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忠
《铜钵盂》对于郭小东的文学道路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自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郭小东一直活跃在当代文坛。他的评论和创作都很出色，都是基于他的个人经历，在海南岛当知青的经验而展开。左手写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右手写知青文学的研究文字，互动互补，相得益彰。然而，知青文学的潮涨潮落，行至今日，在没有新的思想高度、缺乏新的精神支点的困境下，要想取得重要的突破，显然是缺少现实的可能性的。值得庆幸的是，郭小东敏捷地进行了华丽转身，退后一步，天高海阔，他返回了自己的生身之地——濒临大海的潮汕平原，在家族记忆与历史风云的交织中，写出了新作《铜钵盂》，使他的文学创作，又拓展出一片丰厚肥沃的土地。
潮汕是商业意识发达的地区，远赴海外务工经商是明清以来的传统。得风气之先，潮汕人的开放变革意识，都是走在时代的前面。康有为、梁启超挽狂澜于将倒的维新变法，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大清帝国的革命，直到国共内战中的中共军队，都得到潮汕人士的积极参与，慷慨资助。同时，作为陆海相连的通商要道，这里的侨批业（即民营的侨汇收取运送兑付）和鸦片走私，也是非常发达的。这里又是传统文化积淀深厚、源远流长之地。唐代的文人韩愈，在此地做刺史，短短几个月，治理水患，兴建教育，使得此地文风大盛，读书进取的理念光被一方。另一位唐代名将——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郭子仪，其后人在数百年后迁居至此，“汾阳世家”的自诩，又为此地人家平添了几分英雄豪气。这里的人民讲信用、重情感，因为感谢韩愈治理潮州的功绩，所以把这里的大江，命名为韩江；把这里的山岭，命名为韩山。而盛极一时的侨批业，成千上万的银圆在南洋和本地流转，也完全是靠着彼此之间的信任，从业者的敬业与诚信精神，才能持久地进行运作，几十年而不衰。
凡此种种，都在郭小东的笔下，得到了浓墨重彩的描绘，富有强悍的艺术冲击力。万木草堂近旁的惠如楼中，郭仁卿在侠肝义胆的谭嗣同救国言论的激发下，将父亲从南洋寄回的“区区十万银圆”一掷而出，而这笔钱本来是要重建郭家世代居住的铜钵盂仁记巷的。郭仁卿此举，并非蓄意而为，而是在谭嗣同慷慨陈词现场的应激反应，但是，一旦做出决断，便不再反悔，实乃英豪本色。《铜钵盂》中的另一场重头戏，同样惊心动魄，又摇曳多姿：同为同盟会员的林达、周季礼、马灿汉三人烟桥相逢，从最初的心存疑惑，到周季礼的革命意志动摇、决心全身而退，现场的氛围紧张得快要绷断弦了，但在台面上却波澜不惊；待到清政府的爪牙胡须六与三人遭遇，并且同桌饮酒，互相试探和遮掩，周季礼虽然已经决定从革命阵营中退出，但是仍然要保护因参加黄岗起义而遭到清政府通缉的林达的安全，这也是极为精彩的笔墨。此外，谭嗣同关于出卖新疆、西藏给沙俄和大英帝国以换取变法维新所需巨额费用的提议，马文荣与马灿汉叔侄间对暴力革命与保皇主义的辩论，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与思想启迪，都会给读者留下深切的印象。
然而，无论是以宏大叙事的方式书写保皇派、改良派与革命者之间的政治、武力与思想的交锋，还是用传奇之笔演义古老的中华民族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风云跌宕，似乎都不是郭小东写作《铜钵盂》的本意。他注重的是潮汕地域的“在地性”。他写上述种种，郭仁卿个人意志的瞬间决定与周季礼革命意愿的日久生变，酒楼上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面对郭仁卿巨额捐助的不同态度，烟桥发生的林达、周季礼、马灿汉、胡须六四人之间的斗智斗勇，只不过因为这些都是作者描写郭、马两大家族的命运与潮汕地域风情所必须写到的。郭仁卿后来到上海创办实业，这就把潮汕人的头脑精明、善于经营与大上海工商业崛起的关联性揭示出来。郭氏的另一位人杰——曾经创造了富可敌国的金融王国的郭信臣，与前来拜访的马灿汉的一席谈话后，就决然捐助五十万银圆、十五座别墅，以支持败退到潮汕地区即将被裹挟到台湾的国军460师的反正，在对待金钱的态度上，再一次体现出“汾阳世家”后人的明大义、利国家的豪侠气魄。马灿汉、马家老太、马伯良和马创英等光德里的马氏传人，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又和“汾阳世家”形成一种对应和交接，也有其光华流丽的品格。单说马灿汉，他从在晚清末年投身大业开始，就坚执不移，在历经民国时代的风风雨雨之后，又在关键时刻弃暗投明，加入中共的地下工作，为潮汕地区的解放做出重要贡献。其后来的坎坷命运，则令人唏嘘不已，悲从中来。
正因为郭小东着力于潮汕人家及其生存环境的刻镂，时代烽烟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潮州歌仔戏，潮汕方言，此地特有的“四点金”、“驷马拖车”和“下山虎”的建筑风格，送侨批的批脚们的行为方式，为郭太夫人兴建旌表牌坊的枝枝节节，江洋大盗燕子尾和雌雄剑的神奇传说，老舵工经历的时代更迭与一代又一代瞽师们口中的唱词，诗书画、烟酒茶、办学校、废缠足、养花草、生子女，都是构成作品的重要环节。许多时候，它们都是以复调的方式，横云断岭，把一个个风云变幻的历史场景切割开来，将凝重与飘逸交织在一起，保持了艺术的均衡和张力，也确立了《铜钵盂》的基本品格。
凝重与飘逸交织，其中的重要一点在于，浑厚的乡土血脉与隽永的文人气息共融。如果说，潮汕地域的生活情景，一再地打断了那些剑拔弩张、危机四伏的紧张场面，那么，作品的书卷气、文人气，也经常会产生举重若轻、以飘逸化凝重的功用。《铜钵盂》中的诸多人物，都是非常有修为的文化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于右任等自不待言。潮汕地区重教育、敢创新的风气，也使得郭仁卿、马灿汉们成为清末最早的留学生。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政坛博弈，都由此染上了文化的印痕。而且，在许多时候，这种名士高标，又化解了作品中的金戈铁马、征战杀伐的血腥气。例如，明代大书法家祝允明书写曹植的《箜篌引》，名诗名帖、珠联璧合之作，就巧妙地植入作品之中，其出没弃归，构成了数十年间一条重要的气脉，且贯通诸多人物：诗丐詹廷敬如神龙出没，其身份和死亡也成无解之谜；此事牵动了周季礼几十年的心思，直欲把天大的家当换此旷世佳作而不得，它却阴差阳错地落入对其毫无兴趣的郭仁卿手里；八旬老翁马创英，老朽如古木，见此帖如癫如狂，手舞足蹈，俨然是返老还童、狂放不羁的性情中人。而在林达、周季礼和马灿汉的“烟桥会”中，当马灿汉咄咄逼人地质问周季礼是否已经背弃当初的革命誓约应遭惩罚而令其难以应答之际，周季礼随口吟诵的，正是曹植《箜篌引》中的诗句：“谦谦君子德，磬折欲何求？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诗句的释义，正好和周季礼此时回心转意而生死从容的心态产生共鸣，也四两拨千斤地回应了马灿汉对他警示的生命威胁。这是先张后弛。太清先生和郭仁卿从相面术谈起，进而引入儒家的树德养心以补面相之缺失的观点，风淡云清，何其洒脱；话音未落，郭仁卿呈上的一封家书，让太清先生脸色大变，抬步便走，连回批都来不及写出，留下深感情况严重的郭仁卿费心猜详。这是先弛后张。一张一弛，不仅是文武之道，也是文学作品中调谐节奏、平衡轻重的要诀吧。
2015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