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冬，国民党不战而撤出武汉、长沙。并借口焦土抗战，火烧长沙，引起人民极大义愤。由于学生参加爱国活动，学校当局与学生发生矛盾，南岸中学以防空疏散为理由，宣布学校迁往江律。江竹筠没有随学校迁移，1939年春天，她考进了爱国的科学家、教育家何鲁办的中国公学附属中学读高中。
中国公学附属中学的校址在离重庆百来里远的巴县兴隆场。随着反共活动的加强，国民党反动派在这个小场镇也驻有镇压群众的警察部队。校内的反动分子对进步师生经常进行监视和恐吓，对共产党进行恶毒污蔑，反对同学们订阅进步报刊，在同学中挑拨离间，制造纠纷，煽动本地学生和外地学生之间的冲突，甚至随意传讯和借故开除进步学生，但这种压制政策，却促使越来越多的青年觉醒。
江竹筠虽然沉静好学，但并不是读死书，她既关心时事政治、热心社会活动；也刻苦钻研功课，喜欢阅读课外书籍。对于教师所教的功课，她能批判地接受，有的教师在讲课中散播了反动思想，她就记下来，与信得过的好同学议论。有个教《公民》的教员有时讲课内容反动而庸俗，江竹筠听了很生气，在课堂上就巧妙地提出疑问，使同学们去认真思考。
在反共高潮中，很多人对国家前途和个人前途都感到悲观失望，他们对社会不满，但又找不到出路，因而苦闷彷徨；少数原来自命为进步的分子，因经不起困难的考验而颓废堕落了。江竹筠的觉悟却在一天天提高，革命意志更坚强了。她说：“唉声叹气有什么用？有志气的青年应该投入实际斗争中去。”
江竹筠非常喜欢阅读课外书籍和报刊。只要发现哪个同学有她没看过的书刊，她都会毫不迟疑地开口借读。借到一本好的进步书刊，她就爱不释手，教室里看，路上读。宿舍里做笔记，看得那么仔细，读得那么痴迷，沉思起来废寝忘食。
这个喜好和特点，让同班的女友戴克宇暗暗心仪，不时地与她议论对时事的看法，探讨读书中的问题。江竹筠也渐渐地从观察中有了一些令她惊喜的发现：戴克宇为什么总能借给自己一些难以见到的书报，《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期期有，而且还有毛泽东的著作和共产党的书籍。
有心的观察和相同的兴趣，很快使她和戴克宇成为了挚友。但她不知道，这时的中国公学附属中学其实已成立了共产党的地下北磅区兴隆特支，戴克宇就是特支委员。
一天，她向戴克宇说：“这个社会太黑暗了，我想离开学校去参加革命斗争，去找党的组织。”戴克宇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到处乌鸦一般黑，在哪里都一样。离不离开学校都可以参加斗争。你要找党组织，学校就有。”江竹筠一愣，惊喜地一下搂紧了戴克宇，说：“你瞒我！你就是共产党，是不是？你快说，可不可以接受我入党？”戴克宇很高兴，对江竹筠说：“你写个正式的申请吧，然后填个表，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至于组织上能不能批准，请你能经受住考验！”
党组织已了解到她在小学、初中时的情况，早就把她当做积极分子在培养，根据她的觉悟和一贯表现，很快批准了她入党。新的政治生命开始了，当天深夜，她找党组织负责人谈她将怎样为革命而斗争的一些想法。负责人说：“入党后会遇到各种困难和危险，也可能牺牲的呵！你是否考虑过这些问题？”她坚决地说：“要革命还怕什么，我既然决定入党，就决心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革命事业，包括自己的生命在内。”
那是1939年夏天，在一个晴朗的星期日，江竹筠和党支部的几个同志，走到幽静的小溪旁的竹林里，她举起左手，庄严地向党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终身。”从此江竹筠感到自己增添了新的力量，精神更充实、更乐观，生活也更有意义了。
入党后，她立即给在铜粱县的挚友何理立写信，激动地谈到人生的理想。何理立猜到她已入党，回信开玩笑说：“我嘛，浑浑噩噩过日子。”江竹筠生气了，写道：“记得我们的丁老师吗？”她们是不轻易提起丁老师的，提起他意味着是严肃的事情。何理立便认真地回答：“条条大路通罗马。”她懂了，她明白了，何理立在铜梁也参加共产党了！
有了党的组织关系，江竹筠的革命活动更加坚实了。当时有3个党员同学住在学校附近的群众家里，这里成为党的一个联络点，为了避免引起别人注意，组织上要江竹筠尽量少去。她认真这样做了，每次约好地点开会，她总是准时到达，而且不引人注意。由于她平易近人，善于联系群众，肯帮助人，凡是和她接近过的人，都乐于和她交朋友，党内外的同学朋友，都亲昵地称呼她“江竹”。
1939年底有几位党员同志因为暴露和工作需要，从中国公学附中撤走，江竹筠被留下来。她有一位挚友这时准备去延安，她对延安向往已久，便向组织提出要与那位挚友同去，但领导上认为她留在原校更为有利，她便留下来了。1940年秋，江竹筠得到指示：考入黄炎培创办的重庆中华职业学校。她因此有了生平中的第一个党内职务——中华职校和附近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
中华职校在江北寸滩，是公费，生活较艰苦，但学校当局比较开明，各种政治立场的人都有。江竹筠考进该校的会计训练班，担任了该校及附近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主要是做青年学生的工作。更令她惊喜的是挚友何理立居然也考进了这同一所学校的同一个训练班。
在以后的日子里，2个挚友的工作配合得是那么默契。中华职校里的政治空气很浓郁，各种政治立场的人都有，社会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在这里引起不同的反响，众说纷纭。学校里潜在的进步力量不小，然而三青团分子活动也很猖獗，两派的斗争结果直接影响着更多的中间立场的人。
1941年l月4日，党所领导的新四军，为了团结抗日，根据国民党的要求和双方协议，从江南向江北转移，行至安徽南部茂林附近，突然遭到背信弃义的国民党军队的袭击，新四军军部遭受重大损失，这就是全国人民痛心疾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得逞后，反动气焰嚣张，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在报纸上诬蔑共产党新四军“不听军令政令”。1月17日悍然发布所谓命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将新四军军长叶挺“交付军法审判”，并向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部队进攻，由此掀起了臭名昭著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国统区实行白色恐怖，严密封锁消息。迫使《新华日报》常常“开天窗”，又指使伪工会以抓捕殴打报童，拒售、没收报纸等手段来阻止《新华日报》发行，中华职校师生得不到真实消息，三青团趁机活跃，妄图用《中央日报》、《扫荡报》捏造的“异党暴乱”等欺骗宣传来蒙蔽群众和打击进步群众。
南方局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让群众了解事变真象，周恩来同志在《新华日报》开天窗处题词：“为江南殉难者志哀”，并题了一首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同时秘密印发传单，内容是十八集团军的声明和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的声明。江竹筠接受了上级党组织指示揭露事实真相的任务。然而，中华职校里三青团活动猖獗，怎样才能使学校师生弄清真情呢？她约何理立出去观察地形，想好了行动的方法，同何理立拣了些小石块回来。她们寝室共有20多人挤在地板上睡觉，晚上起来容易惊醒旁人。
于是，她们约了些同学傍晚在寝室跳舞，一直跳到9点，大家都很疲倦后，一躺下就睡熟了，半夜她便与何理立蹑手蹑足起来散发传单。这时教室办公室都紧锁着，她俩把一张张传单用石子压在走道上，第二天全校轰动了，不知传单从何而来，她俩做得干净利索，没有受到任何怀疑。
许多中间分子和一些曾经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老师、同学，看了传单，明白了真象，对国民党反动派产生反感和怀疑；一些富于正义感的人，不顾反动派党团分子的威胁恐吓，围在一起朗读传单，并且向校内外的熟人传播这些声明的内容；有的还据理直言，为新四军鸣不平。学校的国民党和三青团分子恼差成怒，到处收缴传单，追查散发者。可师生们却把传单藏起来，有的还揣着传单出了校门，传到了社会上。
在这次反共高潮中，江北县的党组织有的暴露了，有的遭到破坏。暴露了的党员和干部都转移了地方，不久县委也撤离了。
江竹筠当时只有21岁，但工作踏实稳重，虽然她在班上也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也与进步同学一起办壁报，与反动分子唱对台戏。但她不突出个人，不大引人注意，所以她和她所领导的党组织没有暴露，而且工作还有进展。
1941年夏末，21岁的江竹筠从中华职校会计训练班毕业了。她和挚友何理立都掌握了一门专业知识，能够找到一份不起眼的隐蔽的社会职业了。何理立被党组织介绍到地下党在大后方的文化阵地三联书店工作，虽然她的组织关系仍然按当时的组织纪律和原则没有恢复。离开中华职校后，上级党组织又安排江竹筠进入由宋庆龄、邓颖超领导的重庆妇女慰劳总会工作。她担任了地下党重庆市新市区区委委员，利用社会职业作掩护，负责单线联系重庆沙坪坝一些高等学校的党员和新市区的女党员。
这年春节前后，重庆地下党组织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遭受到了严重破坏。中共中央南方局按照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再次作出调整重庆地下党组织、紧缩党员数量的决定，有些党员暂时停止了组织生活，失掉了关系的党员也暂不恢复组织关系，让他们以个人身份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保持秘密的工作关系，只留下少数骨干单线联系一部分党员。
残酷的地下斗争就这样开始考验着江竹筠了。没想到，个人的婚姻大事这时竟然也凑热闹般地降临到了她的头上。
李舜华眼看着女儿长大成人，早已在为女儿操心婚事。她一直想给女儿找一个可靠的殷实之家，不再让女儿像她这样一生贫寒。
女儿从职校毕业了，有了工作，婚事不能拖延了，恰好这时有个姓刘的青年看上了文静的江竹筠，托了媒人来向她求亲。
江竹筠每天早晨步行到曾家岩的重庆妇女慰劳总会上班，晚上才回观音岩的家里。那天晚上，她一回家，母亲就向她说了这事，说是已同意这门好亲事了。
虽然她理解母亲的心思，但江竹筠满脑子考虑的都是地下工作的事，压根不想现在就谈婚论嫁。即使考虑，她也一定要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
那几天，那个小刘天天来李舜华家，李舜华就天天向女儿提起这桩婚事。江竹筠只得抽暇认真地去打听这个小刘的真实情况。
打听的结果是：这个小刘不仅身在国民党机关，而且说的做的都完全是国民党那一套。两个人完全是两条路的人，江竹筠哪能嫁给这个人？
那天晚上，江竹筠一回到家，就直率地向母亲回绝了这门亲事。
母亲好说歹说，江竹筠就是不同意。母女俩就这样第一次吵翻了脸。
过了10多天，母亲终于依从了她，叹口气说：“妈不再提这件事了。你想找一个志同道合的，妈妈也理解。可是，你也要理解妈，要早点找啊！”
江竹筠高兴地接着母亲说：“妈，你放心！我一定给你找—个顶好顶好的女婿！”
她们都不可能知道，江竹筠生命中唯一的革命伴侣，这时已经来到了白色恐怖中的重庆。这个后来影响了江竹筠终生的男人，名叫彭庆邦，来自下川东，以前的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四川万县中心县委书记兼云阳县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