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03年到公元前221年，习惯上称作战国时期。其间大国争霸、社会动荡，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
智瑶之死（《资治通鉴》卷一）
公元前403年初期，晋大夫智宣子要确定儿子智瑶为智氏宗族的继承人。族人智果反对说：“智瑶不如您的另一个儿子智宵。智瑶有超乎常人的优点，可也有一些致命弱点。仪表堂堂、武艺高强、多才多艺、能文善辩、刚强果敢是其长处，而不思仁义、刚愎傲慢是其不足。拿自己的优点来盛气凌人，而不以仁义行事，有谁能与他长期共事呢？果真让智瑶作继承人，智氏宗族必定灭亡。”然而，智宣子没有听从智果的意见。为避智氏之祸，智果通过太史证明，将自己的家庭从智氏家族分离出来，另立为辅氏。等到智宣子去世，智瑶继位，即智襄子。他专擅晋国大政，暴虐无道。一次，他与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饮宴。席间智瑶戏弄了韩康子，又侮辱了他的家相段规。智瑶的家臣劝诫智瑶，请他不要对人没礼貌，以免招来灾祸，智瑶不听。
智瑶平白无故向韩、魏两家索要土地。韩康子和魏桓子因实力不强，只好暂时忍让，给他土地，但心里却窝着火，决心有机会定报此仇。
智瑶又向赵襄子要蔡和皋狼两处土地，赵襄子不给。智瑶大怒，率领韩、魏两家军队去攻打赵襄子。赵襄子自知寡不敌众，退守晋阳（今山西太原南晋源镇）。智瑶率三家联军围住晋阳，引水灌城。城墙被淹，锅灶被泡塌，青蛙孳生，然而城里的百姓却丝毫没有背叛之意。
智瑶去巡视水势时，由魏桓子为他驾车，韩康子则站在他身侧护卫。在车上，智瑶感慨：“我今天才知道，原来水是可以让一个国败亡的。”魏桓子听了智瑶的话，用胳膊肘轻轻捅了一下韩康子的腰，韩康子回踩了魏桓子一脚，二人都明白了对方的意思。魏国可以引汾水灌溉都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韩国同样可以引经水灌溉都城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
智氏的谋士疵对智瑶说：“韩、魏两家肯定会反叛。”智瑶问：“何以见得？”疵说：“以人之常情揣测判断。我们调集韩、魏两家的军队来围攻赵家，赵亡，灾难一定会连及韩、魏两家。现在我们约定，消灭赵国以后三家分割其地，晋阳城仅差三版就被水淹没，为了维持生存，城内宰马为食，破城指日可待。然而韩康子、魏桓子却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反而面带忧色，如此他们不是有反心吗？”
第二天，智瑶就把疵的话告诉了韩康子和魏桓子。他们是这样回复智瑶的：“说这话的是一个谗佞小人，他想为赵家游说，让您怀疑韩、魏两家以放松对赵家的进攻。您想想看，我们怎么会不想要赵家的土地，而去干那危险且注定失败的事呢？”
韩、魏二人出去后，疵找智瑶说：“您为什么把我说的话告诉他们两人呢？”智瑶反问：“你怎么知道我把你说的话告诉他们了？”疵回答说：“我见他们死死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匆忙离去了。他们会有这种行为，必然是知道我已经看穿了其心思。”智瑶听不进疵的话，死不悔改。后来，疵请求智瑶让他出使齐国。
赵襄子派张孟谈乔装出城来见韩康子和魏桓子。张孟谈说：“我听说嘴唇没了牙齿会感到寒冷，现在智瑶率领军队来围攻赵家，在赵家灭亡后，他就会把矛头指向韩、魏了。”韩康子、魏桓子也说：“我们心里也知道会这样，只怕事情还未办好，而计谋先泄露出去，就会大祸临头。”张孟谈又说：“这些话由你二人说出来，只进入我一人的耳朵，有何伤害呢？”于是，两人秘密地与张孟谈约好起事日期后，就将张孟谈送回。约定时间一到，赵襄子趁夜派人杀掉智瑶派出的守堤官吏，决开堤坝放水反灌智瑶军营。智瑶的军队为救水而大乱，韩、魏两家军队乘机从两翼夹击，赵襄子率士兵从正面攻击，大败智家军，杀死智瑶，将智氏族人悉数诛灭。只有智果得以幸免。
事典评析：
立业要先树德，因为品德是立身之本、立业之基。无德有才是歪才，肯定要犯错误，甚至是大错误。
贪欲不忍，什么事情都很难办好。受贪欲的影响，人总是奢望自己能多占多得，只见眼前的利益，既有损人格，长远的利益也失掉了。不节制贪欲，给自己带来的后果是极其可怕的。若在官场上贪欲过重，则很有可能被他人利用这一弱点而被击败。官员有了爱好，就会有人投其所好。楚王好细腰，宫女就不吃饭，有的还饿死了。上若好之，下必行焉。到时候，官员喜欢文物，有人就会准备好古瓷；官员喜欢书法，有人就会准备宣纸；官员肠胃不好，有人就会说贤人袭香；官员皮肤发炎，有人肯定说“艳若桃花”。官员在被宠着的环境里，能听到真话吗？听不到真话，还怎么做正确的决策？做不了决策，还当什么领导？更重要的是，官员假如喜欢金条，一直被金条缠绕着，还不成了手铐脚镣？所以，忍贪、节欲是一种明智的表现。
豫让报仇（《资治通鉴》卷一）
公元前403年，赵、韩、魏三家合谋杀死了智瑶，并瓜分了智家的领土，赵襄子更是把智瑶的头骨涂上漆作为饮具。
智瑶的家臣豫让想为智瑶报仇，就化装为罪人，混到赵襄子的宫中打扫厕所，以伺机杀死赵襄子。赵襄子上厕所时，顿感惴惴不安，就让人搜查周围的人，抓获了豫让。在随从要处死豫让时，赵襄子说：“智家已经死绝了，这个人还要为他报仇，是一个真正的义士，以后我小心避开他好了。”就这样，豫让被释放了。
豫让又找了一些漆涂在身上，再吞下火炭，将自己变成一个有癞疮的哑巴。豫让在街市上乞讨时，他的结发妻子面对面也没认出他来。唯一一个认出豫让的是他的好朋友。见豫让如此，他一边掉眼泪一边说：“以你的才干，在赵家一定会成为亲信，那时你再报仇不是更容易吗？何必将自己折磨至此？”豫让坚定地表示：“如果我投身赵家为臣，获取了赵襄子的信任后再去刺杀他，虽然为智家报了仇，却也背叛了赵家的信任，是怀有二心的不义之举。现在的这种做法虽然让我很痛苦，但我还要坚持下去，以为后世之人做出表率，让那些心怀二心的人羞愧。”
过了几天，得知赵襄子乘车出行的消息，豫让就潜伏在车辆必经的桥下。待车辆行驶至桥前，拉车的马突然受惊。赵襄子心怀疑惑，让人在附近搜查是否有人要行刺他。在捕获豫让后，赵襄子毫不犹豫地下令处死了他。
事典评析：
豫让大义凛然、以死报主的故事世代相传，在他身上体现的是一种侠士的精神、一种忠心耿耿的义气，实在是义薄云天、气壮山河。
对于豫让的行为，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是非曲直来衡量。那属于忠义、责任与情感的范畴，人一旦有了这样的胸襟、胆识，即使是小人物也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难就难在多了一种对生与死的选择。也正是在这样的选择中，才显示出人世间必然会有比生命更宝贵、更值得珍惜的东西。
或许，在现代人看来，豫让甘愿为自己的主公献出生命有点迂腐，但他不避危难、不肯苟且于世的精神却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张扬、对所谓宿命的抗争，值得称赞。人生在世，是要有点精神的，那就是要正直仗义。对于有知遇之恩的人，要予以大力的协助，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都说当今世态炎凉、人心不古，其实是人们的心变凉了。如果用正直对待朋友，用真心对待朋友，能不赢得朋友的心吗？当朋友遇到困境的时候，你不远离他；当朋友困难的时候，你来帮助他；当朋友烦恼的时候，你来解劝他；当朋友遭难的时候，你来搭救他；当朋友得意的时候，你来提醒他；当朋友渐变的时候，你来阻止他；当朋友建功立业的时候，你来成全他。
你是为政者，理应有更高的职责和境界——用真心、真情对待百姓，为其排忧解难。难吗？不难。当你做到这些的时候，你不感觉天很蓝，蓝得很清澈，清澈得一如你的心灵？你不感觉地很阔，阔得像大海，一如你的心胸？你会体会到，商品的流动和金钱的交换远没有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融相汇那么惊心动魄、那么丰富多彩、那么意味深长。用正直对待事业，还有什么大小之分吗？你是用真心在做事，你是用原则来做事，小事也能做出“道”来，你一定能够成就那份事业，你的心血肯定能开出鲜艳的花朵。人世间，最珍贵的是真情！
贤明魏文侯（《资治通鉴》卷一）
魏文侯，战国时魏国国君，名斯。公元前403年，被周王封为侯。在位时，以礼贤下士著称。卜子夏、田子方为其师，每次他经过名士段干木的住宅，都会在车上俯首行礼。四方贤才慕他贤德，都前来归附于他。
魏文侯与群臣饮酒、演乐时下起了大雨，他却突然下令备车前往山野之中。左右待臣问：“今天饮酒正在兴头上，天下大雨，国君打算到哪里去呢？”魏文侯说：“今天我与虞人约好了去打猎，不能因为现在很快乐就无视这个约定。”说完，他立刻亲自前去告知停猎。
韩国请求魏国出兵一起攻打赵国。魏文侯回复说：“魏国与赵国是兄弟之邦，不敢从命。”赵国也派人向魏国借兵讨伐韩国，魏文侯仍然用一样的说辞拒绝了。开始韩、赵两国的国君都很生气，后来得知魏文侯对双方都一视同仁，并没有偏帮，就都前来朝拜魏国。魏国进而成为魏、赵、韩三国之首，其他诸侯国都不能和它相比。
魏文侯派乐羊攻打中山国，攻克后将其封给了自己的儿子魏击。魏文侯问群臣：“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大家都说他是仁德的君主，只有任座说：“您得到了中山国的领土，不封给您的弟弟，却封给了您的儿子，这种行为不是仁德君主的作为，您不是仁德的君主！”魏文侯闻言勃然大怒，任座则快步离开。魏文侯又问翟璜他是不是仁德的君主，翟璜回答是。魏文侯追问：“你何以知道？”翟璜说：“我听说君主仁德，他的臣子就敢直言。任座说的话很耿直，我知道您肯定是仁德的君主。”魏文侯听了很高兴，派翟璜找回任座，还亲自下殿堂去迎接，将其奉为上宾。
与田子方一起喝酒时，魏文侯说：“编钟的乐声不协调吗？左边有些高了。”田子方笑了笑，魏文侯问：“你笑什么？”田子方说：“我听人说国君只需知道如何任用乐官，而不必懂得乐音。现在您精通音乐，我担心您会因此疏忽了任用官员的职责。”魏文侯说：“你说的对。”
魏文侯问李克：“先生曾说过：‘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现在我有两个相国的人选—魏成和翟璜，你觉得这两个人怎么样？”李克回答说：“下属不参与领导的事，外人不过问亲戚的事。臣在朝外任职，无法回答您的问题。”魏文侯说：“先生不要推脱了，直言即可！”李克说：“您可以仔细观察这两个人：闲居时他亲近什么人，富贵时他和什么人交往，显赫时他推荐什么人，穷困时他不做什么事儿，贫贱时他不取什么东西。从这五个方面足以判断一个人的品行，又何必要等我说呢！”魏文侯说：“先生请先回府吧，我已经知道谁是相国了。”不久，魏文侯任命魏成为相国，可见他在用人方面的精明。
事典评析：
魏文侯的礼贤下士、言而有信、亲善友邦、善纳贤言，是远见卓识之举。尤其是在选人用人问题上，注重德才兼备。人们常说：千难万难，最难的事在于识人。纵观历史上那些重大的阴谋，都是从不识人开端的；考察那些令人痛心的人间悲剧，也都是从用错人开始的。真可谓“成在识人，败也在识人”，为政者不可不察。
经常能听到领导者在当众讲话时强调：“我们的干部路线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但在现实中，人们看到的，甚至是亲身经历的却常常不是这么回事。
对此，一位退休干部说了一句话：“不仅任人唯贤排不到前头，任人唯亲也要往后排呢！”
这位退休干部的话，可能代表了人们对目前官场某些现象的担忧。有人这样评价官场任用的潜规则，排在第一位的是任人唯上。也就是说，为政者要领会上级的意图，上级让你安排谁你就安排谁。否则上级一不高兴，你的位置就坐不稳了，更别说想要进步了。
排第二位的是任人唯帮。官场的局面复杂、斗争激烈，表面上大家一团和气，背地里都在给对方使绊子。你如果孤身一人在官场，不结交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前后左右帮衬着，无论想干什么都干不了，不仅如此，更有甚者连这个官位也坐不长久，很快就会下台。
排第三位的是任人唯钱。因为相比“亲”，“钱”更重要，“亲”是别人，“钱”是能放进自己腰包里的。
排第四位的是任人唯拍。官位坐稳了，钱也捞到了，就可以找几个会拍马屁的人享受一下了。拍马屁也是一门学问，不是谁都能拍得好的。拍不好马屁，就是找收拾。但如果拍好了，被拍的人高兴了，有话就好说了。
排第五位的是任人唯吹。例如，一些县市级的GDP增长多是吹起来的。每当到了报GDP数据的时候，一些地方官员都不愿意先报，因为先报的就没余地了。如果先报了GDP增长是11%，后来人就会报11.5%，政绩就走到先报的前头了。而且领导喜欢GDP增长快一点，但又不能太离谱，闹了笑话领导也不高兴。当然，也不能实际增长多少就报多少，那领导会更不高兴，你这是在拖领导的后腿。所以，“任人唯吹”也很“重要”。
排第六位的是任人唯亲。中国人讲究亲情，自己好了不算真的好，也该照顾一下亲朋好友，要不就显得太没人情味了，也会被人骂的。
第七才轮得上任人唯贤。这里也有讲究，即个人再有本事，也不能是刺儿头。不能动不动就给领导提建议，动不动就说领导的指示不对、不能执行，动不动就有自己的想法，动不动就认为自己的想法比领导还高明。一个人这么做了，再有本事领导也不会用的。试想，如此这般的识人、选人、用人方式，干部队伍的质量怎么能得到保障？
坚持任人唯贤，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组织保证。领导干部应全面贯彻德才兼备原则，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步伐，完善制度，健全机制，用好的机制选人，选出德才兼备的人。“好在用人，坏亦在用人”。
吴起为将（《资治通鉴》卷一）
吴起是卫国人，在鲁国做官。齐国派兵攻打鲁国，鲁国国君想任用吴起为将，但顾虑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任命的旨意一直没下。吴起得到消息后，杀死了自己的妻子。鲁国国君的疑虑消除了，吴起如愿以偿地获大将之任，率兵大破齐国军队。
一国的朝廷上从来不缺少互相倾轧之辈，有人在鲁国国君面前攻击吴起：“他当初曾师事曾参，母亲死了也不回去治丧。现在他又杀妻求得大将之位，实在是一个残忍薄行的人。而且鲁国地小物薄，这次以弱胜强战胜齐国，各国就都来算计鲁国了。”
吴起怕鲁国国君治他的罪，听说魏文侯贤明，于是前去投奔。魏文侯征求李克的意见，李克说：“吴起贪婪好色，但他的用兵之道连齐国的名将司马穰苴也略逊一筹。”于是魏文侯任命吴起为大将攻打秦国，一举攻占五座城池。
吴起做大将军时，一直与最下等的士兵同吃同住同行。有个士兵患了毒疮，吴起亲自为他吸吮毒汁。士兵的母亲听说后，摇头哭泣不已。有人不明所以，便问道：“吴起将军亲自为你的儿子吸吮毒疮，不是好事儿吗？你哭什么呢？”士兵的母亲说：“当然要哭了！以前吴起将军为孩子的父亲吸过毒疮，他的父亲作战从不后退，最后战死在敌阵中。吴将军现在又为我的儿子吸毒疮，也不知道他会死在何处，故而悲泣。”
事典评析：
吴起是一名优秀的将领，但为了跻身官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他杀妻求将，博取功名；他专注仕途，母丧不临。其实吴起的劣迹不止这些，据史书载，他“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老乡对他求官毁家之举颇为不解，笑话了他几句，他就愤然而起，“杀其谤已者三十余人，而东出卫郭门”。
吴起依靠毁家求官、动辄杀人、母丧不临、杀妻求将等一连串没有人性的行为，如愿以偿地出将入相，圆了自己的功名梦。但要这样一个人仁义治国、造福于民，无异于痴人说梦。连自己的家都可以说毁就毁，岂会怜惜别人的家？乡里乡亲都可以毫无顾忌地杀掉，岂会顾及异乡之人的生命？母亲去世不奔丧、置夫妻情谊于不顾杀死妻子，岂会同情别人的父母妻小？果然，吴起三度入相、四易其主，走到哪里哪里就烽烟不断、血流成河。
令人非常不解的是，吴起在历史上竟留下了“爱兵如子”、“同甘共苦”等美名。你看看，吴将军给士兵“吸吮毒疮”，士兵就得战死沙场，“其用心何其毒也！”后来，吴起不顾现实条件，在楚国不计后果地“强力”推行“变法”，被楚国贵族乱箭射死。
吴起死后他的“徒子徒孙”们仍前赴后继，纷纷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粉墨登场”。之后的两千多年中，中国刀兵不断，老百姓苦难深重，与“吴起”之类的“官迷”、“官痴”掌控国家权力不无关系，还是让他们退出历史舞台的好！
现代社会，像吴起之类的“官迷”、“官痴”并没绝迹。被群众称为“隋霸天”的某区委原常委、某镇原书记隋某，因犯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故意伤害、报复陷害罪等罪行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已算是“旧闻”了。
人们曾从媒体的报道中获知，隋某骄横跋扈，为了当上镇党委书记，不择手段，诬陷前任“嫖娼”，雇人将继任书记打成终身残疾，后来还公然威胁新任书记只管“陪客人喝酒就行了”，最终得逞当上了镇党委书记。近年来媒体揭露的那些头顶“优秀共产党员”、“人民满意的公仆”之类光环，却欺压残害百姓、称霸一方的各类“红顶霸天”，便是明证。因此，如果仅仅法办一个“隋霸天”，而不彻底根除给“霸天”们撑腰的后台，及其得以兹生繁衍的原因和土壤，那就还会产生“东霸天”、“西霸天”，人民群众心头的疑虑就很难消除。
聂政刺侠累（《资治通鉴》卷一）
公元前397年春，强盗杀死了韩国相国侠累（即韩傀）。前几年，侠累和濮阳严仲子（即严遂）结了仇。严仲子听说轵县（今河南济源东南）人聂政非常勇敢，便命下人准备了丰盛的酒席，宴请聂政和他的母亲，同时拿出黄金百镒作为聂政母亲的寿礼，想以此打动聂政，请他代为报仇。聂政没有接受，说道：“我的母亲还需要我赡养，不敢以身家性命答应您的要求！”待聂政的母亲过世后，严仲子再次请聂政刺杀侠累。
当时，侠累正端坐在大厅上，四周的警卫十分森严，聂政直直地冲上厅阶刺杀了侠累，然后用刀子划破自己的脸、挖出眼睛，最后切腹自杀。韩人把聂政的尸体放到人流量大的市场，花重金叫人指认尸体是谁，可是没人能认出来。聂政的姐姐聂听说此事后，就前去认领聂政的尸体，并哭着说：“那是轵县的聂政啊！因为不想连累我，他才毁容灭迹。我怎么能为了不招惹杀身之祸，让弟弟的英名被埋没了呢！”说完之后，聂就在聂政的尸体旁边自杀身亡。
事典评析：
为报所谓的知遇之恩，聂政选择了一条不归路。当然，聂政的悲情结局，是由当时的社会背景决定的。春秋战国时期，义气的侠义信条，是吞噬聂政的一张无形大网。实际上，他不过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和牺牲品。真的是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吗？聂政孝敬母亲、关爱姐姐的壮举是可敬的，而刺杀行为却是愚昧可悲的。
勇敢是很好的品格，可没有原则的勇敢，就是莽撞，就可能危害社会。杀人越货，被标榜为勇敢；为朋友“两肋插刀”，做事情不计后果，不讲是非原则……都是非常可怕的。
当今世界，有人甘做“人肉炸弹”，为什么？大概在于他的思想被控制了。要是他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他是不会去搞自杀式爆炸的。
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人会遇到一种最后悔、最窝囊的事情，那就是“被人利用了”。
一个人有可被他人利用的地方，说明他是一个有用的人，这是好事。在生活中，为什么有些人帮了别人的忙，反而会感到烦恼、窝囊、晦气呢？原因在一个“被”字上。一个人不情愿被利用，事后才知道自己被“当枪使”了，当了“替罪羊”，此时产生的愤慨和沮丧将仅次于被诬陷、栽赃。
要避免发生上述情况，关键是不要轻信甜言蜜语，不要受小恩小惠的诱惑，不要磨不开情面。“亲兄弟明算账”、“先小人后君子”的古训，就是从教训中得出来的。作为当代人，应当有法律观念和自我保护意识。所谓“君子协定”和口头许诺，往往是靠不住的。那些为了私利而使用哄骗、蒙骗的手段利用他人者，绝不会讲什么信义。他们认为可利用时，能给你一定的甜头、相当的好处、不低的地位、较高的荣誉。当他们认为已经无利用价值或者对他有害的时候，就会将你抛弃甚至置之死地。俗话说的“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恩将仇报”、“杀戮功臣”，指的就是这种不义之人。
一个人被重用与被利用，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历尽千辛万苦，直到劳累而死，我们读一读他的《出师表》就可以知道，他不但没有一丝被刘备利用了的感觉，反而对刘备怀有知遇之恩的情感。让我们做这样的假设：刘备在诸葛亮的帮助下最终平定了天下，会不会担心诸葛亮功高盖主而把他“烹”了呢？也很难说。那就要看刘备的品质和思想的变化了。不过也不必担心，如果真是那样，以诸葛亮的智慧，他会效仿张良，主动功成身退的。
子思讲真言（《资治通鉴》卷一）
卫侯讲话或谋划事情无论对错，所有的大臣都同声唱和，如出一口。子思说：“在我看来，卫国的情形就是‘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公兵懿子问：“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思说：“国君如果自以为是，臣子的意见就不会被接纳。一件事情发生了，不揣度事理所在，就胡乱奉承、争取好感，谄媚莫过于此；不考察事情的是非真相，只喜欢别人赞美，昏庸莫过于此。君主昏庸，臣下阿谀奉承，这样的国君和官员，是得不到人民爱戴的，更不会追随他们。如果不早日制止这种情势的蔓延，国家就会灭亡的！”
子思对卫侯说：“您的国家将越来越乱！”卫侯问：“为什么？”子思说：“事情发展到现在是有原因的。您下一道命令，卿大夫不敢提出反对意见，还自以为是。同样，士庶人也不敢提出反对意见。称赞您的官员有福，意见和您相反的受祸，这样国家的情况怎会得到改善呢！《诗经》说得好：‘君臣都说自己贤圣，谁还能分辨出鸟的雌雄呢？’这诗句所形容的情况，不正是今天国君和大臣的关系吗！”
事典评析：
说真话，不容易。有人说：说真话，领导不愿听；说假话，群众不高兴。与其指责下级不敢讲真话，不如上级反思爱不爱听真话、想不想听真话、让不让说真话、容不容说真话，是不是报喜得喜、报忧得忧，是不是讲真话倒霉、说假话重用。
在生活中，一些人亲小人远贤才，喜听颂声，恶闻直言，宠信谄媚之徒，不容正直之士，贤才纷纷远离而不忧，小人簇拥绕膝而心喜，是非不明，善恶不分，势必潜伏着祸患与危机。
一般情况下，一个领导者都会有很多下属，还有不少“身边人”。他们发现他干坏事的时候，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批评他几句呢？领导者走到哪里都是众星捧月，被围得密不透风，为什么在他“迷路”的时候就没人给他提个醒呢？或许，这个领导压根儿就看不上那些跟他唱反调的人；或许，他的“身边人”都是《法门寺》里的贾桂，领导让站着，他就不敢坐下；或许，那些爱提意见、身上有“刺儿”的“身边人”令领导不舒服，早被赶走了；或许，勇于说话的人被领导收拾怕了，在领导面前再也不敢说一个“不”字了……这样一来，领导经常打交道的都是一些奉承讨好他的人。
如果一个领导身边的人都顺着、捧着、宠着他，由着他的性子来，他说东，没人说西；他说打狗，没人撵鸡。领导觉得指手画脚挺有领导范儿，收受贿赂日子越过越好，别人为了讨他的喜欢，当然也就拿着不是当理说，更不会轻易得罪他，让他心里不痛快。
说真话，最根本的是需要有制度保障。历朝历代的政治家和有识之士，都倡导说真话。人们相信，只要这样做的人多了，会改变社会；但更相信，如果没有一个允许和鼓励真话的制度，那些走在前面的人就会付出太多，社会也会付出太多。
消灭了一个说真话的人，就会出现N个说假话的人。消灭了一批说真话的人，就会出现N批说假话的人。
一个人不说真话，是一个人的悲哀、耻辱与不幸；一个集体不说真话，是一个集体的悲哀、耻辱与不幸；一个时期不说真话，是一个时期的悲哀、耻辱与不幸。
说真话的人付出的代价越沉重，必然是让整个社会和国家付出的代价越沉重。列宁有句名言：“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
一个文明的社会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只有人人都讲真话、办实事，才能达到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个假话盛行、不讲诚信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20世纪50年代末那场吹破牛皮的所谓“大跃进”，让国家和人民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就是前车之鉴！
毫无疑问，不彻底改变我们的干部管理制度和用人机制上的弊端，要做到人人说真话而绝不说假话，恐怕比登天还难！
齐威王赏罚分明（《资治通鉴》卷一）
公元前370年，齐威王朝见周烈王。这时王室衰微，诸侯没有谁来朝见的，只有齐威王来朝见周王，天下的人因此认为他很贤明。
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在即墨任职以来，毁谤你的话天天都能听到。然而我派人到即墨视察，看到田野开垦出来，人民生活富足，官府廉明，东边得以安宁。你不吹牛、不拍马，也不向朝廷有关方面行贿讨好，而是实实在在造福一方百姓。”于是封给即墨大夫食邑万户。齐威王召见阿地大夫，对他说：“自从你掌管阿地以来，赞誉你的话天天都能听得到。我派人视察阿邑，看到的是田地荒芜，野草连片，人民贫穷饥饿。前些时赵国进攻鄄地，你不去救援；卫国占领了薛陵，你竟不知道；你是用丰厚的礼物贿赂我身边的人以请求赞誉！”齐威王越说越气，最后，下令烹杀了阿地大夫以及身边曾经赞誉阿地大夫的人。经过这实实在在的奖惩，各级官吏个个震惊、畏惧，再也不敢贪污腐化、行贿受贿，再也不敢作伪欺诈，都能竭诚供职，齐国由此大治，称霸于天下。
事典评析：
赏与罚，曾被韩非称为御人的“二柄”，是领导者驾驭部属、使用人才的重要方法，是施政管理的利器。领导者的用人之道在于按功行赏、论过施罚，这样做至少有以下三个好处。
第一，为部下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既然功过是非决定了一个人的升降荣辱，大家就都会尽心尽力地工作，以争取奖赏、避免惩罚。
第二，避免人为的矛盾。如果领导不功奖过罚，下属就会产生亲疏嫡旁之感。一旦这种认知在下属心中蔓延，相互之间的隔阂与矛盾便会随之而生。只有唯功奖、唯过罚，让下属感到领导能明辨是非、一视同仁，矛盾才会自然地消失。
第三，可以调动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对于下属，无论赏还是罚，只有运用得当才能起到激励的作用。如果失度，不仅没有得到赏罚的人心里不服，受到赏罚的人也会不以为然。所以，领导在赏罚上必须坚持功过分明。领导者的大忌是：无功受禄，罚不当罪。
人是需要鼓励的，一个人做出了有口皆碑的业绩，给他一些物质或精神的奖励，更能激发其继续前行的决心。
不过，奖励的声誉是要靠公平公正的规则来维护的，否则，你获得的奖励再高，也很难从内心里产生成就感，公众也未必真的对你心服口服。
时代发展到现在，因为资历和领导的强行干预等原因，导致评奖中的官本位意识越来越强。许多挂名“国家”级的所谓评奖中，名字靠前的往往是有关或无关的各级各界官员。
按照常理，一个人是否得奖，完全取决于他的贡献，但在中国式评奖中，资历、声望、领导意图、职位之类，却往往成为决定一个人能否获奖，至少是决定其获奖等级的一个关键因素。这样的奖励，得到的不觉得光荣，没有得到的往往会因为不公而生出愤恨，助长了社会上拉关系、走后门、买官卖官的歪风。
中国式评奖之所以变味，其实是“大政府小社会”下的权力在作怪，自然也就无处不显现长官意志。
与此同时，负面事件的处理思路本应是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惩前毖后。但因为奖励体系的滥用和问责机制的缺位，发的奖金成千上万，追究的责任寥寥无几，最终许多负面事件都成了分享奖励的机会。及时处理事件的官员会因为“反应迅速”受到上级嘉奖，把问题曝光的记者会因为突发事件报道及时而获奖，参与事件处理的专家也会因为缓解了危机而得到奖励—在负面事件中没多少人落马，许多人反而借此得到了评优的资本。
当前，社会正处于道德失范后的规则重建之中，重要的不在于让更多人具备多高的道德标准，而在于让更多人坚守一些基本的底线，守住一些起码的道德；不在于让每个人做大善之人和道德圣人，而应致力于让每个人尽量不去行恶、不敢做坏事—对这样的道德生态来说，扬善的褒奖不可或缺，但建设一套完善的惩恶体系，比什么都重要。
商鞅变法（《资治通鉴》卷一）
商鞅原名公孙鞅，战国时期卫国人。商鞅在年轻时曾做过魏国相国公叔痤手下的侍从。公叔痤死后，他听说秦孝公胸怀大志、广招贤才，就前去投奔。
商鞅面见秦孝公时，提出只有通过变法革新才能使秦国富强的观点。对此，秦孝公表示支持。但因为变法触及了某些既得利益团体的利益，以及保守思想的桎梏，秦国人都反对商鞅变法。商鞅就劝秦孝公说：“对于普通民众，不可跟他们一起商讨事业的创始，只能与他们共享事业成功的欢乐。品德高贵的人不随波逐流，建树不朽功业的人不必谋及每一个普通百姓。所以圣人认为只要可以强盛国家，不必遵循旧的法制。”
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下令在秦国开始实行变法，新法的主要内容是：在全国重新编制户籍，按什、伍组织起来，互相督察检举，一家犯法，株连全体，检举揭发罪犯与征战疆场斩敌首级同样受到赏赐，知情不举、隐藏罪犯与叛国投敌同样受罚，建立军功者一律按照军功的等级接受封爵和奖赏；为私利打架斗殴者按照情节轻重给予惩罚；努力从事农桑、生产粮食和布帛多者，将本人徭役免除，成为一个自由人；王室贵族的地位也不是长久的，如有谁在战争中没有立功，就取消他的贵族头衔成为平民；不同等级的官吏有着严格的限制，不同阶层的人在土地的数量、宅院大小以及衣服的式样和妻妾的数量上都有规定。
新法制定出来后没有马上公布，商鞅为了让民众相信新法是真的，让人在都城市场的南门立起一根三尺长的木杆，然后对围观的民众说，谁能把这根木杆扛到市场北门，马上赏十金。民众都不相信，没人去。商鞅知道是百姓不信任他，于是又宣布：“赏额增加到五十金。”这时有一人壮着胆子把木杆扛到了北门，立即得到了五十金的酬赏，民众由此相信商鞅说话算数。
新法推行了一年，秦国各地数以千计的民众来到都城议论新法的弊病，要求停止变法。这时候太子赢驷故意触犯新法。商鞅一针见血地指出：“新法受到阻碍，根源在上层权贵蓄意破坏。太子身为储君，不能对他施加刑罚，但要严惩教导太子的师傅。”随即判处太子傅公子虔劓刑，判处太子师公孙贾黥刑。此事对全国上下震动极大。至此，百姓们都相信了。
在推行新法以后，秦国的变化非常明显，与民生有关的农业和纺织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库越来越丰足。同时，秦国的民风也出现了好的变化，例如，有人在闹市丢了一块金子很快就能找回来，山贼强盗也消失了，人们更推崇为了国家而战斗。
公元前340年，商鞅率军大败魏国。秦国封给他商於十五邑的土地，称他为商君或商鞅。
商鞅变法使秦国强大起来，但得罪了很多贵族，也伤害了很多人，招致了极大的怨恨。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他的儿子惠文王继立。贵族们联合起来诬陷商鞅“谋反”，最后把他车裂，诛杀了他的家族。但新法并未废除，仍然实施。
事典评析：
春秋战国是我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商鞅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敢于蔑视传统势力和旧习俗，积极投身这场封建制改革运动，在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下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上演了轰轰烈烈的变革大戏，并使封建制度在秦国取得巨大成功，让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商鞅的新法变革，虽然帮助秦孝公实现了富国强兵、威震诸侯的梦想，但这一代表社会进步力量的新法的实施，却损害了许多宗室贵戚的利益，尤其是商鞅为推行新法而采取的一系列非常血腥的暴力镇压手段，更是招致各种旧势力的强烈不满，只是碍于新法的严酷和秦孝公的支持，敢怒不敢言。崇尚暴力，厉行苛政，是造成商鞅悲剧的重要原因。这为一切有志于改革的执事者，提供了血的教训。
如今，当“改革”一词成为社会进步、社会发展的关键词以后，也出现了改革“被滥用”的现象，一些地方政府以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的方法来推动工作，出现了一些主观武断、简单粗暴的“一刀切”、“大呼隆”问题。强圈土地、强制拆迁、暴力执法等已引起民怨民愤，甚至诱发了一些严重事件，影响了社会的稳定。这背离了“改革促进发展”的初衷，背离了“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初衷，背离了“以人为本”、改革必须惠及百姓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前车之鉴，这些教训应该引起领导者的警觉与深省。
桂陵之战（《资治通鉴》卷二）
齐国人孙膑与庞涓一起学习兵法。后来，庞涓在魏国任将军。他自认为才能比不上孙膑，便把孙膑骗至魏国，借权势施以酷刑，断其两足，黥刺其脸，想使他终身残废不能为官。齐国使者来到魏国，孙膑自己以受刑者的身份暗中求见，说动齐国使者，将其带回齐国。田忌看重孙膑，以客礼对待，并将其推荐给齐威王。齐威王向他请教兵法，任命他为军师。
齐威王打算救援赵国，任命孙膑为将。孙膑辞谢，认为自己是受过肉刑躯体不全的人，不能担任将帅。齐威王便任命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孙膑乘坐在有篷盖的车中，为田忌出谋划策。
田忌想领兵直插邯郸救援，孙膑说：“解开纠缠在一起的东西，不可捏拳猛击，解救互相打斗的人，不可捏拳猛击，也不可动手相搏斗攻击，应打击一方要害，直捣其空虚的地方，这样更能瓦解敌人的进攻，打斗的人自然相解。现在魏国和赵国交战，他们的精兵锐卒必定在邯郸的战场，留守国内的必定是老弱残疾。你不如领兵快速奔赴魏国的都城，占领魏国的交通要道，攻击魏国防备空虚的地方，魏兵一定回师自救。这样我们既解除了赵国的困局，又可从魏军疲败中得到好处。”田忌听从了孙膑的计谋。魏军回师，与齐军在桂陵（今河南长垣西）交战，魏军大败。
事典评析：
“围魏救赵”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这一避实就虚的战法为历代军事家所欣赏。毛泽东把这一著名战例运用到了抗日战争中。他说：“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优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县和区的游击队，以至于从主力中分出一部分）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钳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29页）在抗日战争中，围魏救赵的方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创造了很多成功的战例。这一方法，至今仍有很强的生命力。
避实就虚就是要避开敌人实力雄厚之处而攻击其空虚薄弱的地方，通过转移对方的注意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为人处世要讲究策略，不能一味地蛮干。避实就虚、以逸待劳也是一种做人的策略、一门处世的哲学。避实就虚，关键在于辨其利害，避害趋利，人无我有，人有我好。
在市场经济竞争中，所谓避实就虚就是善于钻对手的空子，在与竞争对手进行交锋时，针对竞争对手的薄弱环节制定市场策略，避其锋芒，乘虚而入，在提高资源效率的同时，有力打击对方，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苏秦合纵御秦（《资治通鉴》卷二）
公元前333年初期，洛阳人苏秦用兼并天下的方法游说秦王，秦王不听他的话。苏秦便离开秦国，游说燕文公：“燕国之所以不受敌寇攻打，是由于赵国在南面作屏障。秦国要来攻击燕国，它得在千里之外作战；赵国要来攻击燕国，只在百里之内即可作战。希望大王和赵国南北合纵相亲，结成一体，那燕国一定不会有灾祸了。”燕文公听从苏秦的建议，资助苏秦车马，去赵国游说赵肃侯。
到了赵国，苏秦说道：“秦国之所以不敢兴兵攻伐赵国，是害怕韩国、魏国在后面算计他。秦国如果攻击韩国和魏国，没有名山大川的阻拦，只稍稍一动，便可到达他们的国都。韩国和魏国招架不住秦兵的攻击，一定向秦国称臣。秦国一旦消灭了韩国和魏国，那灾祸就落到赵国的头上来。我把天下的地图看了一番，山东各国的疆土比秦国大五倍，估计兵力比秦国多十倍。我为大王设计，使韩、魏、齐、楚、燕、赵六国统一起来，合纵相亲，共同对付秦国。”赵肃侯听了非常高兴，款待苏秦，尊宠他，赏赐他，请他约会诸侯。
这时，秦国派犀首领兵攻打魏国，大败魏军四万多人，俘获将军龙贾，占领了雕阴，还准备东进。苏秦担心秦兵到达赵国会使合纵的盟约遭到破坏，考虑没有人可派往秦国去用计，于是他想到了好友张仪。
张仪，魏国人，与苏秦同为鬼谷子的学生，学习过合纵连横之术。当时张仪也在游说诸侯，而没有受到任用，被困在楚国。苏秦召他来到赵国故意狠狠地侮辱他。张仪被激怒，心想诸侯之中只有秦王能使赵国吃到苦头，于是就去秦国。苏秦暗地里指使他的门客用财物资助张仪，使张仪能见到秦王。秦王喜欢他，用他作客卿。苏秦的门客告别时对张仪说出了实情，张仪非常感激苏秦的资助，表示在苏秦起事时，不会多嘴。
于是，苏秦又向韩宣惠王游说道：“韩国的土地方圆九百多里，兵将有数十万，天下的强弓、劲弩、利剑都出自韩国。您若屈服秦王，秦王必定索要宜阳、成皋，明年还要你再割地。大王的土地是有数的，而秦王的贪求是无穷的。俗话说得好：‘宁作鸡头，不作牛尾。’凭借您的贤明，拥有强大的兵士，却落个‘牛尾’的名声，我暗地里为您害羞！”韩王听从了他的建议。
苏秦去游说魏王说：“大王您的领地方圆千里，听起来虽小，然而村镇的房屋稠密，已到了无处放牧的地步。百姓、车马之多，日夜来往不绝，熙熙攘攘好似千军万马。我估计您的实力不低于楚国，现在听说您有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二十万敢死队，十万仆从，兵车六百乘，战马五千匹。却打算屈服秦国，希望大王仔细考虑！敝国的赵王派我来献计，订立盟约。请大王明察决断。”魏王听从了苏秦的建议。
苏秦再游说齐王说道：“齐国的四周有险要的山，土地方圆两千多里，武士几十万，粮食堆积得如丘山，您的三军，都是精良的壮士，进攻时像飞箭一样快，作战时如雷霆般猛烈，撤退时像风雨样迅速。即使有了战争，也不用到泰山、清河、渤海一带去征兵。临淄城里有七万户，我私下估量，每户不下于三个男子，仅临淄就有士卒二十一万了。再说，临淄非常富有殷实，居民都斗鸡、赛狗、踢球。在临淄的路上，车辆多得轴头相撞，人稠得肩膀相碰，连起衣襟就是帷幕，抬手挥汗就成骤雨。韩国、魏国所以特别害怕秦国，是因为与秦国接壤，出兵对阵，打不了十天，胜败存亡就已经决定了。韩、魏如果战而胜秦，就要损失半数的士兵，这样就不能固守四境；如果战而不胜，便要亡国。因此韩、魏不敢随便与秦国作战，而轻易就向秦国称臣。而秦兵要来进攻齐国却不同了。要背靠韩、魏的领地，路过卫国阳晋之路，经过亢父的险阻，车辆、骑兵都难以双行，有一百人把守住险要，一千人也不敢过。秦兵想要前进则有顾虑，恐怕背后有韩、魏打他的主意。因此，秦国只是虚张声势，招摇恐吓却不敢前往。秦国不能侵害齐国是很明显的。你们却要向西称臣，这是齐国群臣的失策。因此我请您稍稍留意这件事。”齐王应允了他的话。
接着，苏秦往西南劝说楚威王：“楚国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有方圆六千多里的土地，甲士百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粮食够十年支用，这是称霸为王的资本。秦国最害怕的就是楚国，楚国强则秦国弱，秦国强则楚国弱，双方势不两立。所以为大王考虑，不如联络各国，孤立秦国。我让崤山以东各诸侯，四时向您进贡，大家接受您的指挥，各诸侯把土地、宗庙都委托于您，训练好的兵士也由大王分派用场。所以，合纵成功，诸侯们就割地事楚；横向亲秦则楚国就得割地事秦，这两种策略天壤之别，大王您选择哪一种？”楚王也听从了他的话。
于是苏秦成了合纵盟约的首领，兼任六国国相。六国联盟后，秦国15年不敢出函谷关东进。
事典评析：
苏秦凭借一张嘴，从求同存异的角度切入，让各国认清了“合纵”与自己国家的利害息息相关，将相异的六国联合在一起，形成了对付强大秦国的联盟，从而得以同生共赢。
异中求同，是理性的智慧。国家与国家的建交是这样，个人之间的交往也是如此。有作为的人，有时固然因为时势的考虑、坚持原则的需要，虽同而存异，虽合而有别，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应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努力从异中求同，团结所有的力量以便大有作为，这对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有益处。
团结产生力量，任何一个团队必须先统一思想，成员之间要相忍、相容，要有吃亏精神，要善于在异中求同、在同中存异。领导者要有自知之明，切不要有狭窄的视野、固定的模式、陈腐的框框，更不要疑心太重，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学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择其善者而从之。遇到困难时，团队成员应该做到患难与共、共同承担责任，处理工作要有大局观念，在处理内部的团结上也要有大局观念，从大局出发求团结，这样团队才能经得起波折和风浪，才能无往而不胜。
燕昭王诚心求贤（《资治通鉴》卷三）
公元前312年，燕国人共同拥立太子平为燕昭王。燕昭王在燕国破败之后即位，他凭吊死者慰问孤寡，与百姓同甘共苦，用重金招纳贤人。他对郭隗说：“齐国因我国内乱而出兵攻破我们，我很明白我国弱小，不能报仇；现招纳贤士，共商国是，以雪先王被齐国残灭的耻辱，这是我的愿望啊。先生你若看到可用之人，我将亲自去侍奉他！”郭隗说：“古代的国君有拿出千金让自己的侍臣去求购千里马的，这位侍臣去买时，千里马已经死了，侍臣便用五百金买了千里马的骨头回来见国君。国君大怒，侍臣说：‘死马我们尚且还买来，更何况是活马呢？千里马现在就要来到了。’不到一年，那位国君果然得到了三匹千里马。现在国君你一定要招纳贤士，就从我郭隗开始，像我这样的人尚且受到礼遇，何况比我郭隗更贤能的人呢？他们会不远千里前来！”于是燕昭王给郭隗改建宫室并以尊师的礼节待他。这样，贤士们都争着奔赴燕国：乐毅从魏国前往，剧辛从赵国前往。燕昭王任用乐毅为亚卿，把国家大政交给他管理。
事典评析：
在中国历史上，重视人才、国家兴盛的事例很多。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都想让自己的国家胜人一筹，乃至称霸诸侯，当然，如能吞并别的诸侯国那就达到了终极目的。争来争去许多年，有些明白的诸侯忽然醒悟过来，要想争霸，先争人才。于是楚材可以晋用，齐材可以秦用，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中，恐怕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能同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才市场”相比。在当时，得一个人才而富国强兵的例子真是数不胜数。燕昭王诚心招贤，得到了魏国来的乐毅，终于攻下了齐国七十多座城池，差一点灭亡了齐国，为燕国报了遭受齐国侵略侮辱的仇恨。
“求贤若渴”，历代圣明帝王、名相贤臣和当代卓越企业家，无一不是如此。正是这样，才成就了他们的盛世与霸业。
用你的真情，诚心去求聘人才，往往能够打动贤才的心，使其为你忠心耿耿出谋划策，助你成功，正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古代礼贤下士的故事浩如繁星，招贤黄金台、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流芳千古，现代人跪雪求才创立伟业，同样名留青史。
求才不能虚情假意，那样也不会得到他的真诚。用你的诚心换他的诚心，这样才能配合默契，共同协作走向成功。
现在，“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已写入我们党的党章。这有利于进一步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尊重劳动就必然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邓小平同志向全党全社会发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号召。江泽民同志一再提醒全党全社会要注意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并提倡尊重创新精神，提倡尊重、爱护、吸引、用好、留住各类人才。胡锦涛同志强调，要进一步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风尚。
“四个尊重”有助于全党正确认识新形势下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有助于加快学习型政党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进程，有利于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
要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理念落到实处，需通过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建设，祛除和防止这方面还存在的各种弊端，从而打造一个良好的人才社会环境。环境很重要。有了好的环境，才能使人才辈出。反之，则造成人才的埋没和外流，这将对我们的事业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国际人才蓝皮书》称，中国2011年超150万人移民海外。这种状况的确需警醒。
胡服骑射（《资治通鉴》卷三）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向北征战中山国。他率兵到了房子县，进而到代郡，再向北到大漠中的无穷，向西攻至黄河，登临黄华山顶峰，便与肥义商量想让百姓穿短衣胡服，练习骑马射箭。
国内的人都不愿意穿胡服，公子成假称有病，不上朝。赵武灵王派人去劝导他：“治理国家有章法，就是以民众的利益为根本；从事政务有常规，就是以执行命令为关键。宣扬道德应在卑贱的下层开始，而推行政令必须从贵族近臣做起，所以希望您带头改穿胡人服装。”公子成表示：“中国是圣贤教化的地方，是实行礼乐制度的地方，是四方蛮夷学习效仿的地方。如今君王您舍弃这些不顾，反而效仿蛮夷人的服装，这是擅改传统习俗、违背民心的举动，希望您慎重考虑。”来人把这些话报告赵武灵王。
赵武灵王亲自去劝说公子成：“我国东边有齐国、中山国，北面有燕国、东胡，西面有楼烦，与秦、韩两国毗邻。若没有骑射的武备，怎么能守卫国家呢？过去中山国依仗齐国的强兵，侵犯我国的领地，骚扰我国的人民，引来河水围灌鄗城（今河北柏乡县北），如果不是祖先神灵保佑，恐怕鄗城早已失守了，对此先王深以为耻。所以我决心改变服装倡导骑射，想用这个办法防备四方边境的危难，一雪中山国侵犯之耻。而你却因循旧俗，厌恶改变服装，忘记了过去的耻辱，这不是我希望的啊！”
公子成听从了赵武灵王的话，第二天他穿上胡服上朝。于是，赵武灵王正式下令改穿胡服，并且招募练习骑射的战士。赵国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最后终于打败了中山国。
事典评析：
赵武灵王目光远大、思想敏锐，善于学习应变、取长补短，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雄才大略的封建君王，是古代屈指可数的军事改革家，为赵国的强盛作出了极大贡献。
当今社会，每个人都应该做到与时俱进。我们不能封闭自己，更不能自以为是，不要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永远正确。以永远正确自居的人，离失败已为期不远了。
有人说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这就说明变化是永恒的，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昨天还为油干灯灭而叫苦，今天就有了电灯夜如昼；昨天还为不能生育而发愁，今天就出现了试管婴儿；昨天还鸿雁传书，现在却“QQ”在线；昨天还是铅字印刷，今天却是激光照排、电子印刷；昨天还凭票供应，今天商品就琳琅满目、目不暇接；昨天还讨论“一国两制”，今天就成了共生共荣的现实；过去出国是外交人员的工作，今天普通人就可到国外旅游。当国门打开的时候，世界太丰富，太复杂了！除了乒乓球、篮球，还有高尔夫球；除了人脑，还有电脑；除了丝绸之路，还有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除了飞机，还有宇宙飞船……这是从一个结果到另一个结果，而在变化的过程中，你困惑过吗？你凭空下过结论吗？你面红耳赤地争论过吗？你自以为是、固执已见过吗？肯定有。不然，就不会有哥白尼为日心说而遭受审判的悲剧发生，不会有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而被视为异端邪说，也不会有20世纪7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重重阻力。
世界的变化，带来了观念的更新。观念不再是僵死的。今天是对的，明天就可能是错误；昨天看不惯的，今天却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对待一切事物要能适变、能应变。尤其是为政者要慎重结论，决不能以固执己见、因循守旧的态度来判定新生事物，要让实践和时间来下最后的结论，否则，就会像爱因斯坦说的那样，“谁要是把自己标榜为真理和知识领域里的裁判官，他就会被神的笑声所覆灭”。
鸡鸣狗盗（《资治通鉴》卷三）
公元前298年，有人对秦王说：“孟尝君当秦国相国，必定重视齐国的利益而忽视秦国，对秦国实在是太危险了。”秦王改任楼缓做相国，囚禁孟尝君，还想杀他。
孟尝君派人向秦王的宠姬求救，宠姬说：“我想要先生的狐白裘。”孟尝君确实有一件白狐裘，但已送给了秦王，无法满足宠姬的要求。幸好门客中有个人善于盗窃，便进入秦国仓库，偷出白狐裘献给宠姬。宠姬才帮孟尝君在秦王面前说好话，放他回国。
但刚放走，秦王又后悔了，派人去追。此时孟尝君来到边关，但城门已闭。根据秦国的法律，鸡鸣启关，旅客才可以出入。现在尚早，而追兵就在身后。幸好，孟尝君的门客中有人擅长鸡鸣，便学鸡鸣之声，田野人家的鸡听到，都跟着叫了起来，孟尝君脱险回国。
事典评析：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色人等一应俱全。孟尝君食客三千，鸡鸣狗盗之徒皆有，到时却各有用场。刘备手下的诸葛亮、关云长、张飞、赵云，也不是文武兼备的。跟随唐僧西天取经的三个徒弟，在性格上也是天壤之别。
世无完人，善和恶、美和丑、好和坏集于一人之身，或者既有优点也有毛病的人，这样的人历史上可不少，唐后主李煜当皇帝不合格，可作词名垂千古；宋徽宗政治上昏庸、生活上荒唐，可他创造的“瘦金体”书法自成一格；王安石变法彪炳青史，可把苏东坡整得够呛；蔡京人格低下，可书法让人称慕。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也屡见不鲜。
此时，你还能“见贤思齐”吗？不会了吧！这时，你说不定满脑子都是他的缺点了，哪还有时间去找他的优点。再说，世界也是复杂的，所谓的好人，也不过是善于克制自己的恶念；所谓的坏人，也就是不善于宏大自己的良性而已。在这个时候，能够发现人的优点，是一个为政者所必备的胸怀和境界。如果你再能用他的优点去克制他本身的缺点，那就离高明很近很近了。
一个人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想干点事情，就要有人帮助。一个好汉三个帮。善于用人的领导者，都是把握全局、谋划未来的指挥者和策划者，而不是事必躬亲的具体实施者。大凡成功人士，都是善于用人的。
富兰克林说得好：“垃圾只是放错了地方的宝贝。”善于用人短变长，善于用物无废物。梅虽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一切事物的两极都是相通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一个人的优点可以变成缺点，一个人的缺点也可以变成优点。
人之所“长”该用，人之所“短”也该用，只要用得恰当，后者并不比前者的效果差。人才如花，艳花大多不香，香花大多不艳，艳而香的花大多有刺。艳者取其艳，容其不香；香者取其香，容其不艳；艳且香者取其艳香，容其有刺。只有无能的管理者，没有无用的人才。缺点之所以成为缺点，关键是没有认识它，没有透过缺点看到后面潜在的优点。因此，不要一听到缺点，就觉得不能用、不好用，求全责备。如果孟尝君平日里不注重收养门客，他也不会被鸡鸣狗盗之士所救。
领导者较平常人要涉及更多更复杂的人际关系。了解人、激励人、使用人是领导者工作的重要内容，悟人自然成为领导者提高悟性的重要途径。领导者悟人，一是要悟与自己直接接触的人。对这部分人，要尽量熟悉他们的个性特点，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为，然后因势利导、因人而异地采取不同的办法，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对上级要领悟其决策意图，对他们的工作思路和关注点、兴奋点、目标点要细心领会，做到在贯彻中不走样；对下属要洞察其内在需求和能力素质，掌握他们在想什么、在干什么、想干什么、适应干什么、能够干成什么。在此基础上，为其提供施展才华的平台，满足其需求，激发其热情，调动其积极性，做到知人善任；对同事要多沟通，经常交流思想，了解他们的优势和不足，以互补的心态相处。只有这样，领导者才能处理好上下左右的关系，营造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二是要悟古今中外的先贤往圣。“见贤”需“思齐”，“知贤”才能够“思齐”。对于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成功之士，不但要了解其事迹，更要熟悉他们的成功之道，学习他们崇高的品德、修身的方法、为人的哲学，以他们为鉴，找出自己的不足，提升自己的素质。
乐毅伐齐（《资治通鉴》卷四）
公元前285年，齐湣王派兵攻打宋国，宋国亡。齐湣王非常骄横，不断派兵攻打各诸侯国，甚至还想消灭周朝，自己称天子。最终，他的行为激起了众怒。
同年，燕昭王却日夜安抚教导百姓，使燕国更加富足。看到齐湣王的作为，燕昭王就和乐毅一起商量讨伐齐国。乐毅说：“齐国称霸以来，至今有余力，地广人多，我们独立攻打不易，依我之见不如联合赵国、魏国和楚国，才有打赢的希望。”
燕昭王同意了乐毅的建议，派乐毅出使赵国，另派使者前往楚国和魏国，再让赵国用讨伐齐国的好处引诱秦国。各国苦于齐王的骄横暴虐都同意联合伐齐。
公元前284年，讨伐齐国的战争开始了。燕昭王为了替祖先报仇，发动了燕国所有的兵力，任命乐毅为上将军。在燕军与秦、赵、韩、魏的军队会合后，赵王便把相国印授予乐毅，由他一人指挥五国军队向齐国进攻。
齐湣王集中了全国兵力进行抵抗，双方在济水西岸大战，齐军大败。
乐毅见胜负已定，让秦国和韩国的军队先回去，令魏国军队分兵攻打宋国旧地，让赵国去收复河间。自己率领燕军由北长驱直入齐国。这时，谋士剧辛劝说道：“我们燕国与齐国比起来，势力还是要小得多。我们能打赢齐国，是因为联合了其他诸侯国。现应趁机占领边界上的城镇，以扩大我们燕国的疆土，才是正确的。现在大军过城不攻，只一味深入，既无益于燕国又无损于齐国，能得到的只是深怨。”乐毅说：“齐王刚愎自用、好大喜功、不与下属商议、信任谀谄小人、罢黜贤良人士、政令贪虐暴戾，百姓十分怨恨他。现在齐国的军队已经溃不成军，如果此时乘胜追击，齐国百姓必然会趁机反叛齐王。齐国内部发生了动乱，收拾起来就很容易了。如果不抓住这次的机会，齐湣王回国后一旦醒悟过来，痛改前非，体恤民情，任用贤才，那时我们再想攻打齐国就难办了。”
于是，乐毅下令大军深入齐国。齐国果然大乱，失去常度。齐湣王仓皇出逃。乐毅率领大军杀进齐都临淄，像当年齐国抢劫燕国一样，也把齐国的金银财宝、贵重器皿等全部运回了燕国。
燕昭王非常高兴，亲自犒劳军士，封乐毅为昌国君。
事典评析：
乐毅是一位优秀的战略家，他不计一城一池的得失，向着灭齐的远大目标前进，可谓站得高、看得远。
古人观景时强调“意由物发，意在物外”。由景生意，但意要超越景，达到更高层次的意境。也就是做事既需要就事论事，又需要意在事外，要跳出就事论事的小框框，要有战略眼光，要善于从更深的层次看问题。
战略眼光也就是要有大局观、长远观念。全局是由各个局部组成，但又大于各个局部。所以要取得全局的成功，要靠每一个局部的努力；为了全局的利益，又需要牺牲局部的利益。这就是全局与局部的辩证法。
战术能力指一个人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比它更重要的是战略眼光，即要有长远观和全局观。就像下围棋，当你将注意力集中在棋盘的一角与对手进行厮杀时，突然发现自己马上就要输了，这是因为你没有纵观全局，不懂得以局部的牺牲来获取全面的胜利。
有没有战略眼光，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大智慧的标准之一。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要善于从长远、从全局来考虑问题，不能被一时一事困住，这就是谋略。
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努力奋斗是必要的，但同时也要有谋略。不要贪一时之利，而要从整个人生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能成为伟人、领袖的人，他们都站得高、看得远。一个人对历史负责，历史才能对他负责；一个人常想百年，百年后的历史和后来人才能常常想起他。邓小平能成为伟人有许多原因，而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常常思考百年之后的远景，常常考虑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甚至全人类的未来，则是重要原因之一。
相对于许多国内外大事，植树似乎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儿，但邓小平却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1979年3月12日，那是中国的第一个植树节，邓小平来到北京市大兴县庞各庄参加了植树造林活动。1981年，看到长江和汉江上游山区因毁林开荒以及森林过量采伐造成的特大水灾，邓小平提出了在全国开展全民义务植树的倡议。正是因为他的倡议，同年12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此后，邓小平几乎每年都会带领他的家人参加义务植树活动。他说：“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1991年，年届87岁的邓小平已无力再拿起铁锹植树了，但他仍在植树节前为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十周年题词：“绿化祖国，造福万代。”植树几乎没有什么短期效益，但前人植树，后人乘凉，邓小平想到的是子孙后代。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邓小平重视植树，更重视树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批老干部先后回到领导岗位。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但他们已经上了年纪。国家急需大批年轻的人才，如果老干部不适时地退出领导岗位，年轻的同志就无法接班。这让刚刚回到领导岗位的老干部情何以堪？从百年大计这个角度出发，邓小平对老干部说了以下这番话：“老同志要让啊！要认真地选接班人，这是个百年大计，这是我们的一个战略问题。要忧国忧民忧党啊！”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十一届三中全会成功闭幕不久，党内就实行了从顾问委员会制度向离退休制度的过渡，成功完成了领导干部的新老交替。
不只在树木、树人方面，邓小平在许多重大问题的处理上都表现出了以百年为期的战略家的眼光和情怀。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搞高能加速器是一个很费钱、费力和费时的工程，许多人都不赞成，但邓小平坚决支持。有些外国人问他为什么要搞高能加速器，邓小平毫不犹豫地说：“从长远考虑，不搞是不行的。”
在一个民族中，总要有人来思考和把握未来。如果只看到眼前的利益，那么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正像邓小平说的，“作为政治家，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不能只考虑现在的几年、十几年、二十年，要考虑几百年、几千年”。
作为执政者要善于从政治上正确认识和判断形势。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一项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十分艰巨的、不断发展的事业。如果不善于从长远的、全局的高度来认识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认识当今的国际局势变化对我国产生的影响，进而审时度势、正确决策，就很难把握国家前进的正确方向。只有正确分析和认识形势，我们才能充分认识现代化建设大好局面中隐藏的暂时困难和问题，认清事物的本质与现象、主流与支流，坚定推进工作的信心；只有正确分析和认识形势，我们才能把握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统筹兼顾地处理好工作的方方面面，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如果领导者整天考虑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个人利益，那是很难做成大事的。因此，要善于从全局的高度来观察和处理问题，识大体、顾大局，自觉把本部门、本单位等局部性的工作放到整体和全局中去谋划、去推进，努力形成团结一心干事业、齐心协力谋发展、群策群力促和谐的和谐局面。
完璧归赵（《资治通鉴》卷四）
公元前283年，赵王得到了楚国的和氏璧。秦昭王十分想要，就派人对赵王说，秦国愿意用15座城池交换。
赵王对此感到为难：不同意，又畏惧秦国的强大；同意，又怕被欺骗。为此，赵王便征求蔺相如的意见。蔺相如说：“秦国用城换宝，如果大王不答应，显然理亏；如果我们答应，秦国不给我们城，那是秦国理亏。因为他不守信用。相比较，宁可让秦国理亏，也不能让天下人耻笑我们。”接着，他又说：“我愿护宝前去，假如秦国不交出城来，我一定能完璧归赵。”赵王同意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前往秦国。
蔺相如到了秦国，见秦昭王并非真心实意用城换宝，就从秦王那里哄骗回了和氏璧，派随从将其藏在怀中从小道返回赵国，他自己则留下来听凭秦王处置。秦王得知和氏璧已经被送回赵国，虽然有些心疼，但他更赞赏蔺相如的才能，对他以礼相待，还把他送回赵国。蔺相如回到赵国后，赵王封他为上大夫。
事典评析：
士的最高标准是“不辱君命”。在一个突变的情况下，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有所担当，其实是一个成熟的人在职业角色中所要受到的一种考评。蔺相如临危不惧、机智周旋，终使“完璧归赵”而不辱使命。由此看来，他是一个优秀的士。
临危不惧意味着付出，有时是金钱，有时是地位，有时甚至是生命。这付出是深思熟虑后的决断和义无反顾。
临危不惧的前提就是勇敢，勇敢不同于激情中的不顾一切，它是根植在心中的稳定持恒的人生品质，如经冬不凋的松树，四季常青。勇敢无所谓大小，凡是追求进步、追求真理、追求正义的行为都是勇敢的行为。孔子把勇作为高尚完美的君子所应具备的三种品质之一。他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即智、仁、勇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三者之中，仁是核心，智是知仁，勇是行仁。因此，“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
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奋不顾身的战士是勇者，在事业中开拓进取、与困难作不懈斗争的人是勇者，在成长中与自己的弱点和贪念进行坚决斗争的人是勇者。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困难临危不惧，才能奏出人生事业的最强音。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一帆风顺、一马平川，不可能没有坑坑洼洼、磕磕碰碰，不可能没有鼻青脸肿、七灾八难。当领导是很难的，宦海沉浮，是为常态，少不了哭过、退过、降过。面对困难、困惑、困顿、困厄，正确的态度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智者是清醒的，知道世间万事万物皆由无生有，今日无名是明日闻名的基础。智者很有信心，因而困境危机也不止步。在抗击“非典”时期，高等院校却是个平静的港湾，这并非偶然，正是较高文化、思维、素质赋予了学子们较强的判断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
危机面前，更有惊慌失措之人。恐慌之害，亦胜于病毒。过度恐慌会造成负面的情绪，干扰人体免疫功能，对身体健康是有害的。
恐惧对个人和社会都是有害而无益的。但话又说回来，恐慌有什么用？要看到两点：一、人固有一死，想想平时，上不愧天，下不愧地，中不愧人，堂堂正正，清清白白，死又何惧？既有宏图大志，自有后来人继承，又有何怕？二、天塌不下来，杞人忧了多少年、多少代，天不还是好好的吗？天都塌不下来，一小小的困厄危机又奈人何？此时此刻，我们要选择这样的态度——平静、平和，以积极防范应对。
面对危机，不惑是前提，不忧是态度，不惧是方式。故大智有大仁，大智有大勇，大勇产生办法。
将相和（《资治通鉴》卷四）
公元前279年，秦王派遣使者告诉赵王，希望在黄河外的渑池和好相会。赵王不想去，廉颇、蔺相如对他说：“大王您不去，就显示我国势弱而且怯懦。”于是赵王前往渑池，蔺相如随行。廉颇将他们送到国境，与赵王告别说：“您去渑池，路上及与秦王相会的时间不超过三十天，假如超过三十天您还没回来，请求准许立太子为王，以断绝秦国挟持大王的企图。”赵王同意。
渑池相会，秦王与赵王饮酒，饮到欢畅处，秦王请赵王奏瑟，赵王奏了瑟。蔺相如也请秦王击缶，秦王不肯。蔺相如说：“在这五步之内，我可以血溅大王！”秦王身边的随从想杀掉蔺相如，蔺相如瞪目大声呵斥，随从畏缩退却。秦王没办法，只好击缶。直到酒宴结束，秦国始终不能对赵国加以非分之求。再加上赵国的军队也做好了准备，秦国没敢轻举妄动。
回国后，赵王任命蔺相如为上卿，位在廉颇之上。廉颇心中颇为不满：作为赵国大将，我廉颇有攻城野战之功。蔺相如一介下层小民，靠着善辩而位居我之上，实在是羞耻至极，绝不能忍下这口气！想到这里，他便对外宣称：“一旦遇到蔺相如，我一定要羞辱他一番！”
亲近蔺相如的人听说后，就将廉颇的原话告诉了他。蔺相如笑了笑，也没说什么，只是开始有意避开廉颇。每逢上朝，蔺相如常常称病不去上朝。出门在外时，只要望见廉颇的车驾，蔺相如就赶紧让车夫避让。对于蔺相如的举动，他的门客和下属都感到十分羞耻。蔺相如问他们：“与秦王相比，廉将军更厉害吗？”众人回答说：“当然是秦王厉害了”。蔺相如说：“秦王这么厉害，在他的朝廷上我都敢斥责他、羞辱他的群臣，廉将军还有什么可怕的？我考虑的是，之所以强暴的秦国不敢进犯赵国，就因为赵国文有蔺相如，武有廉将军。如果我们发生矛盾，必定会削弱赵国的力量，让秦国有可乘之机！”
廉颇获悉了蔺相如的话后，感到十分惭愧，便赤裸着上身、背着荆条，到蔺相如的府邸去请罪。蔺相如见此，心知廉颇已经明白他的苦心，便没有追究，还与廉颇成了生死之交。
事典评析：
“和”在一定条件下是力量的源泉，是胜利的保证。谁不赞美蔺相如、廉颇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胸怀？正是“将相和”巩固了赵国，保证了对秦斗争的胜利，带来了国家的安定。
我们生活在社会这个大群体里，人与人之间免不了发生一些磕磕碰碰，常常因一时的疏忽，或冒犯了别人，或别人冒犯了我们。宽容一点会使彼此重归和睦、友善，会得到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喜悦。
具有宽容待人的品质，无论在哪里，都会为人带来一片和煦、温暖的春风；不肯宽容别人，则往往给自己带来痛苦。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后，如果一直不肯谅解和宽恕伤害过自己的人，甚至一有机会就进行报复，这是对人对己的双重折磨。所谓的噩运，可能只是因为对他人一时的狭隘或些许的刻薄，而为自己在前进路上设的一块绊脚石罢了；所谓的幸运，也可能是因为对他人的恩惠、些许的帮助，拓宽了自己的道路。
宽容是一门做人的艺术。宽容待人，就是在心理上接纳别人，理解别人的处世方法，尊重别人的处世原则。我们在接受别人的长处之时，也要接受别人的短处、缺点与错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与人和平相处。
领导者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接触人，接触不同脾性、不同思想、不同阅历、不同身份、不同学识的人。这就难免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受到误解、受到侮辱、受到讽刺、受到围攻、受到谩骂、受到攻击、受到阻力是领导活动上的常态。既然是常态，当然就应该以一颗平常心处之。相反，如果“一朝之忿，忘其身（《论语·颜渊》）”或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苏轼《留侯论》）”，最终的结果则是无事生非、有事变大、大事变炸。因此，当领导必须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保持健康的情绪，有制怒的本事，做到热而能冷，乱而能静，急而能安。
田单复国（《资治通鉴》卷四）
公元前279年，燕昭王去世，太子即位，称燕惠王。燕惠王在当太子时和乐毅有矛盾，做了燕国大王后，自然对乐毅不好。
齐国的田单听到消息后非常高兴，制定了一个反间计后，便派人去燕国散播谣言：“齐王死了，齐国仅有两座城没有被攻克。乐毅因为与燕国的新王有矛盾，害怕被害而不敢回国，他现在打着攻打齐国的名号，实际是想率领军队在齐国称王。而齐国人现在没有归附他，所以他只能暂缓进攻即墨，以等待时机举行大事。齐国人最害怕的就是燕王派别的大将来，那样即墨就离城破不远了。”
燕惠王本来就不信任乐毅，听到谣言后，更觉自己的怀疑正确，便马上派大将骑劫赶到前线换了乐毅。乐毅见自己无故被撤，心中不满，便逃到了赵国。燕国的将士对燕惠王的做法十分不满，军心开始涣散。
田单见第一步计划实现，马上实施第二步计划。他下令让城中人吃饭时，先在庭院祭祀祖先，四处飞鸟为争吃祭饭盘旋落到城中。城外的燕军很是奇怪，不知是怎么回事。田单让人散布消息说：“有天神派军师下界来帮助我们。”为了让百姓们相信，田单特意挑选了一个精明强干的士兵，让他扮成神仙，对他十分尊重，而且每次发号施令都说是神的旨意。即墨城中兵、民的士气渐渐高涨。
田单让人散布消息说：“作为前导，我怕燕军把齐国的俘虏割去鼻子，那样即墨城就快完了！”燕人听了传言，就割了齐国俘虏的鼻子。驻守在城中的齐兵看到降兵都被割去了鼻子，都决心坚守不降，唯恐成为俘虏。田单再使人散布消息：“我怕燕军掘那些城外的坟墓，那样齐国人就真的寒心了。”燕军又中计，把城外的坟墓挖开，并焚烧死尸。齐国人站在城楼上看见燕军掘墓烧尸，都非常愤怒，要求出战。
这时田单知道军士已经可以死战了，于是带头拿起版和锹与士卒一起筑城，把自己的妻妾编入军队，还把家里的全部食品分发给将士，以犒劳他们。接着他下了一道命令：披甲的士兵潜伏在城下；老弱人员、女子登城守卫；在城中募集一千镒金，派一部人带着这些金子假意投降燕军。
燕国将军见到有人带着一千镒金来投降，高兴极了。燕军也为即将到来的胜利而心生雀跃，戒备更加松懈。田单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在城中搜罗了一千余头牛，给它们绘上五彩天龙花纹，披上大红绸衣，在牛角上绑束尖刀，在牛尾绑上浸泡过油脂的苇草。趁着夜色，齐军点燃苇草末端，从预先凿好的几十个城墙洞将牛赶出城，后面紧随着五千名身强体壮的士兵。尾巴被火燎烧，牛在疼痛感刺激之下一窝蜂似的奔向燕军。
燕军看到这些装束神奇的牛大惊失色，还没缓过神就被牛群冲击至眼前，死伤无数。此时，城里的人或敲起自己手里的器物助威，或大声呐喊助威，响声震天动地。
在如此浩大的声势下，燕国军队万分恐惧，纷纷败逃。齐军趁乱杀死了燕军大将骑劫，并一路追杀逃亡的燕军。每经过一座城邑，城中的百姓都欢迎齐军的到来，再度归顺齐国。当燕军逃到黄河边时，齐国被燕军占领的七十几座城都已复归。
后来，田单亲自率军前往莒城（今山东莒县）迎齐襄王回临淄，齐襄王封田单为安平君。
事典评析：
田单巧妙运用“火牛阵”，实施夜间奇袭，成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田单用挑拨、反间等计策，巧妙地欺骗了敌人，激发了人民的斗志，从而使即将灭亡的齐国神话般地山河重振，不得不说是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
《孙子兵法·兵势》讲：“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说的就是以小搏大、以弱胜强、以少胜多，总之一句话，是谋势之战。
要实现以弱胜强，弱者必须借用客观环境来增强自己的势力，并利用客观环境来削弱强者，这个可以借用的客观环境就是“势”。“谋”就是善于观察，仔细分析，抓住敌人的弱点进攻，必能取胜。
做任何一件事，只要万众一心、合乎时宜，就没有不成功的，正所谓人心齐，泰山移。相反，事情就会走向反面。所以在进行各种具有激烈竞争色彩的事情时，要战胜对方，攻心为上策。攻心又包括两方面，一是要牢牢稳住自己一方的人心，使大家同仇敌忾，这是基础；另一方面，就是从对方的弱点下手，或威吓、或利诱、或二者兼施，使对方人心浮动、士气瓦解，从而为自己获取最后的胜利创造条件。
赵奢收田租（《资治通鉴》卷五）
公元前271年，赵国有一个叫赵奢的收田租的小官，他干了一件让很多人吃惊的事情—到平原君赵胜家去收租税，并依法杀死了不肯缴纳税租的平原君的九名管事。平原君听到消息后异常恼怒，想杀死赵奢。赵奢对平原君说：“您在赵国有权有势，如果纵容家人违法，法纪对平民的约束力就会削弱，法纪的约束力削弱国家就会随之衰弱，国家衰弱就会招来他国的来犯，那时赵国便不存在了。您还到哪里找现在的富贵呀！您人贵位尊，如果能带头奉公守法，我国将上下一心，此后必将强大，而您作为王族贵戚，难道还会被天下轻视吗？”
赵奢的一番至理名言获得了平原君的认可，便将他介绍给赵王。赵王派赵奢管理国家赋税，此后，赋税的征收顺利，人民变得富庶，国库也日渐充实。
事典评析：
古代司法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现代司法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都表明，在法律面前没有特殊群体、特殊单位。平原君的家人拒不交租，显示了这个强势家族的霸气。这说明，他们仗着自己的硬牌子，早已养成了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习惯，何况是小官一个。
但赵奢并没有被平原君的“身份”吓住，依法杀了这些人，明确表示法不容权。法律让“牛气”缴械，是正义的胜利。赵奢敢于摸老虎屁股的举动，是对法律尊严的捍卫，也让古人、今人见证了“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律威严。
对于领导者来说，要敢于碰硬、敢斗坏人、敢刹歪风，追求勇敢之美。勇往直前的人正义凛然，令人钦佩。现在，一些领导者为何害怕坏人、不敢碰硬呢？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自己平时行得歪干过坏事。没有一身正气，说话干事就缺少底气，就少了碰硬的锐气。领导者追求勇敢之美，关键在于铭记“身正不怕影子斜，半夜不怕鬼敲门”。在此基础上，还要有一股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甚至要有把自己的乌纱帽丢在一边的豪气。
触龙说赵太后（《资治通鉴》卷五）
公元前265年，秦国攻打赵国，攻取了三座城池。赵国别无他法，向齐国求援。赵国惠文王刚去世，孝成王即位，因为年纪小，便由太后掌管国家大政。
齐国人说：“一定要把长安君送来做人质。”太后不同意，齐国不派救兵。大臣们极力规劝太后。太后公开对大臣们说：“再来劝说让长安君去做人质的，老妇我一定朝他脸上吐口水！”
左师公触龙求见太后说：“太后的饭量没有减少吧？”
太后说：“只是靠一些粥食罢了。”
太后的怒气稍解。
左师公说：“我儿子舒祺，年龄最小，没有才能，我已衰老，很疼爱他，希望能让他在宫里当一名卫士，不知太后能不能答应？”
太后说：“行，他年龄多大呢？”
左师公回答说：“已经十五岁了。虽然年少，但我希望在自己死去之前将他托付给您。”
太后说：“大丈夫也怜爱小儿子吗？”
左师公回答说：“比女人爱得厉害。”
太后笑了：“还是女人爱得厉害。”
左师公却说：“我私下认为太后你疼爱女儿燕后要超过爱长安君。”
太后说：“你错了，比不上爱长安君。”
左师公说：“父母疼爱儿子就要为他谋划得深远。当年，您送燕后出嫁时，拉着她的脚而哭泣，是她嫁的太远啊！燕后出嫁后，您还思念她，每次祭祀都祝愿说：‘千万别让人把她退回来（按当时的风俗，出嫁的姑娘，只有被休、丈夫去世才回娘家）！’这难道不是为她谋划长久，要让她的子孙相继都成为君王吗？”
太后说：“是这样。”
左师公说：“现在三代之前，赵王的子孙封为侯的，现在还有没有继承人在位的？”
太后说：“没有了。”
左师公说：“在他们之中，享有封侯时间短的，是因祸殃累及自身；享有封侯时间长的，则是祸殃落到了他的子孙辈。难道人主的儿子封了侯就不好了吗？是他们地位尊贵又没有功绩，俸禄丰厚又没有劳绩，拥有的国家贵重宝器太多。现在太后让长安君享有尊高的地位，封给他肥沃的土地，给他贵重的宝器，却不让他为国家建功，一旦失去了靠山，如何能在赵国立足呢？”
太后醒悟说：“好，任凭你去支使委派他！”
于是左师公为长安君准备车一百乘，到齐国做人质，齐国便派出援军。于是，秦军撤退。
事典评析：
真正爱护子女，就应当具有忧患意识，不能只看眼前的安逸，这是人们都明白的道理，但要想按照这一道理去做，却不是容易的事。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中国人的普遍心理，但在具体的方法上却大相径庭。贫寒人家即使想娇惯自己的子女也没有条件，所以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说法；而富贵人家则不同，他们也想子女志向高远、有所作为，但因方法不当，其结果往往是三代而下，便由龙种蜕变为跳蚤。
那个听说百姓没有饭吃，就问大臣“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那个“隔江犹唱后庭花”的陈后主，那个“问君能有几多愁”的李煜，都是吃了“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亏，在一派骄奢淫逸中，走向国破家亡的绝境。
当今社会，某些“官二代”、“富二代”，蒙昧未开，或属于飙车一族，或是热捧明星的粉丝，或是痴迷于声色犬马的玩家。有人担心自己子女支配着太多的权力和财富，很容易挥金如土、骄奢淫逸。如果不继续创业，很可能逃不出“富不过三代”的魔圈。
现在，或许哪家的子女都不让父母省心，但领导者的子女好像尤其如此。怎么回事？都是家里的权钱惯出来的！问题出在子女身上，根子还在父母那儿。
如何关心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领导层的子女因养尊处优而蜕化变质，这是古往今来都十分关注的大问题。古人触龙对此问题可以说了解得很透彻，抓住了主要矛盾，因此他提出的忠告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长平之战（《资治通鉴》卷五）
公元前260年，秦国派左庶长王龁率军攻下了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北）。上党的百姓纷纷投奔赵国。赵国的廉颇驻扎在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收容安置上党的百姓。王龁因此进攻赵国。赵军屡次作战都失败，死了一位副将和四位尉官。赵王与楼昌、虞卿计议对策，楼昌建议派使者到秦国讲和。虞卿反对说：“现在掌握讲和主动权的是秦国，秦国决心要打败我军，即使派使者去求和，秦国也一定不答应。不如派使者用重宝去拉拢楚国、魏国。楚国、魏国一旦接受，秦国就会疑心天下诸侯又在合纵抗秦，这样讲和才能成功。”
赵王不接受虞卿的意见，仍派郑朱到秦国求和，秦国接待了郑朱。赵王对虞卿说：“秦国已接待郑朱。”虞卿回说：“大王肯定见不到郑朱成功赵军就被击破了。为什么呢？各国去祝贺秦国胜利的人现在都在。郑朱是赵国地位很高的人，秦王一定显耀尊重他，用他来告诉天下，你已向秦求和，各国见您已求和，便不来救援赵国；秦国见赵国孤立无援，就越发不肯讲和了。”不久，秦国果然大肆宣扬郑朱来使，而不与赵国讲和。
秦军多次打败赵军，廉颇坚守营垒不出战。赵王以为廉颇损兵折将后更加胆怯、不敢迎战，气得多次斥责他。秦国相国范雎又派人带了千镒金来到赵国施行反间计，散布消息说：“秦国所怕的，只是马服君的儿子赵括当将领，廉颇容易对付，他就要投降了！”赵王中计，便任命赵括代替廉颇为大将。蔺相如说：“赵王因为赵括名声大而任用他，就像把弦柱胶粘牢固而鼓弹瑟一样。赵括只知死读他父亲的兵书，却不知灵活用兵的谋略。”赵王仍不理会。
秦王听说赵括担任了赵军大将，便暗中派武安君白起担任秦军的统帅，下令军中：“有敢泄露说武安君任将军的处斩！”
赵括到了军中，改变所有的军事部署，撤换军官，下令出兵进攻秦军。武安君假装失败退走，预先部署两支伏军。赵括乘胜追击到秦军营垒，秦军坚守无法攻克，而秦军的两支伏军，一支在侧冀的二万五千人切断了赵军的后路，另一支五千骑兵截住赵军返回营垒的道路，赵军被一分为二，输送粮草的道路也断绝了。武安君派出小股军队进攻赵军，赵军战斗失利，便修建营垒坚守以待救兵。
秦王听说赵军输送粮食的道路断绝，便亲自前往黄河以北征调年龄在十五岁以上的民众到达长平，拦绝赵军的救兵和粮食。赵军缺乏粮食，向齐国请求接济，齐王不答应。
赵国军队断粮四十六天，内部互相攻杀吃人肉。赵军加紧进攻秦军的营垒，以四支队伍轮番攻击秦军营垒，到第五次仍无法突围。赵括亲自带领精锐士卒与秦军交战，被秦军射死。秦军用奸计把赵国降兵全部活埋，只留下弱小的二百四十人送回赵国（秦军前后斩杀了俘虏四十五万），赵国人十分震惊。此役为著名的长平之战。
事典评析：
首先，赵王错用赵括遭大难。在用人问题上，不能知人善任，用错了人，其危害性已被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当时固守长平是正确的，但赵王不听忠告，错用赵括而不用廉颇，造成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悲剧。这足以说明对人才的识别、任用多么重要。
其次，纸上谈兵难成功。“纸上谈兵”在生活中是用来批评那些不懂得去实践的人。古诗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在生活中，要正确认识知识和实践之间的关系。知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挥作用、创造财富，离开了实践就将一钱不值。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再多，也不能在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
关于实践，有人说过这样一段话：“知道事物应该是什么样，说明你是聪明的人；知道事物实际是什么样，说明你是有经验的人；知道怎样使事物变得更好，说明你是有才能的人。”可见，实践对生活的真正意义非同小可。
作为从政者，在滔滔不绝地发表施政演讲的时候，在引经据典、从国外讲到国内、无所不讲的时候，有没有离题万里、脱离实际的感觉？想过“纸上谈兵”的故事吗？是不是成了现代的赵括？真的要警惕！
毛遂自荐（《资治通鉴》卷五）
公元前258年，赵王派遣平原君到楚国请求救援，平原君要在他门下的食客中选取文武兼备的二十人一同前往，结果只选得十九人。毛遂向平原君推荐自己。平原君说：“请不要开玩笑好吗？这关系到赵国的生死存亡，你怎么还有心思胡闹呢？”毛遂说：“我不是胡闹，是想为赵国和您贡献自己的力量！”平原君很生气，称其在自己门下三年，没有看出他有一点长处。毛遂听后不以为然，称三年来是没有给他机会，实际上自己是有才华的，请相信他。平原君虽半信半疑，但苦无人选，只好选他一同前往楚国。那十九个人都嘲笑毛遂，可毛遂根本不予理会。
到了楚国，平原君与楚王论说合纵的利害得失，从早晨谈到了中午，楚王仍犹豫不决。毛遂看不下去，手按着剑登上殿，对平原君说：“合纵的利害得失，两句话便能说清楚！现在从日出谈到中午还不能做决定，这是为什么？”楚王怒斥毛遂：“我只是与你的主君说话，你算干什么的？”毛遂手按剑把走到楚王面前说：“大王你之所以呵斥我，是依仗楚国兵民众多。现在在这十步之内，你的生命在我毛遂手中。在我的主君面前，你为什么呵斥我？”楚王道：“你想干什么，难道你真敢刺杀本王？”毛遂笑道：“我没那个意思。我只想问您，您认为我们来商量合纵抗秦的事，是为了赵国好还是为了你们楚国好？”楚王不明其意，回道：“自然是为了你们赵国好。”毛遂大笑道：“大王您错了，我们也是为了楚国好。我听说商朝开国大王汤和我周朝开国大王文王，初时，不过拥有一百里土地罢了，但是却最终都统一了天下。如今楚国有五千里的土地，百万名将士，是诸侯国中的强国。可是一个小小的白起，带领区区几万人，一战就夺走楚国的两个城，再战便火烧夷陵，三战将楚国的列祖列宗的牌位都烧了，您难道不觉得羞耻吗？您说这联合抗秦到底是为谁好？”楚王听后，觉得毛遂的话有道理，就对他说：“我同意联合抗秦。”毛遂接着说：“那就请歃血为盟，您第一个滴血，平原君第二，还有那下边十九个人，我是最后一个。”
平原君回到赵国，待毛遂为上客。
事典评析：
时机并不是时时处处都存在的，关键在于认准它，并抓住它，才能成功。毛遂正是把握并利用好时机，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从而名垂青史的。
每个人都是这样，把握时机还是错失良机，会写出不同的历史。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可能遇上特别好的有利时机，抓住它就可以较为容易地改变自己的处境，开辟美好前程；反之，错过有利时机，时过境迁后再干，就会付出多倍的代价，甚至遗憾终生。
《易经》上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所谓器，指品德、学识、才干。君子要准备好做事的本领，等时机一到便可有一番作为。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一个人无德无才，即使机会来了，他也无法利用时机去施展才华，因他本身毫无“才华”可言，进而与良好的机遇失之交臂。相反，那些平时十分注意自身修养、充实自己的饱学之士，一旦机会降临，他便会敢于和善于抓住时机、利用时机，干出一番伟业来。
作家柳青曾写道：“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机遇总是垂青有所准备的人，为了走好“紧要处”的关键步伐，建议每一位有理想、有志向为人民服务的同志努力做好准备。准备工作有三项，那就是：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先做人，后做官，努力在做事中奉献社会、成就自我。
窍符救赵（《资治通鉴》卷五）
公元前258年，楚国答应与赵国联合抗秦，但是赵国国都邯郸的危机并没有解除。平原君赵胜又向魏国求救，希望魏王能够出兵援赵。最初，魏王答应马上派大将军晋鄙带兵前往赵国。
可是，还没等魏国的军队到达赵国，秦王就派人给魏王送来口信，说是诸侯中如果有谁敢救赵国的话，那么秦国消灭赵国后，第一个就讨伐他。魏王胆怯，赶忙让军队驻扎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
平原君对魏王的行为非常气愤，心中暗骂他反复无常。可是现在主要的不是埋怨，而是想办法搬救兵。魏王是不能指望了，只能找魏国的信陵君想想办法（赵胜的夫人是信陵君的姐姐）。
信陵君就是魏国的公子魏无忌，他为人十分仁义、礼贤下士。据说，有三千多人在他的手底下做食客。魏国有一名叫侯嬴的隐士，已七十多岁了，家中贫穷。一次，信陵君在府上设酒席，款待门下的食客。所有人都坐好之后，信陵君却吩咐人备车马，自己坐在车的右边（古人认为左边比右边尊贵），去接侯嬴。这个侯嬴一点不客气，衣不换，脸不洗，一屁股就坐在马车的左边。信陵君亲自为侯嬴驾车。半路上，侯嬴要去市场上看一个做屠户的名叫朱亥的朋友，信陵君即赶着马车到了市场上。侯嬴和朱亥一聊就是半天，信陵君脸上没有丝毫不耐烦的样子。
酒席开始，信陵君搀扶侯嬴，让他坐在上座。所有的食客都看傻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下，侯嬴也被信陵君感动。至此，侯嬴一心一意地辅佐信陵君。
信陵君接到平原君的求救信，心中很想帮助赵国。可是自己虽为魏国公子，却没有兵权，没办法发兵。但是平原君却不理解，派了很多使者到他府上，请他出兵。他给信陵君写了一封信，信中道：“想当初我和你姐姐结婚，主要原因是我十分仰慕你的忠义。但现在，赵国的国都很快就被秦国攻破了，你怎么还不帮我呢？如果赵国败了，你姐姐也会遭殃。”
信陵君看完信后非常着急，马上来到王宫，试图说服魏王发兵。可是魏王铁了心，说什么也不肯发兵。没办法，信陵君只好带着自己手下一百余辆车马，准备赶往赵国，与秦国决一死战。
当人马路过侯嬴府上时，信陵君决定问问候嬴，看看他有什么办法。谁知侯嬴不但不帮忙，反而在旁边说风凉话。他对信陵君说：“公子啊！你自己去吧！一路上保重啊！我是个糟老头子，帮不了你什么忙。”
信陵君非常生气，扭头走出了侯家。路上，信陵君越想越不对劲，总觉得侯嬴不应该那么绝情。于是，他又调转车头，往回走。侯嬴见信陵君又回来了，笑着对他说：“公子！刚才我说的话请不要介意，我就知道您会再来！现在您打算亲自去与秦国拼命，好比用肉去投打饿虎，能有好结果吗？”
信陵君知道侯嬴一定有妙计，就请他赐教。侯嬴说：“想发兵就要有兵符！我听说兵符在大王的卧室内，而如姬是大王最宠幸的妃子，一定可以把它弄到手。公子曾经替如姬报过杀父之仇，您开口的话，她一定会答应的。”
信陵君按照他的办法行事，果然拿到了兵符。侯嬴又说：“大将在外领兵打仗，不一定非要遵从君王的命令。如果晋鄙看到兵符还是不发兵，事情就难办了。你还记得那个朱亥吗？他是个大力士，您可以带着他一起去。如果晋鄙不发兵，就宰了他。”
于是，信陵君带着朱亥来见晋鄙。果不出侯嬴所料，晋鄙对信陵君起了疑心，说什么也不发兵。这时，朱亥拿出一个重四十斤的铁锥，一下子把晋鄙杀死了。就这样，信陵君挑选了八万名士兵向赵国出发，最终解了赵国之围。
事典评析：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信陵君德到得到，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窃符救赵，是一个谦谦重义的君子。
待人处世，一定要有好心，这是做人的根本。任何时候，不要自视甚高、目中无人、“狗眼看人低”。平等加平等，真心加真诚，才是正确的态度，也就是要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心态。有的人当领导了，朋友远离了他，首先是由于他的心态变了，潜意识里总觉得高人一等，语言和行动就变得匪夷所思。
好心是待人处世的基本出发点，但仅有好心还不够。好心是心理，还要有好的行动。人们总是通过好的行为来判断你的内心自持。好心，而不注重行为和方法，你的好心只能存在你的心灵的仓库里，变不成“商品”；变不成“商品”，“消费者”无法发现并购买，你的好心还有什么价值？信陵君表现好心的方法是尊敬、谦恭、礼貌。尤其是礼貌，最普通的一件事，却最不容易做到。对陌生人容易，对熟人难；一时做到容易，长久如此难。为什么？有人认为礼貌是表面的、虚伪的，所以轻视礼貌，不注意礼貌，甚至不讲礼貌。礼貌相对于做事来说，是表面的，但连表面都不注意的人，还能期望他把事情做多大、多深吗？小事尚可，大事难成，交友也难以长久。信陵君善与人交，人们久而敬之，没有“敬”，怎么能“久”呢？
要谦虚谨慎，不可轻慢傲岸。无论什么人，都需有诚恳虔敬之心，领导干部更当如此。古代官员讲究官仪官威，但在今日仍想凭此吓唬百姓，则实是不识时务。有的官员花纳税人的钱，充纳税人的爷。百姓若有抗拒之意，就说百姓是刁民。如若百姓起诉那些官员，就会被辱为喜讼。凡抱怨百姓不服管束的官员，多是庸碌无能且居高临下的庸吏。为官者若不以牧民者自居，不以公民为子民，心态必然会为之一新。古代百姓多愚昧，遇到官员就战栗不已。但今日民智已开，若还在百姓面前耍官威，则会被百姓轻视。为官者给别人尊严，其实就是给自己尊严。所谓“礼尚往来”是也。
奇货可居（《资治通鉴》卷五）
公元前257年，秦国太子的妃子华阳夫人没有儿子，夏姬却有一个儿子，叫异人。异人在赵国做人质，秦国屡次进攻赵国，赵国人不以礼待异人。异人是秦王的庶孙，在国外做人质时，日常的生活用品并不充裕。阳翟有个大商人名叫吕不韦，他去邯郸时看见了异人，就说：“这是奇货，在他身上投资可以牟利！”于是他带着礼物前去拜见异人，说：“我可以提高你的门第！”异人并不当真，笑着说：“你先提高自己的门第吧！”吕不韦并不生气，解释说：“你不知道，我的门第要靠你的门第来提高。”听完此话，异人明白了吕不韦的意思，便请他一同进坐深谈。
吕不韦说：“秦王已经老了。太子宠爱华阳夫人，但夫人没有儿子。你有二十多个兄弟，其中子傒是长子，有继承国君的条件，又有士仓辅佐他。你排行居中间，长时间在外做人质，又不怎么受宠，待太子继位时，你没有做继嗣的可能。”异人说：“那我该怎么办？”吕不韦说：“只有华阳夫人的孩子能够继嗣。虽然我不算富，但愿意为你用千金去秦国奔走，让华阳夫人立你为继嗣人。”异人说：“如果你说的是真的，到我成为秦国国君时，我愿意与你共享秦国。”
于是吕不韦将五百金给了异人，要他交结宾客，又用五百金买珍奇宝物、美好玩饰，亲自携带这些到秦国面见华阳夫人的姐姐，并趁机把珍奇宝物献给夫人。吕不韦赞誉异人贤能，结交的宾客遍布天下，说异人经常日夜思念着太子和夫人，把夫人看作亲生母亲！夫人十分高兴。吕不韦又通过她的姐姐劝告夫人：“以美色事奉别人的，到了年老色衰时宠爱淡漠，即使想讲句话，还有人听吗？现在夫人虽受宠但没有儿子，不如趁着年华正盛在王孙中选一个贤良孝顺的，推奉他为嫡子。现在异人贤能，而他明白自己是排行中间的儿子，不能做嫡亲继嗣，夫人假如在这时举拔他，异人从没有国家变为有国家，夫人您没有儿子也变为有儿子，夫人便在秦国终身有宠了。”华阳夫人认为姐姐说得对，便寻找机会对太子说：“儿子异人最为贤能，来往的人都称赞他。”又哭道：“我不幸没有儿子，想把异人立为自己的儿子，让他为我养老！”太子答应了她的要求，便与夫人刻了玉符，约定立异人为嫡嗣，还将丰厚的财物送给异人，并请吕不韦辅导他。渐渐地，异人便在诸侯中声名鹊起了。
吕不韦娶了邯郸城中最美貌的妇人。一次，异人与吕不韦一同饮酒，看见这美人便想要。吕不韦，知道她已怀孕，就假装发怒，后又把美人献给异人。这美人怀孕十二个月后生下嬴政，异人便把她立为正室夫人。邯郸被围困时，赵国人想杀掉异人，异人和吕不韦共同行贿，将金六百斤送给看守，得以返回秦国。异人穿着楚人的服装去见华阳夫人，夫人说：“我是楚国人，要把你当成自己的儿子。”此后，异人更名为子楚。
事典评析：
在中国古代，商人是没有地位的。吕不韦很希望光大门第、争取政治地位，他知道，改变现状的途径要在社会现在的机制内寻找。或许是出于商人的本能，他选择了“风险投资”。吕不韦看中了异人，把他当作可以创造巨大价值的“奇货”。结算下来，吕不韦共花费1600金，终于完成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桩买卖，使潦倒的异人当上了最强大国家的君王，吕不韦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威势熏天的宰相。
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趁自己有能力时，多结交些潦倒英雄，使之能为己所用，这样的发展才会无穷。一个人可以有多种投资，为事业可以投资经商；为投机则可以买股票；对人情，则应多结交朋友。注意，“冷庙也要烧香”。
由于许多人缺乏长远的眼光，只凭勃勃的野心去争夺权力，结果只能与机会擦肩而过。不管是职场还是商场都是极其复杂的，没有“放长线钓大鱼”谋略的人是难以立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