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景物描写
【王维改写前人诗句】唐代诗人李嘉佑诗中有两句是：“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诗人王维在构思《积雨辋川庄作》诗篇时，浮想联翩，想起了李嘉佑“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两句诗，因为它富有诗情画意，色彩鲜明，对仗工整，但缺乏栩栩如生的形象和视野开阔的境界。于是，王维将此诗句改为“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仅仅添了“漠漠”、“阴阴”四字，形象就生动了，意境就开阔了。王维认为“漠漠”有广阔意，最适宜于形容水田广布四周的状貌，诉诸视觉形象，只见广漠空蒙的水田上白鹭振翅飞翔；“阴阴”有一片浓阴意，最适宜于形容夏木枝叶繁茂的形态，诉诸听觉形象，只闻浓荫覆盖的树木中黄鹂脆鸣唱和，更显示了辋川山庄的特色。■／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唐人记“水田飞白鸳，夏木啭黄鹂”，为李嘉佑诗，王摩诘窃取之，非也。此两句好处，正在添“漠漠”阴阴”四字，此乃摩诘为嘉佑点化以自见其妙。
【杜甫改写《曲江对酒》】唐代诗人杜甫在京城长安时，有一天独自一人到曲江游览。这天，阳光明媚，风景宜人，自斟自饮，心旷神怡，提笔写了一首《曲江对酒》。在回城的小路上，他想起刚才写的两句诗：“桃花欲共杨花语，黄鸟时兼白鸟飞”，自问：桃花和柳絮怎么能“欲语”呢？想着想着，回到家里，又琢磨了一阵。突然，眼前呈现出了桃花片片飞逐杨花而飘落，黄鸟不时地和臼鸟齐飞的生动景象。于是，杜甫立即将诗句改为“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他感到这样描写，诗的形象更真实、更生动了。■／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漫叟诗话》云：“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李商老云：“尝见徐师川说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迹，其初云‘桃花欲共杨花语’，自以淡墨改三字，乃知古人字不厌改也。”
【“杏李花不敢承当”】宋人王居卿在扬州时，与友人孙巨源、苏轼相遇，置酒设宴，盛情款待他们。在宴会上，大家谈起林和靖的名诗《梅花》。王居卿说：“《梅花》‘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用来吟咏杏花、桃花、李花也都适宜的。”苏轼不同意王居卿的说法：“可以是可以，但就怕杏花、桃花、李花不敢担当。”孙巨源觉得苏轼言之有理：《梅花》“疏影”配之以“水清浅”，以“暗香”衬之以“月黄昏”，表现了梅花之神态，是传神之笔；而王居卿认为此两句涛咏杏花、桃花、李花都适宜，这说明他并未领会梅花之神态。于是，在座的人都大笑起来了。■／宋·阮阅《诗话总龟》：王居卿在扬州，同孙巨源、苏予瞻适相会。居卿置酒曰：”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此林和靖《梅花》诗，然而为咏杏与桃李皆可。”东坡曰：“可则可，但恐杏李花不敢承当。”
【林逋最得梅花的神态】宋代诗人林逋以写梅花诗著称。为了写好梅花诗，他经常仔细观察梅花的各种形态，体会梅花的特有香味，并研读不少名家的咏梅诗篇。有一次，他在构思一首梅花诗时，为了传神地描绘梅花的形态和香味，曾呕心沥血地捕捉最生动的形象，寻求最完美的表现形式，锤炼最精彩的诗句，然久久未能如愿。忽然，他想起了五代江为有两句诗“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觉得它并未显示出描写对象的特点，而且情景也不交融：竹子的竿茎一般是圆而直的，形容它横斜则欠贴切；桂花的香味比较浓郁，与黄昏淡月的景色也不相衬。他想，如果稍为改动一下诗句，用来描绘梅花的形状，传达梅花的香味，不是非常完美、贴切吗？于是，他大笔一挥，降江为的这两句诗只改动了两个字：“竹影”改为“疏影”，“桂香”改为“暗香”，写下了“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两句名诗，非常贴切地传达了梅花的生动神态：“疏影”表现了梅花的精神，“横斜”状出了梅花的姿态；“暗香”飘出了梅花的幽香，“浮动”透出了梅花的气韵。■／清·顾嗣立《寒厅诗话》：江为诗：“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林君复改二字为“疏影”、“暗香”以咏梅，遂成千古绝调。……所谓点铁成全也。
【托尔斯泰描写奔马】托尔斯泰为使对象的描写更为独特生动，更近乎真实，对有关的各个细节，都经过仔细的加工。如小说《哈泽·穆拉特》里主人公的马的奔跑，他反复进行修改：第一稿：“低洼的田野匀称而美丽地没在水里，而马急促地呼吸着，陷入得越来越深。”第二稿：“他们跑到一片低洼的田野，那田野匀称而美丽地没在水里，而马艰苦地把脚从湿黏的泥泞里拔起来，发出拍拍的响声。”第三稿：“但是他们跑到的那个地方，却完全匀称地没在几天前积存的雨水里，而马把深陷的铰从湿黏的泥泞里拔出来时。发出像是软木塞被拔出来的砰砰的响声。”第四稿：“他们必须越过一片不久以前涨满了水以致变成沼泽的稻田，好像人们在春天常常碰到的那样，马腿踏进去要陷到马饺子。哈泽·穆拉特和他的随从一会儿向右，一会儿向左，想找一块比较干燥的地方，但他们来到的田野，却是处处很匀称地汪洋着。马儿把深陷的脚从湿黏的泥泞里拔出来时，发出像是软木塞被拔出来的拍拍响声，走了没有几步，便要停下来，急促地呼吸着。”■／事见〔苏〕季莫菲耶夫《文学原理》
【契诃夫写大雷雨】1888年初，契诃夫着手写中篇小说《草原》。他对来访的朋友说：“哪，我无论如何也抓不住雷雨的场面！我写到这个地方就过不去了！”过了一个星期，这位朋友又去他家，看到桌子上还是摆着上次看到过的写了一半的那张纸，便问道：“怎么样，雷雨写出来了吗？”他答道：“您瞧，还没写出来呢。我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颜料。”在这年6月发表的《草原》上，雷雨的场面多半是用9岁男孩叶果鲁希卡的视点来写的，表现了它的神秘的威力。这是一场大雷雨，他写得十分有力，描声绘色，非常生动。如雷雨初来的情景：“左边天空好像有人在划火柴；一道苍白的、磷光样的细带闪了一闪，就灭了。人可以听见一股声浪，仿佛远远的有人在一个铁皮房顶上走着。大概是光着脚在房顶上走，因为铁皮发出了闷闷的隆隆声。”文学批评家以这一小段的描写为例，来说明契诃夫使用“极其普通的词描绘出绝美的风景”，这些词“惊人地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含义”。■／事见〔俄〕契诃夫《草原》，《契诃夫论写作》，〔苏〕耶里札罗娃《契诃夫的创作与十九世纪末期现实主义问题》
【《大卫·考坡菲尔》中的海上风暴】在狄更斯的《大卫·考坡菲尔》里，善良的老渔民坡勾提是个令人难忘的人物。他在自己周围收容了孤儿、寡妇，组成了新的家庭。当阔少史朵夫拐走了他侄女小爱弥丽时，他面对着史朵夫的母亲显示了劳动者的正气和人格，把那歇斯底里的阔太太在精神上压在脚下。小爱弥丽的未婚夫、船工汉姆，则在海上风暴中竟然为营救史朵夫而遇难。这一海上风暴具有象征意义，似乎只有那淹没天顶的浪涛才能洗涤史朵夫对坡勾提一家犯下的滔天大罪。汉姆这一高尚的青年顶着风暴挺身而出，竟在不自知中为营救仇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史朵夫个人虽然一钱不值，但汉姆舍己救人的精神是永存的。汉姆与史朵夫相对比，一个高尚，一下卑下，作者爱憎分明。可是，进一步，通过汉姆的死，通过同时摆在沙滩上两个仇人的尸体，狄更斯超越了个人恩怨，在命运的不可思议的安排面前肃然起敬。这一情景所达到的悲壮气氛接近希腊悲剧的境界，不仅在这部小说中，就是在狄更斯全部作品里也是绝无仅有的。■／参摘朱虹《狄更斯小说欣赏》
§§§第二节 人物描写
【顾恺之添画了3根毛】东晋画家顾恺之为裴楷画像，画好后越看越不满意，思考了半天，特地在裴楷像的脸颊上添画了3根毛。有人间他：“为什么要给裴楷画像的脸颊上添画3根毛？”他答道：“裴楷的脸部有特点，这3根毛正是他的脸部标志。观画者看到裴楷脸颊上添画了3根毛，更加感受到了他的生动神态。■／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巧艺》：顾长康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顾曰：“裴楷俊朗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
【巴尔扎克的人物描写】巴尔扎克亲自授意当时身为法国记者和小说家的达文，让他撰写《<哲学研究>导言》，并且亲笔作了重要修改和许多补充。因而这篇论文在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巴尔扎克自己写的。这篇论文写道：“他（指巴尔扎克）从我们时代的贵族、资产阶级和平民的那些苍白模糊的面貌上，选择那些一瞬即逝的表情、细致微妙的变化以及为一般人很难看出来的细腻之处；他研究他们的习性，分析他们的动作，探索他们的眼光以及有时什么都不说明、有时又什么也都说明的声调的变化和面部表情的转换：于是，他们的肖像画廊便丰富地展示出来，取之不尽，应有尽有。”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往往是那些富有表情的妇女形象”，他能画出他们的灵魂。在另一篇达文署名的《巴尔扎克<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序言》中又说：“他始终不会忘记一个人物的容貌，或他所穿的衣服，或他所住的房屋，以及那些能传达一个人物的思想的家具。”■／摘自〔法〕巴尔扎克《巴尔扎克论文学》（王秋荣编）
【果戈理写人物】在小说《死魂灵》里，果戈理为突出农奴主的缺乏人性，往往把人物与他周围的动物、物品和物体联系起来。例如，当他刻划索巴凯维奇又笨拙又狡猾，又贪婪又吝啬的性格特征时，说他“非常像一只中等大小的熊”，他房间里的陈设，“所有一切都是结实的，非常粗笨的，跟屋主人本人有某种奇怪的相似之处：在客厅的一只犄角里，摆着一张四只脚做得奇形怪状的矮胖的胡桃木写字台——十足像一只熊；桌子，圈手椅，椅子，都有一股十分笨重和疑虑不安的气质。总而言之，每一件东西，每一把椅子，都仿佛在说：‘我也是个索巴凯维奇！’或者在说：‘我也挺像索巴凯维奇！”’■／参摘〔苏〕维·波·柯尔尊《文艺学概论》
【人物的行动与场面】人物的行动是表现人物性格的主要方面之一；而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么做。因此，性格表现得最鲜明的，往往是他落入跟自己性格“相反”的境况时的行动。比如，果戈理《外套》主人公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个性表现得最鲜明的，是在他向“大人物”诉说外套被劫的时候。而契诃夫的《套中人》别里科夫性格的完全表现出来，是在他突然打定主意结婚的时候。■／参摘〔苏〕安东诺夫等《论短篇小说的写作》
【《钦差大臣》的修改】果戈理给自己规定，每写一篇作品，前后要经过8次修改，“只有经过8次，并且一定要亲自誊清后，作品在艺术上才算彻底完成，才能达到创作上的顶峰。”《钦差大臣》的第二场，市长对邮政局长叙述他自己的心情的一段话，修改了多次，改动很大。初版本：“我可觉得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了……”第二版本：“有什么可怕！没什么可怕的，就是觉得不自在，天晓得多么不自在。我得承认，我把这儿的商人和市民刮得太厉害了，世上未必找得到再能刮下点什么的刀子；他们所有人现在对我……要是我落到他们手里，准会把我吃了。”最后版本：“我怎么样吗？我并不怕，可是，我却有点儿……那些商人和市民使我心神不安。他们说我弄得他们苦不堪言，可是，上帝知道，就是我受人家的贿赂，也是毫无恶意的。”3个版本比较来看，初版本过于简略，第二版本过于简单的自我暴露，最后版本这恶棍说得非常谨慎，既符合他既粗暴又圆滑的性格特征，又刻划得鲜明，突出，生动。■／参摘〔苏〕魏列萨耶夫著、蓝英年译《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
【托尔斯泰的典型塑造】托尔斯泰小说里许多人物之所以成为典型，并不是由于他们体现了多样性和普遍性，而主要是由于他们强烈地反映了一定的社会集团或社会阶层的典型的、社会历史趋向。例如，《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就不是一个地主的普遍典型（相反的，像这种寻求“与农民融洽相处”的地主倒是个例外），而是一个独特的、由于认识了自己的阶级必然趋向灭亡因而从自己的阶级“游离”出来的人，因此他就强烈地表现了时代的社会趋向。■／参摘〔苏〕邬斯宾斯基《论<安娜·卡列尼娜>》，《论托尔斯泰创作》
【安娜与托尔斯泰开玩笑】托尔斯泰的老朋友鲁萨诺夫说他“让安娜死在火车轮下，实在是对她太残酷了。”托尔斯泰笑着说：“这个意见……使我想起普希金遇到过的一件事。有一次他对自己的一位朋友说：‘想想看，我那位塔姬雅娜跟我开了个多大的玩笑：她竟然嫁了人！我简直怎么也没有想到她会这样做。’关于安娜·卡列尼娜我也可以说同样的话。根本讲来我那些男女主人公有时就常常闹出一些违反我本意的把戏来：他们做了在实际生活中常有的和应该做的事，而不是做了我所希望他们做的事。”这说明作家写人物不能违反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否则就不真实。■／摘自〔苏〕贝奇科夫《托尔斯泰评传》第7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