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砚秋（1904～1958年）舞台艺术家。北京人。程派京剧创始人，多年致力于戏曲理论研究。有《程砚秋文集》、《程砚秋演出剧本选集》。
程砚秋本名程艳秋。1923年他第二次来上海，在四马路（福州路）丹桂第一台演出《红拂传》时，舞台两侧高悬有宽二尺、长八尺的红锻锦，上面绣有一副对联：艳色天下重，秋声海上来。这副嵌有“艳秋”名字的对联很有广告效应，风靡十里洋场。
1932年，作为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程艳秋公开宣布改名为砚秋，书斋玉霜簃也更名为御霜簃。有人说，这是他宣告今后在舞台上表演，决不再以“艳”惊人，而是要像坚硬的砚石一样耐磨练；其实，我们如若从文化内涵寻找，这里还蕴含着更深的意思。盖砚者，文房四宝之一也。这是程砚秋讲究文化修养，认为必须要有文化，才能演好戏的标志。
要有文化就得读书。程砚秋是很注重读书的。他的文化历史知识在京剧和其他剧种艺人行列里，也堪称是佼佼者。
研读关汉卿，修改《金锁记》
程砚秋出生于一个没落的旗人家庭，父亲早故。因为家境贫困，五六岁时只读了一年私塾，便被迫辍学。在贫困煎熬的苦楚与生活窘境中，母亲接受了邻居的劝告，决定送程砚秋去学戏。
程砚秋的老师荣蝶仙，是个严苛冷酷的刀马旦。他不教也不让程砚秋读书；练功学艺之外，就是干不完的杂活和遭受打骂。这一切程砚秋都默默忍受了。艺术天分加上刻苦，终于使程砚秋在十一二岁时便崭露头角。十三岁那年，程砚秋嗓子“倒仓”（变声）。可荣蝶仙仍逼他去为自己唱戏挣钱，不让他休息。还受人聘金，让程砚秋赴沪演出。而倒仓的嗓子，如果再挣扎唱下去，必然全毁。
诗人罗瘿公不忍看到程砚秋艺术生命遭受摧残，便四处筹款，将他赎出师门。还为他租了房子，安排了家人，延医调治嗓子，请名角教戏练功。旧社会，艺人多是贫苦人家出身，很少有谁能读书识字。他们看不懂剧本唱词，更不可能分析剧本研究人物角色。罗瘿公对程砚秋有很高的期望，认为艺人没有文化，难辨剧目的真善美和假恶丑，更难于自我创造、发挥，便决定给程砚秋补上文化这一课。他从程砚秋已演出的脚本入手，逐字逐句地开导、讲解，既识字，又明戏理；指点读古文、诗词，临帖练字，并介绍与北京书画界名流相识，鉴赏作品，练习绘画。程砚秋也知道，要成为名角光有好的嗓子和做功是不够的，没有知识的积累，就不能摆脱前辈窠臼，更不可能超越前人。此时的程砚秋练功依然辛苦，要到京剧前辈王瑶卿家请教，还要看电影、看戏来揣摩戏曲表演。但他并没因此而舍弃读书，而是学戏和读书并重。他常在书斋阅读诗文、剧本，绘画临帖，至深夜不睡，有时改编剧本，竟至达旦，以致后来夜间不读书就难以入睡。程砚秋还与康有为、袁伯夔、樊樊山、陈叔通等知识渊博、胸藏万卷的名家往来，从中受益颇多。以后程派的形成和其读书不无关系。
30年代初，程砚秋准备重演《梅妃》，鼓师白登云没打过这出剧目，要记场子，但由于幼时失学，好些字不会写，他就手把手教，并劝白读书、写字，说一天认上一、两个字，日积月累就不少，只要识得几百字，就能看本子、记提纲，勉强够用了。还说自己现在这点文化就是这样学来的。二十多年后的1956年除夕，程砚秋约白登云吃饭，在谈起学文化时，又说：“你要从那时起坚持学，一天一个字，一年三百字。今天怎么也有六七千字，那可成大气候了，没别的，你还得学，我也要学。”
读书，使程砚秋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和历史基础。他能评论剧目，分析它的得失。1931年12月，程砚秋细读自己十年里编演的剧目，将它们逐个分析，并归纳为数类。他说，读罗瘿公早年编写的《梨花记》、《花舫缘》、《玉镜台》等，都“跳不出才子佳人的窠臼”；《赚文娟》、《玉狮坠》“是迎合世人心理而写的”，乃违心之作；《鸳鸯冢》、《青霜剑》、《金锁记》是反土豪劣绅、昏官污吏；金仲荪编写的《碧玉簪》等五剧，是对“现时中国社会的不苦口又利于病的良药”；《荒山泪》、《春闺梦》表明“我的个人剧本，历来只讨论社会问题，到此则具体地提出政治主张来了，所以是个急转势。”经过这番“检阅”，他决定演戏要演有意义的戏，这也就是后来在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演讲中所说的：“一切戏剧都有提高人类生活目标的意义，绝不是把来开心取乐的，绝不是玩艺儿。”
程砚秋从不满足自己既有的成绩，常通过读名著检验、比较，不断对自己的演出剧目作整理修改。50年代，他又一次研读元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对剧作者关汉卿的才华和思路敬佩不已，觉得自己的《金锁记》就比不上关汉卿原作的反抗精神强烈，感人之深，于是把自己作品的团圆结局改为窦娥被冤斩。
开始于焦循《剧说》的集程派大成的《锁麟囊》
程砚秋读书面广，还能从中采集其精华为己所用。
1939年，程砚秋赴山东演出，正逢胶东洪水泛滥，灾民流离失所。他尽自己所能义务唱了几场赈灾，但现场洪水的惨景，使他浮想联翩，以至设想编演一部以洪水为大背景的剧目。他找到了焦循《剧说》，将书中《只麈谈》上一条仅百余字的故事，即写灾中赠囊的情节，拿给当时还只有二十开外的编剧翁偶虹看，请他能否写个剧本。翁就以这百字为基础，扩充、发展、组合成篇，写出了《锁麟囊》。程砚秋对它很满意，立即投入艺术创造。翁偶虹写剧本不过十几天，程砚秋设计唱腔、身段却用了将近一年时间。
《锁麟囊》可以说是集程腔之大成，标志着程腔发展到更高的境界。
抗战期间，程砚秋不甘忍受日伪鹰犬的凌辱，毅然放弃京剧舞台，离开日伪侵占的北平城，带着家具和大批书籍，隐居京郊颐和园西北青龙桥，以务农为业。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与当地农民一起下田劳动，晚间收工后，挑灯夜读；常读的书有《汉书》、《明史》和《大宋宣和遗事》等史籍。他从读史中开阔了眼界、辨明了事理。有一次，他对夫人果素瑛说：“近来读《明史》，见太祖至嘉靖均怀老慈幼，免水旱各税，祀天，莫不以民为宝。可是看一看国民革命至今真可说到了最后阶段，种因得果到如此地步，少数野心家给亿万人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人间地狱。……”
建国后，程砚秋更加忙碌于演戏、排戏、访问、调查，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的，但他静心读书的生活方式，一直保留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将读书之风带进了校园
童年失学的创伤和演戏成功的经验使程砚秋意识到读书之重要，他在很多场合鼓励青年多读书。
程砚秋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对儿女的读书相当关心。在欧洲考察期间，他曾写信给妻子说，教育儿女“是给国家、社会造就人才，不是叫他将来保守老子的产业的，不要再成我们现在的家庭样子，要从依赖成性这类毛病走出来才好；要引导儿女生友爱心，不要偏护，常常告诉他们自立如何好，用功读书如何好，不然会没饭吃的。……”在程砚秋的关心督促下，儿女都有所成就。长子年青时去法国学习化学工程，1949年巴黎世界和平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的口译工作就是由他担任的，后来长子留在法国；三子去苏联学画，回国后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
在程砚秋执教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读书蔚然成风。他常鼓励学生多读书。1931年他在学校的一次演讲中说：“兄弟的知识是有限的；因为职业的牵绊，所以读书的机会太少了。各位同学比兄弟幸运多了！一面学习演剧，一面又能享受许多普通教育，这是从前演剧的人所未曾得到过的幸运。”有一次，程砚秋见一个学生在院中玩耍，就叫住他说：“小孩总是爱玩的，可不能老玩呀，你学完戏，上完文化课，还得抓功夫读书、练字、学画，可使自己心静下来。”这个学生很受教育，于是刻苦攻读，用心写字、绘画。后来，居然有作品在报刊发表，也能给亲朋写画扇面了。
程砚秋在课程的设置上，除了安排戏曲科班训练外，还开设了历史、地理、国语、外语等文化课程，以及美术、乐理等艺术修养课程。文化课的设置使学生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深化了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提高了学生演艺的水平。
回达强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朱守芬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