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实验农场上的一场激战，德军于七月十七日下午二时占领了伏罗希洛夫格勒。在这之前，在克拉斯诺顿和附近各区，凡是能够或是想要疏散的人们都已经离开这里或是撤往东方了。但是在边远的别洛沃德斯克区，却还有一批克拉斯诺顿高尔基学校八、九年级的学生在那里的农场劳动。他们由于不了解形势和缺乏交通工具，没能及时疏散。
人民教育处委派该校的俄罗斯文学课女教师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去把这批学生撤出来。她是顿巴斯人，熟悉当地情况，而且精力旺盛，她自己也一心要把这件事办好，因为她的女儿华丽雅就在这批学生当中。
他们当夜就离开了。卡车的前灯打得很暗，斑驳的光点在车子前面的草原上跳跃。被派做值班的华丽雅和斯巧巴坐在车子最后面。斯巧巴开始打起了盹，华丽雅坐在自己的行李袋上，一直望着前面的草原，望着黑暗处。她突然觉得背后发出一种异样的声音，似乎有一只猫纵身一跃，用爪子勾住了卡车的后挡板。
她连忙转过身去看，不禁吓了一跳。
或许是个孩子，或许是个瘦弱的小伙子，头上戴着便帽，双手牢牢地攀住车沿，上半身已经上来了。他抬起一只脚，准备完全爬进车厢，同时迅速地打量着车上的情况。
他想偷东西吗？他究竟想干什么？华丽雅本能地抬了下手，想把他推下去。随后她改变了主意，为了避免引起惊慌，她决定叫醒斯巧巴。但是这个孩子或是小伙子的动作非常干净利落，他已经钻进了车厢，已经坐到华丽雅身旁，笑眯眯地把脸凑到她跟前，还把食指放在嘴唇上。
“这是什么车？”小伙子压低声音问。
“怎么？这不是给你预备的专车吗？”华丽雅也悄声冷冷地回答。
他笑了笑。
“我的车子在大修，我累坏了，所以……”他摆了摆手，似乎在说：“我无所谓。”
“对不起，卧铺客满了。”华丽雅说。
“我六天六夜没睡觉了，再熬一会儿也没关系。”他亲切而坦率地说，并没有生她的气。
车子颠簸得厉害，华丽雅和这个小伙子有时不得不抓住车沿。华丽雅的手有一次落到他的手上，她立刻把手缩了回来。小伙子抬头仔细看了看她。
“这是谁睡在这儿？”他把脸凑近斯巧巴不停晃动的白脑袋前。
“斯巧巴·萨方诺夫！”突然他不是用耳语，而是大声说道，“这下我知道这是什么车了。是高尔基学校的吧？你们是从别洛沃德斯克区撤出来的吧？”
“你怎么认识斯巧巴·萨方诺夫的？”
“我们是在小山谷的小溪边认识的。你们迟了一步。”
“为什么？”
“我想，不是今天夜里，就是明天早上，德国人就会进驻克拉斯诺顿。”
“德国人来了又如何？”华丽雅问。
不知她是有意试探这个小伙子，还是想表示她不怕德国人——她自己也弄不清楚她为什么要这么说。他抬起直率而大胆的浅色眼睛瞥了她一眼，又垂下眼帘，什么也没说。
华丽雅心中突然对他产生了一股敌意。令人奇怪的是，他好像也感觉到了，表示和解地说：“那就没有地方可逃了！”
“可是为什么要逃呢？”她故意气气他。
但是他坚决不愿意跟她闹别扭，所以又和解地说：
“说得也是。”
其实，他只要痛痛快快地报出自己的姓名，满足一下她的好奇心，他们的关系立刻就会融洽。可是，他或许没意识到这一点，或许不愿意说出自己的名字。
华丽雅自尊地沉默不语，他却打起盹来，但是只要车子一颠簸，或者华丽雅有意无意地动一动，他都会抬起头来。
克拉斯诺顿市郊的建筑物在黑暗中出现了。在第一过道口附近，还不到公园的地方，卡车放慢了速度。小伙子突然来了精神，摸了一下腰里的东西。他穿了件肮脏的军便服，纽扣都掉光了，外面随随便便罩了件短外衣。他对华丽雅说：
“我可以从这里走回去……谢谢你的帮忙。”
他欠起身来，华丽雅觉得他的短外衣的口袋和裤袋都塞得满满的，里面好像装着沉重的东西。
“我不想叫醒斯巧巴，”他说，接着又把一双大胆的、笑眯眯的眼睛凑近华丽雅，“等他醒了，请告诉他，谢辽萨·邱列宁请他去玩。”
全城一片漆黑。无论在居民的窗户上，在矿井的通勤口，还是在铁路道口，都看不见一丝亮光。
谢辽萨·邱列宁像猫儿般悄无声息地沿着铁道线快步走着，到了平时做市场的大片空地前便绕了过去，悄悄地来到自家的小土房前。他随手轻轻地掩上门，四下张望了一下，便溜进了小储藏室。不一会儿，又拿着铲子走了出来。虽然漆黑一片，可是他对自家的院子很熟悉，不多一会儿已经到了菜园里，到了贴着篱笆种的一排槐树旁边。
他在两棵槐树中间挖了一个相当深的坑，从裤兜和上衣口袋里掏出几只小型手榴弹和两把装着子弹的勃朗宁手枪，放到坑底。然后他用土把坑填满，又用手把土摊平，等早上太阳出来把土晒干，就可以不留任何痕迹。他撩起衣服的下摆把铲子揩干净，回到院子里把铲子放回原处，最后才去轻轻地敲门。
“谁？”母亲睡意蒙地、惊慌地问道。
“开门。”他轻声说。
“我的天哪！”母亲激动地低声说，“你跑到哪儿去啦？我们以为你要么撤退了，要么就是被打死了。别人都回来了，可就是看不见你。至少也该托人捎个口信，说你干什么去了。”母亲轻声埋怨道。
几周之前，谢辽萨同克拉斯诺顿市的许多妇女和少年一起被派到通往伏罗希洛夫格勒的交通要道上挖战壕和修筑防御工事。本州其他各区也派去了很多民工。
“我在伏罗希洛夫格勒耽搁了一阵。”他用平常的声音说。
“小点声……别把爷爷吵醒了。”母亲生气地说。她管自己的丈夫，谢辽萨的父亲，叫爷爷。他们一共生了十一个孩子，已经有了几个跟谢辽萨一般大的孙子。“他会揍你的！……”
谢辽萨把母亲的埋怨当做耳边风：他知道父亲再也揍不动他了。父亲是一个老采煤工，近几年来他的身子完全弯了。虽说勉强还能动弹，但是连坐着的时候都要在胳膊底下撑一根特制的、顶端包着软皮的拐杖，因为腰杆已经支撑不住他的身子了。
谢辽萨蹑手蹑脚地走到小姐姐娜佳床边。
“娜佳……娜佳……”他坐在姐姐床边，用手指推推她的肩膀，悄声唤道。
“谢辽萨……你还活着……亲爱的小弟弟……你还活着……”她醒了，幸福地低语道。
“娜佳！我从十三号起就没睡过觉，从十三号早上一直到今天傍晚都在打战。”他激动地说，一边在黑暗中嚼着面包。
“啊，你……”娜佳轻声叫起来，她摸摸他的手，穿着睡衣盘腿坐在床上。
“我们的人全部牺牲了，只有我跑了出来……我离开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全部牺牲，还剩十五个人，可是上校说：‘你走吧，何必在这儿送死。’他已经浑身是伤，脸上、手上、腿上、脊梁上，都包着绷带，全都是血。他说：‘我们反正是要牺牲的，可是你何必呢？’所以我就走了……我想，他们现在已经全部牺牲了。”
“哎呀，你……”娜佳惊惧地低声说。
“走之前，我找到一把工兵用的铲子，把死者身上的武器收集起来，送到上杜望车站后面的小壕沟里，那地方有两个土丘，左面是一座小树林，很容易辨认。我把步枪、手榴弹、手枪和子弹都埋好了才离开。上校吻了我，对我说：‘你记住我的名字，我姓索莫夫，索莫夫·尼古拉·巴夫洛维奇。等德国人走了，或者你见到我们的人，请写封信给高尔基市的军事委员会，让他们通知我的家属和有关人员，就说我已经光荣牺牲了……’我说……”
谢辽萨说不下去了，好一阵子他抑制住呼吸，吃着被泪水打湿而变咸的面包。
“你呀，你……”娜佳抽泣着说。
是的，她的小弟弟这次一定吃尽了千辛万苦。他是个硬骨头，她已经不记得打他七岁起什么时候曾哭过。
“你怎么碰上他们的？”她问。
“是这么回事，”他又兴奋起来，把脚也挪到姐姐的床上，“我们刚要修完防御工事，我们的部队已经撤退过来，在那一带布置防线。克拉斯诺顿去的人都回家了，我找到一个上尉连长，要求把我编进连里。他说：‘没有团长的命令，我不能收你。’我说：‘请您帮帮忙吧。’我一个劲地请求，还有一个司务长也支持我。战士们都在笑，可是连长就是不答应。就在我们争论的时候，德国人开始了炮轰。我跑进了战士们的掩蔽部，他们怜惜我，一定要等到天黑才放我走。夜里他们叫我离开，可是我只爬出了掩蔽部，躺在战壕后面。天一亮德国人开始进攻，我又回到战壕，从一个牺牲的战士身上取下步枪，跟大家一起射击起来。我们一连打了几天几夜，多次打退敌人进攻，已经没有人赶我走了。后来团长认出了我，说：‘如果我们不是必死无疑的话，一定把你编进队伍，可是，我们舍不得让你跟我们一起死，你的路还长着呢。’然后他又笑着说：‘你就把自己当做游击队员吧。’这样，我就跟他们一起撤退到离上杜望车站不远的地方。我看见过德国鬼子，就像现在看你这么清楚，”他压低声音，咬牙切齿地说，“我亲手打死了两个……也许还不止，不过这两个——我亲眼看见是我打死的。”他撇了撇薄薄的嘴唇说，“现在，不管在什么地方看见这批坏蛋，我都要杀死他们。你记住我的话吧……”
娜佳知道，谢辽萨说的是真话：他杀死了两个德国鬼子，而且将来还要杀死他们。
“你会送命的。”她惊恐地说。
“宁愿死，也比舔他们的皮靴或者苟且偷生强。”
“哎呀呀，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娜佳绝望地说。她更清晰地想象到明天，或许就在今夜，会有什么样的灾难等着他们。“我们医院里有一百多个不能行动的伤员。陪他们一起留下来的还有一位军医，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我们每次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总在担心，生怕德国人会打死他们！”她发愁地说。
“应该让居民分别把他们接到家里。你们怎么能这么办事？”谢辽萨激动起来。
“居民！现在谁能知道别人的想法？听说，就在我们‘上海’，有个陌生人躲在伊格纳特·福明家里，谁知道他是个什么人？也许是德国人派来的，先来摸摸底。福明不会藏好人。”
福明是一个矿工，因为工作出色曾多次受奖，还上过报。他是三十年代初在这个矿区出现的，那时像在全顿巴斯一样，在克拉斯诺顿也来了许多陌生人，有的就在“上海”安家落户。关于福明有着各式各样的说法。娜佳现在说的就是这一点。
谢辽萨打了个呵欠。现在，他把心里的话都讲出来了，面包也吃完了，他觉得自己这下是完全到家了，他想睡觉了。
“躺下睡觉吧，娜佳……”
“现在我睡不着了。”
“我可睡得着。”谢辽萨说着就爬回到自己的床上。
他的头一挨到枕头，眼前就浮现出卡车上那个姑娘的眼睛。“说什么我也要找到你。”谢辽萨喃喃地说，然后微微一笑，眼前的一切和心里的一切都消逝在黑暗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