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威海卫出发—六国饭店—北京的风沙—卢汉铁路—黄河大桥—路权问题—张之洞—抵达武汉—沿着长江上溯—灾难性的开始—死了人
这次旅行的第一阶段比较顺利，时间也比较短，这里不需要太多笔墨描述。此次旅行的重头戏是中国西南，所以我也就没在华北地区耗费太多时间，而是尽可能直截了当地来到了宜昌，这个长江上的重要港口。由于连接北京和汉口间的铁路此时已经完工，所以我这次旅行就不需要像以前的旅行者那样乘坐马匹和车辆在尘土遮天的大平原上索然无味地跋涉数百英里，仅仅用了4天就顺利抵达了宜昌。
1906年1月6日，我乘坐“顺天（shuntien）”号轮船从威海卫出发，两天后来到秦皇岛，然后从陆路向北京进发。1月9日傍晚，我平安抵达大清帝国的首都，途中只在天津休息了一个晚上。经历过比较长时间的火车旅行后，六国饭店【1】提供的舒适房间让我的身心得到了彻底放松。接下来的4天时间里，我的日程安排主要是拜访英国公使馆和其他一些地方，北京漫天的沙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北京的风沙非常厉害，恐怕只有蒙古的戈壁沙漠或者新疆和田的情形才能与之相比。任何人如果有胆量在大风天气去北京的街头走走，肯定就会弄得嗓子疼得说不出话，眼睛也会发红、充血。为了防范风沙，当地居民必须采用双层窗户纸的窗户，门上还得悬挂门帘。多数公使馆周围有高墙环绕，情况稍微好些。
眼下，来北京游历是旅行者群体中的新时尚，我向大家介绍起这座城市来并不比那些导游手册的编辑困难多少。现而今，就连那些从没出过国的英国人对这座城市也能说出个一二三来。自从7年前的战争【2】结束后，北京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建设了新的火车站和其他若干新式建筑。话虽如此，这座城市的街巷、庙宇、店铺和皇家宫殿跟1900年以前相比，似乎又没有太大变化。整个城市的氛围是一种壮丽、混乱、辉煌、凄婉相混合的感觉。这座城市的居民相比从前似乎也没有太大变化，只不过随着对西方世界了解的日益加深，他们针对“洋鬼子”的态度变得更加淡定、从容了起来。越来越明确的证据显示，自从上次战争结束后，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发生某种觉醒，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致力于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向西方学习成了他们的共识。这种趋势在北京表现得尤其明显。对很多中国人而言，“中国”已经不再仅仅是个地理学名词，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爱国主义的精神内涵，这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具有现代色彩的爱国主义。10年前，诺曼爵士【3】曾在《远东（the far east）》一书中说过，他在自己的书里使用“中国”这个名字仅仅是为了行文方便，事实上，中国还算不上是个西方意义上的国家【4】。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前现代的中国在很多年前的那场战争【5】中，是无法跟已经进入现代门槛的日本抗衡的。令人欣慰的是，这个古老的国家眼下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北京这座城市目前的地位非常奇特，已经成了各种力量角逐的舞台。就在这座城市当中，羸弱的皇帝【6】仍旧坐在他的宝座上，在百姓面前扮演着父亲和上帝的角色。皇帝身后，某位女士【7】时刻注视着皇帝的一举一动，她嘴里说出的每个字、每句话才是真正的“金口玉言”。皇帝的宫殿以外，朝廷各个部门的最高长官、满洲皇室贵族、不同政治党派的领袖各显其能。这些人当中不乏善于跟西方人打交道的外交高手。身处全国各地的总督和巡抚们也不闲着，他们每天都在向北京呈递大量的奏折。这些奏折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两派，要么是支持维新的，要么就是反对维新的。很多具有西方留学背景的年轻学子则奔走、游说于各派力量之间，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够获得认可。西方列强当然也是这座城市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列强们表面上铁板一块，私底下却各有各的算计，躲在公使馆里互相钩心斗角。
1月16日，我乘坐火车沿着卢汉铁路【8】告别北京。1月18日傍晚，我来到了汉口。这段旅行的距离大概是1223公里，也就是759英里的样子，我乘坐的火车先后经过了直隶、河南和湖北3个省份。火车所过之处，一派富裕、祥和的乡村生活景象，树林、村庄、农田随处可见。这样的景色反倒容易使旅行者赶到厌倦。火车每天傍晚停车休息，每天清晨重新开动。第一次停靠站台是在顺德府【9】。旅行的第二天，火车进入河南境内，通过新修建的大桥跨过了黄河。为了修建这座大桥，工程师们曾发生过不小的争论。这座大桥总共大概有2英里长，桥墩、桥梁采用螺栓固定，对于负责建设的法国和比利时工程师来说，是项难度非常大、成本非常高的工程。工程的主要难点就在于黄河涨落不断的水位，还有地形随时变化的沙质泥浆河床。我们这些旅行者大多对工程技术问题一窍不通，真正让我们感到震撼的是大桥的长度和它的坚固程度。据说，为了保持桥身的稳定性，打入河床的桥墩长度远远要比它们露在水面上的部分长得多，而且桥面也修得非常窄。这座大桥能否承受住黄河夏季泛滥的洪水，它的桥墩打入河床的深度是否已经足够保持坚固，那恐怕就要等待时间检验了。事实上，大桥是在我来到这里前才刚刚完工通车的，这之后又因为各种原因封闭抢修过好几次。由于桥面过窄，大桥每次只能允许一列火车单向通过。为了减轻桥身压力，列车上桥前还要改挂特制的轻量火车头。
第二天入夜后，火车在郑州停靠，这个地方距离黄河大堤大概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我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一家名为“伯里克利酒店（hotel pericles）”的欧式旅店，是由已经退休的意大利籍铁路员工经营的。地道的意大利通心粉、基安蒂酒【10】，还有旅店主人马科特尔斯（mouchtour-is）先生以及他的两位同胞的友好招待，让我的枯燥旅行得到了适当的调剂。第三天临近尾声的时候，火车抵达了驻马店。这个地方是个铁路枢纽，不过当地的人似乎不是很多。接下来的一天，火车穿过了划分河南、湖北两省的山脉，同时又让我们领略了无与伦比的风光。几个小时以后，火车到了汉口，停在了长江江边，这个地方距离上海大概600英里。与汉口隔江相望的就是湖北省省会武昌，也是总督大人的驻节地。距离汉口不远的地方，还有个名为“汉阳”的城市，汉江是它们的分界线。武昌、汉口、汉阳，3个城市的人口加起来足有200万左右。这个区域差不多位于中国的正中间，理所当然地成了特别重要的商贸中心。西方人无疑意识到了这个区域的重要价值，当地的西式建筑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地价上涨很快。由于河道的限制，沿着长江上溯的海轮到了这个地方就必须停下，货物改由吨位更小的船只运送到上游390英里处的宜昌。汉口的地名可谓名副其实，它正好就位于汉江的出口位置，汉江是长江的重要支流。这条大河本身也有超过1200英里的河段可供小型运货船只通行。连接北京的铁路修通后，汉口又成了中国重要的铁路枢纽城市。据说这条铁路不久后还要向南面的广州延伸。不夸张地说，汉口可能会是未来全世界最具商业和工业潜力的城市。
毫无疑问，将铁路从汉口延伸到广州乃至九龙必将耗费大量的资金，不过铁路一旦修成，中国从中获得的益处将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铁路修通后，中国内地的商人和农民将可以把他们的货物、产品贩运到做梦也不敢想象的远方，很多地方的饥荒问题也将由此得到缓解。遗憾的是，这个古老国家的人民对于各种新生事物始终保持着疑惧的态度。想当年西方人修建上海至吴淞的铁路时，大清朝廷就曾出于某种特别可笑的原因，耗费巨资把这条铁路买了下来，然后将它彻底拆除、废弃。所幸，随着时代的发展，清廷对于修建铁路的态度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最近完全由中国兴建的北京至张家口的铁路就是很好的证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条铁路不但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出资修建，而且负责设计、施工的工程师和工人也全部都是中国人。
近期，清廷虽然针对修建连接广州至九龙、缅甸边境地区至腾越【11】的铁路项目设置了重重障碍，不过这么做的主要目的其实是为了抗衡外国资本向中国的渗透，还有列强借此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并非反对铁路本身。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矿山开采方面。中国人希望修建完全属于自己的铁路，独立自主地开采原本属于自己的矿藏，不再愿意列强对他们指手画脚，眼睁睁看着国家财富外流。很多西方人幸灾乐祸地指出，中国目前还缺少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根本不可能把这些幻想变成现实。从这些人的利益角度来说，他们应该非常乐意这种情况出现。问题在于，中国人维护主权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暂时没有资金和技术，他们可以等待，哪怕因此耽误了追求财富的脚步，他们也可以等待。这样的做法在经济上可能是不明智的，在民族感情上却是理所当然的。
西方和远东地区【12】的很多人因此认为，只有武力才能让中国人屈服，彻底向世界打开大门，这其实是不明智的。任何事情都怕调个个儿来想，假如中国人向英属哥伦比亚、澳大利亚和南非等地拓展自己的影响力，我们这些英国人会作何感想？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不断侵犯别人的国家，同时又在不断指责他们高涨的排外情绪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
驻节武昌的总督张之洞【13】属于大清高级官员群体中明确意识到修建铁路可以造福全国各个阶层的少数派，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国唯一的希望（China's only hope）》【14】中这样写道：
有一事而可以开士、农、工、商、兵五学之门者乎？曰：有，铁路是已。士之利在广见闻，农之利在畅地产，工之利在用机器，商之利在速行程、省运费，兵之利在速征调、具粮械。三代以道路为大政，见于《周礼》《月令》《左传》《国语》诸书。西法富强尤根于此。中国道路之政久已不讲，山行则荦确，泽行则泥淖，城市芜杂，乡僻阻绝，以故人惮于出乡，物艰于致远。士有铁路，则游历易往，师友易来；农有铁路，则土苴粪壤皆无弃物；商有铁路，则急需者应期，重滞者无阻；工有铁路，则机器无不到，矿产无不出，煤炭无不敷；兵有铁路，则养三十万精兵，可以纵横战守于四海。
这位英明果敢的大清总督认为，修建铁路可以带来数不清的好处。除了可以促进商业发展和产品流通，还可以巩固国防。话说回来，中国现在的确非常缺乏大规模修建铁路的资金和技术。所幸，随着清廷与比利时政府签署的协议即将在1907年到期，他们将可以适时收回整个华北地区控制在外国人手里的路权。这样的做法对中国和西方将是双赢的，中国人可以收回属于自己的主权和利益，西方人则可以获得在这个国家合法经商的权利。
抵达汉口后，我在当地停留了两天，为接下来继续深入中国内陆的旅行做准备。从汉口到上海，乘坐长江上的轮船的话，总共只需要4天时间，这个地方是我此行最后可以用相对合理的价格采购某些西方商品的补给站。
从汉口到宜昌也需要乘坐轮船走长江水路，这样的轮船每周开行两到三次，分别由英国、日本和中国的公司经营，船上的住宿条件还都不错。1月18日，我乘坐隶属日本公司的轮船继续沿长江上溯。这次旅行的开头儿异常平静，平静得没什么东西值得浪费笔墨，直到21号我们突然搁浅在了沙洲上。23日，船员们尝试了各种办法，最终通过名为“抛小锚移船（kedging）”的方式将轮船拉回了深水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断了根儿锚链，配套的锚也陷在泥浆里拔不出来了。我们的日本船长随后宣布，由于轮船进水严重，无法继续安全航行，也找不到其他可行的解决方案，目前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原路返回汉口，把船上的货物卸掉一部分。船上的中国乘客联名反对，因为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返回家乡跟家人一起庆贺中国新年，这个时间是1月25日。我听说，有些比较极端的人甚至打算用武力胁迫船长。日本船长提出可以让这些人就近上岸，再去换乘其他船只。大概有20到30名乘客接受了船长的提议，一条小船靠了过来，准备把他们摆渡上岸。悲剧很快发生，可能是因为超载，那条小船没走多远就突然翻了，乘客全部落入水中。我不知道淹死乘客的确切人数，因为这些人离开轮船前并没有详细登记，好在总共应该不超过三个人。获救的乘客重新回到轮船上，那条底朝天的小船则被彻底遗弃了。为了早点儿回家，这些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此时，他们的家人还在翘首企盼这些人回家欢度中国新年。最糟糕的是，由于通讯条件的限制，恐怕得等到棺材送到门口儿，他们才能知道亲人已经去世的噩耗。
这次悲剧事件还只是个开头儿。当天晚上，我们在事发地点下游几英里的地方抛锚休息，准备第二天继续返回汉口。就在这天夜里，我们的船被卷进旋涡，撞进了停在岸边的一大堆小船里。所幸损失并不是特别严重，船长当场用支付现金的方式解决了问题。第二天出发后不久，船上的大副突然询问我是否随身携带了药品。据他说，某位中国乘客突然出现了歇斯底里的症状。我身上没有对症的药品，只能建议大副暂时把这位乘客适当看管起来，到了汉口以后再去看病。然而就在这天中午，那位可怜的病人却突然摆脱了看管人员的约束，跳进了江里。船长下令紧急停船，放救生艇，把那个病人救了上来。幸运的是，这个人当时穿了中国传统的棉衣和皮袍子，浮力比较大，所以跳到江里后就一直漂在水面上，没有沉下去。船员们把病人救上来以后，为了避免再次出现意外，只得用绳子暂时把他捆了起来。据我看，冬季长江冰冷的江水对歇斯底里症的疗效应该比任何药物都明显，因为等我们抵达汉口的时候，他好像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
悲剧到这儿还不算完。轮船抵达汉口后，船上的某位中国船员又伤了腿。至于这条船上随后是否还发生过别的不幸事件，我不知道，因为我当天晚上就带着行李和狗登上了“泰远（taiyuan）”号轮船，次日就重新向宜昌进发了。我听说，那家日本公司由于这次损失总共支付了10000银元的赔偿金，不过日本政府通过保险的形式替他们堵上了这个窟窿。
“泰远”号同样隶属这家日本公司，不过它的运气明显要比上条船好得多。这次旅程，我们在途中只被江上的大雾耽搁了一个小时左右，再没有发生其他意外。1月30日上午，我们的船来到开放历史比较短的通商口岸沙市。这时，原先那条轮船的悲剧新闻已经在当地传得沸沸扬扬，完全走了样儿。码头上的海关官员甚至认真地向我询问，船上是不是至少淹死了20人！那天夜里，轮船抵达宜昌，当地流传的谣言已经将那场灾难的死亡人数提高到了30人！
【注释】
【1】hoteldes wagonlits，1905年由英国人开办，位于东交民巷，1949年后称外交部招待所，现更名为华风宾馆。
【2】指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
【3】sir Henry Norman，当时英国的远东问题专家，写了很多相关题材的书。
【4】作者这里说的是个比较复杂的历史学命题，一般认为，现代民族国家制度是以西方文艺复兴后的启蒙思想为基础的，这种制度跟古代中国的家国制度存在本质的区别，因此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5】指中日甲午战争。
【6】指光绪皇帝。
【7】指慈禧太后。
【8】lu han railway，即京汉铁路，1906年4月1日通车。
【9】Shun tefu，今河北邢台市，明、清两代称顺德府。
【10】chaianti，意大利产的著名葡萄酒。
【11】Teng yueh，今云南腾冲，元明清三代称腾越州。
【12】指日本。
【13】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生于贵州兴义府，祖籍直隶南皮，27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14】即张之洞的《劝学篇》，1900年在美国纽约出版的英译本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此处引文翻译参考本书直接引自大连出版社《张之洞劝学篇评注》p151—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