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三月（事件发生整两年后），我出版了《地下》一书，书中收有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证言。在序言中我也说了，写那本书的最初起因，在于有关地铁沙林事件普通受害者的具体事实作为信息只被公开报道了——而且几乎异口同声地——极少一部分。至少我本身是切切实实那样感觉的。
在清晨拥挤不堪的地铁车厢里毫无征兆地遭遇沙林毒气——这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呢？它给一个个受害者的生活带来了（或没带来）怎样的变化？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想知道这些，并且认为我们“市民”（近来这个词所受评价似乎有点儿不好）应该有必要知道得更为具体些，不是作为知识，而是彻底作为实感，作为切肤之痛，作为刻骨铭心的悲痛。如果不从这样的日常性地点开始，恐怕就很难立体地、完整地推出相应的透视图——地铁沙林事件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或者奥姆真理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那并非出于站在“健全”的受害者一边谴责“不健全”的施害者这样的固定动机——或者——也不是以再次结合这一事件追求社会正义为目的。当然以这样明确的目的撰写的书恐怕也是为社会所需要的。但那至少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并非制造一个明确的观点，而是为读者提供制造明确观点所需要的“材料”。这同我写小说的目标基本是一致的。
说实话，在作为一个规则（rule）执笔写《地下》过程中，我决心尽量不搜集奥姆方面的信息。这是因为，脑袋里好不容易没有坊间信息进来（实不相瞒，媒体报道奥姆真理教事件最热期间的大部分我都是在美国度过的，即置身于信息这顶蚊帐之外），如果可能，我很想在那种一张白纸状态下取材。换句话说，我想最大限度站在和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的受害者相同的立场，即在莫名其妙的时间遭受来自莫名其妙之物的致命袭击这一立场。即使为此我也要在《地下》写作上有意摈除奥姆方面的视角——我怕这一视角使得我原来的视角变得模糊不清。在这一阶段，我要避免“那边我清楚，这边也在一定程度上清楚”那样模棱两可的态度。
虽然因此受到“单方面视角”的批评，但是，将摄影机位置固定于一处就意味原点本来就是摄影者有意设定好的。因此那样的批评恐怕很难作为对于这本书的有效议论而得以成立。我原本就想写一本“精神上接近”我采访的人一边的书（这同偏袒当然不是一回事），想尽可能把他们当时的所感所思作为活的文字记录下来。我认为那种形式的参与（commitment）应该是那一阶段自己作为文笔家=小说家的职责，而决不是将奥姆真理教那一存在所具有的正负两个方面上的宗教意义、社会意义从脑袋中扫荡一空。
不过，在这项工作得以结束、书已出版、种种样样的风波已然过去而事态告一段落之后，“奥姆真理教到底是什么”这个问号开始在我心中膨胀开来。作为我，本来就是为了校正一种信息的失衡而集中搜集受害者方面述说的事实的，而在那一作业大体完成的阶段，这回开始渐渐怀有这样一个疑问：我们果真把关于奥姆方面的真正正当的信息搞到手了吗？
在《地下》里边，我是把奥姆真理教那一存在作为日常生活中毫无征兆的突如其来的“来历不明的威胁=黑匣子”来把握的，但现在我想以我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把那个黑匣子打开。我觉得，通过将黑匣子里的东西同《地下》那本书推出的透视图加以比较对照——换言之，通过将异质性与同质性进行解剖——很有可能获得更有深度的视角。
除此之外，我之所以打算从正面对待“奥姆方面”，也是因为我持续怀有这样一种深切的危机感：尽管发生这么严重的事件，而导致事件发生的根本问题却一个也没解决。日本不存在接收从日本社会这一主体制（main system）滑落之人（尤其年轻人）的有效而正常的次体制（sub system）=安全网——这一现实在事件之后也全无改变。只要如此重大的本质性缺陷如黑洞一般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纵然在此摧毁了奥姆真理教这一集团，结构与之大同小异的吸附体——奥姆性存在——也迟早还要登场，同样事件说不定卷土重来。这样的不安，我在进行这次采访之前就不断感觉到了。而在结束采访的此刻，感觉更加强烈更加具体（就拿一连串普通初中生“突发性闹事伤人”事件来说，恐怕也是可以作为后奥姆状况的一环来看待的）。
这促使我得出一个结论：自己恐怕只能用和《地下》基本同样的形式听取和记录奥姆真理教信徒（原信徒）的心情和主张。这样也才能在更深的层面以更好的形式获得我最初怀有的“公正疑问”的平衡。
但是，找到肯接受我采访的奥姆真理教信徒（原信徒）和找到肯接受我采访的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同样不是件容易事——尽管意义不同——到底应以怎样的基准来选择奥姆信徒（原信徒）呢？也就是说，这里有个不无根本性的疑问：到底怎样的人才能称之为“一般的、标准的奥姆信徒”？谁能判断那是正确的样品（sample）呢？况且，即便顺利找到了那样的人，而若将信徒方面的话语原封不动收集起来，在结果上也有可能成为一种宗教宣传。情况能不出所料吗？
可是，这种事情一开始考虑再多也理不出头绪。因此，我决定作为开头先找几个人采访一下试试，然后再考虑不迟。说实话，采访受害者时也是这么孤注一掷的。
同意接受采访的奥姆信徒（及原信徒）是通过《文艺春秋》编辑部相关途径找到的。采访程序基本沿用《地下》时的形式。总之尽可能多花一些时间进行采访。作为形式，首先由我发问，然后请其就此畅所欲言。一次大体用三四个小时。录音带整理成文后请其本人阅读确认。为了保持谈话的自发性，希望其尽量不要改动。但与事实有出入或容易招致误解的表达则请其修正。删除不便用文字表达的部分，补充采访时忘说的要点。在对方明确表示OK之后才付印发表。名字尽量用真名实姓，但对方希望匿名时则用假名。至于是假名还是实名，文章中并不注明。这样的条件在申请采访时一一告诉对方。
关于所讲内容是否属实，除了知晓明显与事实不符的，基本不予查证。这方面或许有不同看法，但我的工作只限于听取对方的讲述并将其尽量整理成容易阅读的文字。即便其中有若干事实性误差（毕竟记忆是不稳定的东西，若从理论上下定义，那不过是事实的个人重组罢了），那种在个性物语累积基础上产生的“集合性物语”中也含有一个强有力的确凿的真实性。这是我们小说家每天都感同身受的。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我才认为这乃是小说家的工作。
不过，对于《地下》中的事件受害者的采访和对于此次奥姆有关人员的采访，在内容上、形态上并非毫无二致。二者最大的不同，是这次采访时我对采访对象的发言常常插入自己的意见，有时还表示怀疑或加以反驳。《地下》的采访，我尽可能躲在幕后，注意不让自己的色调和意见出现在字里行间。但这次——终究是比较而言——则有意登台亮相。倒是尽量注意不多嘴多舌，但我以为如此登台亮相还是有必要的。这是因为，接受采访当中的发言在某种情况下难免流于教义的说教，即使为保持采访的平衡也显然是不应该听之任之的。这是同采访受害者时的最大区别。
但有一点要交代一下，我一不是宗教专家，二不是社会学者，两方面都不通晓，而仅仅是个单纯而缺少教养的小说家（世间不少人士想必都知道这并非美丽的谦虚）。我所具有的宗教知识只比彻头彻尾的门外汉多一点点。所以，倘若同千锤百炼的宗教实践者一起登上教义争论这个狭小擂台，我可能没多少获胜希望。坦率说来，在开始采访信徒之际我也并非没有这方面的担忧。但另一方面又觉得那也没什么不可以的。若有不懂的，届时说不懂即可。如果觉得对方的想法与众不同，恐怕也只能直言不讳，表明“道理上如何另当别论，但普通人大概是不容理解的”。而且实际上也是那样做的。这并非随机应变。较之适当使用专业术语哼哼哈哈任其滔滔不绝，还不如在基本或起步地方打断问清楚为好。这样一一发掘谈话内容，作为交谈莫如说更为得当。
不过粗略说来，以物物交换的方式交换常识性一般性层面的意见或见解足以使双方得以沟通，我也得以大致理解了采访的基本模式（接受不接受当然是另一问题）。至少就我所做的这种采访而言，此即足矣。这是因为，细细剖析对方的精神、具体品评其气场的伦理或逻辑上的正当性并非采访的直接目的。关于宗教上的深刻论点或其社会意义的追求，由各方专家在其他场合讨论好了。那样也才万无一失。与之相反，我在这里尝试提出的，乃是从“地对地”这一视角把握的他们的形象。
但与此同时，在同他们促膝交谈过程中，我不能不深深感到小说家写小说这一行为同他们希求宗教那一行为之间存在着无法消除的共通点。那里有极其相似的东西，千真万确。话虽这么说，但不能将二者定义为完全同根同宗——因为其中既有相似性，又有某种根本不同。同他们交谈当中激起我个人兴趣的也是这点，让我产生类似焦躁感的有时也是这点。
不管怎样，我总是多少有这样的感觉：正因为自己心中有这样的观点，才有可能在不同场合下或顺利接受他们讲述的话，或果断予以拒绝。如果补充一句，常识（common sense）这个东西才通过这一系列采访而最终——终究不过是我常识性感想——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如果允许我诉说个人心情，我作为用一年时间采访《地下》的采访者，对于引起地铁沙林事件的奥姆真理教当事人（现行犯及以各种形式参与那起事件的人），至今仍深感愤怒。我实际目睹了遭遇那起事件、现在仍以种种不同的形式遭受其折磨的人们，实际目睹了被夺走所爱之人的生命的人们的无尽苦恼。对此我不能忘记。同时认为，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有怎样的缘由，那样的罪行都是绝对不应饶恕的行为。
但是，关于作为总体的奥姆真理教团体实际上或精神上抑或结构上参与那起事件参与到何种程度，我想一来各执一词，二来对于事实判断还是要公正地交给读者。换句话说，我采访奥姆信徒（及原信徒），既非为了谴责他们，又不是为了以新的观点重新评价他们。这点还请诸位大体给予理解。在这里我想提出的，一如我就《地下》所说的，并非一个明确的观点，而是为推出多个明确的观点所需要的有血有肉的材料（material）。
《地下》出版后和这部《地下2》连载（《文艺春秋》月刊）也结束的时候，我两次倾听了河合隼雄先生的谈话。虽然形式大体算是“对话”，但实质是我（村上）提出疑问而由河合先生就此解答。在做完《地下》和《地下2》两次漫长的采访工作之后，总是觉得烦躁，心情无法安顿下来，而河合先生出于心理疗法专家的立场对此给予细致的（并且富于深刻暗示的）解答，我因之得以“茅塞顿开”。作为我可以如此坦诚相问的对象，除了河合先生，我还想不出更合适的人来。
当然，作为小说家（fiction maker），我以后必须经过种种样样的物语程序来一一立体式验证和处理自己心中遗留的东西，但走到那一步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并非可以一蹴而就的。就在这个阶段，我得到了一种启示，使得自己在心理上姑且画上一个句号——对此我要对河合先生致以深深的谢意。
此番采访连载于《文艺春秋》一九九八年四月号至十月号。对于提供如此场所和机会的平尾隆弘总编和替我逐一耐心处理接踵而至的烦杂的现实问题的编辑部大松芳男（作为“奥姆一代”的一员，他每每提出有益的意见），我要深表感谢。在出版单行本之际，又得到了出版部村上和宏先生的帮助。
另外想说的是，连载当中用的总标题是《后地下》（post underground），后来偶尔读得美国诗人马克·斯特兰德的诗《一个老人在自己的死中醒来》（An Old Man Awake in His Own Death），心中忽有所感，从中得到《应许之地》（The place that was promised）。诗是村上翻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