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东
自《铜钵盂》写作完成并首发，至今已将近一年。这一年中，发生了太多的事，这些事令人感动。一部小说的出版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尽管在写作之前，获得这重点那扶持，自然很重要，其实，这与写作本身并无太大关系。创作过程及出版前后的事端，更具决定性的因素。
我知道侨批这个题材缘深厚重。此前少人问津，无可借鉴。此间全凭一些史料和大量实物，无端悟觉，而又不能不预先有某种设定，创作常处于瓶颈之中。一些难题由时间垒成，要等待时间化解。择其要点，先按时序简略述之。
小说题材先由顾作义先生提议，形构主题。再，周镇松先生鼎力扶助；蔡东士先生既题书名，又全力推举，并荐至影视。又珠影黄、梁先生，好友黄、李、陈、林、郭等先生，四面八方，纷纷来谊。
特别要说的是，已筹备了三个月之久的首发式、研讨会，时间确定在一月十三日召开，无法更改，各方人马，全部就绪。百余作家、评论家，来自全国。小说也经过三审四审，尘埃落定。岂知即将开机印刷之际，忽然又有说法。说作品有几处表述，似有问题，要改，否则不便开印。此刻，离首发仅有几天时间。我有充足理由及理论保证，不愿改，改了，小说就失去葆有的思想和精神。尽管我非常明白，最终妥协的一定是我，可是，我绝对不愿违心。
翌日，我必须要做出决定并改定。已是最后期限，我一筹莫展。至少不能辜负汕头市委宣传部同志们三个月来的辛苦工作。我的作品微不足道，但有幸与潮汕人、潮汕文化，与侨批结缘，绝无辜负之理。小说必须如期印出。结果已明白无误地摆在那里。
就在此刻，广东省委宣传部王处长来电，说《铜钵盂》审读意见出来了。他停顿一下。我有一种坠入判决的心情。他说：“祝福您，郭老师，评价很高。”我问：“没有问题？”他回答：“没有问题。”我们又交谈了一会儿。他说，可以把审读意见发给我。
我先给责编打了电话，转告宣传部意见：没有问题。但空口无凭，要等纸面报告出来。
审读意见史无前例，九千多字。客观、细致、大气，而且充满理论精神。一句话：专家风范。我也写过许多审读意见，通常千字以内。宣传部审读意见，是专家组的审读结果，自然由专家写出。我读出了文气的某些风格，心照不宣。致谢于虚空中的实存，我的同道们。
《铜钵盂》出版三个月后，即修订再版（精装本），现再由花城出版社收入文集出版，与第二部《仁记巷》一起！印发行。这次三版，作了较大的补遗与修订，对其中错漏，又仔细勘正，以求精益求精。
《铜钵盂》是写作计划五卷本“中国往事”之第一部，先以《铜钵盂》《仁记巷》《光德里》三部曲面世，其它两部为《桃花渡》《十里红妝》。
《铜钵盂》于2016年1月在汕头首发，并召开研讨会，蔡东士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并参加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评论家和作家百余人，对拙著深入研讨批评。吴亮、程德培、张志忠、王干、高惠芹、金敬迈、黄树森、蒋述卓、章以武、范若丁、徐肖楠、陈剑晖、宋剑华、曾令存、田瑛等均发表中肯的意见（见《忧伤银信——〈铜钵盂〉评论集》）。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铜钵盂、仁记巷、田中央、光德里这些地名，始终遥远且漂浮，却又如影随形地缠裹在我的灵魂里。它们似乎是某年某月某日某地某时某个真实却又陌生的人的名字。它们像一份没有文字的遗嘱，在黑夜降临，幽灵一般地游走于空濛之间。我一旦捕捉这些影子一般的幽冥，它们即刻便附着于具像的物体，古旧高耸的泥夯寨墙，东西南北四个对开的寨门：人和红事从南门迎进，鬼与白事由西门而出，紫气东来，而北门吐纳风雨……长长的仁记巷，八座驷马拖车、楼台、门楣皆镌刻“资政第”“汾阳世家”。巷中满是名人大家的墨宝画痕：康有为、梁启超、左孝同、张大千、吴昌硕、李瑞清、于右任……前清遗老、民国大师的遗迹满目皆是，高高的碉楼、墙壁上民国政府镌刻的抗日标语，其鲜蓝的颜色依然如昔、闪着幽蓝的光影、凝冻住乱世的时间，最后幻化为一个个人物——郭仁卿、周季礼、林达，包括郭信臣——我的曾祖父……
光德里，它自然是革命圣地田中央村的一个别名，它无法独立存在，却又因一些不可褪去的事件或名字，而成了一个独立的符号。正如田中央硕果仅存的那座站立了两个世纪的碉楼，与壁上弹洞一起，形胜着普林斯顿、黄埔军校以及那些近现代史上人们无比熟悉的名字：周恩来、蒋介石、林彪、顾维钧……这些可以将生命交付主义与理想的人们，最终又归结到某个人物身上——我的外祖父马灿汉。
无数从铜钵盂、从仁记巷、从田中央、从光德里走出去的我们的祖辈先贤们，包括我的父亲母亲、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从明清到民国、乃至国共两党，从铜钵盂、仁记巷、光德里走出了许许多多的英杰，他们全是一些游走于大世界、无国界的仁人志士。他们垂死方生，幽闭于铜钵盂、光德里的深巷老宅之中，灵魂不散，我时时与他们擦肩而过，在匆忙中倏忽对视，彼此相遇掀起的和风，扬起巷中多年沉积的尘土，空气里便有了清末民初的味道。
一切无需虚构，缘于想象与追忆。
《铜钵盂》自然是写实的，人物与事件皆有。可一切又处于想象之中，想象中的时间。它们如纪实一般，鲜活地凸现在历史之中。
那些我从未经历，也不可能经历的岁月与人事，仿佛都如曾经经历过一般，从铜钵盂仁记巷和光德里，自然而然地流入我的文字、我的叙事里。无须经历，却已阅历，令人惊骇，让心灵颤栗。我没有去过别处，也没有进入那个空间，但我实实在在地明白并知道：我在今天出发，却已于前天抵达。
吴亮这样谈《铜钵盂》：“融传奇、话本和地方志于一炉，想象与追溯呈现为同一种回忆运动，郭小东的《铜钵盂》在幽深历史与人物列传，两个方向平行地展开荡气回肠的叙事，那些可以被复原出来，是曾经有过的，所以它是一缕照亮黑暗的光芒，也是对无法追究之债务的清偿。转身向后，无休无止。《铜钵盂》如同一群难以驱逐的幽灵，从这个悲剧式的神奇故事去看，郭小东一个人完成了一种轮回，向前的个人、家族以及地方志的重塑。”
吴亮又说：“此次在侨批博物馆看到这些侨批物件，所谓‘侨’就是‘回来’，在小说中，信件成为重要的承诺和信息。郭小东的小说，试图把个人经验与国事、百年历史联系起来，全书叙事宏大，干脆利落，在书里，可以看到很多真实的人事，与郭小东家族的人物交织在一起，是一部非常抓住人的作品。”
吴亮说出了我的创作密码。我一直把“铜钵盂”看作深潜于潮汕大地，又悬浮于潮汕天空的水、云、雨和阳光。我不将它看作一个具体的地方，不视为一个实有的地名。它只是一个读起来有些亲切，十分古旧，同时和那些遍及潮汕大地的祠堂寺庙有千丝万缕关系的语词。
我努力实现的是，将它作为大潮汕及其族群的一个文化符号。任何汉语的狭隘解释，在它面前，都必须收敛起对地域的偏见理解。它承载着潮汕民间风习中复杂多义乃至多神教的文化羁缧。它所能挑动的不仅仅是有文化边界的地域概念，而且是能够覆盖并消解过滤的历史文化进程。
仁记巷的巷口连着闹市，本来两米见方的巷口，被两边小“士多”的杂货堵成一个窄窄的门道，稍不细心，很容易就错过了。只要穿过这个窄门，长长的仁记巷便是另一个世界，与街市无关的世界。
闷热的街市流风，在这里变作幽幽的阴凉。巷道两边的排水明沟，虽然遗落着老屋剥蚀丢落的彩瓷瓦当，却阻不住有汩汩的清流涌出。
仁记巷的架势，也与所有的街巷不同。屋厝的正门并不面巷。面巷的却是屋前花园的侧门，八个侧门各各相对。八座有前后花园、三进天井并伴有伙巷与后库偏院的驷马拖车，其花园侧门面面相观。小巷里的深宅大屋，虽各自独立，却相互眷顾，四通八达。
仁记巷和巷中的官厅深宅，是我曾祖父郭信臣一生的作品。这作品著于1906年。这一年是个不同凡响的年份。之前的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的1907年，孙中山在国内策动了七次武装起义，包括广州起义和黄冈起义，全以失败告终。
这些起义包括之前的“戊戌变法”，都与仁记巷有牵连。每座门楼的内外敕石、门匾、题字以及壁画，都留下重重的痕迹。
康有为、梁启超、左宗棠、盛宣怀、张謇、于右任、张大千、李瑞清、吴昌硕等民国枭雄，他们的笔墨画魂，随处可见，镂刻着那个年代的鲜明印记。这些印记，很容易撩拨起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
行在巷中，三千年的春风秋雨，刀枪剑戟，无时无刻，无法消抹。“大夫堂”“资政第”“元亨利贞”刻字题款，无处不在。它以一种无可无不可的姿态，毫不声张地蛰伏潜藏在那里，似有话说，却又似乎在等待与聆听。巷口原安有栅门，木栅早已流失，空留石槛上的臼洞。
这是一条行人罕至，空屋幽深，静默萧然的闹市深巷。每座老屋，大约都有一两位不肯离去的老人，守着日渐破败的老屋。连偶尔出没的猫狗，也老得出奇。
仁记巷真的很老了，虽然雕梁画栋依旧。可是，它不得不老去。殁了主人的老屋，不但冷清、落寞，如深山幽谷一般，了无人声足音，连夕阳也懒得留驻那火红的余晖。
仁记巷的黄昏，要比咫尺之外的闹市迟到一些。直到霓虹灯亮瞎了夕阳，仁记巷益发敞现深不可测的黑暗。
我无数次地回到铜钵盂，回到仁记巷……
今日的铜钵盂，已经十分繁华，你甚至无法想象半个多世纪之前它的样貌。那不是几个抽象的语词可以概括殆尽的。
古桥流溪，田洋里漂着几座老屋，还有几条窄窄的石板路，曾走过轿子和马车。今日的这种街市和嘈杂，是那时的人们无法想象的。
尽管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铜钵盂已被称为“小上海”。不过是有几部电话，几个连通海内外，直至欧美的侨批局，有小范围的自来水分布，带着上海模式的潮汕酒楼，兼做几款西餐。酒楼门口多了两个看门的，似现在的咨客，却不是女的，而是彪悍却十分谦恭的印度阿三。
这些排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依然古旧的潮汕惟一而铜钵盂独有的，颇让人刮目，如在异邦。
我时常去铜钵盂，去看那座原来在村口，现在在城中的碉楼。
碉楼很矮，三四层楼高。它曾经是铜钵盂的象征，是那时最高的建筑物，现在它却显得很矮，藏在视线之外。碉楼不太像一般防守的碉楼，却有一点教堂的味道。沉重同时尖厉，却一点也不狰狞。说的是它与别处的碉楼不同。
别处是平顶的，它却在平顶上加盖了类似中国的凉亭，而凉亭的尖顶又使碉楼看起来像教堂。特别是墙壁上残存的民国国旗图案和抗战的标语：一寸山河一寸血……
铜钵盂这座碉楼在独一无二中更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意味。我将永远也悟不出这种别味。
在《铜钵盂》完稿之时，我又去了铜钵盂。在铜钵盂“汾阳世家”老屋，在曾祖父使用过的明式家具面条柜里，偶然发现一暗格，内中藏一木匣，精美绝伦。匣中嵌一海南花梨木珠、紫檀条框小算盘，一红木织梭，一沾有朱砂的小楷毛笔头，一亚洲犀牛角印章，刻有“宝源图书”字样。匣面上端漆有：××××××结婚留念，落款为：×××仝贺，名字系人为剔去，已经无法辨认。惜矣！正中是大篆“文房四宝”。美轮美奂！
为何剜去人名？留木匣且内藏玄妙曼物，担心什么？又心存侥幸地想传留什么？爱悔交加之时，己在己丑，便为庚寅。
我无须明知。
我的曾祖父郭信臣，于土改时自杀，时年九十（小说中减去十岁）。彼时净身出户，身无长物。面条柜连同驷马拖车若干座，决意赠与大众。而面条柜几经流亡，在民间游离65年，却无人发现暗格。木匣在黑暗漂摇中，担惊受怕了65年，竟安然幸存。也许它是在等着我的到来。
木匣为做古董生意的族叔海生发现，我当时亦在现场，那时并未打开，不知内中有物，我便让族叔带走。岂知经族叔等研究鉴赏，竟为信臣遗物。多人欲高价买走，族叔以为，此乃曾祖父魂魄未散，在此老屋中流连经年，意欲与重孙相遇相通，物归原主为敬。
此乃曾祖唯一遗物，阅世十分传奇，并于以他为主角的长篇小说《铜钵盂》出版之时现世，令人惊诧！
祝允明手卷曹植诗《箜篌引》附之自识：
“冬日烈风下写此，神在千五百年前，不知知者谁也”。
有暗格铺陈，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至少有三百年历史的破柜中，饱含温馨记忆经年，悄然躲过刀斧、战火，土改、运动，开放、改革，地震、洪灾等等，挣扎了65年，然后等着我极其偶然的到来，无法想象。
此时，始知《铜钵盂》乃与神通。
此长篇《铜钵盂》才刚收官，彼“铜钵盂”正在开启。已死方生之谓也。
风不可形就，而惟可神就者风。又名等风来去兮。不知知者谁也。
2016年冬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