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成立“特别侦破组”

凌晨两点，杨奇清办公室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

“喂，我是杨奇清。啊，是总理。您还没有睡啊？”

“奇清同志，你不是也没有睡嘛！”话筒里传来了总理那亲切的苏北口音，“奇清同志，杨庄发生的‘爆炸物案’，在京的中央领导同志都感到非常震惊！还有，京津地区发现保密局潜伏台的事，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党也都知道了。你们公安部报来的有关社情和敌情的报告以及军委X部的监听简报我都看了，敌情很严重嘛！北京搞了个‘肃特’斗争，看来国民党的潜伏特务远远没有肃清！”

“是的，总理。”杨奇清完全同意总理的看法。

“毛主席曾经说过嘛，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新中国刚刚建立，从时空上讲，现在正处在共和国的黎明时分，我们要坚决打击一切间谍、特务的破坏活动，来巩固我们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罗瑞卿同志不在北京，你要好好抓一抓这两起案件，应当把这两起案件与主席访苏的安全联系起来！”总理作出重要指示。

“是的，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对潜伏台案已成立了侦破组立案侦查，侦破工作刚刚起步……”杨奇清向总理简要地作了汇报。

“‘爆炸物案’进展如何？”总理又问。

“‘爆炸物案’北京市公安局成立了侦破组，天津市公安局也抽调出警力给予配合，以北京为主，公安部牵头协调。”

“很好。”总理说，“奇清同志，你考虑过没有，‘爆炸物案’和‘潜伏台案’有没有某种联系？”

“总理说得对。我和北京市局的领导同志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大家大都倾向两起案件是有一定联系的！”杨奇清说道。

“你要深入下去，尽快破获这两起案件。”总理指示说，“噢，对了，你要和下面的同志讲清楚，我们的隐蔽斗争在对敌斗争的方式上变了，过去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现在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过去敌人在侦察我们，我们搜集他们的情报；现在我们在侦察他们，他们在搜集我们的情报，位置整个颠倒过来了嘛！务必使同志们要看到这个变化。”

“是，请总理放心，我一定按您的指示去办。”杨奇清向总理以保证的口气答道。

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位于东城区鼓楼东侧的一个院落里，院内甬道迂回、院中有院、宽敞幽静。据说，这个宅院在解放前曾是国民党北平市情报机关的所在地。

在后院西边的一间房子里，坐着一位面色微黑、体态消瘦的中年男子，他叫江平，是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的第一任处长。他出生在我国东北辽宁省的一个小乡村里，是这块丰腴的黑土地把他养育成人。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中华民族处在苦难深重的时代，沙俄、日本等帝国主义的魔爪，都曾伸到过这块黑土地上。外侮的侵略，国家的积贫积弱，使他亲身体验到中国人民是如何饱受苦难的。他是唱着《松花江上》这首歌，抱着救国于灾难救民于水火的凌云壮志，投入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大潮之中的。

是战争把这个农民的儿子练就成了能为劳苦大众服务的、从事隐蔽斗争的一名战士。北平解放前夕，他曾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社会部直属的平津情报站做情报工作。

此时他在看公安部下发的调字第28号《敌情通报》。

只见他双眉紧蹙、全神贯注，已被其中的内容所震惊。只见通报中这样写道：据9月密悉，保密局于京津地区设X潜伏台（地址待查），该台呼号有五个：计TBF、ABF、CZM、RPV、IPV。每日晨6时30分至7时或夜间11时30分与马台（保密局电台）联络。马台呼号为：ABT、BMR、MSF。

通报还公布了9月以来的监测情况：

9月25日，保密局电勉该潜伏台：兄忠贞报国，甚堪嘉慰，吾人当前责任重大，仍希益求精进，嗣后有关“匪”方主要事项，均盼译确调查。

11月11日、15日，保密局两次电告潜伏台：兄台地处偏僻，有被“匪”侦知之可能，望兄台立即转移新址，并转告计小姐，亦转移新址，其新址不得让原址同住的人知道。

12月6日6时，潜伏台电告保密局：据情报，毛泽东于今日密赴莫斯科，“0409”。

12月7日晨，潜伏台电告保密局：职已经租妥房子，即日迁移，届时停工一周，此次房租交与房东连中人费共20袋面。

江平看到这里，心一下子被揪紧了，两道剑眉拧成一个疙瘩：毛主席去莫斯科是秘密的行动，知道此事的人范围很小，提前十多个小时潜伏台就准确地向保密局报告了！这太危险了！江平参加了毛泽东出访苏联的警卫工作，当时的情景给他留下了幸福的回忆，毛泽东主席在自己面前走过去，离他那么近，他看到毛主席面带笑容，不但和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亲切交谈，还和罗瑞卿部长、杨奇清副部长谈了一阵子话呢。

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来电话说，明天下午就来研究案情。他决定把此案交给二科来侦破。

窗外朔风扑打，屋内寒气袭人，1949年的冬天是异常寒冷的。

他站了起来，搓了搓手，然后又把手背到身后，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思忖着，分析着。从材料上反映的敌情，和杨奇清副部长亲自抓这起案件的侦破来看，他隐隐地感到这起案件的分量，感到他们肩负的责任重大！

此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他拿起电话，耳机里响起了张庆河副局长的声音：“江平，市局决定把‘爆炸物案’也放在你们侦讯处来进行侦破，最好和‘电台案’放在一起，经过一段调查也可能证明两起案件是有联系的！”

“两起案件放在一起搞？”江平有点疑惑不解。

“是的，这是局党委的决定！”张庆河副局长以命令的口气说。

“我服从市局党委的决定，从目前的情况看，两个案件似乎有联系，敌台向保密局报告毛泽东主席出访的日期，而毛泽东主席的专列还没有出发，在路过的地方又发现了爆炸物，能说没有联系吗？但是，这方面的证据还是要通过调查来证明。”

“说得对，你是从隐蔽斗争中走过来的，两起案件的性质你应当看得很清楚！不用多说了，我让治安处把‘爆炸物案’现场勘察情况的材料立即给你们送去。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不过。”江平欲言又止，但他还是说了出来，“张副局长，你也知道，我们侦讯处的同志，大都是从情报站过来的，没有侦破刑事案件的经验。况且，我们的人太少了。”

“我就知道你得向我要人！”张庆河副局长说，“市局决定从治安处抽调两名侦查员协助你们，不过，我要说清楚，江平，这两名侦查员是治安处借给你们的，破案后要回到治安处去。到时候你不要耍赖呦！”

“哪能呢，哪能呢。”江平一改过去的严肃劲儿，嘴角动了动，脸上现出笑容。

张副局长接着说：“治安处这两个侦查员都是‘留用警’，一个叫魏明伯，一个叫韩启通。那个叫魏明伯的，原是国民党北平警察局刑侦大队的，听市局顾问老徐说，魏明伯在侦破刑事案件方面是很有经验的。”

“那好。”江平笑了，“谢谢局领导的支持！”

江平放下电话，又立刻拨动了一下电话，说：“邢刚，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一会儿，一个身穿灰色军衣，面皮白净的小伙子来到江平的办公室门前，大喊一声：“报告！”

“进来。”江平招呼着，“邢刚，你坐下。”并随手把公安部调字第28号《敌情通报》递给了他。

恰好，治安处把“爆炸物案”的现场勘察情况报告也送来了，江平又说：“你把这两个材料都看一下，然后我再给你交代任务！”

邢刚看了看这些材料，白净的脸上显得异常严肃，他把材料看了一遍，就有点等不及了，忙说：“处长，交代任务吧！”

江平神色严肃地对邢刚说：“处里决定把这两起案件都交给你们二科来搞，两起案件并案侦查，为一个侦破组。这个侦破组就叫‘特别侦破组’，之所以叫‘特别侦破组’，我想用两点说明一下：一，这是一起直接保卫我们党的领袖的案件，特别重要；二，是两个案件放在一起，一个是情报案件，一个是刑事案件，一起侦破，非常特殊，故称‘特别侦破组’。你主要搞电台案，‘爆炸物案’主要依靠治安处来的两个同志来搞，等李庆明病好出院之后，让他参加‘爆炸物案’的侦破。两起案件一起研究案情，分头进行调查工作。分工不分家。当然喽，你是科长，整个‘特别侦破组’，你要负全责，要掌握全面情况。”

江平的话干脆利索，不容置疑。

说完，他站起身来，离开自己的办公桌，两手插入裤兜里，在办公室里边走边说道：“邢刚，你已经看出来了吗？这两起案件是冲着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来的！这是一起天字号大案！保卫我们党的领导人的安全，是我们公安人员的神圣职责！是我们公安人员的天职，我们务必破案！公安部由杨奇清副部长亲自抓，处里由我负责！”

“现在我们科只能把王芸和于向东抽出来，加上我，其他人手头上都有工作，人太少了。”邢刚说道。

“一定把王芸抽出来，侦破组需要一个女同志，这是杨奇清副部长一再强调的。”江平强调说。

江平还告诉邢刚：“市局领导让治安处派侦查员来帮助我们工作，人员已经定了下来，来两个人，都是‘留用警’，据说，他们在侦破刑事案件方面很有两下子。你们要注意发挥他们的特长，并和他们搞好团结！”

“是‘留用警’？”邢刚听了，欲言又止，似乎有些想法。

“‘留用警’怎么啦，‘留用警’也是我们的同志，你这个邢刚啊，工作这么多年，思想这么不开窍！在解放战争时期，在我们部队上，有一百多万解放过来的国民党士兵啊！这些人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干得很好，有的还当上了连长、营长、团长等重要职务，况且，我们公安局的‘留用警’与‘俘虏兵’还不一样！”江平批评道。

“好，处长说得对。”邢刚似乎想通了，“我没有什么意见，我怕不好带。”

“没有什么不好带的，要注意团结他们就是了。”江平说道。

江平接着指示说：“先让这几个同志搞好初查，将来工作开展起来，我再考虑给你增加人，如果不行的话，我把侦察一队调过来协助你们破案！”

邢刚见江平处长把二科人少的情况考虑到了，就不再说什么，便微笑着向江平敬个礼，转身要走。

江平一把拉住他，说：“别走，别走。你把这些材料拿去，让参加侦破此案的同志好好看看，拿出自己的意见，明天下午开一个案情分析会，杨奇清副部长也来！”

“明白了。”邢刚一边答应着，一边拿起材料，走出了处长办公室。

邢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下来，细想了一下，仍觉得人手不够，江处长说把侦察一队拨给我们，但侦察一队毕竟是外线力量，搞调查的人还是少，领导力量也不足，副科长李庆明因患肺结核病在协和医院住院，已有二十余天，不知好了没有。他多么盼望李庆明能回来啊！

此时，从门外进来一个人，一面喊着：“小邢，小邢……”一面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此人身着灰色棉军装，身材比邢刚略高，方正的脸庞显得有些清癯，深陷的眼睛仍炯炯有神，他说话干脆，思维敏捷，言谈举止透出一个侦察干部的刚毅和干练。

他就是二科副科长李庆明，他比邢刚大四岁，北平解放前曾是晋察冀边区一个县的公安局长。

邢刚见李庆明回来了，真是喜出望外，急忙走上前去，紧紧握住他的手说：“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哇！刚才，杨奇清副部长来电话还问你哪！”

“噢，前些日子，他曾去医院看过我。”李庆明把系在身上的挂包解下来说，“听说咱们科担负一起重大案件的侦破，是吗？”

看样子，李庆明很着急。

邢刚看看李庆明的脸色，脑海中泛起疑团，他太了解老李了，李庆明是个“拼命三郎”，是个见了工作不要命的人，邢刚没有正面回答老李的问话，却不紧不慢地反问道：“老李，你的病好了？大夫让你出院的？”

“好了。”李庆明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经治疗，我的痰中已经不带血了。”

“别哄我，你是不是偷偷跑出来的，还是向大夫软磨硬泡？”邢刚一本正经地说。

“我——”李庆明一时语塞，“说真格的，小邢，我在医院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邢刚嘿嘿地笑了起来。

“我也说真格的。”邢刚收敛起笑容，说道，“我是多么希望你回来呀，咱们二科担负破获保密局‘潜伏台案’和‘爆炸物案’两起案件。这个‘爆炸物案’，震惊了北京！震惊了全国！这个电台案是个‘活电台’，每天在给保密局发报，压力大哟！不过我担心你的身体——”

“我身体没事，你不要担心。”李庆明对战友的关心很感激。他一边接过邢刚给他的公安部调字第28号《敌情通报》，一边信心十足地说：“咱们一起干！”

四束目光严肃地交会到了一起。

自组建侦查处以来，两人就在一个科工作，邢刚是科长，李庆明是副科长兼党支部书记。虽然两人一个来自解放区，一个来自隐蔽战线，各自的经历不同，性格也有差异，但他们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取长补短，配合默契，堪称领导层的楷模。侦查员谑称他们二人为“将相和”。

李庆明看完通报，脸色骤然变得更加凝重、严肃。

“计小姐？莫非是她！”李庆明近乎喃喃自语。

邢刚被李庆明外部表情的变化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迟疑地望着老李，等待着他说话。此时，李庆明淡然一笑，恢复到常态，便把在协和医院碰到的一件事说给邢刚听。

“我在协和医院住院时，曾和天主教南堂的B国籍的神甫梅尔兹住在一个病区。”李庆明回忆道，“有一天，两个漂亮的中国女人拿着鲜花去看梅尔兹。三个人在病房里说了半天话，一会儿说中国话，一会儿说英语。临走，梅尔兹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了一声：谢谢，计小姐。”

之后，李庆明觉得不好意思起来，怎么无凭无据地怀疑人家，便对邢刚说：“北京叫计小姐的多得很，我可能太敏感了。”

“不，我不这么认为。”邢刚说，“自然科学家总把‘怀疑’作为科学入门的向导，如果哥白尼不对‘地球中心论’持怀疑态度的话，他就创立不了‘太阳中心论’学说，更没有《天体运行论》这样的巨著问世。我们搞侦察的是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当然不能凭‘怀疑’去工作，但是，一些现象必然是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抓住这些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对侦察来讲是有益的，是必要的。”

“几个月不见，小邢成了哲学家啦！”李庆明说完，两人哈哈地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