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体现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进入新世纪以来，人民的维权意识空前高涨。
鱼水关系缘何变成舟水关系？
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经历了在群众之中、站在群众前面，到在群众之上、站在群众对面的演变。
干部和群众之间是鱼水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与群众的关系就陷入了党自身二元属性的困境之中。一方面，党作为人民的先锋队，要求保持其作为群众组织的特征，融入人民之中，站在人民前面来组织群众；另外一方面，作为执政党，各级党委又掌握着核心的国家权力，作为国家机关，必须按照官僚制逻辑运作，需要其站在群众的对面来管理群众。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群众党逻辑往往战胜了执政党逻辑，国家与社会并未截然分开，国家就在社会之中，在农村形成公社体制与城市形成单位体制来组织群众进行经济建设，群众动员与群众运动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形式。但是党如何领导群众进行经济建设的逻辑一直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党与群众的关系由鱼水关系转变为舟水关系。
中国共产党试图从先锋性政党转变为先进性政党来建立党、国家与群众的稳定三角关系，党与群众的关系从党站在群众前列转变为党代表群众。
由于党不再直接做群众工作，而是通过代表群众的利益方式来维持与群众的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党与政府考虑的是国家地区发展的大事，而群众关心的却是与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小事”，这是“吃肉骂娘”现象的深层原因。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干部既不知道群众想什么、需要什么，也不知道如何联系、说服和动员群众。
破解困局之道其实也简单，既然只当群众党行不通，只当执政党也不行，那么就既当执政党，又当群众党，两者适度分离，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
构建党的群众工作体系
实现群众党逻辑与执政党逻辑适度分离是落实群众路线的根本之道。
党的群众工作委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任群众工作委员会主任。党的群众工作委员会下设四个“事业部”类型的组织：群众路线监督委员会、群众服务行动委员会、群团工作委员会、群众权益维护委员会。四大系统实行双重领导，向上级群众工作委员会负责，同时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
群众路线监督委员会的核心功能在于在党内引入一个代表群众利益的最高权力机关，下设干部评议考核中心，组织群众对干部进行评议；
群众服务行动委员会负责整合党的基层组织、社区、村级组织，将其改造成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组织。
群团工作委员会在现有的群团机构的基础上，同时整合民政部的部分职能，加以改革，吸纳社会自组织力量，从而形成社会治理新格局。
群众权益维护委员会在信访系统的基础上，形成表达群众利益诉求的渠道，回应群众诉求，监督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组织。
党的群众工作委员会对于人民而言就是一个联系群众、组织群众、代表群众的组织。
推动政府对下负责
中国政治体制总体上是一个对上负责的体制，政府的回应性往往是选择性的，我们提出了评议式民主的建议，将干部的提名、评议、考核、决策权分开，由群众路线监督委员会的干部考核评议中心负责组织群众开展干部评议，并将评议结果纳入对于政府责任的评议、干部的考核与提拔中。
将群众路线嵌入干部考核与选拔中，根本上是要改变干部只对上负责的动力机制，使得干部既对上负责，又对下负责，实现忠诚群众与忠诚党的有机统一。
让政府像APP一样便利
中国要建设的群众导向型政府是对群众负责，围绕群众打转，而不是只对上级负责、围绕上级打转的政府。互联网时代，我们应该呼吁进行一场政府服务平台化的革命。服务型政府本质上要求政府像APP那样便利，也许未来公民、法人的绝大多数与政府相关的业务都可以在一个APP上完成。这种APP式的政府，是真正的一站式的、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政府。
让种子回到土壤
党与国家权力合一之后，党由群众党转变为执政党。党作为中国最大的组织体，需要重新回到社会，扮演起社会组织的黏合剂的角色，从而使得社会真正成为一个有机体。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群众路线就是要让种子回到土壤。在群众系统工作的干部，其本职就是做群众工作，而不是行政工作，但是由于其与行政具有天然的联系，从而成为国家与社会联系的桥梁。
因此，根本之道在于形成基层组织自我运转的内生动力，做到“五个有”：有职能、有组织、有活动、有保障、有激励，成为党的战斗小分队，发挥先锋堡垒作用，成为在基层联系服务群众的纽带。
既是执政党又是群众党
执政党功能发挥国家公共权力功能，从整体意义上代表与维护人民的利益；群众党功能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功能，从个体（群体）意义上联系与组织群众。
群众路线自提出以来就包含着群众与领导力量二元关系的叙述。在新时期，群众路线民主将大众民主与贤能政治有机结合，它实际上是民粹政治与精英政治的中间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