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生活是从半斤粮票开始的。
入学报到的日子，细雨蒙蒙，1981年，一个多雨的年份，整个夏天没见过几天出太阳的日子，临近秋天了，依然如故，把心都快下得发霉了。
在新生入学处，我打着一把油布伞，排在队伍中缓慢地向前挪着。队伍不算太长，据说，那年高考的录取率仅为3%，入学的新生也就几百人。
报到的地方设在一座古色古香的小院里，门口挂着西北大学校卫生所的牌子，大家在院子外排队耐心等待着，默不作声，到谁，谁进去，安静极了。我一会儿伸着头向里面张望，看看办完手续出来的学生的表情，一会儿又摸摸藏在口袋里的录取通知书以及钱和粮票，总有些个不安。
我和父亲是上午赶到学校的，幸运的是，父亲居然找到了辆帆布吉普车，借着他们到西安去办事的机会把我们捎到了学校。随身的行李是一只大木箱子，里面除了被褥，还有就是一年四季所有的用品，包括换洗的衣服。我背着一个军绿色书包，冒雨向西安城进发了。
到了学校，车撂下我们父子去办事了。系上的辅导员和上届的学长领我们来到宿舍，父亲帮我安顿好床铺已是中午时分。我们出了学校大门去找饭馆。那个时候，是没有小吃摊儿、小饭馆的，一切都是国营的。向南行不多远找到了边家村饭馆，要了两个简单的素菜和两碗米饭。饭后，父亲什么也没说，打着伞转身走进了茫茫雨幕中，他要赶往火车站坐火车回华县。望着他略驼的后背以及被雨水浸湿的衣角和裤腿，心里一阵酸楚。若干年后，读到朱自清的散文《背影》时，往事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还是一样的难受。
新生报到需要交纳人民币17.40元，全国粮票30斤。钱是带够了，可是粮票只有29斤半了，差的那半斤，是中午和父亲吃饭用了。我们离开家时，他忘记带多余的粮票，只得用去了给我入学准备的半斤粮票。
我局促不安地开始办手续，其他的都办好了，唯独学校伙食管理科拒绝了我，因为，我没有带足粮票。
我一脸茫然，不知所措地离开了队伍。举目环绕，希望能遇见个熟人。我失望了，我谁都不认识。我很清楚，如果不能解决这半斤粮票的难题，那将意味着从晚饭开始，我将要饿肚子了。
我是一个吃商品粮的铁路子弟，自小生活在铁路线上，随着铁路的延伸不断地搬家、搬家，流动性很大。我比我的哥哥姐姐们幸运，赶上了高考制度恢复，我可以通过高考来改变“抡洋镐，抬大筐”的命运。父母无需多说，我知道我学习的动力在哪里。我是我所在的中学恢复高考后第一个考入重点大学的文科生。这些荣誉和光环，在我入学的第一天就黯然失色了，因为缺少半斤粮票我报不了到。
老话儿讲：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这些事，这些话，估计现在的年轻人是理解不了的，也是无法想象的，可那个年代就是这个样子的。一切都凭票证供应的短缺时期，即便是有钱也是不能任性的。
我红着脸开始向周围的学生借。一个个无奈地摇着头，那年月，哪里会有多余的钱粮带在身上。一次次的沮丧，但又不得不继续下去。终于有个从宝鸡考来的学生大方地借给了我，我那时感激的表情真是无法形容，连声说道：“谢谢，谢谢，你是哪个系的，叫啥名字，我很快会还你，下周吧，一定还的。”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从此，这个学生成了我心中终生的好人。
时代的进步使得今天的生活出现了大量的“过剩”。不仅消费品过剩，连人们的情感也过剩，过剩的结果反而使“独立”变得越来越稀缺。在我们那个年代，高考也就那么回事儿，哪有车接车送的？哪有父母陪着高考的？哪有什么谢师宴、毕业宴的？更没有什么父母陪着报完到才离开的。十八岁，成人了，也就独立了。
今年六月，高考季连着毕业季，学生的话题占据了很多的话语。涉及的问题，不管是怎样的，都会发酵，甚至酿成事端，大家过得有些个谨慎。
2016/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