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1890～1977年）语言学家。浙江义乌人。建国后任复旦大学教授、著有《陈望道文集》。
1949年4月复旦大学新闻系师生为庆祝陈望道执教三十周年暨五十九岁寿辰，举办了一次庆祝活动，席间中文系教授、诗人汪静之在发言中盛赞他享有三个第一：一个是一生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1920年翻译出版我国第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另一个是推出中国第一本系统阐述修辞的传世之作《修辞学发凡》；再一个是我国第一本简明美学理论《美学概论》的作者。
陈望道一辈子从事语文研究，参加语文改革，提倡大众语；同时又从事教育工作，还组织学会，编辑刊物。他认为语文学习切不可遵守“闭户读书”的古训，而竭力提倡“开门读书”，而且还要站在十字街头去读书，要站在社会民众中间去读书。
他用了比翻译他书多几倍的精力翻译了《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自幼勤奋好学，聪颖异常。据说他在求学时就有一目十行的惊人记忆力和理解力。在课堂上，边听课边积极思考着问题，喊他回答问题，总能对答如流，使教师感到十分惊讶。每逢考试，别的学生都忙于复习功课，他却一如往常，照样玩耍或干其他事情。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他随口回答说，读书要靠平时，岂能临时抱佛脚，搞突击温课。他的学业成绩年年名列前茅，又擅长写作，作文本上，常常满布着老师用朱笔添加的赞语和圆圈。
1920年陈望道应《星期评论》社之约回到家乡浙江义乌翻译《共产党宣言》，这是该书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他用了比翻译它书多几倍的精力和时间来翻译。他日以继夜地埋头工作，身体渐见消瘦，母亲心疼得什么似的，特地设法弄来些糯米给包了几个粽子，让他补一补身子。当地盛产红糖，老母将粽子端给陈望道时还随带送上一碟子红糖。稍待片刻，母亲在屋外高声问他，是否还需添些红糖时，他连连回答说：“够甜够甜了。”一会儿母亲进来收拾碗碟，只见他吃了满嘴的墨汁，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原来他只顾全神贯注地研究译作，竟全然不知蘸了墨汁在吃粽子呢！这个小故事至今还在家乡传颂着哩！
积十余年之功读书万卷写成了《修辞学发凡》
1922年，陈望道发表了《作文法讲义》一书，作者在该书的扉页上引了欧阳修的名言：练习作文有三多，就是：看多、做多、商量多。
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修辞学《修辞学发凡》的问世，正是“三多”的具体体现。
陈望道为了写作《修辞学发凡》这部著作，真可谓是读书万卷。他平时身边常携带一本小本子和钢笔，听到好的辞句就记下来，还打趣地说，“画家身边带速写簿，我们身边应该带手册。”在复旦大学等校任教期间，他还开设了修辞学课程，编了讲义并不断加以修订，对修辞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除修辞学外，他对文艺理论、社会意识学、美学以及因明逻辑学等都作过深入的探讨，并出过专著。如此刻苦钻研，积十余年勤奋探索之功，终于在1932年写成了《修辞学发凡》这部著作。
陈望道为了处理一种辞格，搜求一个例证，往往整夜地不睡觉。有时候，从一本书上发现了引用的一句或一段文字可以用做例证，因为要明白上下文，或者要证明著者所引的有没有错误，于是核查原书。如果手头没有原书，他就向书肆或各处图书馆中去搜求；有可借处便借，没有可借处便只能买。要是此书是大部头的书，或者是在某种丛书中而不能抽买的，他也不惜重价，仅为了一个例证，就把全部书买了下来。到了借无可借、买无可买的时候，他还要向相识的友人，多方面地探询，一定要达到搜求此书的目的。
陈望道的治学精神，我们还可以从他自己所写的《修辞学发凡》初版“后记”中看出：曾蒙田汉、冯三昧、章铁民、熊昌翼诸先生拿去试教，又曾蒙许多国文教员拿去印证。邵仲辉先生又常有精当的批评。我自己也常从教学上与研究上留心。每逢发现例外，我就立即把稿子改一遍，几年来不知已经改了多少遍，不过要算这一次改得最多，辞格增了十格，材料也加了三分之一以上。
《修辞学发凡》一书，是在广泛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博览群书而写成的。其中仅《积极修辞·借代》一节所引书目，就有古今中外书籍如“四书”、《礼记》、《左传》、《孙子》、《楚辞》、《史记》、《汉书》、《三国志》、《山海经》以及曹操、杜甫、刘禹锡、温庭筠、陆游、范成大等人的诗，苏轼、李清照等人的词，郑光祖、马致远、萧淑兰等人的杂剧小令，唐传奇（《虬髯客传》）、《容斋随笔》、《红楼梦》、《儒林外史》和鲁迅《呐喊·头发的故事》、《工人绥惠略夫新序》、《现代日本小说集》等等，以点识面，由此足见全书引用书籍之广。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是他读书万卷的结晶，钻之弥深，仰之弥高，因为功力深厚，所以此书得以一版再版，成为一部不朽的文化名作。
他批注的书有的要比原书厚一倍多
陈望道非常注意搜集资料，早在30年代，他为了著书立说，跑遍图书馆和书店，甚至连那些回收旧纸的废品店也从不放过。他的一些清末民初的教育用书，就是从废纸店里买来的。1938年，他研究拉丁文，尽力搜集历史上各种拼音文字的书籍参考。凡是他读过的书，就做笔记；他做笔记特别勤快。学生倪海曙有次发现老师的书有的要比原书厚一倍多，原来多出的部分就是他的笔记。他把原书拆开了，把笔记插入各章、各节、各页，再重新装订切齐成册；也有的书，密密麻麻的写满了批注。因此倪海曙风趣地说，这是“喧宾夺主”。
陈望道爱读书，手不释卷，在《修辞学发凡》出版后，他打算写一部白话文法学书，为此又搜集了大量语言材料。他看到书本上需要的文字，就随手把它摘录下来，由此制作了整箱的卡片。有时，他从茶馆、酒肆、戏曲舞台以至日常生活听到旁人谈话，有适合的词句，也作了记录。有一次，他偶尔听到几个工人为堆放木材发生争吵，在争吵中用了“乱七八糟”、“横七竖八”等几个带数字的词语，由此联想到“七嘴八舌”、“七零八落”、“七上八下”等一联串几个成语，就赶快用小纸条记录下来，回家后分别抄录在卡片上。
陈望道很善于使用卡片做学问。他说，用笔记本记录材料，在书刊上用有色笔将一些有用的句子和段落划出，或是用小纸条夹在这些地方，当然也是保存材料的方式，但不便于分类，不便于保存，不便于使用，实际上还是死材料。而如果将这些材料用卡片记录下来，这些材料就成了活材料，既便于保存，又便于使用。做学问用这种卡片，就能事半功倍，反之，就会事倍而功半。陈望道制作的卡片，有条不紊地放在特制的抽屉里，这些卡片都是在读了一本本书刊后积累起来的。他说：学问是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不愿做艰苦的收集材料的准备工作，不愿做细致的科学研究，而企图单凭灵感就能写出出色的文章和大部头的著作，那是幻想。
晚年陈望道仍是离不开书本，平时有空就关进书房看书，只要精神可以，就不停地读书、翻资料、作卡片。在他去世后，整理遗物时，发现他有十五个活页夹，每个活页夹里都是他平时搜集的各方面资料，在很多资料的天头地脚、密密麻麻写满了批语；在每个活页夹的正面和背脊，还都贴上标签，分门别类地表明是何内容，以便查找。
卫菁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图书馆
朱守芬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