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梁传》中记载“农”是“辟土植谷”的人，而“民”的原初意义则为不迁徙的国族。“农”自古以来就是安土重迁、开荒种地之民。在传统农耕文明中，中国的农作为“士农工商”结构中的重要元素，一直承担着固定的经济身份和文化伦理价值。然而，当中国社会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的时候，“德能居位”的士，因现代行政制度风流云散。“巧心劳手成器物”的工，被大机器生产所替代，四民之末的商业大行其道，此时开荒种地的农也被迫终结了与土地的依附关系。农民日渐脱离土地，以筋肉劳动大军的身份在国土上迁徙，寻找工作机会。此时，中国传统四民结构最终趋向根本性的瓦解，中国社会在现代性的“进步”中以极快的速度走向了新型文明样态。
中国社会近三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因为群体数量庞大，居住面积广大，他们往往成为变革对象中最重要又最困难的对象。中央在1982年至1986年连续五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做出具体部署。2004年至2016年又连续十三年发布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社会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一号文件”已经成为国家重视农村问题的专有名词。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农耕文明象征性符码——农民如何现代化是从传统进入现代最为根本性的问题，由此农民变革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艰难性也前所未有。这种变革让中国农民的身份、经济地位、文化伦理价值等等都产生了质变，而文学所关注的是在这种质变过程中，农民作为群体的整体性社会文化经验表达，农民作为个体的精神情感状态与特征。作家在新的“人”的层面，或者说在现代人的层面重新打量中国农民，摹写他们在文明转型中的心路历程，从而赋予中国农民深度的人性内涵和文学性观照。
苗秀侠近年创作重心在于对改革三十年中国农村变迁的叙述，对于农民生活变化的描写以及对于农民新的情感特质的描述。三部长篇《农民的眼睛》《农民工》《皖北大地》体现出作家对于中国农村现状的深切关注与思考。2011年出版的《农民工》是市场经济大潮下，中国农民背井离乡创业的一部信史。所谓“信史”是指这部作品扎根于安徽北部农村的现实生存，真实再现了淳朴农民走出乡土之后，在城市化建设中遭遇的种种磨难，这些农民工的遭遇就是近三十年中国社会主流人群的遭遇。当现代城市展示现代性和后现代时尚文化对于启蒙价值的解构时，占人口大半的中国农民却生活在一个缺失启蒙理性、科学知识、专门技能和人性关怀的时空维度中。然而，即便是在这样一种冷漠、逼仄甚至荒凉的生存环境中，中国农民靠着他们世俗的智慧、坚忍的意志和超人的吃苦耐劳，从贫困、简陋和粗暴中走向富裕、复杂和温厚，当然也存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暴力、贪婪和血腥。《农民工》这一类农村题材小说摹写了中国传统乡土文化伦理的有效性，用“仁义礼智信”这种日渐被稀释和遗忘的价值和意义去润泽现时代中国农民的精神品性。小说主人公张如意正是千万个希望过上好日子的正派中国农民的典型，小说更多保留了皖北农民特有的干劲和闯劲，生动地还原了“包工头”这一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特色人物。而通过承包城市基础工程发家的中国农民以后该如何走？这个问题其实在长篇《皖北大地》中找到了答案。2014年出版的长篇《农民的眼睛》更多从民间化角度来讲述农民个体的生活状态，小说运用了更多方言俗语，尤其是人名、地名和各种农村特有物件都体现出浓郁的“农”味儿和“土”味儿。这些整体上既关联又各自相对独立的农事和村事，乡野土语中显露农民的朴实憨厚，农人小景中表现农民的仁义豁达，这些写法无疑是作者有意识的一种文化伦理观照。农业文明在日渐式微的过程中，那抹回光返照的夕阳依然折射出这种文化的伦理光辉。这部长篇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农耕文化式微中的温暖与期待。《皖北大地》则是面对文明转型的一种正面回应。农民从土地上出走，又主动回归土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画圈行为，而是在巨大文明转型过程中，以中国农民独特的韧性和智慧去弥合两种文明样态转换过程中的断裂，尤其试图缓解和治愈精神、情感和价值观念断裂所造成的痛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长篇小说赋予各类出走的“农民工”不同的人生经历，然而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对于乡村和土地的爱。在这种爱的支撑下，守望乡土的老少农民、返乡的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一起开始了对中国农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改造——土地流转、集约经营、生态化农业等等，当现代社会的资本、技术、科技知识和契约观念真正进入中国乡土社会之后，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才能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进入良性发展。
这三部长篇关注的是中国农民不同层面的现状，也显示出作者对于农民问题递进式的思考和追问。《农民工》着眼于农民从乡土到城市，重在谋求经济地位的变化。《农民的眼睛》用平等的视点去观察现在时的村人村事，重在农村伦理风俗意义的呈现。《皖北大地》则表现出中国农民对于自己主体性价值意义的追求。从这个长篇所描写的返乡农民企业家来看，他们最看重的不再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金钱，反而是在经历了现代城市文明的洗礼之后，对于农耕文明的文化伦理价值有了新的反思和回归，这种反思和回归带来的是行动——他们主动地重拾传统文化价值理念，且在现代资本、科技和知识的支持下，身体力行地践行曾经抛弃的传统伦理文化，例如仁义的品性、利他的行为、人性人情之美等等，最为重要的是回归对于土地的有效性的使用。作为虚构性的小说创作，在处理现实的时候，无疑会加上很多理想化色彩。中国农村的现代转型已然开始，没有回头路可走，传统文化伦理价值是否真的具有实效性，当然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是却无疑会给当下中国乡土的价值伦理建设带来深刻的启示。
中国农民自从传统四民结构被打破之后，近代百年历史中，他们无疑都是苦难的、贫穷的、低微如尘芥般的存在。在整体的现代性进程中，农村劳力和农业税收为中国城市化提供了巨大的物质支撑，然而农民却在乡村衰败的文化转型过程中，日渐沦落为没有身份尊严的沉默群体。在文学中，路遥笔下那种极力挣脱农民身份的农民，贾平凹笔下蒙昧而乡愿的农民，底层文学群体性事件中粗俗、野蛮而暴力的农民……这些作品都体现出作家对于农民自身主体性身份的质疑与思考。对于世代深深植根于土地的农民来说，在新型社会样态下该怎样确立自己的主体性身份？苗秀侠的创作散发着浓郁的皖北地域气息，农村、农事和农民是她最为关注的叙事内容。她的系列长篇小说创作丰富和内化了对于“三农”题材的文学性表达。她的小说叙事擅长感性经验的质朴表达，人物在情感和精神层面显示出一种土生土长的顽强和坚韧。在新作《皖北大地》中，作家无疑试图重新建构中国现代农民的主体性，期待这些曾经低到尘埃里的大多数“沉默者”能够获得作为一个现代人的尊严。
皖北大地人文丰厚，孕育了老庄文化、建安文学和医圣华佗，同时在政治格局上也曾开国建制，不乏众多出将入相的人物，这里曾经是淝水之战、垓下之战和淮海战役的战场，历史烟云在这片土地上聚拢又消散。由此，作为皖北大地的文学叙事，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和这块土地上的传统人脉与文脉有着暗合与勾连，从而在更深的历史时空中去理解当下的皖北和皖北大地上的人性。从小说文本叙述对象农民和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关系来说，现代社会的启蒙理性无疑也是中国农民现代转型的重要价值支撑。在高科技和工具理性的实用和功利主义的时代情境中，皖北大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的农民无疑会有着更为多元的现实生存路径，同时也会在更为多义的文化伦理价值体系中选择自己的文化和身份认同。
庄子在两千多年前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汉书·艺文志》也认为：“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而儒家文艺观则强调“兴观群怨”，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也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提出小说“熏、浸、刺、提”说。更不用说鲁迅弃医从文，致力于文学对国民性之改造。当文学以当下中国数量最大的农民群体为叙事对象的时候，文学无法不与“群治”发生必然的关系。尤其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农”作为“民”的一种，必须真正完成自身的现代身份认同，在精神情感和文化伦理层面重新建构自身的现代人格，从而在现代国族意义上重新阐释中国农民的国民性。当下一批对于中国乡土有着同情之理解的作家，着力于中国的“三农”叙事，已经取得相当大的创作实绩。苗秀侠近年的创作无疑具有相当深远的现实意义：以文学的方式记录中国的“农治”，以小说的村言野语表达乡土的沉默之声，以文本的信史传达作家的人道情怀和人文观照。
郭艳
2017年1月6日
（郭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著名文学评论家，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