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宋国人说，每个国家都有保卫自己国家的权力，谁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同盟者身上（这是宋国用鲜血和失败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宋国不会主动侵略他国，但是一定要维护自己的安全。连一个小小的伯爵国家（指郑国）都拥有三军，宋是大国，当然需要更多的军队来保卫自己。
齐使说，宋军近几次战败并非由于兵力不足的原因，而军队的人数恰恰还占有优势，所以战败不是扩军的借口；“每个国家都应当维护周边和平”，这个约定写在北杏之盟的盟书中；宋国如果破坏盟约，会引发诸侯的连锁反应，从而使使地区局势变得不可控；所以宋国一定要停止扩军。
但是宋桓公只是不停地摇着他那顽固的脑袋，使者们便悻悻地返回临淄去了。
齐桓公感到特别恼火：因为较之公开对抗，暗地里搞小动作更加令他不能容忍，“宋桓公在北杏之会上把所有诸侯都骗了！”齐桓公这样想着，就把大臣们召集起来，宣布对宋国开战。他要求大夫们迅速制定作战方案，并大有欲灭宋而后快的心情。
但是管仲却持不同看法，他说，宋公即位之初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大话，现在被国人抓住尾巴收不回来了；他骑虎难下，为了巩固君位不得不做出姿态看给国人。但是他的本意并非如此，所以齐国不要把宋国当成顽敌，而只要对宋国进行强力威慑，宋公就可以在国人面前顺着台阶退下来，转而遵守北杏之盟，齐国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鲁庄公十四年（BC680）春，齐桓公调集大军与王师、陈军、曹军共同伐宋。联军先占领了宋国的两个大邑，囚禁了城里地位高贵的人物，带着那些人一同向商丘进发。联军包围商丘，齐桓公派其中几个俘虏带着他的亲笔信去见宋桓公。
信中首先回顾了北杏之盟中歃血仪式的情景，以及诸侯们面对上天发出的誓言，继而表达了他和诸侯们对宋人背信弃义的失望和愤怒，信里最后写道：“殷商立国六百余年被周所翦。当年武王进行占卜，知大周基业将存续八百年。克商至今还不到三百年，西周虽亡，东周尚存；王室渐衰，天命未改。况且上天既然已经抛弃殷商，就不会再帮助它复兴；代周而兴的，也绝不会是宋。如果宋君一意孤行与天下诸侯为敌，那么已经被俘的宋人就会被卖为奴隶，而且宋君其他国人马上就会以相同的身份见到他们；如果宋君能够放弃主张，与寡人、诸侯重修旧好，他们就会获得自由和被剥夺的财产。寡人既然能调集王室、诸侯的军队讨伐宋国，同样可以召集同样庞大的军队保护宋国。”
宋桓公把国人集中到太庙前的广场上，他和几个重臣进入太庙，让一个声音洪亮的官员把这封信大声读给国人们听。宋人听完便发出乱哄哄的嘈杂声。大多数人都不知所措，不停地询问旁边的人应当怎么办，这时华家从太庙里走出来了（宋桓公是这样盘算的：如果华家压不住场，而秩序又不太混乱，他就可以出面化解；如果场面过于凶险，致使华家遭遇不测，他就可以及时逃跑）。
华家伸手示意人们安静下来说：“每国君主都有振兴国家的雄心，但是只有我君被误解了。要知道，君主都希望自己成为尧、舜，却不会自诩为汤、武。因为汤、武是前朝的毁灭者。
“新君想要复兴大宋，这本是尧、舜之所为，从来没有想过与王室对抗，却被国内一群邪恶之徒宣扬成汤、武重生，搞‘复辟殷商’！他们怂恿煽动不明真相的国人，并且得到了广泛地支持；他们感到力量强大了，就用民意胁迫君主大臣，按他们的意志祸乱国家。现在妥了，全天下都把我大宋当成邪恶之敌。
“大家登上城墙看看吧，一个齐国就够受了，何况还有王室和诸侯参与进来。难道这就是你们需要的结果？大宋面临灭亡，谁来拯救国家？那些整天招摇叫嚣的复兴者现在又在哪里？为什么他们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一个都看不见了？但是大敌当前，是战是和，国主仍然要遵循民意；想要作战的站到左手边，想要和平的站到右手边。”
这时，公室事先安插在人群中的内应们便首先挤到右边去了，有些摇摆不定的人随后跟在他们后面，继而几乎所有人都到右边去了；但是仍然有些真义士不能忍受委屈求和的耻辱，就在激愤之下拔剑自杀了。
宋桓公成功地化解了国内危机，继而把使者派出去请求和谈。齐桓公见目的已经达到，就与宋国再次订立盟约，又把俘虏和财物还给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