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香屑 第一炉香》和《茉莉香片》发表后，我一下子就在上海滩走红起来。一切仿佛是意料中的事，不费吹灰之力，我确实很得意，有点飘飘欲仙。这倒不是说我写出了多少旷世名作，主要是我很自信，这小荷才露尖尖角，就在上海滩搅得风生水起。而我知道，也只有我知道，不知道有多少精彩的好小说在我心中蠢蠢欲动，等待着我把它们一一写出来。我的写作根本来不及，每天到爱丁顿公寓楼下信箱取信，都能取到两三封各大杂志的约稿信，比如柯灵，比如苏青。苏青的约稿信几乎在恳求我，她用了四个字“叨在同性”—这让我不禁哑然失笑起来，将信拿给姑姑看。姑姑正在煮火腿粥，她一眼看出我的得意，不忍扫我的兴，装作不屑一顾的样子皱皱鼻子：“看到了，张大小姐。”我很俗气地说：“都是钱呐！我有钱付你生活费了。”姑姑说：“财迷，老张家尽出你这样的人，一身俗骨。”姑姑的骂让我开心死了，下午又得到一个外国人的电话，约我去百乐门跳舞，我不会跳舞，所以拒绝了他。
那时候我张狂极了，拒绝别人请吃饭，拒绝别人请跳舞，拒绝别人的约稿，包括我的弟弟张子静—他凑热闹跟几个同学合办了一本文学杂志《飙》，几乎乞求我为他们创刊号写上一点文字。可是，我怎么可能看得上这种没有丝毫名气的杂志？我果断拒绝了。我实在控制不住要张狂，我的名气几乎盖过那些当红明星，关于我的花边新闻也在各大小报上刊登，我的衣食住行成了小报永不厌倦的话题。确实，我在这方面非常讲究，那次去给苏青送小说《封锁》，我完全不顾别人的观感，穿的是一件在虹口购买的布料做成的套头长裙，刺目的玫瑰红，散落着粉红花朵，嫩绿的叶子印在深蓝或碧绿的地上，一块布料就是一幅画，我仿佛穿着博物院的名画到处走，遍体森森然飘飘欲仙。记得从巷弄里经过的时候，许多正在玩的小孩子像看把戏似的追着我看，我看也不看他们，匆匆走过。我几乎走到哪儿都会引起市民注目，我毫不在意，这也是我要达到的效果，我得意得不得了。我知道我长得不漂亮，如果再穿上一身黯然失色的衣裳，那怎么见人？也不可能有人要多看我一眼。我这样的人要引起别人关注，只能另辟蹊径，只能别出心裁，只能和别人不一样，这是我一向的主张。
有一天我到印刷厂去送大样，那天我穿的是一件桃红色软缎旗袍，外罩古青铜背心，长发披肩。工人们一个个都停止了工作跑出来看我，我也没有丝毫害羞之感，仿佛这一切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仿佛我张爱玲就是这样的人，天生应该如此。我自然地走到机器边，看到上面全是印着我的照片，我点点头。工人说：“你看，正在印你的东西，全是你的—都是要用脚来踏，印一张照片，我要踏十五踏。”我笑眯眯地看着，说：“是的吗？真是神奇啊？”我看着纸上自己的模糊的照片，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他们。但是我喜欢这种高高在上、傲视一切的感觉，我不能没有它，它是一股气，托着我在天上飞翔。
那时候我迷恋衣裳，迷恋旗袍，我认为衣裳是一种“袖珍戏剧”，我就是在借着它才可以完美自如的表演。我跟苏青在一起有时候根本不谈文学，只谈穿衣。苏青听不下去，她是不太讲究的，但是我逼着她听。后来受我影响，她也喜欢跟我谈。有一天她拿着一件绸旗袍对我说：“生孩子之后身材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这件旗袍好漂亮，可惜现在腰一直细不下来，不能穿。”我帮着用力穿上身，结果将她的身材裹得很紧，她也难受，只好脱下来，我也替她遗憾。
我有一套前清老样子的绣花袄裤，是从舅舅家晒霉的衣堆里发现的，放了很多年都没人穿了，我把它讨了来，洋洋得意地穿在身上，有一天我就是穿着这一身衣服去天地出版社见苏青。
苏青的家里十分杂乱，一个很小的孩子坐在泥地上哭，煤炉上的水开了，而苏青正在淘米洗菜。她的衣着不堪讲究，却让我生出一份亲切。苏青笑着说：“职业妇女的写作真是不容易，淘米时写好的句子，饭熟了就忘得一干二净。”我笑起来，我其实也有同感。她爽快地说：“你的《金锁记》出来，我只有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改日请你吃饭，今日要去救一个人，去求周佛海周先生。”
我那天后来鬼使神差地和苏青去了周佛海先生家，我那时候并不知道，这个受难的书生名字叫胡兰成—这么一个好的名字，后来却像一根刺，一辈子扎在我生命的血肉里，拔也拔不出来，最终长成一根肉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