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4月初，我乘坐公共汽车来到山东省沂源县金星乡张家泉村，寻找朱彦夫致残后回到老家居住的旧房子，探访那段关于生命重生的故事。
山区的春天十分迷人，油菜花开得漫山遍野，好像是一片金黄色的海洋；返青的麦田，绿意盎然，似乎能听到小麦生长的声音。
我们穿行在乡间的田埂上，两边是高山，中间是一个谷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整个肺部像被清洗过一样。
一位叫殷长兰的老大娘，把我带到一棵铁青的柿子树下，指着一片光秃秃的空地说：朱彦夫家当年的房子就建在这儿。现在房子早已荡然无存，周围也没有什么人家。那时，这个地角叫“涝窝子”，每年雨季，山上的泉水冒出来，这儿就是一条河沟，要流几十天的水。那棵柿子树如一位哲人般地沉思着，苍劲的枝丫在对天空诉说着什么。它的脚下是一片小小的空地，几簇野菜零星可见。
空气的透明度极好，阳光便如针刺般的亮。已经75岁的殷大娘眼不花，耳不聋，并带着山里人特有的热情与淳朴。随着她的讲述，朱彦夫家当年的小屋就生动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朱彦夫从位于泰安的山东荣军医院第一次回故里后，就住在这里。两间北屋是这个院子里的主要建筑物，它用不规则的山石砌成，没有窗子，一遇到大风天气，风就会像泥鳅一样从石缝里钻进来，满屋子游动，生硬地撞在人身上。房顶是用山草或麦草苫盖的，当年，山里的小麦长得稀稀拉拉，全村人凑起的麦草只能够几户人家苫屋顶。北屋的门是用山草捆扎在树棍上制成的，简陋粗糙，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
即便是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个院落的墙也只剩下残垣断壁了。院子东边，也是一间小石屋，只是样子更为败落，里面暗淡无光，四块石头架起一副旧门板就算是床了。
东屋往南，是一个“地窝子”。所谓“地窝子”就是可以容纳一个人居住的土炕，从地平面挖下一两米深，留下一部分土做床。土炕上面覆盖玉米秸，再堆上半米高的土，就可以住人了。“地窝子”冬暖夏凉，一般要让老人住。
那棵柿子树，当年也还年轻，它亭亭玉立在“地窝子”边上。树下，是一盘古老的石磨。院子的西南角，是一个兼作茅房的旧式猪圈……我像一个考古学家，遇到一次重大考古发现，满心激动，虔诚而又恐慌，生怕碰坏了这块空地上的什么。
就是在这个地方，人类的肉体与精神遇到了一次空前绝后的挑战。凤凰涅槃，烈火中，一种更为伟大的精神站立起来。
这个小屋，见证了那么多惊心动魄的场面。1947年，朱家山上的“团瓢”深情地送走了朱彦夫。他临行前，给老娘修好了坟，决绝地准备战死疆场。1956年，时隔近十年，这个小屋迎回了一个怎样的沂蒙赤子呢？
漫无边际的黑暗中，好像身上有一道裂缝出现了，阳光哗啦啦地涌进来，满满地渗透了朱彦夫的整个身心。阳光如水，清洗着他的意识。显然，刚才是他睁开眼睛，看见了阳光。那阳光好像是一团惨白，很模糊。
“这是什么地方？我在这里干什么？好像睡了一觉，这一觉可真长啊！”朱彦夫正茫然地想着，忽然感到几滴湿乎乎的液体落在脸上，如雨滴。这雨滴溅起了一个女性惊喜地大叫，“他醒了！他居然醒了！昏迷了93天他又活了，真是一个铁疙瘩！”
朱彦夫想把眼睛睁大，但脸上缠着的绷带很厚重，他只能从绷带缝里往外看去，啊，好像双手没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如黑云般掠过朱彦夫的心头。猛然，一阵剧疼从臂部隆隆碾压过来。双手真的没有了，看着自己的残臂，朱彦夫发出一声肝碎胆裂的惨叫，并开始拼命挣扎、喊叫。哭闹着，忽然发现双腿也出奇地轻巧。朱彦夫坚决让护士把军用棉被揭开，原来双腿也截断了。他癫狂了，嘴巴狂乱地撕咬着胳膊上的绷带，两腿直蹬：
“谁把俺的手拿去了，快还给俺啊！俺还要用它扣扳机，打美国鬼子啊！还有俺的腿，没有腿俺怎么能攻上山头……”
大夫、护士们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有的人失声痛哭起来。本来，他们以为见惯了伤残病人，神经早已麻痹，不会再为这些伤病战友伤心，然而，此情此景，即使是铁人也要流下泪来。
医生平静地向朱彦夫诉说着发生过的往事：大约是1950年底，四肢严重冻伤并失去左眼的朱彦夫，被一辆汽车拉出了朝鲜战场。几经周折，当他被送进长春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时，已是奄奄一息。没到医院，他就昏迷过去。医生们对朱彦夫的病情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望着这位身穿一件脓血斑斑大衣的无名战士，医生们的心情倍感沉重：这位最可爱的人随时可能被死神夺走生命！
朱彦夫的左眼变成了一个空洞，伤口一感染，触及脑神经，后果不堪设想；他的腹部被敌人捅出一道口子，长约二三十厘米，流出的肠子是硬塞进去的，也经不住一点折腾了；他的四肢被冻得发黑坏死，流出的脓水散发着恶臭，必须马上截肢。可他的身体极度虚弱，能经得住反反复复的手术吗？
不管如何，救人要紧！医生们被朱彦夫的躯体和精神震撼了，他们要从死神手里抢回这条好汉子。
左眼，腹部，背部，脸部，已经冻“掉”了的手脚……医生们在朱彦夫身体的各个部位进行了手术。不知是什么原因，朱彦夫的四肢被截掉后，伤口溃烂，出现较大面积的深度感染，身体浮肿，体温居高不下。腹部刀伤感染，出现中毒性化脓。为保全他的生命，医生只得一次次地不断截肢，并进行了剖腹手术。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浑然不知的朱彦夫先后被做了47次手术。
长时间昏迷。持续高烧。医生只能用输液维持朱彦夫的生命。并特意辟出一间病房，由专人看护着朱彦夫。
那不足一米长的躯体似乎已枯干，一动不动。缠着绷带的各处伤口，依然浸透脓血，稍一离人，苍蝇就嗡嗡地铺天盖地而来，叮满了伤口。唯一能表明朱彦夫活着的，是那若即若离的呼吸。
一位医生难过地说：“他若能活上三年，就算是个奇迹！”
然而，在昏迷93天之后朱彦夫又一次奇迹般地活过来。
开始，他总以为自己走进一个绝望的梦里。这梦漆黑一团，无边无际。两只胳膊从手腕以上去掉，小腿也从膝盖下7厘米处截去，左眼眶成了一个空洞。这是一个怎样面目可憎的自己啊！“他”丑陋地张开血口，想吞噬一切，让朱彦夫不敢面对。朱彦夫想狂奔而去，逃离自己的躯体，但那个“自己”如影相随。
一只小鸟从窗外飞过。欢快的“叽叽喳喳”声传进朱彦夫的耳朵里。他呆呆地冥想着：我这身体还有什么用呢？小鸟骄傲地在蓝天上飞翔，它有一双有力的翅膀。地上的人行色匆匆，因为他们都有一双令人羡慕的大脚。也有残疾人，但他们至少还有一只手，一只脚，可我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啊！
病房外边，阳光依旧灿烂，鲜花照样盛开，而朱彦夫却只限于一种疼痛的气味和疼痛的声音之中。世界上什么都能分享，唯有疼痛例外。疼痛不可描述，它或者依附于躯体表面或者藏匿于躯体内部，致使躯体无法逃脱。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一个人也不可能扔下他的疼痛。朱彦夫知道，肢体截面处的神经丛要攻击躯体了，就如美国鬼子的炮火一般狂轰滥炸着，似乎要摧垮身体。弹片，大火，手榴弹……所有关于疼痛的信号都冒出来。朱彦夫甚至觉得：躯体之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疼痛的折磨。难道只有放弃躯体，才能永久地避开疼痛和失望的折磨吗？
他悲观到了极点，决定放弃自己的生命。
机会在偶然中出现了。一次，医院里统一发新服装，护士没有在意，把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军装和一双新胶鞋放在朱彦夫床头上。看到鞋，朱彦夫号啕大哭起来，足足哭了半天。他感到精神一下子崩溃了，自己像个寄生虫一样活一辈子有什么意思呢？只有一死了之。朱彦夫开始几天不吃不喝，想绝食饿死，可护理人员硬往他嘴里灌食物，打针输液；他谎称自己失眠，把要来的安眠药积攒起来，第一次吃了6片，第二次吃了8片都没产生作用。望着窗外的白云，他有了新主意：像鸟一样飞翔着，融化在蓝天里。
有一天，朱彦夫借故把护士支出去，然后从床上滚落下来，挣扎着将身子滚到了窗前的桌子边，用臂碴扳着桌子角，要把身子挪上桌子面，然后从窗子中滚下楼去。他费尽了智谋和气力，伤口挣开裂后，鲜血淋漓，染得地面与桌子鲜红鲜红的……半点成功的希望都没有。好像老天有意在与他开玩笑：“想活，伤得再狠也叫你活下去，想死没门。”他知道残酷的现实摆在了自己面前，往日驰骋疆场无坚不摧的能力已经不属于自己，现在连自我了结这最简单的动作也无能为力了。
医院的政委发现这一“自杀未遂事件”后，板起了面孔：
“朱彦夫，你想干什么？”
“想看看楼外的景儿。”
“就凭你右眼0.3的视力，现在能看外边的景儿，这是一个幌子吧！我看你是个懦夫，想借自杀逃避现实！”
“手脚全没有了，不能行军打仗，活着也是累赘一个。”
“你的命是我们用几个月时间抢回来的，你有什么资格去断送。自杀，往深处说，是对国家、家庭的背叛，是党员对党的背叛，也是最懦弱、无能的表现！你为国家献出了自己的肢体，这种牺牲是有价值的。你应当有信心，顽强地活下去！”
政委的话在朱彦夫耳边萦绕。既然别无选择，就只能正面与疼痛坚决抗争了。高指导员的身影再一次出现在朱彦夫眼前，他的眼神里飘出一根坚韧的丝线，牵扯着朱彦夫的生命，让朱彦夫不能背弃这个世界而去。他得活着，懂得为何而活着的人，差不多任何痛苦都忍受得住。活着，就要找一个持久的意义出来。心存一个念想，任何屈辱、残缺、恐惧以及生命绝境都变得可以忍受和克服。这意义实际上简单而具体，就是你得干一件事，干一些事是“活着”的外壳，人的生命将因此而壮丽，而充满亮色。我们征服了一个世界，难道还征服不了自己的躯体吗？
朱彦夫在后来的日记里这样记录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内心发生了激烈的矛盾：是死去好还是继续活着好？活着，艰难如山，寸步难移，在全部生活的历程中，都充塞着每行必遇的困难、阻碍和烦苦。死去吗，这是违背人民利益、毫无价值的牺牲。……当我读到毛主席“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的时候，心急剧地跳动起来：“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此刻，我的心像一棵久枯失育的草，得到阳光和空气的温慰一样，顿时舒展开来，逐渐返青了。这句伟大宝贵的话，正好说到我的内心深处，我正是只看到自己眼前的困难，而没有看到全局的光明前途，对困难丧失了斗争的勇气，把视线固定在一个小的死角里。……一个人只要有生命，就会发光，就能以他所散发出来的光热，去改造他周围的自然环境，去帮助和改造他周围群众的落后思想。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思想武装了我——使一个在别人看来只能清享厚福终身，毫无生息作为，甚至连吃饭喝水都应由别人捧碗相喂的人，重新振作起精神，拿起另一种斗争武器。一个共产党员，只要还有生命，就能有作为。我有嘴能说，有眼能看，有假肢能走动，有胳膊会写字——这就是我与阶级敌人、工作困难斗争的有力武器……
朱彦夫在心里默默为自己加油，他找出了“活着”的第一个目标：征服躯体，挖掘人无穷的精神潜能。
号称“五岳独尊”的泰山，位于山东省中部。亿万斯年，泰山就那么执着地耸立在那里，像一个坚定的山东汉子。它是有生命气息的，那气息浸润着每一个生活在它身边的人，悄悄改变着我们的身心。于是，我们的骨骼像泰山一样直立挺拔，我们的性格像泰山一样阳刚霸气，我们的品德像泰山一样朴实无华。
朱彦夫曾经在泰山脚下的山东荣军医院疗养过一段时间。
20世纪50年代初，摆脱了病魔和自杀欲望的朱彦夫，被转到益都疗养院，1952年又被转到泰安市山东省荣军医院，住在3号房间。这是一个由山东省民政厅直接领导的优抚事业单位，接收1—4级残疾军人长期集中供养，占地面积很大，绿化得也很好。更重要的是，这里有命运相同的战友，有态度热情、服务水平极高的专业医护人员。
据朱彦夫当年在荣军医院的病友介绍，做完截肢手术后的一段时间，朱彦夫的情绪非常低落。除了身体各部位的剧痛，困扰他的问题还有很多。他正20出头，既要强又羞涩，仅仅大小便这一种在常人看来简单至极的事，也让他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因为手脚皆无，大小便全要靠护士帮忙，人最基本的羞耻感需要克服。为了少麻烦别人，朱彦夫少吃少喝，最多时20多天才大便一次。如果想大小便而恰遇护士不在，那种滋味更难以言说。
就在这时，泰安市的一所小学到疗养院请一位伤情最重的人，去给学生作报告。朱彦夫去了。他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学生们拍红了的小巴掌和眼睛里流下的泪水，让朱彦夫再一次意识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他看到了一个需要滋润的心灵世界。
怎样才算一个人呢？朱彦夫想：“有大脑、有心脏就是一个完整的人。有些人身子齐全，可不干好事，有心有脑也是祸害，那才是真正的废人。尽管我身体残废了，只要能为社会作贡献，照样是个健全人。对，我要回到故乡，为这个社会作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朱彦夫喃喃自语地做着自己的思想工作，去意已定。
一天，荣军医院的院长到3号房间查房。没等院长说什么，朱彦夫兴冲冲地开口了：“院长，我想回家去生活！”
院长觉得有些突然，想了一会儿他问道：“怎么，是护士虐待你？”
“不是。”
“不是？那为啥想回家去？”
朱彦夫把自己的想法一一道来。
听完朱彦夫的话，院长仍板着铁青的脸：“不行，我还不知道你那穷山沟的条件。回去谁能侍候你？让你娘侍候？”说完，院长气冲冲地走了。
“不，不能让娘侍候，她老人家白发苍苍，早该有人侍候她了。我要练出真功夫，实现生活自理，进而为社会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朱彦夫死缠硬磨，终于靠真情打动了院长。他派一辆汽车将朱彦夫送到沂源老家。
1956年初，当送朱彦夫返乡的汽车行驶到泰安市郊时，他让汽车停下，想从远处看看泰山。泰山却像一位害羞的妙龄女子，扯过一片片白云做面纱，把自己的真面目罩在云里雾里，另有一种神秘的韵味。泰山，总有一天我要征服你！朱彦夫暗暗给自己加油。
也许，朱彦夫这残缺的身躯与“五岳之尊”的泰山比起来太渺小、太卑微，但他的精神比泰山还高大。
人，作为生命物质中的一个特例，应该有些与一般生命物质区别开来的东西，这就是精神、思想。“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方能消灭它；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它，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一无所知。因为，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一位叫帕斯卡尔的西方人说。
能让朱彦夫比泰山还高大的原因，在于他有强大的思想。
分析朱彦夫一生的精神境界，我们发现了几个重要特征。第一，他的信仰特别执着、坚毅。他一生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至今仍在翻阅的毛泽东著作、邓小平著作压弯了书架。信仰之火一直在他灵魂深处熊熊燃烧，从不减弱，也没衰竭，成为他人生路上的根本动力。信仰的选择，和朱彦夫思想成长期的社会大环境有关，和他贫困的经历有关，更和他的个人意志、品质有关。第二，因为有正确信仰的指导，朱彦夫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泰山脚下这座疗养院时，他曾为精神上的低迷而痛苦，而焦躁不安，而度日如年。吃喝要人喂，行走要人扶，“方便”要让人帮，这种寄生生活使朱彦夫对自己绝望透顶。他最后能超越自己的伤残，在于他对国家、民族以及整个人类的爱，这种爱使他超离自我，与整个社会和集团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当人成为整体，并作为整体存在时，人便得到了确认，回归了自身。第三，朱彦夫精神的强大还在于苦难的孕育。在我们这个什么都像快速生产流水线的时代，平庸与流行是最大特征，麻木是人最标准的一张面孔。很少有人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苦难。而朱彦夫无论是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时时刻刻代表人类体味着近乎极限的苦难。他在和苦难搏斗中不断壮大着自己。苦难，无论对于一个民族，还是一个人都是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没经过苦难锻打的人永远是一个精神上的侏儒，一个行动上的弱者。
送朱彦夫的汽车开到沂源县东里镇，再往前就不通汽车了。组织上通知朱彦夫的姐夫老赵用独轮车将他推回家乡。
初春时节，乍暖还寒。山里飘着鹅毛大雪。坐在独轮车上，朱彦夫和姐夫说个不停。大片大片的雪花，轻柔地飘过来，落在他的身上，又好像落在他心上。家乡的雪轻轻抚摸着游子的创痛。朱彦夫大口地吸着山里的新鲜空气。
当他得知姐夫还没告诉母亲说自己要回来时，心中一阵狂跳：娘，你十年不见的儿子回来了。你还是原来的模样吗？小脚上还缠着那黑色“裹脚”？又粗又短的眉毛里还藏着既严厉又慈祥的真情？
姐夫告诉朱彦夫，他母亲已经从朱家山的“团瓢”搬到涝窝子的两间小石屋里，这是当年村里人躲避日本人的地方，一到雨季就会被水淹，曾空置过很久。老人体弱多病，无人照顾，生活十分困难拮据。
木头制作的独轮车“吱吱扭扭”地到了村头。朱彦夫执意要从车上下来，走回家去。套在腿上不久的假肢一接触地面，他就感到一股带着速度和力量的疼痛钻进了心里。他拄着双拐，挪了两步，就重重地摔倒在雪地里。在那一瞬间，朱彦夫明白今后的生活比背负一座大山还沉重。
天黑了。走进“涝窝子”那个破败的小院，一串泪花，“刷刷”地流进嘴里，朱彦夫品不出是甜是咸，他声音颤抖地喊着：“娘，俺回来了！”
一个苍老的身影从黑暗中走出来。因为太穷，家里连个煤油灯都没有，到了晚上只有早早入睡。望着母亲佝偻着的模样，酸楚的感觉再一次彻底淹没了朱彦夫的身心，他哭着叫道：“娘，俺是彦夫，俺从战场上回来了！”
朱彦夫没料到，他的这句话，竟把母亲吓得昏迷过去。儿子不是战死在朝鲜战场上了吗？门口的光荣烈属牌也挂了6年，儿子怎么突然回来了？惊喜交加，老人倒在地上。朱彦夫哭着爬到母亲身边，不顾满手的泥雪，用力地喊着：“娘，娘，你醒醒！”
苏醒过来的母亲，辨认出眼前这个戴着墨镜的年轻人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就哭诉起来：
“儿啊，你到底是人还是鬼？你扔下我一个老婆子去参的什么军。你刚走的那阵儿，娘的一天比一年还长啊！听说你在朝鲜死了，娘的魂也丢了，娘早就在你爹的坟茔旁给你留下一个坟头，你怎么又人不人鬼不鬼地回来了！回来干什么，我怎么伺候你吗？”
母亲的声音听上去缺少水分，她把嗓子哭哑了。一片薄冰般的寒光刮着朱彦夫的神经。他伤心地想：难道娘真的不要我了。她那么善良，怎么会这么绝情。
不论如何，朱彦夫重新回到故乡的怀抱，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听说朱彦夫受重伤回来了，村里人纷纷上门来看他，他们带来当时农村最好的食物——煎饼、鸡蛋、挂面，以表示对这位“荣军”的敬重。尊重他们就是尊重革命老区，尊重革命传统，尊重人追求真善美的精神，沂蒙山人至今还执着地这样认为。
朱彦夫回到家乡时，仅仅身边带的一个搪瓷茶缸、一把不锈钢小勺和一面小镜子，就在小山村里引起轰动。这都是山里人很少见过的玩意。他们用惯了粗瓷大碗。起初，母亲喂他吃饭，朱彦夫性子急，一顿饭下来，蹭得满脸是饭。他也试着用嘴咬着那把不锈钢小勺，去碗里挖菜，等把菜挖上来，勺子把已经弯了，可绕来绕去，还是吃不到嘴里。恼怒中，朱彦夫把碗筷拨到地上，并发出一阵阵如狼般的号叫。失败了，再来。几个月后，朱彦夫终于能用两只残臂夹起东西，挪动到另一个地方。
他还在继续不懈努力着练习走路。在一个炕上睡觉的外甥赵圣贵，那时只有7岁，朱彦夫躺在床上还没有他长。有一天早上，赵圣贵看舅舅绑好假肢，刚走到门口，就被门槛绊了个跟头。赵圣贵想扶舅舅一把，朱彦夫使劲甩开他，硬是骨碌碌滚到院子中间的磨盘前，用磨盘顶着自己爬起来。他要靠自己站立起来，而不是别人的搀扶和帮助。
朱彦夫整天躺在“涝窝子”的小黑石屋中，几乎见不着太阳，生活好像失去了色彩。大地一片混沌，引起朱彦夫极度的忧郁。在和忧郁作斗争的过程中，朱彦夫看见了某种伟大、庄严的色调。他慢慢地体味着周围的一切，清冽的空气，冻得人脸颊发红的寒冷，银灰色的土山，乌云迟缓的飘动，都那么令人迷醉。虽然远离尘世，但上苍仍赋予你一个完整的世界。原来天地间存在着那么多平凡、普通的幸福——乡亲们那么质朴宽厚，小石屋很温暖，屋顶上淅淅沥沥的雨声催人入睡，庄稼在悄悄地拔节，火焰在灶膛里欢快地跳动。
这些欢快的遐想常常到吃饭时就会被无情地打断。
母亲颠着小脚走进来。她送来了朱彦夫最爱吃的杂粮做的面条。
“儿啊，吃面条吧！”母亲端起一个粗泥碗，用一双旧得发黑的筷子将面条夹起来，轻轻用嘴吹着，等不烫了，才放到朱彦夫嘴边。每逢此情此景，朱彦夫都在心里痛骂自己：“你真是个寄生虫！你想榨干母亲最后一滴骨血吗？你想将残弱之躯拴到正常人身上吸吮别人的液汁，苟延自己的生命，真是瞎熬光阴！不该啊，不该！”
母亲花白的头发散乱，布满了沟沟壑壑的脸上早已失去光泽，她似乎连吹面条的力气也没有了。可能因为经常暗自垂泪，母亲的双眼总是红肿着，红红的血丝中透露出吓人的忧郁。
后来，他听到母亲的一次谈话，才意识到锻炼生活自理能力的速度要加快。有一天，母亲对邻居大妈诉说着苦衷，无意中被朱彦夫听到了：
“他大娘，不是俺无情无义，孩子是娘身上掉下的肉，天下哪有娘不疼孩子的？可你知道，彦夫十岁死了爹，再没过一天好日子。他残成这个样，俺身子骨又像秫秸扎的，家里穷得叮当响，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伺候不好他，俺再也受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了！俺不愿意叫他在家里受难为，想叫他回疗养院，那儿有人侍候着，比在家里强啊……”
朱彦夫的心一阵阵震颤着。回到家乡后的一幕幕情景又浮现出来。因为身体疼痛难耐等原因，他脾气不好，常常无端发火，而颤巍巍的母亲却终日为他担惊受怕，还要擦屎端尿，送水喂饭，自己于心何忍？
朱彦夫觉得自己正站在一个悬崖边上。跳下去，或许是死。但死不了就会进入一个自由的、更为广阔的天地。一些流动的想法开始在他脑子里凝固。
置之死地而后生，朱彦夫准备豁出去了！
有一天，母亲问朱彦夫：“彦夫，娘天天晚上做噩梦，梦见你饿死了，醒了好像梦是真的，吓得俺全身是冷汗，娘天天心跳着，总像是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出来。不是娘不疼你，娘老得不中用了，你回疗养院去吧，啊？”
想不到，这一次朱彦夫竟爽快地答应了：“行。娘，您这几天老咳嗽，晚上把那床旧被掖紧点。俺能在家就在家，不能在家就回疗养院。反正疗养院的院长说了，啥时回去都行。过个三五天俺就回去了，俺想让院里来接俺，最好半宿拉夜地走，就不用惊动乡亲们了……”
雨点打在屋顶上。娘的咳嗽声清晰地穿越夜色，撞击着朱彦夫的耳膜。“娘，俺照顾不了你，还要你照顾，于心何忍啊！”朱彦夫的心像被一条毒蛇反复咀嚼着，一股股灼人的热血喷迸而出。他顿感失去自由的悲哀，他被束缚在一种自然的必然之中。人，是一个有限的存在，人不能超越自然及自身所提供的可能性。那么，人只有认识并驾驭这种必然性，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自己的有限性。
朱彦夫闭上眼睛，内视身心：
这尊有限的、残缺的躯体，能挖掘出多少精神潜能？谁能说出生命的极限在哪里？
一个漆黑的晚上，朱彦夫的母亲被一阵呼叫声喊醒。她披上衣服，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院子里，对着朱彦夫住的小屋喊道：“彦夫，娘跟你说句话你再走，啊？”
没有回音。
她发现小东屋的门敞开着，就摸着进去。除去床铺和那张破桌子，什么也没摸到。“彦夫啊，娘也舍不得你走啊，可你不走，最后咱娘俩都得饿死病死！”老人唠唠叨叨地把柴门拉上，又捏上一把铁锁。儿子走了，母亲的心一下子变得空落落的。想到儿子以后的处境，老人一屁股瘫倒在门槛上，流下不知是辛酸还是委屈的泪水。老人的脾气火爆，肯定在朱彦夫的心里留下一些创痛。在母亲患肝癌去世后，朱彦夫才理解母亲为什么那么爱生气。
被反锁上的小屋成了朱彦夫的独立王国。
自由了，自由了。朱彦夫单独管辖着一个独立的自由王国。它只是一间几平方米的小屋，但也是一个广袤无边的世界。在这里没有别人怜悯的目光，没有母亲无助的搀扶，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从婴儿期开始，学着吃饭，走路，穿衣，大小便……
要么死去，要么活得轰轰烈烈。朱彦夫在小屋里像个将军，他对自己说：“伙计，条件都已具备，你要赢得生活自理的权利，就要用空前冷酷的方法和百倍的努力，甚至是整个生命的代价，去抢摘那高悬的、也许只有冒死才能获得的生命之果！”
小石屋里，一张破木板床，一个桌子，一些必备的食物——煎饼、地瓜干、鸡蛋、水，还有几个碗碟、勺子、筷子，成了朱彦夫的“士兵”，它们静静地谛听着朱彦夫的心声。
朱彦夫练习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能自己吃饭。
嘴为什么这么短啊！要是它能延长，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吗？可是不行，使尽全身力气，嘴仍是那么笨拙。
人体是世界上最精密、准确、和谐的仪器。有人开玩笑说，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治理得像人体这样高度有序，协调和谐，配合默契。尤其值得人类借鉴的是，人体具有两种神经控制系统：即由大脑控制的躯体运动性神经系统和不受大脑控制的植物性神经系统，如血液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等。正是由于植物性神经系统具有完备的相对独立性，它才维护了整个肌体的可靠稳定。
而残疾人则不同了，虽然他们截去一部分肢体，但残留部位的神经感官依然健全如初，造成大脑与肢体的不断冲突。残疾初期，朱彦夫吃尽了这种冲突带来的苦头。
为了练习吃饭，在那张破门板做成的床上，朱彦夫摆满了碗筷、叉子、食物。他的残腿“踩”在一块石板上，残臂扶着床沿，用嘴练习各种吃饭动作。他如一只辛劳的蚂蚁，用嘴来来回回地搬运餐具。两个残腿在泥地上挪动，万一被石块硌破或偶尔神经抽搐，就再加上两只残臂，像一只蜗牛，艰难地爬行。取餐具只能靠嘴，靠牙齿，但受过伤的嘴角一旦痉挛，餐具就摔到地上。习惯意念里，双手还在，赶紧去接，整个人就会平跌在地上。
外边的世界很模糊，时间概念也很模糊。朱彦夫感觉是生活在真实与梦乡的边缘，一切都似是而非，朦朦胧胧。他自顾自痴迷地练着。
煎饼是沂蒙山区最为常见的一种食物。吃煎饼基本可以不用餐具。朱彦夫把煎饼放在床上，自己也趴下，用嘴咬住煎饼的一角，再用残腿压住煎饼的另一头，使劲用嘴撕咬；吃完一口，歇上一会儿，再用残臂把煎饼往嘴里挪一挪，再吃。有时，吃一块煎饼要用上几个小时。
要想吃到碗里的饭更是不易。用嘴咬住碗边，伸展脖子抬头把碗慢慢地举起来，这是第一步。然后两只残臂举起，接着饭碗，再慢慢地捧到嘴边，这是第二步。紧接着，两只残臂要用力夹紧饭碗，用嘴把饭吸食进去。
一切都像电影里的慢镜头。这些粗笨的动作一点都不比世界体操锦标赛上的高难动作更易掌握。特残军人朱彦夫和夺取世界冠军的运动员一样，都在向人类体能和潜在力量的极限挑战。更何况，它是在朱彦夫强忍着全身疼痛的情况下进行的。
五六天过去了，肢体还是那么麻木、僵硬。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朱彦夫甚至听到时间从身边流过的哗哗声响，他感到自己像一叶无力的扁舟，在时间的旋涡里挣扎。心，骤然冷下来。或许，自己只能回到疗养院去，了此残生！
一阵巨大的孤独和悲哀笼罩着朱彦夫，他想哭，左眼的眼窝里却流不出泪来，只有一股股浑浊、黏黄的液体不时滚出来，真是欲哭无泪。
此时，一只小蜗牛出现在朱彦夫的视野里，像一个神圣的生命神话，也像一个美丽的寓言。你几乎看不出蜗牛在向前行进，只有它那椭圆形的外壳微微颤动，才表明它沿墙向上奋力地爬着。
朱彦夫忽然有了一种对同类生命的亲切感。喂，小家伙，你没脚没爪，怎么会滑动自如，而且还拖着庞大、笨重的躯壳？
蜗牛默默地蠕动着，朱彦夫看呆了。这物种中的弱族，同自己一样，没有脚爪，蠕动缓慢，比起翱翔苍穹的雄鹰，比起凶猛迅捷的虎豹，无疑算不了什么，可这至死不返、坚韧不拔的精神照样能撼天动地，照耀宇宙！
蜗牛终于消失在一道石缝里。朱彦夫心中一阵恼怒：妈的，我连一个小小的蜗牛也不如！下一步怎么办？已无退路可言。要么在躯体的能力上实现突破，要么就此作罢，今生今世依靠别人。“勿求健全，只求生存！勿求人助，只求自理！勿求伟绩，只求发光！我要拼命从身躯残缺部位的活性组织细胞中发掘有限的制胜因子！”
朱彦夫的身心一阵震悸：就算这一生是个悲剧，我也要有声有色地演下去，不失悲剧的壮丽和快慰！就算人生是个梦，我也要有滋有味的做这个梦，不失梦的情致和乐趣！人要超越其不可抗拒的外在命运，必须靠精神力量。
他开始练习另一种难度更大的“吃法”：双臂抱着勺子吃饭。
两臂夹紧小勺，却总是往下掉，掉到床上好拣，用嘴叨起来就是；掉到地下，就得屡屡“滑”到地上去拣。就算勺子不掉，双臂扭来扭去，饭到嘴边已是饭掉汤洒。夹勺时，双臂的疼痛比伤口发炎还疼得多，他只有咬着牙忍耐。
当他能吃到自己喂进的第一口饭时，幸福的感觉铺天盖地而来，生活自理的信心也陡然增强。
本来，朱彦夫是个极重仪表和喜欢洁净的人，在任何一个陌生场所，他都尽量保持一个完整人的形体，不摘眼镜，不卸假肢，不摘帽子。他有一面巴掌大小的镜子，是用两个鸡蛋换来，尽管摔裂了，他还是用白胶布粘好，时时整理自己的仪容。那面小镜子跟随了他三四十年，至今仍在身边。朱彦夫最见不得周围环境的凌乱、肮脏。只要身体容许，他就会拖地，抹桌子，修剪花枝，这些都是他多少年磨炼出的本领。
在那个小石屋里，为了生存，朱彦夫顾不上整洁了。他天天爬行在泥地上，头发上蒙着一层灰白的尘埃，形容枯槁。因为使命的驱赶，因为内心的冲动，朱彦夫可以忍受一切。
时间如白驹过隙，20多天过去，煎饼、豆腐干等食物都吃完了。朱彦夫发现，在墙角一块一尺多高的石板上，有一个麦秸笼子，里面有半笼子地瓜干，虽然瓜干长绿毛开始发霉，但毕竟也可以充饥。这可能是母亲储存下来准备度灾荒的。泥罐里还有半罐子水，已经开始发绿，喝下去不知是什么滋味。每天几块瓜干，两口水，也能坚持个把月。
朱彦夫开始出现间歇性的腹烧与头晕，他每天只吃三块地瓜干，喝两口水，身体的虚弱可想而知。
又是30多天过去了。如果说朱彦夫在生活自理上有进展的话，不是在练习吃饭上，而是双臂的疼痛在减退。发现这一意外，朱彦夫非常惊喜，又加大了摩擦量，让双臂在碰撞摔打中增加韧力。他单独制服着疼痛，他仍是自己躯体的主宰。
但食物和水越来越少。一次，朱彦夫用残臂怎么也够不到麦秸笼子的瓜干了，他就站立起来，用嘴猛地一拉，把笼子翻了个底朝天。用嘴拱开笼子，地上布满了烂草、破布，间或有几块瓜干。泥罐里的水也越来越难喝到。令人惊喜的是，尽管身体虚弱，行动起来汗珠直淌，但朱彦夫可以用双臂“搬”东西了。
练完双臂，朱彦夫又想到自己的真腿和假肢。他把假肢比喻为过继来的“义子”，也要让它为自己“尽孝”。他觉得，人的四肢是同一母亲所生的孪生兄弟，血肉相连，手足同牵一母之情。兄弟团结在一起才有力量。他要用感情和血汗感化“义子”，让它和众兄弟融化在一起。
他心里有一个巨大的愿望：重新站起来，像一个正常人那样走路。直立行走被认为是人类出现的标志之一。恩格斯曾指出，直立行走是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巧合的是，最早站起来直立行走的两个山东人，就出现在朱彦夫的老家山东沂源。1981年9月18日，在沂源县土门镇九会村骑子鞍山根，出土了猿人头骨化石一块。后经考古发掘，又获头骨一块，眉骨两块，牙齿八颗，肱骨、股骨、肋骨各一段，伴生动物骨骼十多种。经鉴定系更新世中期的猿人遗骸，并且是属于两个猿人以上的个体，被国家有关单位命名为“沂源猿人”。考古成果还证明：从距今四五十万年前的“沂源猿人”，到大汶口和龙山文化，泰沂山区是一个东夷史前文化的中心。这里曾经河流纵横，水源丰富。肥沃的山地和丘陵地带，更适合原始人类的生存，因为有茂盛的山林，既有采食不尽的植物根块和野果，又可为人类提供巢居穴处的方便；既可以避免水患，又可以躲避野兽的侵袭。山东的文明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从猿到人，经历过多少难以想象的变迁与痛苦。而朱彦夫要从他幼时学步的地方，重新学会直立着走路。他曾写过这样一段话：“50万年前，当人类的生存遇到挑战，生命被逼到灭顶之灾的边缘后，幸而脱胎换骨：痛失前肢而站立起来，经过漫漫长夜的茫茫煎熬，上帝终于赐予猿人一双灵巧的手。”
学走路遇到的第一大问题是安装假肢。过去在泰安荣军医院时，护士会把假肢安装得非常得体，再扶朱彦夫走路，所以他自己不很清楚安装假肢有什么程序。现在，在这昏暗的小屋内，一切都得靠自己，困难骤然变得庞大，安装假肢好像比修筑万里长城还不可思议。
那副假肢是从苏联进口的，重达8.5公斤，它愣愣地立于石屋的一角，望着朱彦夫，充满了陌生、倔强、冷漠的感觉。水和瓜干不多了，朱彦夫决心尽早制服假肢。
第一道工序是缠衬布。为了减少残腿的摩擦和疼痛，装假肢前，必须裹上衬布。衬布只有1米多长，里面衬着薄薄的棉花，斑斑点点的脓血层层叠叠，衬布本来的颜色被遮盖住，好像涂上一层脓血混杂的油画颜料。陌生人闻到那种气味，胃里就会翻江倒海，止不住有呕吐的欲望。苍蝇们“嗡嗡”地围绕着朱彦夫飞翔。即使这样丑恶的物种，上帝也给它一双轻快的翅膀。朱彦夫的心里像系上一块石头般的沉重。
他坐在破门板上，先吃力地用嘴咬着衬布搭在膝盖上，把衬布围成一个圆圈状，再用左边的残臂压住衬布的一头，用右臂把衬布缠绕在残腿的截面上。
缠完衬布，就要进行第二道工序——缠绑带了，难题随之而来。
用嘴去取放在床上的绑带，身体就要大幅度移动，头要低到床上，这时就要用两个残臂支撑。双臂离开衬布，衬布自行脱落了。
朱彦夫换了一种办法。他用嘴固定住衬布，用残臂去取绑带，依然不行。单臂用起来如一根木棍，不能取物，双臂同时去夹绑带，双腿就会失衡落地，衬布照样挪位了。这好像是一道比哥德巴赫猜想还难解开的难题。但是，朱彦夫发誓一定要解开它。他抚摸着刚刚结了血痂又磨破的残肢截面，一股悲壮之情油然而生。即使这残缺不全的躯体，也是地球生物进化的最伟大成果。
人的一生是宇宙的缩影。一位科学家这样告诉我们：“一个细胞，在几分钟内就完成了地球需几十亿年的由氨基酸、核苷酸聚合成生命大分子的化学进化过程，为细胞的有丝分裂准备了全套所需复本。在母腹中10个月完成了地球需10亿年的从真核单细胞开始到高级哺乳动物的历程。婴儿分娩出来的最初几年则概括了从爬行到直立行走，手足分工，从无语言到语言，从无思维到思维，整个一个历时700万年的从猿到人的过程。人们从小学开始的十几年学习则跨越了7000年的有文字发明发展的过程。”
生命的链环，环环相扣，延绵数十亿年。
人，即使最卑微的一个，都确凿无疑地有资格代表整个地球。他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都可以追溯到太阳系形成之前的超新星爆发；他身体内的每个细胞都可以追溯到10亿年前的那个真核细胞。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珍惜这不仅仅属于自己的生命？
人的一生，有短短几十年时间，在无尽的生命长河中，好似昙花一现。我们为什么不聚集起全部能量，让生命之花美丽璀璨？
在生命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朱彦夫的生命，被苦难锻打得无比刚强。
在练了千百遍之后，他的残肢和衬布之间似乎有了某种默契，能够很好地“黏合”在一起了。
缠绑带，这道最为复杂的工序在等着他。关山重重，不见光明。一条绑带，约有六七米长，几十厘米宽，却恰如华山一条路，崎岖不平，充满了意外和不测。但为了生活尽快自理，必须向前。朱彦夫用嘴和残臂一圈又一圈的缠着，眼冒金花，昏天黑地。第一次缠绑带，竟掉到地上达100多次。他从破门板上爬下来，到地上捡绑带。卷好的绑带，如一个大圆圈，很难夹好；如果掉到地上，更会散成一条长的带子，要重新卷起。
慢慢地，朱彦夫总结出了经验：双臂是缠绑带的主力，既要缠紧又不能让绑带跑偏；嘴要随时校正绑带的位置，以免造成皱褶。
缠好绑带，该装假肢了。
朱彦夫像被扔进一口煮沸的大锅里，每个细胞都掷地有声地爆裂着。
人类第一次直立行走是个什么样？自己幼年第一次离开母亲搀扶迈出第一步时也这样好奇与冲动吗？
兴奋不已的朱彦夫，把残腿套进假肢以后，又遇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就是如何扣好皮带锁扣。用双臂夹着，好像是盲人往针眼里穿一根长长的丝线，根本办不到。朱彦夫想起一篇外国散文中的故事，一个登山者，在黑暗的长夜中开始攀登的过程，峰顶那团跳跃的烈焰温暖着他也鼓舞着他。他跋涉着，那烈焰似乎近在咫尺了。峰回路转，不知经过多少次“近在咫尺”，烈焰还远在天边。于是，登山者还是义无反顾地攀登。读这个故事时，那团烈焰和那个登山者的身影在朱彦夫眼前晃动，也铭刻在他心中。一股力量萌动着。朱彦夫用嘴扣锁扣，成功了！
在朱彦夫把自己关进小石屋大约五六十天之后，前来探视的县民政局局长一脚踹开小石屋的门，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倒在地上的朱彦夫好像缩小了一圈，体重不足50斤了；身上爬满了苍蝇和蚊子，沾满泥土的头发和胡子如一堆乱草，枯萎而又干涩；一只假肢被扭曲地压在残躯之下，另一只假肢挂在腿上；两只残臂的创面血肉模糊，让人不忍目睹；微微抽搐着的嘴角边，还残存着一点墙皮残屑。
一个盛水的小泥罐，碎成八瓣，凌乱着散布在朱彦夫脚下。
这间小石屋里，早就没有一滴水、一粒粮了！
民政局长的鼻子一酸，泪水就如冲决大堤的潮水，汹涌而出。透过朱彦夫衰竭的身体，民政局长看到一个顽强的生命，他被一种一时说不清是什么的东西震撼着。
据统计，朱彦夫为了练习生活自理，返回家乡后8个月，就砸碎了饭碗141个，菜碟盘子23个，茶碗7个，泼掉饭菜上百次，因摔伤冻伤用药90多次……在无数次的失败与成功的磨炼后，他终于打磨出一种特定的操作方式，恢复了自己吃饭、洗脸刷牙、穿衣脱衣、自己解决大小便的功能。他有了成就感，增强了战胜自理关的信心。
为了能与常人一样生活，他继续磨炼，具备了烧水、做饭、切菜、扫地等活动的能力，后来又具备了看书写字、搬石头、垒地堰、蹬三轮车的劳动能力。他用特殊方式开始了生活与劳动，谱写着一曲人类与自然条件抗争的绝唱。
朱彦夫的生活里增添了许多明快和欢乐的色彩，这也许和爱情的滋润有关。他像一个将军在前方打仗，要实现生活自理，要当好一个村的带头人，要写两部著作，如果后方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后勤部长”，这一切恐怕也难以实现。
他这个成功男人背后，默默站立着一个堪称伟大的人物，她就是老伴陈希荣。
2001年，在沂源县城朱彦夫早期住过的家中，我专门采访过陈希荣。她是一个外表干练、沉静如水，内心善良、热情似火的山东女人。在婚后的日子里，她支撑起这个家庭，也支撑着朱彦夫的全部生活，成为朱彦夫肢体的一部分。
起初她不同意采访，我说就是简单聊聊，她憨厚地微笑着推辞：“俺不会说话，俺能知道些什么事？”
我只好单刀直入地提问：“你和朱老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叫他哄的！”答案如此简单。陈希荣的话语中带着浓重的日照味，她的谈话非常有趣，有一种见过世面的大气，也有一种历尽生活磨难之后的彻悟。
躺在陈希荣身边的朱彦夫说：“我和老陈相识是一种机缘。我的病友们在婚姻问题上受尽了挫折。老陈能体察到我的苦楚，并非为了谋取个人得失。她能意识到这些，当时是罕见的。”岂止是当时，即使在今天，像陈希荣这样的姑娘也属于凤毛麟角，难以寻觅。我曾问过许多年轻姑娘：“你愿意嫁给朱彦夫这样的英雄吗？”“不可能。”回答得坦诚而又坚定。
陈希荣轻轻地给朱彦夫掖掖被子，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一种温情、默契和理解在荡漾。坐在朱彦夫床前的太师椅上，陈希荣开口了：“咱吧，不识字的妇女一个，怎么还不是一辈子。他为国家为老百姓失去青春，俺为他付出青春，道理就这么简单。”
她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之中：“当俺决定跟他以后，有人唬俺，说和他结婚，生个小孩也是没手没脚的。结婚以后，他身体孬，脾气暴躁，有时候俺心里也非常难过。细思量，咱有手有脚，咱不高兴，他不是更不高兴吗？下雨阴天，他关节疼，摔摔打打，俺心里再痛苦，也要装得高兴，好让他高兴起来。”
陈希荣的话朴实，但很深刻。在我们接触到的人当中，只要一提起陈希荣，没有不伸大拇指的。他们说，陈希荣比“军嫂”还“军嫂”，是个好“军奶奶”。
20岁那年，陈希荣美得像一朵山里的迎春花。她身高一米七三，细高个，青春的胴体流溢着一种绝妙动人的光彩。白里透红的瓜子脸上，镶嵌着一双好看的丹凤眼，羞涩但亲切的流盼，总会在小伙子心中荡起一阵阵涟漪。她老家本在山东省日照市，但她的姑父、姑姑在沂源县工作。姑父是县民政局局长。当时，姑姑住在沂源县东里医院生第三个孩子，陈希荣来这里一边护理姑姑，一边照看小孩。因为她说话和气，做事勤快麻利，人又漂亮，所以很是招人喜欢，再加上姑父介绍，东里医院决定招她在医院工作。充满阳光和鲜花的人生之路也许就要从此开始。
这天，陈希荣抱着小孩在医院里溜达。忽然看见4个人气喘吁吁地用一张太师椅抬进一个人来。这个人没有左眼，脸上布满了烧伤、弹伤，愣眼看上去，四肢像刚被砍过的树枝，显得光秃秃的，活像个“肉轱辘”，许多人尖叫着捂上眼睛就跑。陈希荣敬佩而又同情地看着这位“荣军”。她知道，他肯定是一个为国家伤残的人。没想到，就是因为看了朱彦夫一眼，她的心里竟然多了一份牵挂。就像一首歌唱的那样：“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的容颜……”50多年后，陈希荣跟大女儿讲起了当初的感觉：“我看了他这一眼，就放不下了，我没掉泪，但心里很难受，如果我不跟着他，他就掉地上了，就不会有这个人了。”
斜靠在太师椅上被抬到医院的人正是朱彦夫。因为锻炼自理能力，他经常受伤，头破血流是家常便饭。
从泰安荣军医院回村后，母亲张罗着给儿子成个家，好照应他。可一连找了几个姑娘，人家一见到他就不吭声。朱彦夫的身体还在发育，骨头碴子还在往外长，戳得伤口血淋淋的，加上经常摔倒，所以要做一些手术。这次，好心的村民抬着他急奔30多里路，送进东里医院。
即使住进医院，朱彦夫也显露出性格中极为刚烈、要强的一面。医院里一些家属小孩和他混熟了，常常缠着让他讲故事。为了听故事，孩子们还架着朱彦夫去医院北边的山上散心。毕竟陈希荣是个小姑娘，好奇心十足，有几次她也忍不住凑上去听。朱彦夫讲得眉飞色舞，有时也黯然神伤。陈希荣为他那顽强、勇敢的精神所打动，听到在零下30多度的战场上只穿一件单衣时，她又冷得发抖。
慢慢地，朱彦夫出现在她梦里的次数越来越多。梦里的朱彦夫四肢健全，目光含情脉脉。他站在陈希荣心里，成为一种力量一份温暖一个希望。只有这样的男人，才能牢牢地占据女人的心灵殿堂。梦，醒了，长着胳膊腿的朱彦夫溜得无踪无影，说不清失望还是委屈，泪水一下子从陈希荣的眼睛里涌出来。她痴痴地想：“如果他不是个残疾，该多好啊！”想得脸上火辣辣地也不知道。
一次，朱彦夫正在床上看报，遇上几个字不认识，急得摇头晃脑。恰好陈希荣路过，朱彦夫就问陈希荣。陈希荣也大字不识一个，只好拿着报纸去问护士。她边问字边和护士聊天：
“朱彦夫这个人不错，没腿没胳膊，也是为了国家，你们几个大闺女可怜可怜他，跟了他吧。”
护士问她：“你为什么不跟他？”
“俺在日照老家订了娃娃亲了！”
陈希荣家里给她在日照找了个富裕人家，据说生活很富足。
事情很快过去了。
有一天，医院的王院长专门把陈希荣叫了出来，行走在山路上，他探寻着问陈希荣：“小陈，给你介绍个对象吧？”
“谁呀？”喜滋滋的陈希荣问。
“你看住在咱们医院里的那位荣军怎么样？”
是朱彦夫。陈希荣大吃一惊，第一次见到朱彦夫的情景马上跳到眼前。尽管对朱彦夫有一种莫名的好感，有一种说不清的情愫，可是真真正正地与他成家，在一起厮守一辈子，行吗？
这个8岁失去母亲，16岁就跟姑姑走南闯北的日照姑娘没有表态。
嫁给朱彦夫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将背负一个人沉重而又艰难地走完人生的全过程。你将失去欢乐的自我，变成一根拐棍，支撑起一个残疾人的完整人生。你要为他端屎端尿，喂水喂饭；你要为他分忧解愁，担惊受怕，遮风挡雨……你不能生病，病了也得坚持着操劳；你不能哭泣，即使心里哭成瓢泼大雨脸上也得阳光灿烂。女人，谁不渴望男人是一座大山，在狂风暴雨袭来时为她挡住风寒，谁不渴望男人是一把利剑，在毒蛇猛兽袭来时让她化险为夷！
陈希荣心事重重。她没同意这门亲事，内心里非常愧疚，像做错了什么事。她总觉得，朱彦夫正用一双幽幽的目光盯着她。
把她当女儿看待的姑姑，当然也不同意这桩婚事。她对陈希荣说：“你带着弟弟回中庄老家去待几天吧，换换环境，也躲开这桩婚事。”
婚姻是一种缘，躲是躲不开的。好像有一根无形的红线，早把朱彦夫和陈希荣系在一起。陈希荣带着4岁的表弟，回到30多里外的中庄。可这一回去，表弟就又哭又闹，整整折腾了一夜，非要回医院找妈妈。陈希荣只好又带着他返回东里医院。当见到东里医院那简陋的大门时，陈希荣有一种想看朱彦夫一眼的渴望。
脸上充满刚毅的朱彦夫又悄悄出现在陈希荣梦里，他强悍吗？他勇敢吗？陈希荣问自己。在国家大事面前，他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冲上前去，用自己的肢体，换来祖国的安宁祥和。身为男人，就意味着你有一份责任、一份义务，在最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勇挑担子。朱彦夫正是这样的汉子！
陈希荣模糊地意识到，现实中的朱彦夫正和梦想中的朱彦夫融化在一起——情到深处相爱至死，一个美丽的女人梦，由此开始了。
她听说有几次别人给朱彦夫介绍对象，可一见面就散伙了。她想：“朱彦夫成了特残，难道别人就不能为他作出点牺牲？如果因他是个特残，就这个不跟，那个不爱，岂不让这个身体特残的荣军，心里再划上一道伤痕？”
住院的陈善录大爷又向她提起朱彦夫时，陈希荣没有拒绝，她决定跟这个男人白头到老，相伴终生。
朱彦夫出院时与陈希荣相约：“适当的日子，请你到家里和俺娘见个面！”
那是一个丰收的秋天，天上飘着蒙蒙细雨。朱彦夫让弟弟朱彦坤到中庄去接陈希荣。跑了20多里山路，又累又饿的陈希荣一走进“涝窝子”朱家的门，眼前一阵发黑：
低着头才能进去的两间小石屋黑洞洞的，又破又矮，一条小水沟从后墙穿屋而过，炕早就塌了。朱彦夫躺在一张缺腿少边的破床上，屋里连个凳子也没有。
这就是自己以后的家！尽管作了最充分的思想准备，陈希荣还是感到心头阵阵发凉。
憨笑着的朱彦坤买来豆腐、韭菜，母亲包了一顿水饺，给未来的儿媳妇吃。听说朱彦夫找了个俊媳妇，村里的人三三两两地走来看热闹，对这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投来一束束疑惑的目光。陈希荣落落大方。她短发齐耳，穿一身碎花的大襟衣服，颇为时髦。她手里的一把洋伞给山里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此前，村里人几乎都没见过这“洋玩意儿”。
在柿子树下的那个磨盘上，陈希荣在结婚登记证上按下自己的手印。那手印鲜红鲜红，开始了一个庄重的爱情承诺。
5天后，陈希荣辞掉还没有开始的工作，来到张家庄村，成了一个山里媳妇，成为朱彦夫生命的一根支柱。
和陈希荣结婚后，朱彦夫始终紧绷的脸上有了微笑。每天清晨，陈希荣先帮他装上假肢，扣好衣服，把热腾腾的毛巾搭在他的手臂上；不一会儿，香喷喷的饭菜就会端到跟前。
朱彦夫沉浸在一种新婚之后的甜蜜和陶醉之中。天地之间，所有东西像被刚刚清洗过。一阵清风刮过，都会在他的心弦上弹奏出如歌的乐章。
不久之后，一层阴影再度降落在朱彦夫心头：我这一生，仅仅能站立起来，生活能自理，守着一个好媳妇就满足了吗？不行！这穷山沟最缺什么，缺文化，缺识字断文的人。我正年轻，时间又充足，为什么不多认些字呢？
沂源县原广播电视局局长王兆民是朱彦夫的挚友，他在分析朱彦夫为什么能获得社会广泛赞誉的原因时说：除了在躯体上能站立起来，还在于朱彦夫的精神上也站立起来。精神肢体的健全，得益于朱彦夫对文化知识孜孜不倦的追求。
学习文化是朱彦夫能超越残疾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在他命运转折的关键时期都明显地突出出来。
朱彦夫没正规上过一天学。重残后住泰安荣军医院时，可能学会了不少字。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流行“祁建华攻克碉堡教学法”，扫盲成果显著。这种方法要求先学会拼音，查字典。学习生字时要配着生动的图片，同时还要大声朗读，“打倒的打，攻克的攻”。如此下来，一个月能认识几百个字。在疗养院时，朱彦夫也曾用两个残臂抱着树枝在地上练大字。
就从认字开始，学习文化知识吧。朱彦夫订阅了几份报纸，有《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等，那时连机关里也很少有私人订阅报纸，更不用说山村人。偶尔有人借阅，朱彦夫再三叮嘱别人要归还。在他心中，这些报纸和女儿一样是宝贝。
拿起一张报纸，从大标题开始读起，认识的字就让陈希荣在下面画一道横杠，不认识的就出去请教别人。村里没有学校，找人请教因行动不便而显得不容易。一开始，他隔几天就去三里山路外的刘庄完小一次，找老师请教，坐在课桌前，他努力从尘封的记忆中搜寻着似曾相识的每一个字，但每个字的面孔都那么陌生。然而，见面次数多了，陌生的面孔也熟悉起来。
朱彦夫还购来一本《学习小字典》，是1953年3月出版的第17版老版本。至今，这本小字典还在，硬壳做的封面已残缺不全，内页早已泛黄，翻开来细看，几乎每一页都被撕去或大或小的一块。朱彦夫觉得，这本小字典里，住着许许多多的新老朋友，他要沿着汉语拼音指示出的“路线”，去探访询问。这路途太遥远、艰辛、枯燥。每查一个字，朱彦夫都要用残臂加上舌头，翻上半天。口干舌燥，残臂麻木，视线模糊了，查不到那个字。敲了半天门，老朋友不在家。没办法，继续查下去！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朱彦夫从能读一行报纸的大标题，到能读一篇短文，再到能读一本书，犹如“蚂蚁啃骨头”。跟朱彦夫接触颇多的王兆民说：“那时我还是广播局一个小记者，和朱彦夫谈话时发现，他说话的时候倒装句特别多，这说明他对苏联小说读得很认真，很多，所以打上了烙印。”
按照朱彦夫的“战略部署”，学会认字后，下一步该练习写字了。他让陈希荣买来铅笔、纸张。他轻轻用残臂抚摸着那支闪闪发亮的铅笔，犹如在战场上擦拭着心爱的枪支。
“人类身体上最灵巧实用的双手已经没有了。我用什么写字？”朱彦夫心想。
按照朱彦夫的意思，陈希荣把削好的铅笔绑在他的残臂上，可绑紧了不打弯，绑松了又容易脱落。尖细的铅笔笨拙地在白纸上趔趄着，连一个字也没写成。一股无名怒火燃烧起来，朱彦夫把纸和笔推到床下。
“彦夫，村子里有手有脚的人大字不识的不也活得好好的？你身子成这样了，咋就老是跟自己过不去？”新媳妇陈希荣细声细气地说着。
朱彦夫这样回答：“咱缺胳膊少腿，再没文化，这一辈子不就真成了全残废吗？重活、累活咱干不了，但学了文化，为乡亲们记个工分也是好的！”
他又伸出双臂，夹起铅笔。抱着笔的残臂挡住了微弱的视线，朱彦夫写一笔就抬起头来，看好位置再写第二笔。双臂累了，他又想到另一种办法——用嘴咬着铅笔写字，残臂辅助。当他在纸上写出几个大字时，刚刚牙牙学语的朱向华问：“爸爸，这是小狗还是小猫？”
朱彦夫哭笑不得。他下定决心，一定要练出个样儿来。
字，渐渐有了些模样。朱彦夫在文字中感受着自己的生命节奏和律动。时值夏天，口水、汗水和残臂流出的脓水，顺着铅笔流到纸上，白纸上就会出现几片难以说明的图案，如沼泽泥潭，这让朱彦夫大伤脑筋。
当从沼泽泥潭中走出来时，朱彦夫的字变得流畅、挺拔、俊秀，它们行走在白纸之上，让朱彦夫活出另一种洒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