捷克语，配合他一起准备讲经布道、洗礼和葬礼上用的言辞材料。我从来没有想过，像我这样的无神论者居然有一天能在教会做事。当我们俩共同推敲某个弥撒，把它用捷克语表达出来时，我会提醒兹比谢克不要把重音放在倒数第二个音节，而是完美地放在第一个音节。每当这个时候，我都难免得意地自忖：当初西里尔与美多德千里迢迢从萨洛尼卡来到捷克宣讲基督教，举行礼拜时，想必是因为身边也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才成功的吧。
兹比谢克很招人喜欢，他愿意不厌其烦地了解自己教区教民的情况，因此深得教民们的信任。在葬礼上，他不讲那些惯用的套话，而是称赞死者的女儿在父亲弥留的日子里如何精心服侍，所以我们尽力以各种方式去弥补之前那些日子他没跟大家共处的遗憾。他在克拉科夫长大，在布道会上他准备的绵羊也是波兰的，他不知道，命运把他卷入了叫声有点差异的羊群。
原则上我们不谈论上帝。我仅仅同意，“上帝”这个词在我们的文书中用大写字母来书写，虽然我在担任教师的这些年月里，一直给自己的学生们灌输用小写字母来写的观念。有一次，我俩因天谴神罚的问题产生了小小的争吵。起因是这样的——
我们教区做弥撒用的圣酒由教会公库提供，非此项用途的葡萄酒，兹比谢克自己掏钱购买，我们一边上课一边小酌。某一天，天降神迹，我们的超市进了一批产自扎尔诺赛基[7]的优质皮诺白葡萄酒。我在第一时间将这个喜讯告知了兹比谢克，我们的神父在追悼弥撒一结束，就立刻冲进了商店。当他往购物篮里放入第三瓶葡萄酒时，雅尔达的声音如手榴弹爆炸般在他耳边响起：“土豆都烂了！”惊吓之中，兹比谢克手里珍贵的葡萄酒滑落在地，摔得粉碎。
“那是什么人啊？他住在这里吗？既然他耳聋，为什么医生不给他配一副助听器呢？”兹比谢克愤愤不已，很是生气。此时的他正在教区把一瓶扎尔诺赛基红酒放入冰箱，另一瓶摆到了桌子上。
“当地的医生都尝试过，但是任何助听设备对他都不起作用。”我回答。
“是先天缺陷吗？”
“您想听一听这段悲伤的历史吗？”
“当然，我对我的每个教民都兴趣十足。”普宗特克说着，打开了那瓶红酒。木塞从瓶颈里拔出来时，发出“砰”的一声。
“从他小学五年级我便开始教他，一直教到九年级。”我娓娓叙述起来，“他的成绩在班级里属于中等，中下等也可以说，但他善良、快乐，做手工活心灵手巧。放学后，他去学习农机修理，后来在合作社当了一名拖拉机手。兹比谢克，说出来你可能不会相信，在他十八岁时，他是一个俊逸帅气的小伙子，洋娃娃般的小男孩。”
“洋娃娃？小男孩？这是比喻女孩子的呀！”
“不，我是指他身材修长挺拔，容颜俊秀。他的不幸事实上是由我们村导致的，因为此地产啤酒花。那个年代采收啤酒花可不像现在这样将啤酒花主蔓砍下来，剩余的那些啤酒花由机械采收，不消一周时间就能把啤酒花果穗全部采摘完毕。在那个年代，只能沿袭传统，使用人工采摘。当啤酒花——绿色黄金的收获季节来临，我们的村庄一下子就变成了城镇，您明白吗？”
“我明白，大村子嘛。”兹比谢克回答。
“不是，是城镇！”我纠正他，“为了让从布拉格来的学生娃有地方睡觉，几百个草垫子都不够用啊。学校里所有的教室都腾出来用于住宿。体育馆就是大型的夜宿地，连阁楼露台、啤酒馆楼上的电影放映厅里，都住满过夜的人。那些夜晚呀，兹比谢克，男孩子们在村中心的小广场弹吉他，那里是那些肤色被晒成古铜色，身穿小短裤、紧身T恤的女孩子喜欢溜达的地方。女人们熙熙攘攘，村子里的男人看得眼珠子都要掉出眼眶了。您看过音乐剧《啤酒花采摘季》没有？”
“没有，但是听说过。”
“嗯，您连大致的想象都不具备。每年在8月底至9月初，我们这个乏味的村庄就会变得有点儿像海滨避暑胜地。在这个人声鼎沸的度假胜地，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嗅到啤酒花花粉散发出的苦涩气味，这种味道在电影里是没法体现的。那些花粉，啤酒缺了它就不能成为啤酒。这个城镇成为姑娘们的夏日温房，她们的汗液把腋下的衣裳染成一弯深色的月牙。在太阳炙烤下的这群学生娃啊，将采摘下的啤酒花果穗，不停歇地装入柳条筐里。那个帅气的拖拉机手，驾驶着热特-25A型拖拉机，在绿色啤酒花花圃之间，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来回穿梭。”
“那就是雅尔达吧？”牧师把手里的红酒一饮而尽，又给我们的杯子里倒上酒。
“正是雅尔达，兹比谢克，我得跟您说，那款拖拉机让布尔诺人功成名就啦。我们出口了数千台呢。在你们波兰也有吧？”
“热特？当然有！”兹比谢克确定地回答。
“您知道‘拖拉机’用阿尔巴尼亚语怎么说吗？”
“阿尔巴尼亚语？不知道。”
“热特呀！这种机器，只需最少的维修，却具有最可靠的性能……”
“希望您多说说雅尔达，少提那个拖拉机。”普宗特克请求。
“两者是密切相关的。”我回答，“每一个采收啤酒花的人都视这台拖拉机为救赎。在这酷暑和毒日头熏蒸下的人们，只要一听见马达声，看到开足马力从村子里隆隆地往山头爬来的拖拉机和它身后扬起的滚滚灰尘，便从木板桩子上站起身来，用围裙擦净自己的餐具。因为大家都知道，拖拉机不是送饮料就是送保温桶装着的午饭来啦。女孩们摘下手套，手指头伤痕累累，挽起保护她们的手臂免受啤酒花茎上的尖刺扎伤的长长衣袖，她们朝拖拉机手呼喊道：“雅尔达，你上哪儿闲逛去啦？老兄，我们望眼欲穿，你可倒好，在外面逍遥自在。”
英俊的拖拉机手优雅地一跃，跳上车斗，抄起大勺开始往姑娘们的搪瓷杯里盛满掺了草莓糖浆的冷饮。他居高临下，透过领口窥视她们的胸部。事实上，雅尔达始终凌驾于她们之上，凌驾于这些受过教育的头颅之上。我认为，无论在拖拉机还是在车斗上，这种姿态，帮他摆脱了乡下人的羞怯。再者，这个站位，也迫使那些从布拉格来的女学生对他仰视。您能理解这种心理优势的瞬间转换吗？”
“我非常理解。”兹比谢克颔首认同。
“如果那个女学生无意的话，他是断然不会坠入情网的。她挑逗他，也许是为了打赌，觉得自己能让雅尔达疯狂。但我不愿意相信，她真的喜欢雅尔达。事情是这样的：早晨，他驾驶拖拉机送学生们去啤酒花花圃。那个女学生要求坐到驾驶室的侧座上，因为坐在车斗里让她感觉不舒服。这是热特-25A型拖拉机特有的构造，除了司机座椅之外，还配备一个折叠座椅。女学生坐到了那个折叠座椅上，双手紧握出于安全考虑焊接在那里的铁扶手。每当路途颠簸，她会伸出一只手扶住雅尔达的肩膀。我不清楚，您作为一名神父，能否想象这种身体接触带给我们的感受。”
“请您继续讲那个女孩吧。”我的神父笑了起来。
“姑娘长得漂亮、纤巧，眼睛几乎是黑色的，皮肤晒成古铜色。谁知道呢，也许刚从海边度假回来，因为她看上去像个混血儿。她名叫尹德施卡，十八岁，和雅尔达同龄。”
“雅尔达给啤酒花花圃送午餐时，会悄悄递给她一块藏在袖子里的威化饼干，借此向她表明心意，或者教她驾驶拖拉机。夏日里热烈撩人的爱意在那些夜晚尽情地燃烧，来自维诺赫拉德高中的学生们个个精神亢奋，彻夜不眠。尹德施卡请求雅尔达载他们去波德卢夏克湖畔。男生女生们激情澎湃，一一跳上车斗，尹德施卡一如往常坐到驾驶室的折叠座椅上。夜泳是不穿泳衣的裸泳，如果此时还有谁执意穿上什么，那便是十足的胆小鬼。雅尔达和尹德施卡踌躇再三，没有加入夜泳的队伍，在场所有人里只有他们俩没有下水，也许是彼此羞于赤身裸体呈现给对方。他们伫立在拖拉机旁，清凉的池塘里不断传来尖叫、欢笑和泼水的声音，两人站在温热的引擎旁，在那里，尹德施卡吻了雅尔达。我之所以知道这些细节，神父先生，因为是他亲口跟我说的，是尹德施卡主动出击，雅尔达在一阵晕眩中发觉，自己粗糙的手掌正难以置信地按在那位漂亮的布拉格女学生小巧、光滑的乳房上。您知道这对小伙子来说是怎样的感受吗？”
“我不知道。”兹比谢克困窘地回答。
“真可惜呀，不妨想象一下，那位姑娘在他的耳旁柔声地说：‘天哪，雅尔达，你的手掌真大呀，你浑身弥漫着干草味，哎呀，他们已经回来了！’”
“接下来没有再发生什么，爱情只持续了有限的几分钟，就像您点燃一束麦秸，火苗呼地一下蹿起，很快又化为灰烬。”
“第二天，学生们陆续离开村庄回布拉格，雅尔达将他们送到火车站。姑娘偷偷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她家的地址。从这一点我判断，她爱上他了。”
“之后，雅尔达给她写过几张明信片，因为明信片只需表达寥寥数语，语法错误出现的风险相对较小，然而没有收到她一个回复。雅尔达决定写一封信来表白爱意。幸好，他带上那封信来找我了。无论从内容还是拼写，都惨不忍睹。虽然您是波兰人，兹比谢克，连您都不会犯这么多错误：”
我一直都在相（想）你。你不知道我多么渴望贝（见）到你。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去布拉格找一份工作。我可以并（开）货车，因为我有证明文件，或者我也可以去做出（租）车司机兼（赚）钱。你读书，我来羊（养）你。（写）信告诉我该怎么办，在找（我）的一生里从来没有像失去你这般绝望过。现在我干什么都本（笨）手本（笨）脚的，丢了魂似的。最重要的是给我（写）信！
“令我愧疚的并不是信中的那些拼写错误，尽管它们确凿证明了一个事实：我给他上的几年捷克语课纯属枉然。我难受的是那个小伙子过分地天真，而且听不进劝诫。‘雅尔达，不幸的孩子，’我开导他，‘那个姑娘不是你的真命天女，她仅仅是闷热的夏日里突降的一场骤雨，或者是雨后暂现的彩虹，的确美丽非凡，但已不复存在。她稍纵即逝，如过眼云烟不留一丝痕迹，你必须面对现实。她将来会成为博士或者教授，倘若你们共同生活，茶余饭后你们能聊什么话题？聊你刚给汽车换了汽油，或者轮胎？如此这般，还不如你面对一棵橡树去倾诉呢。’”
“发出去的那封信如石沉大海，没等来一丝回音。于是，雅尔达跑到邮局，在布拉格电话簿里查询姑娘家的电话号码。那个电话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我去扎泰茨医院看望他时，他含泪向我讲述了经过。接电话的是姑娘的母亲。他说：‘我是雅尔达，请尹德施卡听电话。’那位母亲没有把听筒遮严实，因此他听到了电话那头他不该听到的对话。‘一个叫雅尔达的人找你。’她母亲压低声音说。‘我的天！是那个整天给我写信的乡下人！’尹德施卡在说话，‘你告诉他，就说我不在家，去国外留学了，就说去莫斯科了。’她母亲在电话里一字不落地转告了雅尔达。”
“一整夜，他把自己关在车库里，坐在热特-25A型拖拉机的侧座上，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那张折叠椅上，并让拖拉机的马达兀自空转。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他躺在水泥地上，耳后方的脑袋上血流不止。雅尔达从拖拉机上摔下去时，撞到了拖车的耦合装置。听人们说，幸亏这台拖拉机刚耕完地，油箱里的油所剩无几，发动机很快就停止了转动，保住了雅尔达的性命。但这次撞击损坏了他的听力。”
“悲情故事，我要为他祈祷。”兹比谢克叹了一口气，把葡萄酒瓶里剩余的红酒给我们一一添上。
一个星期不到，雅尔达在超市里又惹下了麻烦。一辆挂布拉格牌照的私家车里下来一位老妇人，去超市买一盒糖果，她丈夫在车里等候。雅尔达对着她的耳朵嚷道：“这种糖最好吃啦！”老妇人顿时两腿一软，瘫倒在地。人们跑过来扶她，老妇人却怎么也站不起来了。人们叫来了苏赫梅尔医生。医生说，对此他也无能为力，还是让老妇人的丈夫赶紧送她上医院吧，因为毫无疑问，她的肌腱断了。
当医生对我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出于好奇，忍不住打听：“那位老妇人多大年纪？”
“六十岁。”医生回答，“因为给她开转院证明时必须填写出生年月。老妇人曾感叹说：‘在此地停车真是撞见了鬼。之前我对这个村庄一直保留着美好的回忆。’”
迟疑了片刻，我还是追问：“她叫什么名字？”
“诺斯科娃或类似的名字。对了，法学博士尹德施卡·诺斯科娃。”
毫无疑问！
我拔腿向教区跑去。在那里，我和普宗特克神父发生了第一次争执。
“上帝的惩罚。”兹比谢克定论，毫不含糊。
“兹比谢克，”我说，“这种巧合只会出现在拙劣的小说中。您知道，在捷克有多少个尹德施卡吗？”
“叫尹德施卡的人确实很多，但并非每一个尹德施卡都对这个村庄有回忆。”
“那按照您的意思，上帝苦等四十年，就为了惩罚那个先坠入爱河、后来又改变初衷的小姑娘吗？”
“是这样，”兹比谢克说，“她伤了他的心。”
“您不总是说，要善于原谅别人吗？”
“原谅啊，可是你并不了解上帝。”我们这位波兰神父开心地朝我眨眨眼睛，“他有时也会搞出一些出人意料的动静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