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逗人发笑的小老头儿姓菲松，在我们省的地方自治会[1]里担任档案督理。我们，他的年轻的同事，觉得这人没有一处不好笑。就拿他是个档案督理来说吧，对于这么个还是老八辈子时的职称，他非但不认为不伦不类，反而觉得挺崇高，这就够逗人的了，连他姓菲松这么个古怪的姓，而且已经年届八十，也让我们觉得可笑。
他个子非常矮小，高高地拱起着枯干的背脊，一身装束怪里怪气的，上哪儿都找不着第二个：上身着件小贩穿的那种灰不溜丢的长上装，也闹不清是用什么料子做的，脚上套着双军用大皮靴，两条细腿齐膝盖埋在笔直而又宽大的靴筒里，走起路来一步三晃。他的耳朵背得厉害，自治会的门房说：“菲松这老头儿哪怕站到教堂的钟下边也听不见敲钟声的！”门房老是以霍霍尔人那种讥诮的神情，望着菲松那对一年到头都冰凉的像用蜡捏成的大耳朵。菲松由于年事已高，得了摇头病，说话嗓音低沉，嘴巴深深地瘪了进去，一双已经褪色的眼睛除了极度的劳累和呆滞的忧伤之外，什么表情也没有。不仅如此，他还终年戴着一顶脱光了毛的羔皮帽，由于生怕耳朵着凉，把帽子戴得非常之低，将两只耳朵统统罩没，这就使他益发什么都听不见了，再加上皮靴上一道道又阔又深的皱纹，他那副模样确实滑稽突梯。如果仅仅外貌如此倒也罢了，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他这副可笑的外貌是同可笑的性格相辅相成的。
自治会的秘书，神学校的毕业生，管菲松叫哈隆[2]倒是挺有道理的。我已经说过，菲松十分看重档案督理这个职务。他打十四岁起就工作了，而且始终是做管理档案这个行当。他这人将近七十年都是在穹形的地下室里度过的，将近七十年在地下室的半明不暗的过道里像耗子似的穿来穿去，不停地把卷宗装订成册，给曾经在地下室上边的青天白日之下所度过的某一段生活用火漆盖上死亡的印记。那段生活一到大限来临之日，便永远坠入这个深谷，坠入这卷宗的坟冢，堆在尘封的架子上，成为废物，再也没有一个活人需要它了！像这样度过将近七十年的光阴在旁人看来是可怕的。可是菲松本人却并不认为他的命运中有一丝一毫几近于可怕的东西。相反，菲松认为人类的任何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卷宗存档是不可思议的。
“如果需要调查什么事，没档案行吗？”他说道，并且深信这句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在地下室里，各种各样的呈文和报告一直堆到天花板。我一度当过自治会图书馆馆员，也在地下室里办公，是菲松的近邻，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哈隆之类的人物。可我在地下室里总共只待了两年多一点时间，而不是六十五年；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每月有将近三十九个卢布的薪金，还牢骚满腹。然而菲松每天从早劳碌到晚，忙得精疲力竭，却只有三十卢布零五十戈比的月薪，可他已手足无措，不知该怎么处置这么一笔巨款了，他生活的俭朴可想而知。他开始过管理档案的生涯之前，在监护人委员会[3]工作，月薪仅两个卢布。他虽没有因此而高兴得“手舞足蹈”，却已对上苍感恩不迭。后来，在孤儿院里管理了十年档案后，月薪加到四个卢布零几十个戈比，他便乐不可支了。这倒不是因为他这人贪财，而纯粹是因为这已经不是小人物的工资，而是档案宝库的全权主人，堂堂的档案保管员的薪俸了。
他几乎从自治会设立的第一天起就在自治会工作了。他工作得别提多卖力！我不知道他每天什么时候起床。可我想绝不会迟于凌晨四点，因为他住得非常远，不是住在城里，而是住在城外，住在沟壑纵横的郊区的一幢淡蓝色的乌克兰人的农舍里。他每天拖着那双刷得干干净净的大皮靴，非常之慢地移动着拐棍，由郊外步行到城里，可总是准六点就到达自治会了。往往朝暾还未及照暖绿荫森森、露珠点点的果园，乳峰高耸的霍霍尔女人还正挑着一罐罐牛奶和一篮篮樱桃，从容不迫地、神气地沿着木板人行道摇摆着身子向前走去，集市上还空无一人，街道还保持着清晨的那种干净和洁白的时候，他便戴着那顶羊羔皮的长耳风帽，穿着那双高筒靴已经赶去上班了。自治会的几个门房没一天不是被他的敲门声吵醒的，他们不止一次冲到大门口，恼火得想狠狠地扇他几个巴掌。可他毕竟不是平民百姓，不是门房之类的杂务工，大小是个官，是档案督理。他们虽然没敢动手，可还是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然而他是个固执的人：你骂你的，我行我素。久而久之，门房只好听天由命，习惯于他每天一大老早就来敲门。
像他这样勤于公务的人，不难想象要到几点钟才肯离开自治会回家！夏日漫长的白昼已行将结束，不但课长这类头儿脑儿早已离开了自治会，连最起码的文书之流都已经走光，门房已在人去楼空的办公室里一边乒乒乓乓地搬动桌椅打扫卫生，一边叽里呱啦地高谈阔论。可菲松却还在他那黑洞洞的王国里，像驼背那样佝偻着瘦骨嶙峋的背脊，用患有关节炎而变得畸形的没有一点血色的手拿着一根点着的蜡烛头踱来踱去，仔细地察看着摆满一沓沓卷宗的架子；当教堂颤巍巍的嘶哑的钟声，伴随着夕阳的余晖，荡漾在城市上空，召唤残疾人和老太婆去做晚祷时，当家家户户的屋顶和果园投下长长的阴影，而市民们在饱饱地用过饭，打过一个盹后，已消消停停地坐在洞开的窗旁纳凉的时候，菲松才刚刚戴好他那顶长耳风帽，用拐杖敲着地板，训斥着他那个下属，因为下属今天又是快七点才来上班，竟比顶头上司晚到了几乎整整一个小时。
“我谴责您，谴责您的这种行为！”他站在通往二楼的大楼梯下的档案库门口，带着一种老年人的无可奈何的神情，既难过又气愤地望着他的下属，声音嗄哑地怒斥着他。
连菲松也有下属，真格的，这怎能叫人不觉得发噱！可他的这位下属却一点也不觉得发噱，常常管他叫暴君，而最令人奇怪的是称菲松为暴君并非没有道理。菲松是相当严厉的。自治会里的老人，凡多少晓得点菲松私生活的，都异口同声地说，菲松在家里也是个暴君，对他老婆颐指气使。他老婆是个生性懦弱的老妇人，在集市上卖卖菜，对菲松忠心耿耿，体贴备至，见了菲松像耗子见到猫，他说东她不敢道西，每天早晨都在家门口替菲松擦那双皮靴，直擦得汗如雨下，像这样出自衷心地服侍他，谁见了都会感动的。菲松的脾气既然这么厉害，上文提到的他的下属卢戈沃伊怎么能不怕他呢？菲松牙齿漏风地训斥着卢戈沃伊，越训越气，越气背驼得越厉害，靴筒都快碰到了衣襟。他一面训，一面用拐杖狠狠地敲着地板，而卢戈沃伊虽然皱紧着眉头，却不回嘴，只是耷拉着头。卢戈沃伊是个生性阴沉的霍霍尔人，矮墩墩的，很是壮实，穿一身亮闪闪的半毛织品西服，曾长年在邮政局工作，专管包扎邮包和盖邮戳，最后被调到自治会，当了个“档案督理帮办”。他只消动一动手指头就可送掉菲松的命，然而自古以来尽人皆知，一个人的力量并不在于他的力气，而在于他的权柄。菲松手里握有管他的权柄，处处以严厉的上司自居，而且不容许他对此有丝毫异议，这就使卢戈沃伊不能不慑服于他。档案库里要干的工作，说实在的，非常之少，而且都不是急事。可菲松却有个惊人的本领，能够找出活来干，还不准有半点马虎，于是档案库里一年到头忙得不可开交。他陶醉在干不完的工作之中，可卢戈沃伊却因此吃足了苦头。特别是秋天，在地方自治会召开一年一度的大会前，自治会天天都要加夜班，这本来跟档案库毫无干系，可菲松却决定也非加班加点不可。
当然，菲松也并非永远都觉得自己是个有权在握的官长，这首先是因为他毕竟是个已到耄耋之年的衰翁了。再说那些个门房也使他手里那一丁点儿权柄大为逊色。他们总觉得他在楼梯下边碍着他们的事，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厌物”，所以动辄就对他恶声恶气地大吼大叫。至于卢戈沃伊自然也并非时时刻刻对菲松都是战战兢兢的。有时候两人干活干累了，想休息一下，以便养养神继续干，于是小菜、茶和劣等烟便使得卢戈沃伊同菲松几乎成为完全平等的人。这时他俩坐在楼梯下的小桌子旁边，一边聊天，一边吃着黑面包和石斑鱼，在马口铁的茶壶里泡上一壶水果茶[4]，就像是两个不分上下的同事。使他们两人一条心的还有他俩都憎恨的门房，因为门房对卢戈沃伊也是横眉竖眼，不把他放在眼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档案库同自治会其他各科之间有很深的隔阂，这两个档案库里的土拨鼠，尤其是菲松，坚信地下室和楼上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坚信天下永远不会有两根麦穗长得一般高低，哪怕到世界末日也有大小之别、尊卑之分，那些乳臭未干的小崽子嘲笑他俩，只能说明他们本身少不更事……他俩是坚定不移地恪守上述信念的，所以由一个人发号施令，由另一个遵命照办。
这两个愚昧的人竟会顽固不化到这种地步！菲松这个老古董，身子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可脑子却想都不想去了解这个世界。对此，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小崽子，不仅耸耸肩膀，觉得不可理喻，有时甚至感到愤慨：这个从监护人委员会那种地方来到我们世界的人真是个令人齿冷的怪物！诚然，当时是闭塞的极端反动的年代，可我们毕竟是地方自治会的官员呀！何况我们的自治会又非同一般，是以自由和民主闻名于整个俄国的。我当时虽也在地下室内办公，可我已经站到地下室的门槛上，眼看就要走出地下室，并且不是调往普普通通的地方，而是调到统计室去。虽说我远不是什么大人物，可我已进入了在菲松和卢戈沃伊眼里如同洪水猛兽的那个世界。哺育着这个世界的已全然不是“攻占奥恰可夫要塞和征服克里米亚年代”[5]的那类陈腐的思想了。在这个世界里，挂在自治会主席办公室墙上的是“伟大改革时代”[6]的活动家们的肖像，一个个都留着又长又漂亮的鬓角，而在自治会那间有上下两排窗户的轩敞的大厅里，在像镜子一般明亮的打蜡地板上，耸立着仪表堂堂的沙皇——解放者[7]的全身肖像，就在他眼前，从19世纪60年代初直到菲松迟暮之年，始终响彻着“最后的光荣的一群”[8]的大无畏的声音，也是在那里，年高德劭的斯坦凯维奇，这群人中的最后的莫希干人，滔滔不绝地做着激昂慷慨、叫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演讲，号召人们不要忘却“已经淡忘了的字眼”[9]，号召人们去追求善、追求真理、追求人道主义，号召人们“沿着荆棘丛生的道路不懈地去实现俄罗斯的开化”。所以我要再说一遍，当我这个已经攀登上这个世界的人，每次回到楼梯下边，看到这两个如此因循守旧的同事时，既觉得可笑，又觉得难过。有时我甚至都笑不出来，真想走到菲松和卢戈沃伊前面，用句什么话，用个什么动作，像紧紧地握住他们的手之类的动作，使这两个人振奋起来，意识到如此惧怕楼上的那个世界是大谬不然的。然而每当我轻松自如地从那个世界上下来，走过菲松和卢戈沃伊身旁去图书馆时，他们两人却用那样冷冰冰的目光看着我！仅仅是冷冰冰的目光倒也罢了，情况远要糟糕得多。菲松不只是对我怀有敌意，也不只是蔑视我那种随随便便的态度，不，远不止这一点。尽管我官卑职小，可每当我走过他身旁时，他总是肃然起立，双手垂下，贴着裤缝，竭力挺直身子，竭力使那两条齐膝埋在笔直而又宽大的靴筒里的腿不摇来晃去。凡是从高山之巅来到这黑洞洞的档案之谷的人，在他眼里，头上都有一圈灵光。他晓得连自治会主席本人也不知为什么要同我握手，至于秘书同我，那更像不分轩轾的同僚，一块儿抽烟，一块儿聊天，于是他觉得随着我的到来，把权势所在之地的某种威风也刮到了他身上，多少年来他一直卑躬屈膝地生活在这座权势的高山之麓，而同时又感觉到他自身也拥有这种权势，尽管是微乎其微的。
就这样，同时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和档案库的生活。就这样，我们跟这个顽固不化的可笑的老头儿各执己见，恪守着大相径庭的信念……后来，这老头儿突然一命呜呼了。他的死，同所有人的死一样，不可能有滑稽可笑之处——要知道他的老伴在郊野的那幢农舍门口一边呼天抢地地恸哭，一边还在用刷子擦着那双军用大皮靴，仍然指望靴子的主人会站起身来，重又步履蹒跚地去档案库上班——总之，菲松的死并无滑稽可笑之处，可是却死得十分奇特，其程度不下于他生前的那种生活，我指望我的这个说法读者都能同意。说实话，他的死，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我们是难辞其咎的，因为我们花了一定的时间终于使顽石点头，摧毁了他的固执，使他也感染了我们对于自由和平等必胜的信念。可是话又得说回来，谁能料到他到了自治会的楼上会胆怯到这样无以复加的地步？谁又能料到这个生性如此胆小的人，这个历来对楼上如此敬畏的人，会突然自由得无视一切界限，以至于把事情闹到一命归天的地步？
菲松死亡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工作了不过一年、两年、三年……而菲松已工作了六十六年、六十七年。我再说一遍，当时是个艰难的年代，无怪乎省地方自治会医院的主治医生，一个老饕和酒徒，然而又是一个最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要这么说：“历史上有些年代比现在还要艰难，可绝不会比现在还要卑鄙。”那是一个黑暗的年代，然而大家都知道，“夜越黑，星越亮”，“最黑的时候，天也就要亮了”。于是我们就愈加坚定地信仰这个“行将到来的黎明”。可菲松却依旧故我，死抱住他那因循守旧的信念不放，认定天下永远不会有两根麦穗长得一般高低。然而这个疑虑重重的多马[10]由于自治会的老战士和他们的后继者年复一年越来越激昂慷慨地大声疾呼，终于从他固守的阵地上败了下来。11月份在我们自治会那间有双排窗户的大厅内召开了一年一度的大会，那轰动一时的“春的理想”几乎充溢了每个与会者的心灵。当春天的太阳终于从日益消散的冬云中破云而出，当第一批北归的鸟儿终于飞过天空，当直到那时还把自由的河水禁锢着的冰层终于訇然有声地开始解冻的时候，这些理想犹如春潮一般涌至人们心头，以同一的形式迸发出来，变成了激烈的抗议、强烈的愿望、迫切的要求和激奋人心的演说！明媚的春光一直渗透到自治会最底一层的地下室，菲松虽被照得头晕目眩，却不由自主地眯着他那双老花眼睛，已不可能再视而不见这融融的春光了，已不可能再否认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看到并毫不怀疑的春光的存在了。那年11月，自治会活像是春日的蜂房，从楼上到楼下到处人头攒动，而且其中有大量非自治会的人，从男女大学生和医生直到普通市民，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大家觉得已不再存在任何高低尊卑之分，所有的人，从自治会的巨头到等而下之的门房，从首席贵族到卢戈沃伊都渴望互相拥抱，汇成一股巨流，朝着一个目标挺进。到处都响彻着“自由！自由！”之声。使所有的人大为惊讶的是，连菲松也都响应这个号召行动了起来：他用一条红围巾包住了那双冰冷的蜡制似的耳朵，弓着背，一步一蹲，衣襟的下摆擦着靴筒，吃力地走出他的地下室，爬到铺满红地毯的楼梯上，虽说走得非常之慢，却顽强地向楼上攀登，向那间有双排窗户的大厅两侧的穿衣镜攀登，穿衣镜虽然已被烟草蓝莹莹的烟气蒙住，却仍然映出了汹涌澎湃的人海。他终于爬上楼梯，置身于熙熙攘攘的会成一个整体的人群之中，自由地在走廊里，在各个科室、各间办公室里转来晃去，并且终于有幸目睹了我们的雄辩家斯坦凯维奇的风采。
嚄，那天斯坦凯维奇的演说真是精彩绝伦！向旧世界的堡垒发动进攻的大无畏的、令人自豪的决心业已成熟，杯子里的水已经满到杯口，只待再滴进一滴宝贵的水，杯里的水就可漫出来了。于是在那幅用金光四射的油彩绘成的沙皇肖像前，被弥漫着蓝莹莹的烟雾的大厅内的人海挡没了的首席贵族——他是大会主席——便响亮地宣布请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斯坦凯维奇发表演说。偌大的会场顿时肃静下来，从坐在一眼望不到边的长桌后边的人中间，身材魁梧但已头发雪白的“俄罗斯开化之狮”站了起来。他连外貌也像一头雄狮。只是岁月和沉思已使这头雄狮的背佝偻了，脸色发红了，傲岸而忧郁的目光失神了。他慢吞吞地站起来，用颤抖的红彤彤的手指尖撑在铺有绿呢的桌子上，开始发表演说。起初声音很轻，说一个字就要顿一顿……然而在他轻轻吐出的、一字一顿的话语中却响彻着多么坚不可摧的信心呀；他只穿着一件普普通通的黑色便服，可他披垂在肩上的一头雪白、卷曲的长发，高高地蓬起在饱满的前额上，却显得多么气宇轩昂！后来这位演说家的话愈来愈激越高亢，铿锵得如同金石之声，号召人们无所畏惧地、毫不迟疑地奋勇前进，投身到斗争中去。他的话征服了整个大厅，甚至人数众多的合唱团。起初听众情绪紧张得鸦雀无声，继而欣喜若狂，爆发出了如痴似醉的欢呼声和吼叫声——此情此景是无法用笔墨来描摹的！
斯坦凯维奇也深为自己的演说所感动，虽已讲得十分疲劳，却志得意满地在听众的掌声中和打合唱台上投来的一束束鲜花下，坐回到座位上。他脸色煞白，神态傲岸，久久地仰靠在围椅的椅背上，仿佛周围的一切，他什么也没看到。后来他又站了起来，自治会和非自治会的人立刻恭而敬之地闪开一条路来，他迈着老年人那种不徐不疾的步子，匆匆地走出了大厅。
那么其时菲松在哪里呢？问题就出在菲松已先斯坦凯维奇一步离开了大厅，而且他急于前往的目的地恰恰是斯坦凯维奇离席而去的地方。菲松在会议厅门口站了很久，隔着密密层层的人群，聆听斯坦凯维奇的宏论，可一句也没听清。他站累了，既觉得困，又觉得下体有某种排泄的需要，便慢慢地、自由地顺着走廊走去。到了走廊底，他站停下来，睡眼惺忪地望了望那扇门，先前只有自治会主席、议员和高级官员才有资格走进这扇门，他考虑了好一会儿，终于断然地抓住门把手，推门进去，随后锁上门，在里边磨蹭了很久。
要不是他耳朵背，要不是他用围巾包没了耳朵，这个可怜的人，就会听到外边有人好几次用手转动门把手，就会听到有个气愤的也是老人的声音在嘟囔着什么。可他却耳背，背得厉害，而且还包着围巾！除此之外，他穿衣服时，手脚又慢得可以。当他好歹把衣裤穿好，打开门来时，他看到站在他面前的是——斯坦凯维奇本人！两个老人都愣住了，一动也不动，后者是出于惊讶和愤怒，而前者是出于恐惧。
“什么？”后者瞪出眼睛，勾下了腰，慢吞吞地喝问道，“什么？浑蛋，是你在里边用马桶？”
“没有，小的怎么敢……”前者也瞪出眼睛，想这么回答，可是没说出口，因为他已吓得半死，再说这样强辩显然与事实不符。
“什么？好大的胆，竟敢闯进老爷们用的厕所？”后者以更慢的速度喝问道，他那像雪一样白的头发下边的脸涨得通红，向前者发动着进攻。
“没有，小的怎么敢……”前者恍恍惚惚地嘟囔说，脸色白得像死尸一般，两条腿软得动弹不了，身子紧贴着墙壁，往下蹲到那双靴筒上。
“你是干什么的？”后者发疯似的大吼着，用穿着皮鞋的脚暴怒地跺着地板。
前者两眼鼓出，包在头上的围巾翘起两只角，使他的模样活像只兔子，他已经开不了口了……
这幕悲剧的结局读者可以料到：一个小时后，人们把昏迷过去的菲松送回了家，刚把他放到床上他就断气了。他在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上二楼之后，他在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坐过马车之后，就一命归天了……他的死，一如在“春的理想”运动之后所发生的其他一些事件，并未动摇我们的理想，我们依然深信这些理想必将胜利。然而他的死毕竟使我们中间的某些人，包括我在内，感到某种程度的羞愧，这一点我是否认不了的。多少年月过去了，可我却还时时想起他的死。而且年月越久，在我心中播下的怀疑就越深。比如说吧，我现在已经完全跟已故的菲松一样，对档案抱着极度的敬意。不管人们如何高谈平等，可是生活，诚如他所说的，如果没有档案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应当妥善地保存档案。因为世上如果不存在档案，不存在菲松们，那么即使我这张记载下菲松的可怜和不幸的故事的纸头又怎能保存下去呢？而只要菲松们存在一天，这张纸不用说就可保存一天。这样迟早总会有人看见这张纸的，而且越迟看到越好，因为越迟，新一代人看到有关这则古老故事的记载就越会感到震惊。菲松生前说过：“如果要调查什么事，没档案行吗？”假若一旦有需要调查一下我们的年代，那么我写下的这份关于那个年代的资料，或许就能派上用处了。
1914年7月21日于敖德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