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1913～年）作家。河北安平人。建国后，任天津作协副主席、《天津日报》总编辑。有《孙犁文集》。
孙犁是作家，对图书近乎痴迷地爱好，他潜心收藏、阅读，对版本的钻研具有颇深的造诣。他广泛涉猎，远离尘世纷争，取精用宏的解读作品的方式，将读书比作游览，“宁可到有实无名之区，不遑去有名无实之地”（《风烛庵文学杂记》），都显示了其个人的审美趣味、学识和爱好，表现了一个作家对其所处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真实的理解和探求。
孙犁是藏书家，是深谙书之三昧的读书人。
他戏称收藏的是“百衲本二十四史”
孙犁是1949年初到天津的，当时他发现旧书摊书店很多，书籍品种丰富，而且很便宜。由于刚解放，物品比较短缺，大家更注重添置一些生活物品，没有多余的钱买书，且对书感兴趣的人也不多。一部白纸的《四部丛刊》连箱带套才一二百元，多种“二十四史”也没人买，有的就堆在墙子河边的街道上，经受风吹日晒。也有不少大部丛书被拆散后流落到旧纸店去。孙犁当时虽十分拮据，无钱他顾，但由于年幼起就养成的爱书的习惯，使他不能不为之所动。开始他只能在小书摊上买一两本旧书，后来有了一些稿费，才敢于购置一些成套的书。他的“二十四史”，就是东拼西凑积累起来的，他戏称是“百衲本二十四史”。
孙犁藏书，很重视书目书，他说：“要购买一些古籍，书目是不可缺少的，虽不能说是指路明灯，总可以增加一点学识，助长一些兴趣。”解放初期，他按照鲁迅开给许世英的书目，先买了一部木刻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后来又买了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本《四库全书总目》，他对这套书评价很好，认为它们“无论从版式、印刷、纸张、装订上讲，都是既实用，又方便，很好的古籍读本。”此外，他还配置了禁毁书目。
孙犁认为，《四库全书总目》虽然学术价值很大，但并不是购置旧书的门径书。因为它所收集的版本，现在多数已无从寻觅。在指导购书方面，他比较推崇的是《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它的好处是在各书的后面，都注明近代的版本。另外，孙犁也很喜欢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觉得它具备《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的优点，而比之更简明。
孙犁还收藏有清末琉璃厂书肆编印的《书目汇刻》。据此，可以略知当时各省书局所印的书。它还附有上海制造局所印的一些地理、数学、机械、化学方面的书籍目录，反映了当时崇尚新学的特点。
孙犁的许多藏书，包括许多书目书，都在十年浩劫中散失了。到发还时，他开列了一张遗失书籍清单，其中大多是古旧书，近百册，令人不得不惊诧“他平时记忆力那么糟”，却对他的这些破旧书籍记得如此清楚。
阅读史书的兴趣，像顺藤摸瓜
孙犁在青年时并不喜好史书，在学校读书时主要阅读一些抽象的哲学、美学，或新的政治、经济学说，也读了不少文艺作品。购买和阅读古书是从解放以后开始的。他阅读和购买史书的兴趣，像顺藤摸瓜一样。例如，他先买来一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仔细阅读后知道还有一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就又买了来，但因部头太大，只读了一部分。又如，他买了一部《贞观政要》，对唐太宗贞观之治和初唐的历史发生了兴趣，就又买了《大唐创业起居注》、《隋唐嘉话》、《唐摭言》、《唐鉴》、《唐会要》等书。他从《贞观政要》中知道了魏征，就买了魏征辑录的《群书治要》。孙犁说“买书就像蔓草生长一样，不知串到哪里去。它能使四部沟通，文史交互。涉猎越来越广，知识越来越增加，是一种收获，也是一种喜悦。”
由于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孙犁的阅读倾向也发生了变化，到后来，他对文艺书籍的虚无缥缈、缠绵悱恻，已不感兴趣；对于翻译过来的哲学、理论书籍因句子太长，修辞和逻辑复杂，也不多看，主要是阅读史书和笔记小说。从阅读一些与文史有关的《武林旧事》、《东京梦华录》、《梦梁录》等发展到阅读名为地理而实为文学名著的《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由纲领性的历史书如《稽古录》、《纲鉴易知录》，进而读《资治通鉴》、《十六国春秋》、《十国春秋》等。
孙犁与一般藏书家或某一领域专家的藏书不同，并非只收某类书籍而极少旁及其他。文史经哲、农林畜牧、金石考古、书法美术等等，各种门类的书籍，他都广泛搜集，涉猎研读。
孙犁被抄家的书籍于1973年得到了部分归还，第二年春天，他搬回天津多伦道旧居，书籍也随之搬回。当时搬家是由报社文艺组的同事帮忙的，后来文艺组的同事们打扑克，谁要是牌运不佳，就会说一句：“孙犁搬家，总是书（输）。”由此可见孙犁藏书之富。
收藏与阅读，为深化对社会人生的理解
在各种门类的书籍中，孙犁的收藏与阅读，偏重于传统典籍一路。这并非因为他沉湎故纸，厚古薄今，而是想通过阅读这类典籍，以历史经验为借鉴，加深对现实社会人生的理解。
孙犁的一生，是与书籍相伴的一生，他在工作之余，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阅读上面。且不说他进城以后，特别是从50年代中期开始，通过多种渠道购买大批书籍，孜孜不倦地整理和阅读；也不说在晚年，他的读书兴致之高和阅读量的惊人；就是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也不会忘记在书包中装上一两本书，一有空，无论是沙滩溪边或山崖路旁，都要读上几段。在行军时，身上有两样东西是少不了的：一是手里的一根棍子，一是用破裤子缝成的书包。鲁迅的《呐喊》、《彷徨》等是他随身携带的书籍。
孙犁在河北安国县读高小的时候，当时那所学校的设备已较为完善，有图书馆和阅览室。他就是在这个阅览室里开始接触“五四”前后出现的各种新期刊和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的著作，这使孙犁有机会在小学时代就受到了“五四”进步思潮的启蒙教育。后来他又广泛阅读左翼作家和苏联作家的小说，同时也读了大量文化史和文字语言方面的书，以及哲学书和古典文学。在此期间，报纸和杂志都是他的涉猎对象，读得多了，竟能够辨别出《申报》副刊上鲁迅的化名文章。
高中毕业后，他曾在北京工作，单位的后门，正好对着北平图书馆，他一有空就去那儿看书，也常去北新桥、西单商场、西四牌楼、宣武门外等处逛旧书摊。每日下班后逐摊浏览，总要买一两本书回寓所夜读。
1936年春，孙犁失业，在家闲不住，每天手不释卷或读或写。没有书柜书桌，妻子的衣柜就变成了他的书柜书桌；没有安静的环境，场院里树荫下就是他自得其乐的读书环境。在外面订报养成了习惯，在偏僻的家乡，他也很想订份报纸，这在当时，已超出了家庭的承受能力，他的父亲和妻子拗不过他，成全了他。那年夏天雨水多，他们结婚时裱糊过的屋子，顶棚和墙上的壁纸都已脱落，有些人家，到集市上去买旧报纸糊墙，妻子就和他商量，是不是拿他那些报纸也把屋子糊一下，孙犁同意了。于是，“妻刷浆糊我糊墙。我把报纸按日期排列起来，把有社论和副刊的一面，糊在外面，把广告部分糊在顶棚上。这样，在天气晴朗，或是下雨刮风不能出门的日子里，我就可以脱去鞋子，上到炕上，或仰或卧，或立或坐，重新阅读我所喜爱的文章了。”（《报纸的故事》）这段生活经历，后来写进了他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
孙犁对书籍的洁癖是很出名的。每得一本新书，他都要用废旧信封纸加以包装，见到哪本书破损了，他就补补贴贴，修理完好，哪本书书口有了灰尘，他就用小块细砂纸打磨，拂拭干净；如果外借的书弄脏了，他是宁愿送人，也不收回了。他老伴曾用“轻拿轻放，拿拿放放”八个字，形容他爱书的情状。
孙犁著有“读书记”、“读作品记”、“序跋”等书话类型的作品，他的《耕堂杂录》、《书林秋草》、《耕堂序跋》、《耕堂读书记》四个集子选录了其中大部分。这些作品真实地记录了他的书之情、书之梦、书之缘、书之趣和他晚年的读书轨迹：70年代他多读古代的文史杂著；80年代以后，增加了许多当代的文学品；到了90年代则对清人别集、稗史野乘、碑帖画印、泉话镜谱等多有涉及。他曾作《书箴》以记其志：
“学泊晚年，无竞无争。抱残守阙，以安以宁。唯对于书，不能忘情。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温公惜书，不过如斯。”
“勿作书蠹，勿为书痴，勿拘泥之，勿尽信之。天道多变，有阴有晴。登山涉水，遇雨遇风。物有聚散，时损时增。不以为累，是高水平。”
孙犁的晚年生活，不仅把读书当作解读人生、涉猎学问的最佳途径，而且当作一种精神寄托和修身养性的高雅消闲。70年代初，孙犁刚获“解放”，尚未恢复到以往的创作境地，便以这种方式“消磨时日，排遣积郁。”他利用废旧纸张一一包装发还的旧书，然后题书名、作者、卷数在书皮上面。遇有感触，便写上一段即兴式的文字。这类写作活动，在“文革”后持续多年，后来略加整理，汇集发表，他名之为《书衣文录》。
林象平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