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0月27日，在任弼时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他来了，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从日理万机的工作中抽身而至，来看望老战友任弼时的夫人和孩子。
他拉着孩子们的手，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百感交集，禁不住放声痛哭……
人们熟悉他叱咤风云、镇定自若的雄伟气魄，却绝少见他如此震撼山岳的情感爆发！
作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这一代人有着极其相似的少年的追求和中年的奋斗；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的奋斗中，他们之间产生了多么深厚的同志之情、战友之谊呀！
平行的航船
1920年11月7日，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自上海启碇。22岁的周恩来作为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15届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登轮奔向西方，探求救国真理；次年春，17岁的任弼时也离开上海，乘日本邮轮启程，奔向东方，奔向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勤工俭学，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经验。
三四年后，国内大革命的形势召唤着他们。他们归来了，满载着奋斗的豪情归来了。他俩在众多留学生中脱颖而出。尽管所去国度不同，却求得了一个共同的生活目标：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终生！
1924年8月，任弼时一回到上海，即受党的派遣，站到了上海大学的讲坛上，讲授俄文，宣传苏俄革命经验，同时开始了共青团的领导工作，投入召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紧张筹备中。
是年9月，周恩来抵达广州，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长、黄埔军校政治教官、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五卅”、“北伐”、“四·一二”、“七·一五”……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浴血奋战。
1927年8月1日，中国历史上一个光辉的日子，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率领中共掌握和影响下的北伐军两万多人在南昌宣布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8月7日，任弼时和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张太雷、苏兆征等出席在汉口举行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会议选出新的临时中央，周恩来因在起义前线，未能到会，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任弼时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于次年3月15日根据中央决定调到党中央机关工作。
如果说此前他们无缘在一起工作，革命安排他俩像两只平行的航船，挥手相望；尔后，他们则将在指点江山的生涯中并肩破浪。
两次营救
1929年11月7日，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任弼时，在前往上海华德路竟业里共青团江苏省委机关出席会议时，不幸被公共租界的密探逮捕，关押在公共租界汇山路巡捕房。审讯时，任弼时化名彭德生，自称是从江西来上海投亲谋职的失业青年，因记错门牌，才被捕的。巡捕搜遍他的全身，除一张电车“派司”外，什么也没搜到；施电刑逼任弼时招供真实身份，任弼时数次被电流击昏，但他始终没有改变口供。
周恩来得知任弼时被捕的消息，焦急万分，即命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的特别行动科负责营救。特科利用各种关系，查明任弼时被捕并非叛徒出卖，而是敌人搜查另一同志时偶然发现一个地址，以此为线索而拘捕的。于是在租界会审公堂审讯时，党组织特请著名律师潘震亚出庭辩护。最后，任弼时被判拘留40天，囚于提篮桥西牢，12月25日被保释出狱，背上留下了两块电击伤疤。
1931年，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红一方面军开辟了湘赣、闽西根据地。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苏维埃区域成立中央局，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为中央局委员，周恩来任中央局书记。因为周恩来暂时不能离开上海，中央局书记一职由已经进入苏区的项英代理。同时，中央决定派大批干部进入各苏维埃区域，任弼时和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中央代表团前往江西苏区。凡去苏区的人都由周恩来、康生负责安排。
1931年3月，任弼时告别即将临产的妻子陈琮英取道香港、广东、福建的秘密交通线进入江西苏区。在苏区，任弼时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参加筹备全国各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起草党代会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撰写《努力进行全苏大会选举运动》、《怎样完成区委改造》等文章，工作繁忙而有生气。
可是，一件意外的打击向任弼时袭来。陈琮英在上海被捕了。就在任弼时3月离开上海一周后，陈琮英生下女儿任远志。6月下旬，因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被捕叛变，陈琮英抱着襁褓中的孩子，也被关进了潮湿阴暗的牢房。又是周恩来布置中央特科营救。
消息也从上海传到了中央苏区。同志们知道后，都为陈琮英和孩子担心，也为弼时担心。
12月底，周恩来也来到了中央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他特地来看望弼时，关切地问：“琮英……有什么消息没有？”
“没有。”任弼时摇摇头，看到周恩来安慰的目光，说：“不要紧，她会经得起考验的。”
周恩来熟悉陈琮英，他信任地点了点头，并再次与上海党组织联系，指示他们尽快设法营救。
1932年初，上海方面终于来信了，报告了一个好消息：由于党组织的多方营救，陈琮英和孩子已经安全出狱了。周恩来非常高兴地说：“好！让她马上到中央苏区来吧！”接着，他亲自指示给陈琮英发电报。陈琮英接到电报，把孩子送回老家，只身前往中央苏区。
陈琮英到达中央苏区后，周恩来十分高兴，亲自安排她的工作和生活，他说：“陈琮英同志是可靠的，安排做机要工作吧！”
此时，任弼时和周恩来同住在长汀的一座小楼里。周恩来一有空就来看望任弼时和陈琮英，这使任弼时十分感动。他对陈琮英说：“这是到了我们自己的地方了，我们要加倍努力地工作和学习。”
不久，原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搬进江西苏区，“左”倾路线在苏区占了统治地位。1933年5月，以博古为代表的中共临时中央认为任弼时执行政策不得力，免去了他的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派他到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
一封明码电报
此后3年多时间，任、周再度分开。其间，任弼时率红6军团先遣西征；与贺龙会合，共同率领红2、6军团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突围长征，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作坚决斗争，推动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从湘赣到陕北行程近24000里，转战两年零3个月，他和贺龙等带领的队伍是三大主力在长途远征中减员最少、但征战时间最长的队伍。
周恩来则同毛泽东一起率红一方面军历时一年，纵横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11个省，行程25000里，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完成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战略转移。
3年多时间里，两个心心相印的战友只能从无线电通信中得知彼此率军征战的情况。然而，这期间当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留在长江以南的红2、6军团和党中央失去了通信联络。
为了恢复联络，任弼时命令电台长时间守听，呼叫党中央的电台。
1935年9月29日，任弼时先与红四方面军电台沟通了联络，因该台采用的是中央军委与2、6军团联络规定的时间与密码，便误认为与中央取得了联络，遂即发出一份给周恩来的电报，说明2、6军团当时所在地及作战态势，询问对方在何地等。因任弼时不知道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搞分裂的情况，更不知与2、6军团联络的密码本由张国焘携带。
这一阶段，党中央也一直在尽力寻找2、6军团的踪迹。党中央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其中军事战略决议第17条提出，要尽快“完成与2、6军团的通讯联络”。
直到1936年1月，2、6军团在一次和四方面军通报中突然听到一个不知呼号、不知所属的电台呼叫2、6军团，经互相问询，才知是军委三局局长王诤亲自上机呼叫，这样才恢复了与党中央的联络。但因没有密码本，中央发来的第一份电报用的是明码，内容大意是：弼兄：我们已到陕西保安，密码留老四处……弟豪。这是周恩来（曾化名伍豪）发给任弼时同志的一份简短明码电报，说明中央已到达陕北，与原2、6军团联络的密码本留在红四方面军。
1936年9月29日，三大主力即将会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红二方面军：“你们尚保存伟大力量，将来发展无量，可为中国革命庆贺。”
洪德重逢
会师后不久，11月的一天下午，周恩来从保安来到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驻地——环县附近的洪德城。
这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李达等同志出门远迎到大路上。远远就看见周恩来翻身下马，迈着大步，笑容满面地走来，他留着长长的胡鬚，面颊清瘦，戴着灰布八角帽，穿着灰色棉布军衣，腰束宽皮带，两道浓浓的剑眉下，目光深沉，炯炯有神。
任弼时和周恩来这对久别的老战友，禁不住互相久久地、紧紧地握手问候。
任弼时把周恩来迎进一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民房，在原有任、贺、关3张床的房间里又专门为周恩来安了一张床。
任弼时对周恩来说：“你刚从保安来，一路上劳累了，今天先休息休息，好好睡上一觉！”
周恩来挥挥手笑道：“我很好，没什么，再说见到你们，今晚不谈个痛快，怎么能罢休！”
大家相视会意，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寒暄过后，周恩来兴致勃勃地问起红二方面军长征中的情况，并向大家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
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
第二天，任弼时陪周恩来深入到红二方面军所属各个部队去转达毛泽东的问候，传达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一直到第7天，周恩来才骑马返回保安。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
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从苏维埃革命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一状况，共产国际曾给予很高评价，但国共两党二度合作后的具体情况和出现的新问题，共产国际不甚了了，各兄弟党及世界爱好和平人士也需要宣传解释。1938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派任弼时承担这一光荣使命——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
1938年3月5日，任弼时离开延安，经西安、兰州、乌鲁木齐抵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任弼时先后两次以书面报告及口头补充形式，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共几个月来发动群众，配合友军，采用敌后游击战的作战方针和方法，英勇御敌的历程，向各国兄弟党及全世界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共产国际听取了任弼时的报告，明确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领导八路军联蒋抗日的新政策是“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
这年8月，周恩来因右臂骨折治疗效果不佳，有成残废之虞，中共中央决定让他赴苏医治。9月中旬，周恩来一行抵达莫斯科。分别一年多，任弼时与周恩来在异国相逢了。周恩来一见弼时，便大步迎上去紧紧拥抱，连声问好。这时，任弼时首先注意到的是周恩来负伤的右臂。
“很痛吗？”任弼时握住周恩来的左手，关切地询问伤势。
“没什么关系。”周恩来微笑着说。
任弼时亲自替战友联系医院，安排治疗，并要周恩来好好养病。但周恩来说什么也不愿整天躺在床上。住院期间，他仍然和弼时一起工作。他们联名致信阿米拉夫，反映中共为八路军培养军事技术干部的军事学校，由于缺乏技术和教员，致使教学难以进行，要求帮助解决，或允许将学习较好的学员派到苏联办训练班。
在医院住了3个多月，12月下旬，周恩来出院，当即全力以赴投入工作，29日，为共产国际撰写的长达55000多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完稿。接着，在任弼时的荐请下向共产国际介绍了王明回国后的表现及其在统一战线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这一段时间里，任弼时与周恩来分工合作，一边和驻共产国际各国代表团联系，让他们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进展情况，争取广泛的同情和援助，一边开始作回国的准备。
困任弼时身份特殊，回国途中恐出意外，他们决定：凡秘密文件甚至弼时本人的东西都交周恩来携带，周恩来在国共合作中有公开的社会身份，不怕纠缠。这样，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对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任弼时负责的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讯密码等机要材料，都由周恩来带在身上。
1940年2月25日，任弼时、周恩来、陈琮英、邓颖超等一行9人，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到苏联阿拉木图，转乘飞机回国。
纺线获奖
此时，国内抗战正酣。周恩来常常往返于延安与重庆之间，奔波于统一战线的前线。1943年7月中旬，周恩来回到延安。这几年，任弼时一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过起了延安党中央这个“大家”的日子，同时主管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1943年冬，王震送给任弼时一架平江式的纺车，他就学习纺线。他和周恩来同志经常在一起纺线。他俩虚心地向陈琮英请教，从卷棉的松紧，打弦的方法，装锭的高低，摇车、抽线的均匀配合，直到摘渣、接头等全套技术，都一步步地认真学习、实践。终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纺出了头等线。
有一天，周恩来纺完一穗线，拿给任弼时和旁边的干部看。大家一致认为达到了头等线的标准。任弼时笑着对周恩来说：“你的线早就评上头等了嘛，现在还担心不够！”“我这个技术不巩固的纺车手，很可能出次品啊，随时警惕一点好嘛！”周恩来也笑着答道。于是任弼时提议开展互相评比、互相监督、互相竞赛，提高纺线水平。从此，机关掀起了纺线高潮。
最壮观的是一次任弼时、周恩来等领导一起参加的纺线比赛。
一天上午，杨家岭的一个院子里，整齐地排列了几十辆纺车，一场紧张的比赛就要开始了。周恩来、任弼时等在评判委员的陪同下走进赛场。
9点正，比赛在哨音下开始，几十架纺车立即齐鸣，“嗡嗡嗡”的响声在杨家岭的上空回荡。周恩来和任弼时沉着应战。他们把一条条均匀的线抽出来，上到穗上，不一会儿，一个像萝卜一样大的线穗就退下来了，接上线又纺起来。他们的动作那样熟练，在旁边观看的同志对他们的纺技赞口不绝。
12点，纺线比赛在号令下结束了。
周恩来停下纺车站起来，笑着碰了一下任弼时，关切地询问：“怎么样？恐怕有点吃不消吧？”“不要紧，就是有点腰酸腿麻，劳动紧张起来，也就不觉得了。”任弼时活动一下腰，高兴地回答。
当天下午，经评比，任、周二人纺线数量、质量都很好，他们被评为纺线能手，并决定把他们纺的线送到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上展示。在发奖仪式上，周恩来、任弼时亲自给同志们授奖，并鼓励大家：要再接再厉，起模范带头作用，进一步搞好生产运动。
默然会意
1947年春开始，中央书记处5人分处两地，刘少奇、朱德到华北领导全国土改和建设根据地等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开始了在陕北的转战。
一段时间，中央机关驻在小河村。任弼时住的窑洞和周恩来住的窑洞连通着。早上，东方刚刚发白，任弼时就要外出去营房和马号检查战备情况。为了让周恩来多睡一会儿，不致受惊动，他不走过道，而是小心翼翼地打开自己窑洞通向室外的一扇小窗，从窗口里跳出去。
一天早上，他又从窗口出去了。周恩来醒来，看窑洞门还没开，以为任弼时还在休息，便轻轻地穿衣下炕。突然，要咳嗽了，这讨厌的病啊！真是！周恩来紧皱眉头，连忙一手捂着嘴极力忍住，赶紧走出门去，直到离窑洞十几米的地方，才低低咳出声来……
四周静得出奇。在金色的晨曦中，只有一滴滴珍珠般的露水，悄悄地从绿叶上滚落下地。
恰巧，任弼时踏着露水检查营房回来了，两人见面，相对一愣，随即默然会意，一股巨大的暖流，升上两人的心胸……
这是何等深厚的无产阶级情意！正是透过这些，人们才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胜利的保障！
（陆子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