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节回来，我所教的第一个班的学生——初84届一班的学生，搞了他们1984年7月毕业后的第一次聚会。当时，王红川也来了，他还带了一本当年我给他们编的油印的纪念册来。因为聚会的人比较多，我和王红川聊得不多。第二天我很想把他约出来聊聊，可由于春节期间，我各种聚会比较多，再加上后来我回成都了，便没有再见到王红川。今年寒假回来，我最想见的就是王红川，于是便约他和几个同学见了两次，一次喝茶，一次吃饭。
为什么我这么想见王红川呢？主要不是因为他成绩优秀——固然，王红川当年戴着黑边眼镜，很有学问的样子，成绩也的确拔尖，但班上成绩好的学生显然不只是他一个人；也不是因为他性格温顺听话——的确，王红川品格纯真而纯正，人也机灵，天真活泼，一笑起来，眼睛便眯成一条缝，特别可爱。我之所以最想见王红川，是因为几十年来，我一直对他心怀内疚。
其实，当年我在班上对他挺呵护的，用其他学生的话来说：“王红川就像是李老师的儿子！”因为他脚有点小小的残疾，走路微微有些跛，这是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所以我对他自然特别关照。那时候，我上班要经过他家附近，于是，经常骑车上班的我，就顺便把他也带上。他见我骑车来了，便一下跳到我自行车后面，反正他体重也比较轻，对我来说，无非就是后面驮了一袋大米。常常在周末或假期，我会约上许多学生出去玩，十有八九都会约上王红川。记得1983年大年初一，我和王红川等学生在郊外山坡上玩，我还和他“扭打”成一团，后来又搂着他照相——这些都有照片为证。学生们都说“王红川就像是李老师的儿子”，大概是说我特别宠爱他。其实，论年龄，我比红川就大十来岁，只能算是大哥，但论辈分显然比他高一辈。我现在也不认为当时我对王红川有什么偏心而违背了“教育平等”，相反我觉得因为他的特点需要特别的关照。
时间过得真快！第一次见王红川这个班的学生，是1982年春节过后，距今整整二十九年了！当年的王红川已经人到中年，早有了自己的孩子，他已经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骨科专家。让我惊奇的是，王红川现在走路一点也不跛了，走路完全正常。我半开玩笑地问：“你是不是把自己的脚治好了，就成了专家了？”他嘿嘿直笑，笑声中透出他保存至今的纯真和纯正。我问他，给病人做手术是否收红包，红川只回答了一句：“李老师，你放心！”我说：“我对你的品质很放心！”他又补充说：“说实话，患者给我塞红包，我很反感，觉得这是对我的不信任！”我相信红川说的是真话。
我从教之初，曾三次打学生，但没有一次是打自己班上的学生——我不可能打自己的学生。相反，有一次，我打的是欺负我班上学生的高年级学生，而这个被欺负的学生，正是王红川！但我说我对王红川心怀内疚，是因为我也曾经无意中伤害过王红川的自尊心。这些事，我当年的日记里都有详尽的记录。十多年前写《走进心灵》时，特别写了一章《我的教育失误》，我根据当年的日记专门写了围绕王红川发生的我的教育失误——
拳头，竟砸向了学生
攥紧的拳头终于砸了出去！
我立即感到了手指关节一阵钻心的剧痛，这是自己拳头与对方门牙的激烈碰撞所致。与此同时，我看到一股鲜红的液体从对方的嘴角流了下来。随即，耳边响起了无比凄厉的哭号：“老师打人了！老师打人了！……”我这才猛然意识到：我又打学生了！
在我参加工作的头一个月，这是我第三次对学生大打出手了。
第一次打的是一位高一男生，他课间踢球，把我班玻璃窗打碎了，我批评他两句，他却骂我“神经有病”，于是我给了他一拳头！当然，事后我被校长狠狠批评了一顿。第二次打的是一位初三女生，她在我班上体育课时，溜进我班教室乱翻书包，正巧被我路过发现。我叫她出来，她居然就是不出来，我于是把她拉出教室，她竟反诬我对她“动手动脚”！“你简直血口喷人！”伴随着我气急败坏的斥责，我给了她一耳光！结果，这一记耳光也打掉了我一个月的奖金。
但我并不认为我这第三次打人是“老毛病复发”，相反，我还觉得我是“见义勇为”呢！
今天下午放学后，我路过操场，远远地听到哭声。寻声而去，原来我班王红川被欺侮了——王红川和几个同班同学在打篮球时，一位手持篮球的高三男生要强行霸占球场，几个初一小同学怎敢和他对抗？于是纷纷离去，唯独个子瘦小的王红川“不识时务”，硬要和这位“霸王”论理，结果被对方一耳光把鼻血都打出来了！
如果被欺负的是我班其他同学，可能我还不会这么气愤，偏偏被打的是让我一直深感内疚的王红川，我就不但觉得应该挺身而出，而且自己“赎罪”的机会到了！
怎么回事呢？这要从我参加工作第一天发生的事说起：
那天下午，我和几位刚刚能叫出名字的学生在操场的沙坑上跳高。
突然，一个黄色的影子从我身边一擦而过，向横杆飞去。哦，是穿着黄色汗衫的“小不点”王红川——就是这个“小不点”，上午我上第一堂语文课时，他发言最积极。怎么？他竟然想跳过横杆！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王红川那患过小儿麻痹症的双脚，一颠一颠地，宛如受伤后逃命的小鹿。也许是想开个玩笑，我当时居然指着他的背影，笑着大声说道：“一看就跳不过去的！喂，王红川，你干脆从下面钻过去算了！”
他果真没跳过去，在大家的哄笑中，他不好意思地离开了操场。
过了一会儿，我在朝教室去的路上，看见在教学楼前的树荫下，有一个小男孩儿，正低着头，手里拿着一截树枝，在地面上毫无目的地划着。黄黄的背影那么瘦弱，与龙腾虎跃的操场景象相比，林荫道上的这个黄色小点简直就像是被人扔到一边的什么废弃物。
我跑上前去，从后面扶住他的肩：“红川，怎么了？”
可他固执地不让我扭转他的肩膀，使我感到他瘦弱的躯体里蕴藏着一种倔强的力量。
我转到他的正面，用双手捧起他的脸：啊！他的脸上布满泪痕！
我一下意识到，自己刚才幸灾乐祸地伤害了一颗童心……
“原谅我，刚才我是和你开玩笑呢！”我诚恳地对他说，并帮他擦着泪水。
他一直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流泪。
尽管当天晚上我就去了他家，再次向他赔礼道歉，但从那以后，他只要看见我便垂下眼帘；而我，只要一看见他，就感到一种强烈的负疚感……
今天，一看到王红川被人欺负了，我就觉得应该为他撑腰。开始，我还比较克制自己的情绪，只是严肃地质问那个高中生为什么欺负小同学，然而，他居然冷笑着扬起右手向我展示他的中指，这一个极为下流的侮辱性“国际通用手势”，终于让我怒不可遏！于是，我的拳头就不由自主地攥得特别紧，扬起来的时候特别痛快，而砸出去的时候又特别“火暴”！
“是的，我打了你！但我打的是流氓！”我一边揉着还是有些火辣辣的拳头，一边呵斥眼前这个满嘴溅红的“流氓”，并且朗声说道：“走！跟我到校长办公室去！”
“哐！”我一脚踢开校长办公室的门，一屋子正在开会的校领导们惊愕地抬头看着我。我把那个学生拖进去，然后庄严说道：“我打人了！随便你们怎么处置我。具体经过你们问他！”说完，我扬长而去……
以后几天，校长轮番找我谈话，苦口婆心地对我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我都理直气壮：“我打的不是学生，是流氓！”“在他面前我也不是老师，是惩治流氓的警察！”“难道当老师的不该保护自己的学生吗？”“难道老师不应该见义勇为吗？”……
当时，我并不认为我是强词夺理，而是真的认为我没错。
而且，我满以为学生们会为我的行为喝彩，的确也有部分学生觉得“李老师真棒”。然而，不久我批阅学生交来的日记时，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王红川同学被高年级同学欺负，于是李老师帮王红川打了那个大同学。不少同学认为李老师做得对，帮我们出了一口气，觉得李老师真是爱我们。我也认为，虽然我们和李老师还认识不久，但他的确很爱我们。
不过，我觉得李老师不该打人。王红川同学是学生，那个高年级的同学，也是学生，也应该被老师爱。虽然他欺负小同学不对，李老师也不应该打他。李老师说他不是这个“恶霸”的老师，但是，李老师打人的时候，在我们和其他班同学的眼里，李老师仍然是老师呀！
说实话，学生日记所说的观点，我早就明白，而且校长给我谈心时苦口婆心所讲的，正是这个道理。但是当这些我十分熟悉以至有些逆反的话出现在我学生的日记中时，我的心灵真正被触动了。来自童心的忠告，让我感到了真正的惭愧。
以厚此薄彼的态度对待学生，并不是真正地爱学生，所“爱”的一部分学生，实际上成了班主任的私有物，因而这种“爱”是自私的，与师德是格格不入的。同时，对外班学生的轻视、敌视以及任何不负责任的粗暴，同样会在本班学生中损害自己的形象，降低自己的威望，更为严重的是，还会给学生带来不好的影响。因此，我应该随时提醒自己：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教师，而不只是某个班的班主任；你周围所有的少年都是你的教育对象，你对他们都负有同样的爱和教育的义务！
这是1982年3月，我参加教育工作的第一个春天，我的学生用他们的童心为我上的一堂课。
从那以后到现在，我虽然又多次产生过用拳头“教训”学生的冲动，但至今也只是“冲动”而已。
我想补充说明的是，我伤害了王红川自尊心的当天晚上，特意去他家家访，主题就一个：向王红川道歉。当时，他爸爸妈妈特别感动，还说这有什么嘛！老师不过是开个玩笑，红川应该大度些。
不知道红川是否已经原谅李老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