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他应该是没有听到。“先生，我就是在跟您说话的。”安娜用德语说，不敢太大声，因为厅里人特别多。
“我？”陌生人转过头，很惊讶。
“我想跟您一起喝杯咖啡。希望不会烦到您，既然您不是在等人。”
“不，不，完全不是。您真是太客气了。”他谢谢她的邀请，顺手把自己的椅子挪到了她那边的桌子旁。
男人这时候突然显得比她刚才看到的要老成一些。他抽下自己的羊毛围巾，与夹克一起搭在了椅背上。让安娜高兴的是：他做这一切都是那么的缓慢、镇定、全神贯注的样子，似乎是在趁空思考一下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其实，我只是想知道您是谁。我注意到您抽烟的样子很帅。不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可以这样拿着烟——夹在中指和无名指中间。”安娜一边跟对方说着话，一边模仿着对方的样子。
“我父亲就是这样抽烟的，动作就传给我了。”
“您可能注意到了。有些人可能实在是太累了，要么是由于工作，要么是什么个人烦恼。可是一旦等他们做出点烟的动作，就又变得精神起来。本来觉得他们被掏空了，完了，但是就那么一下子，就可以明白他们还是有激情的。这些话不会吓到您吧？”
“不会。”对方摇摇头。几乎是坚持，安娜硬点了两杯咖啡，其中一杯只加了一点奶。他看着她，双臂交叉着，表情一直都是全神贯注，搞不清楚自己该怎么对待这样的聊天。
“您在这儿生活很久了么？”她大着胆子问道，尽管有点担心自己是不是太唐突了。
犹豫了一下后——因为她的问题有点出其不意，他最终还是如实回答了自己的情况。他大概十五年前从匈牙利来到瑞士，刚开始是在酒店里做些苦工，既要维修电梯，还要做管道工。当大家不再让他干传达时，他去了接待处——因为身体不大好，住的是顶楼的一个小房间。房间太小，只能容得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
“我唯一的奢侈品，就是在旧货摊上成批买的书了。”
“您读什么书？”
“什么都读，绝对是什么都读。”他一边说，一边用鸟儿一样的眼睛盯着安娜。
半秒钟的工夫，安娜有种奇怪的感觉——自己似乎已经是他触手可及的一只苍蝇。也许是因为她敏感，对于这个男人身体的存在更是过于敏感。从这个男人身上所能体现出来的力量与平静逐渐让她感受到一种模糊的压迫，似乎刚才他就已经静静地建议她去他那个小房间。
“您还没有跟我说，为什么您离开了匈牙利。”她为了转移注意力就问道。
“为什么东边国家的人要来瑞士，您觉得呢？这没有多神秘啊：为了自由和钱。也就是说，为了所有他们想要的。”
“我感觉自己更像共产主义者，”安娜冒冒失失地说，“我觉得这是本世纪最棒的主意了。”
“一个女中产阶级共产主义者，”他打趣道，“我本该怀疑的。您穿衣打扮的方式，说话的方式，还有您的法国口音……”
“这正是我丈夫的看法。他觉得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理想主义者。”
“我猜您会投左派联盟和密特朗的票，是不是？”
“是。”
“您看……不过，不谈这个了。我不是很想聊政治。现在，该您跟我说说您平时是干什么的了。您觉得可以吗？”他一边强调着，一边将手放在了她的手上。
“哦。”安娜回答说，无意中瞥见男人的手指很粗，指甲破了，“我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坐办公室的——如果您非要我回答的话。另外，我也不工作，成了一个年轻的家庭主妇，生活就是围着一个经常不回家的丈夫和一个九岁的孩子转，孩子特别黏人。”她总结给对方听。然后突然想起自己忘了告诉索尼娅将欧麦尔托付给邻居罗姆太太。
这已经是第三次或者第四次这样了。她可知道罗姆太太的为人和她的那些大规矩——她已经明白自己要穿上冬装迎接“严寒”了。
“真对不起，我无论如何都得走了。不过，我要先打个电话。”她跟他说着这些，一边将手抽了回来。
“我觉得电话是在二楼。”
“希望您至少不会太生气。真的没多少时间一起聊天了。”
“生气？您多大了，还说这些？”
单纯的她，居然差点回答出自己的年龄。
通话一结束（罗姆太太暂时被安抚住），她在推开电话亭的门时就发觉她的陌生人已经消失了。既不在大厅里，也不在路上。他就这样消失了，一个字也没说，也许是受伤害了吧。但是她又能怎样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