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长篇小说，作为小说，它的开篇部分，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它描述的故事所展开的地域，有一个名字，叫作潮汕。这个名字，古代叫海阳，近代叫潮州，现代才叫潮汕。潮汕似乎是一个域名，可更是一种母语的象征。人只要脱胎而习母语，便注定摆脱不了它的羁绊，那种永远也无法脱离的乡音。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无法彻底消弭这种母语音色与音调的残留。所有语言对之的取代，都难逃它的干预。它是如此顽强地固执于它的子民们对乡土的依赖，以至于设置了表述的障碍。
潮汕是一座城。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便相信潮汕是一座城，所有说潮汕母语的地方，不管它是城市、乡镇，抑或田园，它们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总是自觉地互相靠拢，互相取暖，互相簇拥着而成为一座无边无垠的城。城中流过若干条大河，无数的河涌，还有永远也走不到尽头的海边滩涂，金色洁白的沙滩，或是腾跃着跳跳鱼的海涂。无数的下山虎、四点金、大夫第、资政第、马家祠堂、郭氏宗祠、周氏家庙、郑家码头、仁记巷和大鼎元——古街古巷；还有田野、菜园，从山上流下来的清溪，有女孩在溪中洗衣——古老的城，包容了无所不有的物事的城。驶过马车、人力车、小火轮和驮着气包的轿车……这些看得见的东西，让我确认叫潮汕的地方，它不是单纯的地方，它是一座没有边界没有城墙的城。
在我的幻想中，那城有时醒着，有时睡去，如同落日或旭阳。总是让许多人推着走，向前或向后，或紧或慢地行走着。我便跟着它，让它带着我行路。
海、河和山地、田野、古屋厝、青石板砌成的路，有时路石会松动。下雨时分，雨水渗进石缝里，踩上去会有水溅出来。
海边有三桅船、红头船，还有舢板，摇橹的人有男有女，总是戴着圆圆的斗笠，穿着棕红色的大襟衣，那是一种用薯莨混合牛血浆洗过的颜色。他们的脸藏在斗笠的阴影里，看不出真正的表情。
晚归的渔船靠岸。一筐一筐的渔货被抬上街路，街路上洒满鱼水，在夜色中闪烁着粼光，像无数密集的萤火虫，流成一条人间银河。
我总觉得潮汕之城是一座天上的城。老人说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在月缺的夜晚，追着如钩的月亮走，此刻，万万不可去摸耳朵，对月娘不敬，月娘见了会割破耳根。真的！有时耳根会像割裂过一样，莫名就伤了，发炎，要好些天方痊愈。我以为天上人间是同一个世界。而潮汕的世界，由一个个有名有姓的角落组成，河东书院、田心宫、青云岩、相国寺、下尾坑、万人豕等等。我听说了“沉东京，浮南澳”的传说，于是去海角寻找通往沉沦的东京之路，果真看到伸到海水里去的青石板路基。大人们说的话我都信以为真。他们都说，潮汕是一座城。
最受欢迎的人是水客和批脚。番批到来的日子，人们便有了喜悦的笑靥，哪怕是阴郁的雨天。
孩子们追着批脚，热心地引着批脚阿叔，从东家到西家，尽管批脚和村路彼此都很熟悉，但并不拒绝孩子们簇拥的热情。他们和孩子们一起快乐。批脚送出了番批，长弓篮里因此也收获了地瓜、米糕、咸鱼或者肉脯，还有一封封的回批。
这是村庄的节日。在批脚或水客到来的日子，独守空房多年的阿婆，脸上有了红晕。人们玩笑嬉戏，说起她们已经很遥远的新婚时光，在繁琐的“六礼”中的种种表现，尤其在“庙见”时，众人喧哗的热闹，连深居简出的马家老太，此时也会偶尔出现在街路上。她的三寸金莲与街石相吻，悄无声息，人如戏台上的老旦，一步一颤，摇动如风。
贫民的房子都面朝大海，富人的屋宇多藏在城市的深巷之中，那些中间是家祠两边为华屋的“驷马拖车”。村庄乡镇里的人都共着一个姓氏，几乎所有的人都同属本家，都在五服之内。家祠并不分贫富，所有的屋宇向孩子们敞开，无论家世。同一姓氏，皆为兄弟姐妹。
朝代在缓慢的岁月中，时有轮转。老人们能够记起的，总不外乎是一些前朝旧事，遥远如始祖的丰功伟绩，如郭氏的“汾阳世家”，从郭子仪直溯到“史祖黄帝、姓开姬周”，其后蕃衍日盛，苗裔蔓延。三千年的跋涉，在他们口中倏忽而过，只是婴儿吞咽一口母乳的工夫：最多自然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记忆真切的，莫过于太平天国、拳匪之乱和海上的倭寇。除了倭寇皆同仇敌忾之外，太平天国和拳匪，他们讲述的故事与书上所写全然不同，闪烁其中的说道，是为孩子的困惑。
这种孩子的困惑，自然也是城市的困惑。在孩子澄澈的世界里，潮汕的城，应该是一块水晶。于是去“婆祠”和“妈宫”，那儿是水客聚集的地方。水客是孩子们另一个伟大的世界，冒险与远行的魔力，使孩子的天地飞离无边的潮汕之城，远古遥渺和魔域的鬼魅都不在话下，唯荣光敬畏的是，常行走于乌水的水客们，不是英雄，胜似英雄。
尽管很饿，但“妈宫”的供品却无人敢动，似乎也从未有动它的欲望。
“婆祠”的阿婆像过于庄严，衣着彩绘过于华丽，使原本慈祥的阿婆，比在世时更绚丽严肃。她木雕泥塑的手掌冰冷，没有一丝儿的体温，她脸上的笑容永远对着一个方向。尽管她的眼睛，环顾了大殿里的每一个角落，似乎还穿墙越壁，落到很远的河里和山中。
这是潮汕城中唯一的“婆祠”，这座犯天条的婆祠，已经存在了好多个世纪，从15世纪至今，将近六百年。里面供奉着的，全都是出身妾侍而无正名的母亲们。因为一个孝子的德行，而成就了女人的功业，成就了无数曾经屈辱过、被损害过的女人们的功业。她们的魂灵，在祠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一块堪称“神主牌”的与男人们一样大小的牌位。
我的一位太祖奶奶的“神主牌”，也矗立在拥挤的牌位群中，虽并不显眼，但我却能一眼找到她。
我生于辛卯年卯月卯日卯时，命中无土，注定四处飘零。过多的木，使这种飘零极度渴望扎根的机缘。而过于长久的漂荡，使心灵容易变得空虚，一种惶恐的心情是无法保持长久的明智的。有时便不得不求助于一种侥幸，渴望在生命之旅，偶遇贵人与知己。我以飘忽的心面对潮汕之城，半夜惊醒时分，一座城池幻变成无数不可忤逆的城。
在我出生前六百年，城市还未开埠，潮汕之城尚在渔村的包围之中。红头船虽已在海上漂流多年，但把无关海上的人，从潮汕送到异国他乡这件事，那时才刚刚开始。在13世纪的潮汕，随红头船漂洋过海，去异邦夷狄另觅生地，那是豪勇者冒险者所为。许多流传于坊间城中的勇敢者的故事，连同他们的发家史，成为潮州歌册的主题。《水蛙记》开篇，主人公秀才詹典，过番三年，撞了好运，受番王赏识。
“臣儿想要回中原，看我家中妻共儿”，“番王听见有理宜，安排财宝乞子儿，二包珍珠共镟石，无价之宝值万铢，玛瑙珊瑚共金银，尽是金条好赤金，银尽佛头七钱二，人参一包重五斤”，“财宝乞你带回家，乞你妻儿去享福，后你回来心免青”。
水客、鸦片掮客、批脚……无数闯海者、冒险家的故事，随着潮州歌册的唱和，在千百年的民间教化中，成为潮汕人求生的向导。
在还没有法定的通信路线，邮政交通也只限于政府或民间商队所为，包括诸如郑和下西洋这样的政府通商行为的时代，封闭而无出路的状况，在潮汕人的风格中得到了最早的突破。邮政交通还没有作为法律也还没有成为民众民生的权利，民间水客与批脚的诞生，就成为一种既合时宜又如春风野火一般传衍疾迅的行当，俗称“走水”。
见到“走水”的，如见海外亲人一般。这种遥远信托形成的依赖，虽无血缘，却胜于血缘的承诺。自15世纪以来，除了海盗的劫掠，水客、批脚尽管自身生活艰难，银钱拮据，虽过手银钱千万，但侵吞批款或丢失侨批的事极少发生，鲜有记载，而为寻错批主人而苦苦找觅的事屡见不绝。批封上常印有“批银先发，有错取回”、“保家银信”、“从静分还”等印封，以证信用。更绝的还有“口信附银”，完全无须批封，口诺便认。
以乡谊、诚信、口诺等精神性保约，化合而行的邮政交通，是侨批最丰富、最人性、最具人格魅力的信托结晶。它成为潮汕这座城邦之成为现代城市的精神保证。它的现代性，皆因其对古老淳朴乡土风习的守成。仁义礼智信、天地君亲师，至少把人性欲望从道德上加以过滤。城市行为的民生规约与底层乡愿的设计，使潮汕城市的道德蓝图，规矩方圆无处不在。
在我出生前的五六百年间，城市有形的变动，包括街巷屋厝的摧毁或建设，萧条冷落或繁荣奢华，无日无之。但五六个世纪所形成的规矩方圆，却始终未变。依然是“厚积流光”，依然以“诗礼传家”，依然是“人文化成”、“正大光明”、“元亨利贞”。
一座城市，竟然包括了广袤的乡村，连同河流和山脉，阡陌与沃土，无数的道路和码头，码头上的堆栈，堆栈中南来北往的货物，以及散落在城市与乡村的华屋老厝，堆金塑银的屋梁与屋脊，即便残破如斯，依然透出华丽富贵的气势。在海隅之地，却恩准而“皇帝厝，潮汕起”。不是天赐的荣耀，而是皇权对之的无可奈何。本是大族避世的桃花源，却又衍生了海外拓殖的传统。
这种传统并非简单地归咎于天灾人祸的勒迫。从中原流民的血液中，不难寻觅到这种扩张与进攻的基因，老死于一隅的秉性并非流民的天赐，冒险和骁勇，开疆拓殖才是流民真实的欲望。既然太祖吾民可以从中原一路南下，在未知的疆土上肆意耕耘，大海汪洋自然也是大路朝天，彼岸的荒凉正是心中的繁华。水客和批脚的横空出世，自然印证了直把他乡作故乡的道理。
在潮汕的乡镇与城市行走，早就没有被城市的奢华分离与割裂的印象。在五六个世纪以前，这种印象就已渐行渐远。即便远在穷乡僻壤，依然与香港、与暹罗近在咫尺。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与印象，它来源于对水客与批脚的想念和想象，那想象来自天空的飞鸟，那思念来自大海的船。这种想象的联结，使地域的距离变得无足轻重。
这种由水客、批脚勾连而成的物质性网络，由对批封的依赖而生的精神性怀念，在没有邮政交通的年代，把无数乡村贯通到城市的血缘系统之中，成为城市经济致密的部分。这是中国包括世界最早实现城市血缘系统的地方。对水客的思念与期待，使多地的迅速连接、合体成为可能，信息的互通是其中的结果，而这正是形成现代城市的元素。
在这个意义上，潮汕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中国最大的城市，拥有了最多的人口：1500万。由批脚和水客连接而成的互联网，这种奇观无可比拟，其作用堪称时间之奇。
在对外贸易极为发达的潮汕，因为侨批，大多数年份出现了入超（即输入额超过了输出额，亦称逆差）。据潮海关统计，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入超754.89万两，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入超757万两，宣统二年（1910年）入超1191.65万两，民国十四年（1925年）入超818万两，民国十九年（1930年）入超2041万两。而民国十年（1921年）批款不下几千万银圆，以后每年批款超1亿银圆，一度超2亿银圆。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汕头银庄达六十多家，下辖海内外分号775家，国内各县投递局二十多处。
潮人仰赖此批款为生者，几占全人口十之四五，新祠夏屋更十之八九。
在水客最盛的19世纪，仅在汕头，专门递送侨批的水客有800人之多，香港有200人左右。
潮汕是一座城的事实，连远在欧洲的恩格斯也注意到了。他在1858年，用了“口岸”这个词来概括“汕头这个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这个口岸背后的地域依托，自然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城市。这样定义似乎有夸大其词之嫌，但是，恩格斯是相对于中国其他几个口岸，即已经五口通商的城市而言的。那五个开放的城市口岸“差不多都没有进行什么贸易”。而汕头的商业意义，有几个必须注意的前提：其时汕头所处的“这个帝国是如此衰弱，如此摇摇欲坠，它甚至没有力量来度过人民革命的危机”，“这个帝国是如此腐化，它已经既不能驾驭自己的人民，也不能够抵抗外国的侵略”。此刻，“俄国人已占有了黑龙江以北的领土和该河南岸满洲的大部分土地”，“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
彼时，中国人正在天朝明令禁止之下，在遍布城乡的无数鸦片烟馆中，吞云吐雾；或从东印度、缅甸等地肩挑背扛，往中国的南方北方贩运鸦片。大批鸦片掮客，跟水客批脚同时驰行。
潮汕的人口输出、茶叶和丝绸以及鸦片的贸易，不同程度地满足了俄国在远东的成功。而汕头也因此具有了一点商业意义。恩格斯对于汕头的这点评价，实在不值得国人于150年来津津乐道。
作为长篇小说，这样的“题叙”显然像一篇关于潮汕乡土与历史文化的哲学随谈。小说关乎人物，生活与生存，特别是一个特定地域的生存研究本身，它必然黏附着太多的精神性思虑。侨批史的线索及其意义，直接关联到人与土地的亲缘关系以及在文明进程中的表现。它是一切进步与成熟的动力、速度乃至历史时间的瓜熟蒂落。
小说中所有的人物、事件以及故事，都将在这种时间的酝酿与培植中，不断地发酵、膨胀最终死亡，他们是潮汕这个非常独特的风土与中国这个国家历史上尤为奇形怪状的联系。从北向南的迁徙，又从南向更南的地方远渡，再不断地反哺这个本该是文明与存在的中转之地、再生之地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以千年之功，沉淀建设了一个伟大的城市，并融合完成了一个伟大的族群，以潮汕母语为讲述方式的无法化外的族群。
我不讳言，这个族群在文明道路上所经历的即使是非文明的一些细节，比如潮汕最富有的名门望族，其先祖在某些时候，也有其血腥的原始积累，充当鸦片掮客包括虚拟中的鸦片种植，尽管很容易为此找到存在的理由，找到推诿的道德规避。但是，我还是在小说中，不无遗憾地写下这血腥的玷污文明的一页。
我常去遥远的地方，那些地方与潮汕全然不同。不仅仅是指风物，而是说人。人在另外的世界中，在别样的文明中，在远离潮汕的隔阂中，让我更深刻地看到自己的内心，内心的惶惑及恐慌产生的对自我的排斥与愤恨，以至于无限的忧伤。因之对潮汕产生了一种切近的依恋，这种依恋随着年轻时的疏忽，中年时的回眸，老年时的至切，而渐渐灌满我的眼睛，成为我眼力所及的全部。
父亲和母亲也走过许多地方，比我走得更远，去国弃家，去干那个时代赋予他们的大事小事。他们最终也回到潮汕。或在潮汕安享天年，或死于非命。生养他们的地方，就叫铜钵盂。
我没有在铜钵盂度过我的童年，也并非出生于铜钵盂这个地方。在潮汕的所有地名中，铜钵盂是一个较为古怪奇崛的地名。它的奇崛与许多物事联系在一起时，就更不可思议，出人意表。
中国的现代电影是从这里起源的，自然是指人。这里诞生了中国电影的奠基人、先驱者，第一代导演郑正秋、蔡楚生；中国第一个心理学院（复旦大学心理学院）创建人，中国现代心理学家郭任远；等等。
铜钵盂郭已经不仅仅关乎姓氏，而是一个伟大的久远的符号。从郭子仪开始，然后蕃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凡是郭姓杰出人士，大多与铜钵盂有关。
我的母亲姓马，老家成田。我出生于成田溪东，一个叫田中央村的地方。宋朝马银青大夫在那里落草之后，始有田中央的马家后人。光德里和硕士第，使马姓人家名震海内外。
把铜钵盂这个邮票大的地方，把潮汕邮寄给世界，世界于是拥有了一个别样但是真实的潮汕。
这部长篇小说，将潮汕第一次文学地敞现它全部的忧伤、焦虑和美丽的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