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耳
（自序）
一贯跟别人扯，写小说是不小心，写了，得以发表，再写，再发表，一路纵有波折，硬着头皮挺过来，慢慢地，直到成为职业的写作者。听同行自述生平，也一再重复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写作经历。这样的话，说多了，自己也信。
忽然有一天，一次聚餐，某小学女同学跟我说，毕业纪念册上，她给我留下一行字：祝你成为一名作家！我深深记得有这事，但不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宁愿忘记。我以为她也早已淡忘，这只是若不经意的细节。那是一九八九年，她十三岁，我一样大小。那年月我觉得世界很大，我们很小，毕业走散，应该就是天各一方。她的毕业纪念册，我这么写：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古诗上扒下来的，以为是很好的句子，回头一想，分明没有吃透句意就贴送他人。读初中跟那女同学是邻班，时常见着面，便有些尴尬，就像去火车站送人，先前已郑重告别，没想到站后却误了点，还得一同返回。而她，祝我成为作家，一语成谶似的，预言了很久很久以后的事。
当然，她祝我当作家，也有前因。小学时我们那班，恰好是作文教改实验班，还起个名叫“童话引路”，该写作文时全写童话。记得当时还闹了不小影响，四年级有一个学期几乎没法正常上课，班主任上公开课，接受电视台采访，我们怀着荣幸的心情予以配合，争抢回答问题的机会。小学毕业之前，全班四十五人，有近九成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过童话或作文，有的作文杂志给我们班同学开专辑，一发一溜。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热至烫手，想当作家的人路上随便抓，一抓一把。但当时我写作文并不冒头，记得班上作文写得最好的是两位女生，姓熊，姓黄。班内搞起小作家协会，正副会长好几人，我混上副秘书长。在老师看来，我好歹也算第二梯队人选。我以为她们必将成为作家，而我也希望向她们靠近。后有“神笔马良”之父洪汛涛莅临我班指导工作，摸出一支钢笔，说是神笔。班主任指派，由姓熊女生接收。彼时，在我看来，不啻是一场仪式，宣告她已光荣地成为一名作家。那一刻，我的心里，酸甜苦辣咸，羡慕嫉妒恨。
还在读小学，我就以为所读班级是有专业方向，老师一心要扶植、培养一帮作家。我以为，即使毕业，也有一帮同学内心已揣定当作家的志向，表面上不管如何地不露痕迹，其实这志向已如信仰一般牢固。我们正向着作家这一身份发动集团冲锋，若干年后，再保守地估计，那几位种子选手，总是拦不住。我想象着，若干年后，我们一同以写作吃饭。我以为将来必是这样，从不曾怀疑。想当一名作家，这愿望于我而言来得太早，十岁就有，十多岁已变得坚固。这是很可怕的事，想得多了，纵然只发表三两篇童话作文，我便在一种幻觉中认定自己已是作家。那年月，文青比现在想着靠唱歌一夜成名的愣头青还多，我区别于他们，他们是想当作家，而我知道自己日后就是作家，毫无道理，却毋庸置疑。这种幻觉，使我在任何状况下都不以为然。读书成绩飞流直下，离大学越来越远，没关系，作家不是大学教得出来的；读大专时给校刊投稿未被采用，没关系，校刊的编辑往往肉眼凡胎；毕业后有好几年不名分文，躲家里蹭老，被人嘲笑，没关系，心里默念高尔基《海燕》里的名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因这幻觉，身无分文的那几年，我并不觉得苦。现在有记者找我谈谈人生经历，暗示我不妨走一走励志路线，虽然我也予以配合。访谈和小说一样，何尝不是按着一种预设的方向瞎编乱造，一逞嘴瘾？事实上，我能成为作家，不是靠努力，励不了谁的志，现在作家这身份本就跟“励志”两字毫不搭界，整体上沦为不合时宜的人。我是靠一种幻觉的力量，心中总盼着奇迹发生，得以写作至今。我不知道心底向往奇迹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有就是有，隐隐约约，让人时而兴奋，体内产生一阵阵莫名的悸动。朋友老说我一根筋，我将自己干过的事罗列起来，爬梳一番，仔细分析研判，一根筋的情况显然是有。我被幻觉牵引想当作家，幸好幻觉成真，要不然就是神经病。当年，我以为会一同当上作家的小学同学，各有各的经历，都不再与写作有丝缕瓜葛。我不知道他们为何抛开好好的作家不当，去干那些古怪职业，比如老师、医生和领导。反正，只有我一个一条胡同走到黑，竟还看到亮光。所以，那女同学唯独祝我成为作家，估计也了解了我这人一根筋。
不管怎么说，成为作家，于我个人而言，是生命里小小的奇迹，是将文学视作信仰后的一次“应验”。就像乡贤沈从文所说，我怎么创造生活，生活怎么创造我！与生活发生互动的关系，这应是很少人能体验到的美妙。
然后，按照要求，将收入本书的几个中篇做些自我的阐释。我不知道怎样阐释算是博尔赫斯式，什么是昆德拉式的或者李浩式的，我还是愿意信马由缰地说一说，也许这能算我自己式的。收入本书的四篇小说分别为《独证菩提》《友情客串》《掰月亮砸人》和《人记》。我长中短篇都写，长篇自行成书，短篇结一本书就已用完，手头还有二三十个中篇，此前结集成书的仅三分之一左右。剩下二十来篇未结集的中篇里头，挑出这四篇，若要给它们找一个关键词串联在一起，我宁愿使用“奇迹”二字，尽管这是含义宽泛、非常任性的大词。
《独证菩提》原名《一朵花开的时间》，写鲁智深。他的一生，我以花开作比。鲁智深一个浑人，把他喻为一朵花，当时还自鸣得意，时隔多年想想，总觉有些不妥。这小说，是我自作珍爱、自鸣得意的篇什之一。在一篇创作谈中我说到，作者本人对作品的把握，总有那么点阴差阳错，同是自己创作的小说，发表以后，就各自有了命运，有的命好，有的无声无息。说这话时，我头脑想到的正是《一个人张灯结彩》和《独证菩提》。我一度认为这一篇和《湿生活》是自己迄今最好的两个中篇，但只是个人的想法而已，这篇小说几乎没有任何反馈意见。随着写作经验的积累，我知道写反映当下生活的小说，若可以百分制考量，那么写历史题材或者经典重构的，字面上无论如何漂亮，文本结构上无论如何繁复精巧，也只能打八十分到顶。但我还是私爱这一篇，我对我笔下的作品有一套泾渭分明的判断，好或坏，不太好或不太坏，都在脑海里一一摆明。但这对别人未必有用，就像郑庄公寤生惊了老娘，老娘不喜欢这“寤生”，只爱他弟弟。这样的爱与憎，当然没太多道理好讲。而我对《独证菩提》的喜好，是不是也掺杂了太多个人情绪？首先，《水浒传》是我重读最多的小说，各种版本尽量搜全，包括把高冲汉写成武功第一的“古本水浒传”。我还记得，童年时在老家乡村，大家围炉夜话，故事讲来讲去，《水浒传》始终是话题的终结者，没有哪部小说的魅力可与它抗衡。读得多了，最喜爱的人物始终是鲁智深，却不明白他为何叫花和尚。他实在是，呃，一点都不花的。心有困惑，即是动力，围绕“花和尚”三个字，虚构诸多细节，以期与原小说互为印证。我的私爱在于，我写出了信仰的状态。信仰之物也许从未出现，但却不妨碍信仰之境的终身伴随。到最后，写到鲁智深六合寺坐化，我设想着他“听潮而圆，见信而寂”，随着钱江潮消逝于海天之间。鲁智深坐葫芦漂于水上，眼见诸多曼妙画面，有朋友认为是人死之时的幻觉。我表示认同。人总是天生害怕，回避死亡，忽有一天，奇怪地，忽然正儿八经考虑自己如何面对死亡，应如何修炼那一刻的心境和态度。这恰是人之异于动物的几微之差。终于明白有些事无可逃避，对奇迹的期盼才显如此重要。
《掰月亮砸人》大概要算我迄今为止，将故事写得最复杂的一个中篇，有些文友看得头皮发麻，没能撑到底。这故事看似玄虚，却有原型，一直流传在我老家都罗寨。说是解放前，当叫花子的韩宗玉曾去辰溪煤矿做工，因坍塌事故困于井下，两个月后竟奇迹般生还。我记得当时说起这事，后辈有人就怀疑，宗玉叫花子是不是在矿井下面生吃人肉，得以保命。这样的怀疑一下子打开我想象的空间，有些人信有奇迹，另一些人却怀疑事事必有因果法则。这一信一疑的出入，本就不可调和，是为生活中诸多烦恼的缘起。但我做了夸大处理，成人间剧烈的冲突，写到最后，变成一个少年的成人礼。我自己喜欢这个变形的过程，这个环环相扣的故事，到最后被我敞开，少年怀揣着情窦初开的悸动，步入尔虞我诈、险象环生的成人世界。我知道，即使成年以后，偶尔心情大好，脚底下不经意踩出一溜跑跳步，一旦意识到，马上停住，环顾四周，怕别人看见。我们为何将跑跳步视为失态，将麻木不仁视为得体？我们都是这样的人。
《人记》本想影射一名时常现于屏幕，喜好扮成大师模样的作家，没想发表以后无人看出。可能，现在的小说已经日益缺少暗通款曲的玩法，简单粗暴成为必然途径。既然无人看出，这一篇我自己多说，又有何益？只想说说，《人记》中的“人记”这概念，没有出处，完全杜撰出来，是受汪曾祺《异秉》一篇的影响。我知道，每个人都暗自怀有期待，天降大任于己，体内定然藏有不凡禀赋，会通过一次奇特的、仪式般的行径，突然开启，转眼间，自身就变得光芒万丈。韩瘤子和十一哥这样的土匪，也有这样的自命不凡，杀人越货，也仿佛是天意颐指，不得不为。所以十一哥对韩瘤子死亡的求证，不需任何理据，只为自我开释。有些人愿意被“奇迹”牵引，心生信力；有的人自以为与奇迹同在，其实什么也不肯信。
《友情客串》，富家女子苏小颖有“救风尘”的情结，而她的穷闺蜜葛双并不买账。为了弥合彼此之间的距离，苏小颖有了友情客串、当一把妓女的冲动。在葛双看来，苏小颖的一切行径都是纡尊降贵，居高临下，这也是彼此真正的间距。既然苏小颖有心客串，葛双也乐得将计就计，一切都在她的算计中，毛大德将替换郑来庆，使得苏小颖的“客串”变成一次真正的卖身。于是有了粉哥豺狗子阴差阳错的“救风尘”之举。在我们生存的当下，很多人拿着钱兑换感情；苏小颖对郑来庆明明心存好感，却要将这好感“象征性”地兑换成钱。这个中篇人物众多，唯有苏小颖，是相信奇迹存在的。苏小颖飞蛾扑火般想去拯救他人，最终达成心愿，同时竟还保全了自身。这在葛双、毛大德、马桑、豺狗子构成的边缘社会里，无疑就是一场奇迹，只是，这是一种苦涩的奇迹，在苏小颖的视线之外，有了太多辛酸的铺垫。犹如我们抗争生活这无物之阵，纵有胜利，常是惨胜；纵有奇迹出现，人也不再敢于相信。
当然，这样的自我阐释，有太大的随意，如果以“奇迹”两字统摄串联，我如是说，你给我换一个词，也许我照样洋洋洒洒地说一通。这正是我吃饭的本事，似是而非本就是小说家的惯技。只是，对写下的小说进行一番自我阐释，心情总不免古怪，往往也是遵嘱而为。我宁愿自己总结得不准确，甚至让人不知所云，以印证读者本人的客观公允。小说家就是这样一种矛盾动物，要让人信，同时又要让人在信中生疑，疑窦中又生成更彻底的信。前一个“信”只能算是小说家的本事，最后一个“信”才见着能力高下。
如果我这小序能有导读作用，你翻开书连带小说一并看了，也许说，你这人，从小敢当自己是作家，一俟写出来，也就这么些玩意！我以何对焉？只好说，呃，你毕竟还看了。这年月看小说的还没有写的多，你能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看一看，鄙人已是感激不尽！
马尔克斯说，小说里头，时常抛出一些细节，犹如往地上扔西瓜皮，等着看评论家踩上去。我知道，这是他写作时巨大的快感。鄙人不才，也有相似的经历。在访谈中，我曾说过，写小说以来，年年给沈从文烧纸，求得庇佑。没想这样的细节，更能引人注目，以后每次访谈，对方常常要扯出这事，要我再次发挥。也有的问我到底信不信，我只好说，这是自我认信，越是信它，越能平添一股力量，何乐不为？一烧十几年，现在若不坚持，心里会发毛，怕来年写不出东西。这样的话，我瞎说说，别人随意听听，爱信不信。但我确实暗自地问：你真的不敢不烧，害怕才思枯竭？既然有此一问，某一年我真就没给沈老烧纸。事实是，那一年东西照样写，小说照样发，除了我本人，谁又知道我当年有没有去沈从文墓地烧纸？谁又真正在乎？不去给沈老烧纸，我也很容易找出别的招数代替，比如找一找当年算准我要当作家的女同学，请她再算一算，今年鄙人文运如何。不要指责我不够严肃。在我们生存于斯的，一切难以具名、一切难以指称的奇葩时代，即便要厘清何为严肃，也并不容易。
小说家言，当不得真。我敢不去烧纸，是认定沈从文是小说家里罕有的好人，他不会跟我计较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但那一年，心底确实战战兢兢，随时想着，要是情况稍有不对，一连半月写不出一个字，赶紧去沈老坟头多烧几刀，求得宽恕。走夜路多了会撞上鬼，我们写小说的，虚构为业，杜撰谋生，时不时也该把自己绕进去，大概才算职业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