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早的杰出军事家和思想家吕尚在《六韬·龙韬》篇中说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两胜，亦不两败。兵出境，期不十日，不有亡国，必有破军杀将。”意思是说，两军交战，必有一胜一败，其中不是亡国，就是覆军杀将。他还强调：“故日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勇，则三军不锐。将不智，则三军大疑。将不明，则三军大倾。将不精微，则三军失其机。将不常戒，则三军失其备。将不强力，则三军失其职。”这些都说明军事领导人才是关系到整个军队命运的。因此，选将是十分重要的。孙武在其《孙子·谋攻》篇中说道：“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又说：“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吴起在《吴子·图国第一》中认为，关键的将领对于作战的胜败是至为重要的，他说：“若以备进战退守，而不求能用者，壁犹伏鸡之搏狸，乳犬之犯虎，虽有斗心，随之死矣。”意思是，没有合格的军事人才去打仗，只能是自取灭亡。因此他说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就是说，对待对方的将领，也要看其才干而定出对付的方法。在怎样对待军事人才地位的问题上，吴起主张要“加其爵列”、“厚其父母妻子”，实行优厚待遇。他说一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力轻扛鼎，足轻戎马，搴旗取将，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选而别之，爱而贵之，是谓军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敌者，必加其爵列，可以决胜。厚其父母妻子，劝赏畏罚。此坚陈之士，可与持久。能审料此，可以击倍。”对“能者”实行“爱而贵之”的政策。孙武、吴起作为中国古代着名的军事家，自身就是杰出的军事人才，他们的军事人才思想反映了他们本人的切身体验，因而是十分可贵的。
在封建社会里，曹操既是一位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又堪称三国时代人才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在实践中广招贤才，形成谋士如云、战将如林的鼎盛局面，而且他对人才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和总结，对我国古代的人才思想有所建树。曹操崇尚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中述志”；“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佳宾，鼓瑟吹笙”。并说“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示对贤才的爱慕与思念之情，也体现了当时封建社会明君贤臣对人才地位的重视程度。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四十年革命生涯中，始终把人才问题视为关系社会兴衰与事业成败的重要问题。他在1894年致李鸿章书中提出：“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哟，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纵观中国历史，大凡社会动乱、战火四起、军事斗争集中而又突出的时候，军事人才就特别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的“黄金台”、“招贤榜”、“求贤令”、“三顾茅庐”等人才佳话，都是这一思想的生动体现。
古人云：“若非行久垂三顾，谁识茅庐一卧龙”。这就是说，若不是先主刘备三顾茅庐，谁能认识隐居茅庐的“卧龙”诸葛亮。正因为刘备慧眼识贤才，曾三次到诸葛亮隐居处请他出山辅佐自己打天下，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打天下中更显出英雄的本色。
刘备“三顾茅庐”，力请诸葛亮的故事人人皆知。
台湾企业家王永庆效先人之行，五访茅庐，方请得当今台塑集团的首席顾问了瑞铁先生。丁瑞铁在台湾金融界颇有地位。1964年，台化公司成立前夕，资金短缺，经企业家陈逢源介绍，王永庆认识了了瑞铁。当时了瑞铁任大同公司协理，因而婉言谢绝了王永庆邀他到台塑的诚意。但是王永庆没有放弃，他深深知道人才难得，于是效刘备之法，先后五次盛情邀请了瑞铁。在真诚的感动下，丁瑞铁终于答应了王永庆，决定赴台塑效力。丁赴任后，就创下了民营企业直向国外取得长期低息贷款的先例，台塑所需要的资金就此解决。目前，在丁瑞铁的鼎立相助下，台塑创下了台湾化纤纺织第一位、民营制造业第三位的成绩。
求才贵心诚意挚。王永庆的成功莫不归因于他求贤若渴的执着，这也反映了一个明星企业家应有的风采0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我们不仅需要成千上万的各类优秀人才，而且更需要一批能治党治国的政治家、思想家和领导人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农村中，还总是“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所以各级领导干部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肩负历史的重任。我们在识别人才时，更要注意发现、选择和培养。使用具有领导素质和才能的人才。同亲，同农村一样，三百六十行，应当行行出状元。尤其是要识别和选拔好各级各类的领导人才。特别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他们是国家的决策者、组织者、指挥者、管理者。他们的素质高低，对国家的兴衰和强弱，关系极大。对这类人才的要求要比一般人才的要求高得多，识别和选拔这样的人才难度也相当大，所以，人们为此常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即便是这样难，也要注意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始终不断地挑下去，挑准挑好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古语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争做“人师”，只有博采百家之长，才能“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得心应手地导出一幕幕生动的人间喜剧，真正堪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列宁曾说过，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一种艺术。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称为“万物之灵”的人，它的任务是开拓人的内在潜力，调动人的积极因素。在我们党领导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思想政治工作曾以它那特有的感召力，为唤起民众，战胜敌人，改造社会，振兴祖国，发挥了巨大作用。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者获得了人们美好的赞誉。
——“滋润心田的春雨”、“惊醒冥顽的响箭”、“催人奋发的号角”、“锻造一代新人的利器”——不凡的评价，说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神奇而又伟大。
——“心灵的大夫”、“思想的挚友”、“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美好的赞语，显示了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使命神圣而又光荣。
被人们誉为“灵魂工程师”的李燕杰，就曾遇到一位寻求“尊重”二字的失足姑娘。一天，李燕杰听见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开门看，吓了一跳：站在面前的是一位时髦女郎。她披散着曲卷的头发，穿着超短裙，脚下还踩着一双鲜红的高跟鞋。姑娘一进门，头一句话就说：“李老师，我不是好人”。说完，便伏在桌上呜呜地哭起来，哭得那么伤心。原来，姑娘十六岁时，就被一帮坏人糟蹋了，后来逼得走投无路，渐渐堕落了。她不愿再堕落下去，她能顶住同伙的威胁与诱惑，可是，人们鄙夷的眼光，无端的贬辱，“一日行窃，终生是贼”的议论，却使她失去重新做人的勇气和信心。“李老师，您相信我这样的人还能变好？”姑娘充满泪水的眼睛，急切地等待着回答相信！你今天来找我，不就是想进步吗？你有没有泯灭的自尊心，我相信你！”姑娘腾地站起来，泪湿的双眼忽地被激情燃烧得晶亮，她紧紧握着李老师的手，接着转身就走了。这位时髦女郎来找李老师干什么？她什么也没要，似乎仅仅就满足自尊之心。自尊心比百万金币还珍贵啊！点燃自尊火花，竟有如此奇功神效！
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讳”，“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文艺不写“情”，就不成其为文艺。同理可说，思想教育不动“情”，也不成其为教育。可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动之以情”被扣上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大帽子，正常的人情温暖被淹没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冰水之中，思想政治工作几乎成为“整人、训人、斗人”的同义语。今天，在饱尝了人情“异化”的酸辣苦咸滋味之后，人们会进一步懂得人情的价值的可贵。
动之以情，情从何来呢？首先是来自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忠诚，对人民群众的尊重、爱护和关心。“我是教育者，为了教育她，就要真诚地爱护她。”这是一位教师在挽救失足青年时说的话。“只要能和我的赤诚之心去化开青年心中的冰块，把风波平息下来，纵有天大的风险我能承担，纵有千辛万苦我能经受。”这是一位基层干部在教育青年时说的话。“爱青年，就是爱四化大业，爱祖国未来。青年是我心上人，他们进步，我欣慰；他们退步，我忧虑，他们犯错误失足，我痛心和内疚。”这是一位优秀团干部说的话。三位教育者不同的言语道出了相同的心声：要情真意切，自己首先就应有一颗赤子心。有了赤子之心，对青年就会爱得深，爱得真，真情实感就会像清澈的泉水自然流露出来。不因为青年有缺点过失，就把他们看“扁”看“死”，而是时刻想到自己肩负的重任，尽全力发掘他们身上的“能源”，调动他们内在的积极因素，为引导他们进步废寝忘食，为教育他们成长呕心沥血。这颗赤子之心，思想教育者永流不断的“情源”。
要点燃别人，自己就应是一团火；要以情感人，自己先要捧出一颗温暖的心。和睦的相处，温暖的友爱，亲切的笑容，这是人们为之共所向往的。而对于那些失足的人们，尤其应该如此。心灵的创伤只能用心灵的温暖来医治，精神的污染只能用精神的甘露来洗涤。枯干的禾苗需要雨水，但急风暴雨会把它摧毁；娇嫩的幼芽需要阳光，但一阵暴晒又可能使它枯焦。一般说来，因过错失足而后进的人，思想感情上与领导、同志之间存在一种“隔膜”和“距离”。此刻，他们特别需要温暖，因为他们经常受到周围人的冷眼相待；他们特别需要甘露，因为他们那颗心，已经久旱枯萎了。对他们真诚相待，用关心去换信任，用温暖去启发觉悟，就能促使感情上的沟通，使他主动敞开心灵的大门，任你用精神的雨露去洗涤和浇灌。话剧《救救她》中的李晓霞失足被拘留教养期满后，当母亲怕她回来气坏了正患高血压的父亲而不敢接她时，她处于绝望之中。她恨自己的过去，愁自己的前途，望天长叹：“人到了这个地步，这一辈子就算完了，连自己的父母都不愿多看一眼，有谁还信得过呢？”于是产生了自杀的念头。此时，是方缓老师把李晓霞接到自己家里，用慈母般的温暖体贴，去融化她心灵中冻结的冰层，在她荒漠般的心灵的士地上，撒下远大理想和高尚情操的种子。爱的力量，终于使李晓霞告别昨天，又重新鼓起了生活的风帆。
“教”，有“言教”与“身教”之分，即“诲之以理”与“导人以行”。而“诲人”之“理”，又有“大道理”与“小道理”之分。“大道理”者，理之总管也，讲清它，就能使理提纲挈领，叫人触类旁通。世界上，各阶级都看到了“大道理”的重要，都极力宣扬本阶级的“大道理”，以规范人们的行动，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我国古代就把“凡人之患”，归于因废“言教”而“罔于大理”，故提出“遇物”必以“诲谕”。传说唐太宗李世民立晋王治为太子以后，就常“诲谕”于他：吃饭时，给他讲“稼穑艰难”；骑马时，给他讲爱惜物力；乘船时，给他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树下休息时，给他讲“由木从绳则正，人君受谏则圣”。这位封建帝王如此煞费苦心教诲太子，目的是维护其世袭统治。这与我们说的大道理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他不舍“精神哺育”、“以理教化”的做法却是很值得借鉴的。
思想政治工作怎么样“疏导”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里不妨借助“治水’略谈几点。
分而导之。治水泄洪，多在主河道两侧，采取各种分洪措施，将洪水分散成小股下泄，这就是“专则急，分则缓”的道理。凡是看过四川都江堰的人，都会为我国劳动人民的这一着名水利工程而惊叹。看那汹涌奔腾的岷江之水，泻到灌县城西北的玉垒山前便一分为二：一路倾人外江，一路注人宝瓶口。由于水分两路，引人千百条灌溉泄洪渠道，不仅使汹涌的泯江井然有序，水患消除，而且使得川西平原沃野千里，丰衣足食，人寿年富，号称“天府”。人的思想问题的形成，往往是各种矛盾的结合体，轻重缓急熔一炉，主观客观汇一体。有的青年长期精神不振，情绪低沉，究其原因，可能既有不求进取的思想因素，又有个性孤僻的心理成份，也可能还包含与同志关系紧张，身处逆境等客观原因。在错综复杂、纵横交织的各种上矛盾面前，不能茫然无绪，眉毛胡子一把抓，青菜萝卜一锅煮。而要善于抓住矛盾的“整条链子”，化急为缓，变重为轻，既牵“牛鼻子”，又会“弹钢琴”，红花绿叶紧相扶，内因外因分而治，最终求得分而导之的目的。
浚而导之。大河奔流，泥沙俱下，年久淤积，酿成水患。疏浚挖掘，清理河道，以致水下泄畅通，谓之“浚而导之”。做人的思想工作，也是一种“清淤”工作。清淤之日，便是疏通之时。思想上的“淤积”，有来自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渗人和侵袭，也有千百年来各种旧风俗、旧习惯的影响和阻力。长期以来，我们卓有成效地消除旧时留下的愚昧和落后的“淤积”，但这不意味着愚昧和落后的“抱子”不复存在，它们像放射性尘埃一样，飘浮在空间，污染着环境，毒害着人们，终于在“放火烧荒”的十年动乱中找到繁衍温床，“潘多拉的盒子”转瞬间又被魔鬼打开，人们清除“淤积”，收拾灾难，更需要长久的工夫。因此，无论是做后进的思想工作，还是清理“环境污染”，都要明了淤积的程度和性质，学会浚而导之，坚持清淤不止。我们常说一个人思想后进，大抵都是长期积累的“慢性病”。“抗菌”和“耐药”
性颇强，常常久治不愈、久感不化，这就更需清其淤积，治其根本，才能使思想渠水畅通，源头清澈如许，赢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