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纳德急忙跑出房间，奔下楼去。他对女仆说，“我想伍尔夫太太出事了。我想她可能要自杀。她往哪儿去了？你有没有看见她离开屋子？”
女仆惊恐万分，开始哭了起来。伦纳德冲到外面，往河边跑去。他经过教堂和羊群，经过了柳树林。在河岸上他没有看见别人，只有一个穿红上衣的男人在钓鱼。
水流很快将她带走。她好像在飞，一个奇异的人形，胳膊张开，头发飘动，毛皮大衣的后下摆在身后起伏翻腾。她沉甸甸地穿过一道道带微粒的褐色光线漂浮。她没有漂多远。脚（鞋子已经掉了）时而碰到河底，激起一片混浊的污泥，布满了黑黑的烂叶，在她漂远已经看不见以后，这些污泥烂叶仍然几乎一动不动地竖立在水中。一条条黑绿色的水草缠在她的头发里和大衣的毛皮上，她的眼睛有一会儿被厚厚的一簇水草蒙住了，水草最后终于散开，在不断扭绞、松开、再度扭绞中漂走。
她最终被索斯伊思的那座桥的桥桩挡住，停了下来。水流挤压她，不断拨弄她，但她被稳稳地挤在粗矮的四方桥柱的底座部分，背对着河，脸贴着石头。她蜷曲在那里，一只胳膊弯在胸前，另一只漂浮在臀部突起处的上方。离她上方一定距离是明亮的、微波荡漾的水面。波动的水面上映现出白色的、云层密布的天空，乌鸦的黑色剪影在上面交叉飞越。小汽车和大卡车在桥上隆隆驶过。一个和母亲一起过桥的小男孩，最多只有三岁，在栏杆旁停住，蹲下身子，把手里拿着的棍子往栏杆的石板之间捅，好让棍子掉到河里去。他的母亲催促他往前走，可是他就是要在那里待一会儿，望着棍子被水流带走。
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一天的情景：桥上的男孩和他的母亲，水面上漂动的棍子，河底弗吉尼亚的身体，仿佛她在梦想着水面，棍子，男孩和他的母亲，天空和乌鸦。一辆草绿色的卡车在桥上驶过，车上满是穿军装的士兵，他们朝着刚刚扔掉棍子的男孩招手。他也招手回应。他要求母亲抱起他来，好让他更好地看到士兵，他们也能更好地看见他。这一切都进入到了桥内，在桥的木头和石块间回响，进入到了弗吉尼亚的体内。她的被挤压在桥桩上的半边脸吸纳进了所有的一切：卡车和士兵，母亲和孩子。
达洛维夫人
还得去买花。克拉丽莎装出恼怒的样子（虽然她喜爱这种跑腿的差事），留下萨莉打扫卫生间，跑了出去，答应半个小时就回来。
这里是纽约市。现在是二十世纪末。
打开门厅的门，六月的早晨是这样晴朗，明净如洗，克拉丽莎不由得在门槛旁停了下来，就像她会在游泳池旁停下来，注视淡蓝色的池水轻拍瓷砖，清澈明亮的阳光织成的网在池水的蓝色深处波动。仿佛在泳池边上站着，她暂时延缓了那纵身一跳，那迅速包围她的一层冰凉的膜，那浸没在水中时纯粹的震动。纽约，喧嚣的、在无情的衰老中落入无底深渊的纽约，总会出现几个像这样的夏日早晨；它们显示新生命的力量，坚定不移地涌入到每一个地方，以至几乎到了可笑的地步，就像一个承受着无尽的、骇人听闻的粗暴对待的卡通人物，却总是毫发无伤地出现，准备承受更多的灾难。在这个六月里，生长在西第十街两旁满是狗屎和被弃的包装纸的四方形树坑里的树木，已经重又长出了绿嫩的小树叶。隔壁老太太的窗口花坛里总是放满了插在泥土里的、褪了色的红色塑料天竺葵，现在重又长出了一棵离群的蒲公英。
能够在一个六月的早晨活着，富足，享受着几乎有点说不过去的眷顾，只有一件简单的跑腿活要干，这令人多么兴奋，多么震惊啊。她，克拉丽莎·沃恩，一个平常的人（在这个年龄，还干吗要费劲去否认这一点呢？），要去买花，要举办晚会。当克拉丽莎走出门厅时，她的鞋子接触到了红褐色的、点缀着云母的第一级砂石台阶。她五十二岁，仅仅五十二岁，身体好得几乎反常。她的感觉和十八岁时在维尔弗里特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市【2】的那天一模一样，那时她走出玻璃门，进入一个和今天非常相像的日子，清新，几乎是恼人的晴朗，充满了勃勃生机。蜻蜓在香蒲间飞来飞去。空气中弥漫着草香，水晶兰的芬芳使草香更为浓烈。理查德跟在她后面走出来，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上，说道，“嗨，你好，达洛维夫人。”达洛维夫人这个名字是理查德的主意——是一个晚上喝醉了以后在宿舍里抛出来的别出心裁的想法，他向她断言，沃恩这个姓对她不合适。他说，她应该以文学中一个伟大的人物命名，她主张叫伊莎贝尔·阿切尔【3】或安娜·卡列尼娜，理查德坚持说达洛维夫人是独一无二的、明显无疑的选择。一个理由是她自己已经存在的名字，这是个明显得无法忽视的标志，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命运这个更大的问题。她，克拉丽莎，显然不会命中注定去缔结灾难性的婚姻——伊莎贝尔·阿切尔的结局，或者倒在火车的车轮之下——安娜·卡列尼娜的结局。她注定会具有魅力，富足发达。因此现在和以后就都是达洛维夫人了。“很美，不是吗？”那个早晨达洛维夫人对理查德说。他答道，“美是个妓女，我更喜欢钱。”他偏爱风趣的妙语。克拉丽莎作为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一个，唯一的女人，感到自己能够来点多愁善感的情绪。如果是六月末，她和理查德就会是情人了。那时候，理查德离开路易斯的床就有几乎整整的一个月了（路易斯，幻想中的农家小伙，目光懒散的活生生的肉欲的化身），就会到她的床上来了。
“唔，我碰巧喜欢美。”她说道。她把他的手从自己的肩膀上拿开，咬了他的食指尖一口，比她想的狠了一点。她十八岁，刚改了名字。她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克拉丽莎走下台阶，走在买花的路上的时候，她的鞋子发出轻柔的砂纸般的声音。对于理查德的有悖情理的既交好运（“美国文学中一个极度痛苦的、先知先觉的声音”）同时又重病缠身（你根本就没有T淋巴细胞，我们一个也查不出来），她为什么没有感到更多的忧郁？她怎么啦？她爱理查德，她不断想到他，但是也许她对这样的一天的爱要稍许更多一点。她爱一个普通夏日早晨的西第十街。她感到像个淫荡的寡妇，在黑色面纱下是新近漂染了的头发，眼睛放在为丈夫守灵者中合适的男人身上。在路易斯、理查德和克拉丽莎三个人之中，克拉丽莎一向是心肠最硬的，最容易发生浪漫故事。她忍受这方面的取笑已经有三十几年了；很久以前她就决定不再去在意这些，去享受她自己的放浪不羁的感情回应，如理查德所说，这种回应往往会和一个令人特别恼怒的早熟的小孩的回应同样刻薄而可爱。她知道，像理查德这样的诗人，会严厉地度过这个同样的早晨，对它加以剪辑，将偶尔出现的丑陋连同偶尔出现的美一并去除；从那些连栋旧砖房、庄重而结构复杂的石质圣公会教堂、遛自己的杰克·罗素小型犬（在第五大道上突然到处都是这些活跃的、有着弓形腿的小狗）的瘦削的中年男子背后，寻求经济和历史的真理，而与此同时，她，克拉丽莎，只是不加判断地欣赏那些房子、教堂、男人和狗。这很幼稚，她知道。缺少锋芒。如果她公开表示出来（现在，在她这个年纪），她的这种喜好会将她打入容易上当的傻瓜和笨蛋、带着音响吉他的基督徒、或者为了换得糊口而同意表现温顺的妻子这类人的王国之中。可是，这种不加区别的爱在她的感受中完全是严肃认真的，仿佛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一个巨大的、神秘莫测的意向的一部分，世界上的一切都有着自己秘密的名字，这名字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而仅仅是事物本身的景象和给人的感受。她认为这坚定不移的强烈迷恋就是自己的灵魂（一个令人尴尬的、多愁善感的词，可是又有什么别的叫法吗？）；可以想象得到，是身体死亡以后可能继续存在的那个部分。这些克拉丽莎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她不喜欢滔滔不绝或叽叽喳喳。她只是对于明显的美的表现发出惊呼，而且即使那时也设法表现出成年人的某种克制。美是个妓女，她有时这样说。我更喜欢钱。
今晚她要举办自己的晚会。她要使自己公寓的房间里放满食物和鲜花，挤满了风趣的有权势的人。在晚会上她要护卫好理查德，不让他过于劳累，然后护送他到城外去领奖。
她挺了挺身子，站在第八街和第五大道的拐角处等绿灯。就是她，威利·巴斯心里想，有的早晨他经过她的身边，就在这附近。这个老美人，老嬉皮士，头发还是很长，而且不顾一切地是灰白色，穿着牛仔裤和男式棉布衬衫，脚上是双某种民族式样的（印度的？中美洲的？）浅口便鞋，出来进行她晨间的巡游。她仍然有点性感；有某种吉普赛人放荡不羁的、好女巫式的魅力；然而今天早晨她却是一副可悲的样子，穿着大衬衫和奇异的鞋子这么直挺挺地站着，抗拒着重力的吸引力，一只雌性的猛犸象，沥青已经没膝，在挣扎的间隙小憩，笨重而骄傲地站着，一副几乎是无动于衷的样子，装作在打量对岸等待着她的嫩草，而其实她已经开始明确地知道，天黑以后豺狼出现时自己仍然会在这里，独自被困于此。她耐心地等着绿灯。二十五年前她想必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必定有男人在她的怀里幸福地死去。威利·巴斯能够解读一张脸的历史，能够了解那些现在已经年老的人曾经一度年轻过，他对自己的这种能力感到骄傲。变灯了，他继续前行。
克拉丽莎横穿过第八街。她不由自主地喜爱上了和一只白色漆皮女式浅口轻便鞋一起扔在人行道边上的一台坏电视机。她爱小贩高高堆放着花椰菜、桃子和芒果的小车，每种东西都用卡片在一大堆标点符号间标明了价格：“一点四九美元！！”“一美元三个！？！”“每个五十美分！！！！！”在她前面，华盛顿凯旋门下一个穿着一身缝制得体的黑色套裙的老妇人好像是在唱歌，她正好站在乔治·华盛顿作为战士和作为政治家的一对雕像之间，两尊雕像的脸都受到了风雨的剥蚀。正是这座城市的拥挤和喧腾，它的纷繁复杂，它无穷的活力打动了你。你知道曼哈顿的故事，是用几串珠子买下来的一片荒漠，但是你却觉得，不可能不相信它始终就是一座城市；相信如果你往下挖掘，就会挖出另一个更为古老的城市的遗迹，然后再往下挖，会是一座再一座城市的遗迹。在公园的水泥地和草坪下（她现在已经过了街进入公园了，那个老妇人在那儿仰着头唱歌）安放着埋葬在义冢里的人的遗骨，一百年以前只是把地面一铺，就成了华盛顿广场。克拉丽莎走在死者的遗骨之上，有男人悄悄兜售毒品（并不是向她兜售），三个黑人姑娘穿着旱冰鞋嗖地滑过她身边，老妇人不入调地唱着，吚吚吚吚吚。自己的幸运，自己的好鞋子（在巴尼店削价出售，可还是好鞋）使克拉丽莎不安、快乐；毕竟，这里是公园最难对付的肮脏所在，即使有花草的掩盖也无济于事；这里有毒品贩子（如真到那个地步，他们会把你杀了吗？），疯子，惊吓得茫然不知所措的人和饱受挫折的人，那些即使曾经有过好运现在也气数已尽的人。尽管如此，她依然热爱这个世界，因为它的粗犷和不可摧毁，她知道其他的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一定也爱它，虽然没有人说出具体的理由来。否则我们为什么在无论受到怎样的伤害、遭到怎样的不幸的情况下，仍然奋力生活下去？即使我们比理查德还要虚弱，即使我们只剩下皮包骨，全身爆发出瘀斑，大便失禁拉在床上，我们仍旧拼命想活下去。她想，这都和眼前的一切有关。车轮在水泥地上发出咝咝的声音，那喧嚣和震动；喷泉中喷出大片明亮的水花，光着膀子的年轻人在扔飞盘，小贩（秘鲁人，危地马拉人）拼凑而成的银白色手推车里散发出浓烈的带肉香的烟雾；老头老太太们坐在长凳上尽情晒太阳，轻声交谈，摇晃着脑袋；汽车喇叭的呜呜声和弹拨吉他的声音（那边衣衫褴褛的一群，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真的在弹《八英里之高》吗？）；树叶在树上闪着微光；一只斑点狗在追逐鸽子，经过此处的一台收音机里播放着《永远爱你》，而站在凯旋门下的黑衣女人一直在唱着吚吚吚吚吚。
她穿过广场，猛地被喷泉溅了一身水，瞧，沃尔特·哈迪来了，穿着短裤和白色紧身短背心，身体健壮，迈着他那轻松敏捷的步子，朝华盛顿广场公园走来。“嗨，克莱尔，”沃尔特带几分运动员的样子打招呼道，在如何亲吻上两人之间产生了片刻的难堪。沃尔特的嘴唇奔克拉丽莎的嘴唇而去，她本能地把嘴调向一边，把面颊向着他。但她突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便把头掉转回来，可晚了半秒钟，结果沃尔特的嘴唇只碰到了她的嘴角。我太一本正经了，克拉丽莎心里想，像个古板的老奶奶。世间的美使我心醉神迷，却完全出于条件反射，不愿亲吻一个朋友的嘴唇。理查德三十年前就对她说过，在她一副女海盗的外表下，有着成为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妻子的一切必要条件，现在她自己暴露出是个少见多怪的人，太因循守旧，造成了许多的痛苦。怪不得她的女儿会怨恨她。
“遇见你很高兴。”沃尔特说道。克拉丽莎知道——她几乎能够看得见——沃尔特此刻正在按照一系列精细复杂的刻度，在心里计算着她个人的重要性。是的，她是书中的女主人公，是一部由一位近乎传奇的作家创作的、大受期盼的小说中的主角，但是这部作品是个失败，不是吗？三言两语的草草评论，然后就默默地石沉大海了。沃尔特拿定了主意，认为她就像一个被废黜了爵位的贵族，有趣却并不特别重要。她看到他得出了结论，微微一笑。“大礼拜六的，你在纽约干什么？”她问道。
“埃文和我这个周末待在城里，”他说。“用了新的鸡尾酒疗法以后他觉得好多了，说今天晚上想去跳舞。”
“这不是有点过分了吗？”
“我会照看他的，不会让他太累。他只不过想多一点社会交往而已。”
“你认为他的体力能支持他今晚到我们家来吗？我们给理查德举办一个小小的晚会，以庆祝他获得了卡卢瑟斯奖。”
“啊，太棒了。”
“你是知道这件事的，是吧？”
“当然知道。”
“这不是那种每年都颁的奖，没有名额，不像诺贝尔奖和所有别的奖项那样。他们只在发现有谁的成就具有不可否认的重大意义时才颁发此奖。”
“太棒了。”
“确实，”她说道。片刻之后她补充说，“前一个得奖的人是阿什贝里，再往前是梅里尔、里奇和默温。”
沃尔特幼稚的宽脸盘上掠过了一丝阴影。克拉丽莎琢磨，是这些名字让他伤脑筋吗？还是说他可能，可能会感到妒忌呢？他是否认为他自己也可能成为这种荣誉的竞争者？
“对不起，我没有更早地告诉你晚会的事，”她说。“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你会在城里。你和埃文周末从来不待在城里的。”
沃尔特说他当然会去，如果埃文身体能行，他会把埃文带去，不过埃文，当然，说不定会选择留着他的精力去跳舞。听说邀请了沃尔特，理查德一定会大怒，萨莉肯定会站在他的一边。克拉丽莎很明白。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人们对沃尔特·哈迪的鄙视更容易理解了。他都四十六岁了，还选择戴棒球帽、穿耐克运动鞋；靠写些肌肉完美的青年男子之间的爱情和失落的浪漫小说，挣了多得不像话的钱；他能够通宵达旦地伴随着室乐迪斯科【4】跳舞，极乐忘情，永不疲倦，就像一只往回衔棍子的德国牧羊犬。在切尔西区伦敦西南部、泰晤士河北岸的一个居住区，为艺术家和作家的聚居地。和格林尼治村到处都能看到像沃尔特这样的人，他们到了三十岁、四十岁或者年纪更大，仍旧坚持认为自己一向活泼快乐，充满自信，身强力壮，感到自己从来都不曾是行为古怪的孩子，从来没有受到过奚落或遭到过鄙视。理查德认为，永远精力充沛的男同性恋者比诱奸小男孩的男人对事业的危害性更大，确实，沃尔特没有把成年人的冷嘲热讽或玩世不恭的阴影或任何稍有深度的东西，带进他对名望、时尚和最时髦的餐馆的兴趣之中。然而克拉丽莎欣赏的正是他的这种热切天真。我们爱孩子，部分的原因难道不正是他们生活在玩世不恭和冷嘲热讽的王国之外吗？一个男人希望得到更多的青春，更多的乐趣，真是那么可怕吗？再说了，沃尔特并不堕落；一点也算不上堕落。他尽其所能写出最好的书——充满了浪漫和牺牲、面临逆境时具有勇气的书——这些书肯定给了许多人真正的安慰。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受邀参加募捐会的请帖上和抗议信上；他为年轻作家写夸张得令人难堪的推荐性短文。他忠心耿耿地精心照顾埃文。克拉丽莎相信，如今人们衡量人，首先看他们是否仁慈善良，还有看他们有多大的奉献力。有的时候你会厌倦了风趣和才华，厌倦了人们对自己天才的小小卖弄。她很欣赏沃尔特·哈迪的不知羞耻的浅薄，不会放弃对他的欣赏，即便这使得萨莉忍无可忍，并且还真的促使理查德说出了内心的怀疑：说不定她，克拉丽莎，本人就够自负、够愚蠢的。
“好的，”克拉丽莎说。“你知道我们住在哪里，对吧？五点开始。”
“五点。”
“晚会必须得早。颁奖仪式是八点，我们在仪式之前而不是以后举行晚会。理查德不能熬夜。”
“好。五点。到时候见。”沃尔特紧紧握了一下克拉丽莎的手，大摇大摆地迈着二步舞的步子继续前行，显示出了蓬勃的朝气和活力。邀请沃尔特参加理查德的晚会几乎是一个残酷的玩笑，可是沃尔特毕竟和克拉丽莎一样，在一个六月天的早晨活着，如果他发现（而他似乎什么都能够发现）克拉丽莎在举行晚会的当天和他交谈过，却故意没有提这件事，他会感到受到了极大的怠慢。风不停地吹动着树叶，树叶露出了背面更为明亮的灰绿色，克拉丽莎突然怀着出乎意外的迫切渴望，希望理查德在这里，在她的身边，就在此刻——不是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的理查德，而是十年前的理查德；那个讲起话来无所畏惧，滔滔不绝的理查德；那个以其尖锐的批评使人不得安宁的理查德。她渴望和那个理查德就沃尔特争吵一场。在理查德重病缠身之前，克拉丽莎总和他争吵。善与恶的问题还确实令理查德不安；二十年来，他从来没有彻底抛弃这个想法，即克拉丽莎决定和萨莉一起生活，反映出来的即使不是某种日常表现中的严重堕落，至少也是她身上的弱点，总的说来，女人都有这毛病（虽然理查德绝不会承认这一点），因为他似乎早已认定，克拉丽莎不仅代表她自己，而且代表了所有女性的才能和弱点。理查德从来都是克拉丽莎的最严厉的、最让她生气的伴侣，她最好的朋友，如果理查德的身体状况正常，没有生病，他们现在就可能在一起，争论有关沃尔特·哈迪和对永恒的青春的追求，争论同性恋男子怎样开始热衷于模仿在中学时折磨他们的男生。过去的理查德，能够就一个黑人青年用粉笔在混凝土上对伯蒂切利【5】的维纳斯的拙劣模仿的各种可能的解释，一口气谈上半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如果那时的理查德注意到了那只被风吹起、在白色的天空下像水母般翻腾起伏的塑料袋，他定会忿忿不平地大谈化学产品，它无限的利润，它需要的人手。他会谈到这只塑料袋（说它曾装过炸土豆片和熟过了头的香蕉；说它是被一个心烦意乱的贫困母亲，在和自己的一群争吵不休的孩子一起离开商店的时候随手扔掉的）怎样被风刮进哈德孙湾，然后一直漂到海洋里，在那里，最终有一只海龟，这个本来可以活一百年的动物，会把它错当成水母吃掉，从而丢掉性命。从这个话题不知怎的又直接扯到萨莉身上，这在理查德绝不是不可能的；以明显的礼节性的口吻问候她的身体好不好，是否快乐。他有在激烈的长篇大论之后问起萨莉的习惯，仿佛萨莉是某种乏味却绝对安全的避风港；仿佛萨莉本人（那清心寡欲的萨莉，那备受折磨、精明不外露的萨莉）就像坐落在僻静的街道上的一所房子，无害却枯燥乏味，或者像一辆优良的牢实可靠的小汽车。理查德既不会承认他对萨莉的厌恶之感，也从未摆脱掉这种感觉，永远不会；他私下坚信，克拉丽莎从本质上已经变成了一个醉心于社交的妻子，他是永远不会放弃这个看法的，全然不考虑以下的事实：克拉丽莎和萨莉从不会为了任何人的缘故而试图掩饰她们之间的爱，萨莉是个聪明热心的女人，一个大众文化教育电视节目的制片人，天哪——她工作还要多努力，还要多有社会责任感，她过低的报酬还要低到什么地步才行？也不考虑那些显然不赚钱的好书，在克拉丽莎的坚持下才得以和维持她生活的庸俗作品一起出版。也不考虑她的政治见解，她为艾滋病人所做的一切。
克拉丽莎横穿过休斯敦街，心想她也许可以给埃文买点什么，以表示对他身体暂时好转的祝贺。不能买花；如果花对死者不那么合适的话，对病人就是灾难性的了。可是买什么呢？索霍区纽约市休斯敦街南面的一个地区，以先锋派艺术、音乐和时装等著称。商店里都是些晚会服装、首饰和庸俗的东西；没有什么适合送给一个傲气十足、聪明机灵但即使吃一大堆药也不一定能够活到正常寿数的年轻人的。人需要什么？克拉丽莎经过一家商店，想给朱莉娅买一件连衣裙，她穿上那件带安娜·玛尼亚尼【6】式吊带的小巧的黑连衣裙会漂亮极了的。但是朱莉娅不穿连衣裙，她执意穿着男式汗衫和空心煤渣砖那么大的系带皮鞋噔噔地到处跑，来度过短暂的、随便穿什么都可以的青春时代。（为什么她的女儿什么事都不怎么对她讲？克拉丽莎在女儿十八岁生日时送给她的那枚戒指呢？）这儿就是斯普林街上的那家不错的小书店了。也许埃文会喜欢书的。在橱窗里展示着克拉丽莎的一本书（只有一本！），那本有关英国的书（真不像话，她不得不为了能够印一万册而奋斗，更糟的是，现在看来，能卖出去五千册就算幸运了），旁边摆着那本南美洲的家世小说，一个较大的出版社没有接受她的书而出版了这一本，显然这书不会赚钱，出于某些难以理解的原因，这书颇受尊重但不被喜爱。还有新出版的罗伯特·梅普尔索普【7】传记，露易丝·格鲁克【8】的诗集，但是似乎都不合适。它们全都一样，太泛又太具体。你想给他一本内容和他自己的生活相关的书，能指出他的位置，呵护他，使他为面临的改变做好准备。你总不能带一本写名人内幕的书出现在他面前，是不是？你不能带给他一个充满怨忿的英国小说家的故事，或者描写智利的七个姐妹的命运的书，不管写得多么漂亮。而埃文读诗歌的可能性，和他会开始从事在瓷盘上画画的可能性同样微乎其微。
看来，在物质世界里是没有慰藉的了，克拉丽莎担心，艺术，即便是最伟大的艺术（即便是理查德的三卷诗集和他唯一的、让人读不下去的小说）都执拗地属于这个物质世界。站在书店的橱窗前，脑子里出现了一个久远的记忆：树枝轻叩着窗子，同时，从别的什么地方（楼下吗？）留声机开始传出隐约的音乐声，是爵士乐队奏出的低沉的呜咽声。这并不是她最初的记忆（最初的记忆似乎和一只蜗牛爬过人行道镶边石的边沿有关），甚至也不是她记得的第二件事（她母亲的草凉鞋，也许这两件事记颠倒了），但是，比起任何别的记忆来，这段记忆给她的感受更为紧迫，更为深刻，使她得到一种几乎不可思议的神奇慰藉。也许克拉丽莎会是在威斯康星州的一所房子里，是她的父母在夏天租住的许多房子中的一所（很少两次租住同一所房子——每一所房子证明都有缺点，使她母亲无法写进她在不间断地编织的故事《沃恩家带泪迹的威斯康星谷地游》之中）。克拉丽莎当时大概是三四岁，在一所她永远不会再回去的房子里，留下来的唯一记忆就是小号声音响起时，一根树枝在轻叩着窗子，异常清晰，比有些发生在昨天的事情还要清楚；仿佛是树被风吹动后奏出了那音乐。仿佛在那个时刻她开始了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开始懂得比人的幸福更为重大的自然法则中所包含的可能性，尽管它包括了人的幸福和所有其他的情感。那树枝和音乐比书店橱窗中所有的书对她来说都更为重要。为了埃文，为了自己，她想要一本具有和那独一无二的记忆意义相同的书。她望着书和叠映在橱窗玻璃上的自己的影像（她看上去仍旧不错，现在不是漂亮，而是端庄了——什么时候她的脸会开始变得憔悴，出现皱纹和干瘪的嘴唇，成为老太婆的脸？），站立片刻以后，继续向前走去，很惋惜不能给女儿买那件小巧的黑连衣裙，因为朱莉娅对一个古怪的理论家着了迷，非要穿T恤衫和军靴。你尊重玛丽·克鲁尔，她确实使你别无选择，像她那样生活在贫困的边缘，为各种事业坐牢，在纽约大学作充满激情的演讲，揭示通常称之为性别问题中的可悲的欺骗。你想要喜欢她，你竭力想这样做，但是最终她理智和道德上的激烈态度，她没完没了的显示她的锋芒毕露、蛮不讲理的正义感，使得她过于霸道。你知道她在嘲笑你，私下嘲笑你，因为你的舒适生活和你在女同性恋身份问题上的古怪（她一定会认为是古怪的）想法而嘲笑你。仅仅因为你不再年轻，你的穿着没有异乎寻常之处，就受到敌人般的对待，你对此逐渐感到厌烦了。你想冲着玛丽·克鲁尔尖声喊叫，说这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不同；你想要她钻进你的脑袋里面待上几天，感受一下你的担忧和痛苦、你那无名的恐惧。你相信——你确知——你和玛丽·克鲁尔都患有同样致命的疾病，灵魂感到同样的不安，当初如果命运之轮再转动一次，你们很可能会是朋友，但是，实际上她来要走了你的女儿，而你却只能坐在自己舒适的公寓里痛恨她，其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个共和党的父亲。克拉丽莎的父亲性格温和得几乎到了一眼就能看透的地步，他喜欢看见女人穿小巧的黑连衣裙。她的父亲感到精力越来越不足；不再去说服别人，就像他经常放弃争论一样，仅仅是因为表示赞同要省事得多。在前面麦克杜高尔街上，有个公司在拍电影，常见的拖车式活动房屋，装设备的卡车和一组组的白炽灯杂乱地摆放在四周。这里就是那日常生活中的世界，正在拍一部电影，一个波多黎各的男孩在摇动一根银白色的曲柄，把餐馆的遮篷撑开。世界就在这里，你就生活在其中，并充满感激之情。你努力使自己充满感激之情。
她推开花店的门走了进去，这门总是有点发涩。这个高个子宽肩膀的女人立刻就被鲜花包围了——一束束玫瑰和风信子，浅苗床上布满青苔的多花水仙，在花梗上颤动着的兰花。已经在花店里工作了多年的芭芭拉和她打了个招呼。片刻的停顿后，她伸出脸颊让她亲吻。
“你好。”克拉丽莎说。她的嘴唇触到了芭芭拉的脸，这一刻突然变得出乎预料的美好。她站在光线幽暗、凉爽怡人的小花店里，小店像座庙宇，它那满屋的鲜花、那从天花板上悬挂下来的一束束干花和后墙搁架上拖垂着的丝带都使它显得庄重肃穆。出现了那轻叩窗玻璃的树枝，还出现了另一根树枝，不过她已经大一点了，五六岁的样子，在她自己的卧室里，这根树枝上长满了红色的叶子，她还记得，即使在当时，她也是满怀崇敬地回想起早先的那根树枝，那根似乎激起了楼下的音乐声的树枝；她记得她爱这根秋天的树枝，是因为它使她想起了早先的那一根树枝，轻叩着一所她永远也不会回去的房子的窗子，若不是这根树枝，她就不可能记得这所房子的任何具体情况了。现在她在这里，在花店里，白色和杏黄色的罂粟花浮现在长长的毛绒绒的茎干上。她的母亲，那个总是在手提包里放一听雪白的法国薄荷糖的母亲，曾噘起嘴唇，用一种轻浮的赞赏口气说克拉丽莎疯了，是个疯丫头。
“你好吗？”芭芭拉问候道。
“好，很好，”她答道。“我们今晚要举行个小小的晚会，庆祝一个朋友获得了重要的文学大奖。”
“普利策奖吗？”
“不是，这个叫卡卢瑟斯奖。”
芭芭拉一脸茫然，克拉丽莎理解成她在微笑。芭芭拉大约四十岁的样子，是个苍白、丰满的女人，为了唱歌剧来到纽约。她脸上有什么地方——是方下巴还是严厉而没有表情的眼睛——使你想到一百年前的人看上去基本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货不多，”她说道。“这个星期大约有五十场婚礼。”
“我要得不多，”克拉丽莎说，“随便什么花，几束就够了。”虽然她们只是顾客和店员的关系，但是没能和芭芭拉成为更好的朋友，克拉丽莎还是有种莫名其妙的内疚感。克拉丽莎的花都是在芭芭拉的店里买的，一年前当她听说芭芭拉可能得了乳腺癌的时候，曾给她寄去过一张问候卡。芭芭拉的事业没有按她计划的那样发展，她靠以小时计算的工资勉强维持生活（可能住在出租屋，澡盆就在厨房里），那次逃过了癌症的一劫。有一小会儿的时间，玛丽·克鲁尔似乎守候在百合和玫瑰花旁，准备好对克拉丽莎会在买花上花掉的钱感到震惊。
“我们有些非常漂亮的绣球花。”芭芭拉说。
“咱们去看看。”克拉丽莎走到冷藏柜前去挑花，芭芭拉把克拉丽莎挑中的花从放置花的容器中拿出来，把滴着水的花抱在怀里。如果在十九世纪，她会是一个农村妇女，温柔、平凡、怀着不满足感站在花园里。克拉丽莎选了牡丹花、百合和奶白色的玫瑰，她不想要绣球花（感到内疚，内疚，好像年纪再大也摆脱不了内疚感），她正在考虑要不要挑点蝴蝶花的时候（蝴蝶花是不是有那么点……过时了？），突然从外面街上传来了震耳的碎裂声。
“那是什么声音？”芭芭拉问。她和克拉丽莎走到窗前。
“我想是拍电影的人弄出来的声音。”
“可能。他们已经在那里拍了整整一个早晨了。”
“你知道拍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她说道，带着几分年龄大的人料事如神的样子，从窗口转过身去，仍然抱着那一大捧花，就像一百年前的她的幽灵会从驶过她身边的、吱嘎作响的马车前转过身去一样，马车上坐满了从远处城市来的、穿着入时的去郊游野餐的人。克拉丽莎仍旧站在那里，看着外面杂乱摆放着的卡车和拖车式活动房屋。突然，其中一所拖车式活动房屋的门开了，出现了一个有名的脑袋。这是一个女人的脑袋，离得很远，看见的是侧影，就像硬币上的头像，虽然克拉丽莎不能立刻认出她来（梅丽尔·斯特里普？瓦妮莎·雷德格雷夫？），但是她知道那女人肯定是个电影明星，因为那笼罩着她的帝王般沉着自信的光环，以及道具管理员告诉她响声的来源（克拉丽莎听不见）时所表现出的热切神情。那个女人的脑袋很快缩了回去，拖车式活动房屋的门重又关上，但是她明白无误地留下了一种警觉而不满的气氛，仿佛一个天使用一只穿着凉鞋的脚短暂地停在了地球的表面，询问是否有什么情况，当被告知一切都好的时候，便提醒地球上的孩子们，上帝仅仅放心让他们管理自己的事务，再敢不小心对待是不会被放过的，说完就带着怀疑，严肃地重新回到太空中自己的位置上去了。
注释：
【2】曼彻斯特市：一镇名。
【3】伊莎贝尔·阿切尔：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女主人公。
【4】室乐迪斯科：音乐的一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流行，多为电子音乐。
【5】伯蒂切利：（1445-151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代表作有《春》、《维纳斯的诞生》等。
【6】玛尼亚尼：（1908-1973），意大利女演员，以逼真地表演富有乡土气息的下层妇女著称。
【7】梅普尔索普：（1946-1989），美国摄影家。
【8】露易丝·格鲁克：（1943-），美国女诗人，诗集有《沼泽里的房屋》、《花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