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概念的提出，在我国出现时间较晚，而且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近代王国维、鲁迅等介绍西方现代美学思想进入中国，曾一度以“美术”（意即“美的艺术”）指代“艺术”。20世纪20年代，随着西方文学理论、艺术理论的大规模引入，艺术及艺术学这两个概念的内含和外延逐步得以明确。到2009年，我国的“艺术学”一词在学科上存在两种指涉，一是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其中包括音乐学、艺术学（二级学科）、美术学、电影学等八个二级学科；二是二级学科的艺术学，主要研究艺术基本理论。本书阐述的中国艺术学六十多年流变是立足于二级学科的艺术学。
一 发展概况
（一）1949—1977年革命时代的理论积累
作为二级学科的艺术学，其存在的时间较之音乐学、美术学等学科远为短暂。艺术学在西方长期地与属于哲学范畴内的美学存在着重叠交叉，甚至在今天仍然被认为是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三位德国学者康拉德·费德勒（Konrad Fiedler，1841—1895）、马克斯·德索尔（Max Dessoir，1867—1947）和埃米尔·乌提茨（Emil Utitz，1883—1956）对于与美学相区别的一般艺术学（或称为普通艺术学）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国对于一般艺术学与美学的区别和联系的研究，也开始得比较早。宗白华、马采两位学者在我国的艺术学发展史上较早地明确提出艺术学学科独立的思想，他们的许多观点和看法对我们当代的艺术学学科建设仍有启示意义。宗白华留学柏林大学时，德索尔正在那里执教。亲身经历国际上对美学与艺术学异同探讨的过程，并且深受这股学术思潮的影响，宗白华于1925年回国后任南京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讲授美学、艺术学两门课程，于1926年到1928年先后撰写《艺术学》和《艺术学（演讲）》两份讲稿，在我国高校中首次开设美学和艺术学课程。他明确提出，艺术学“其出发点注重艺术普遍的问题，最后目的则在得到包括一切艺术的科学，故此为普通的，而非特殊的（如音乐图画等专门一事者）”[1]。我国学者马采也较早提出区分美学与艺术学界限的观点。他认为，过去以为美学的研究领域包括一切美的对象，并不是只限于艺术，即凡是能够给予我们美的感受的自然物以及人类的行为，无一不在研究之列。如此，就是美学者自己，也不得不提出限制研究对象范围的要求。他由此大力呼吁，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艺术学应该获得独立。马采给艺术学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艺术学就是研究关于艺术的本质、创作、欣赏、美的效果、起源、发展、作用和种类的原理和规律的科学。”[2]他进一步指出：“特殊艺术学的知识，即各种艺术史和各种艺术学所提供的资料，虽然不断被参考被利用，但一般艺术学的研究决不是对戏剧、音乐等特殊艺术现象的直接的探讨，也不是对宋代绘画或顾恺之等某一时代某一作家的具体作品的解剖分析，而是以艺术一般的抽象的概念作为对象作理论的考察。”[3]马采在我国的艺术学发展史上较早地明确提出艺术学学科独立的思想，初步概括了艺术学的对象和任务。他的观点对我们当代的艺术学学科建设仍有启示意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崭新的政治环境和高涨的生活激情大大地促进了中国艺术学研究和美学的发展。但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期，艺术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几乎湮没在政治性第一的美学与艺术理论交融的思想改造进程以及轰轰烈烈的美学大讨论中。从1956年12月1日至次年1月10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蔡仪的《评“论食利者的美学”》、朱光潜的《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李泽厚的《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等三篇观点各异的论文，在全国引起了较大反响，迅速掀起了美学问题的大讨论。这次讨论历时5年之久，70多名学者先后发表论文160多篇，使讨论得以展开和深化。这次大讨论的核心是美的本质和美学研究的对象这两个问题。这次讨论中各种观点纷纷登场，使我国的美学研究仿佛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当然，这次美学大讨论，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艺术理论的发展，并且客观上为艺术学（二级学科）的建设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我国几千年中有深厚的艺术创作实践积累和艺术思想的影响，加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贯地对文艺理论的青睐，这些因素决定了现代以来中国美学和文艺理论受到的广泛的重视。在50年代美学大讨论中，艺术研究又成为主要的内容之一。当时学者们一般认为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但特别是要研究它的最高形态艺术，艺术始终是这场美学讨论中关注的焦点。以朱光潜、马奇为代表，主张美学就是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美学是关于艺术的哲学理论。朱光潜认为美是艺术的特性，只有艺术才有美，艺术是美学研究的对象。他指出，“历来美学家都特别着重艺术美，所以他们的美学著作往往叫‘艺术哲学’或‘艺术科学’”。马奇认为“美学就是艺术观，是关于艺术的一般理论。……它不只研究艺术中的部分问题，而是全面地研究艺术各方面的理论，它不只研究部门艺术的理论，而是概括各个部门艺术的一般理论”[4]。虽然这种直接把美学等于艺术学的做法有失于学科视野和规范，但他们的观点却为一般艺术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思想铺垫和理论基础。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艺术学研究和学科建设陷入了一片死寂。尽管对艺术一般理论的研究一直没有彻底中断，但在此后10年中，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却处于沉寂之中。值得一提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姚文元的实用主义美学、唯心的经验主义美学、形而上学的美学猖獗一时，这给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对艺术学的真正重视则要到20世纪70年代末了。
（二）1978—1999年学科确立和初步发展
在我国学科目录中，艺术学作为一级学科而存在，下面包括有美术学、音乐学、戏剧学、电影学等7个二级学科，即7种门类艺术学。但是正是这7个二级学科的划分促使研究者开始思考：这些被称为艺术的东西之所以被称为艺术总有其存在的理由，潜藏于具体艺术类品后面真正的共同要素是什么？如果有这样的要素，那么就有必要从整体上对艺术做综合考察以便更好地研究艺术的发生、传播，挖掘其中展现出来的文化、心理、物理等方面的内容。因此，从改革开放以来到20实际80年代末90年代，由于艺术、美学以及各个二级学科艺术学（指音乐学、美术学、电影学等）的快速发展，艺术学（二级学科）的诞生和独立已经势在必行。
首先，陆梅林先生在80年代以来的许多文章中，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审美科学、艺术文化科学研究的总格局时，把“马克思主义美学、艺术学、文艺学”三者并提。依照中国艺术研究院李心峰研究员的看法，陆梅林先生的这一提法实际上表明艺术学与美学、文艺学并驾齐驱的意识。此后，许多学者纷纷响应这一观点，为提出确立艺术学的学科地位铺平了道路。
1991年，北京大学艺术教研室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美育研究会召开了中国第一次“艺术学研讨会”，进一步就确立艺术学的独立学科地位进行了探讨。北京大学有着深厚的艺术学研究传统，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宗白华、朱光潜等美学大师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关注美学和艺术学的理论建构和学术发展，他们有意识地在美学研究基础上，开拓出艺术尤其是中国艺术传统研究的新天地，这一传统深深影响到了此后的学术研究，对美学与一般艺术学的交叉和分化研究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叶朗教授于1985年出版《中国美学史大纲》，提出的“美在意象”的观念，又于1988年出版《现代美学体系》，对东西方美学传统、艺术传统的考察和研究，这些都对“中国艺术学”的发展有理论创新和视野开拓的作用。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张道一等人的大力倡导，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艺术学一级学科中增列了作为二级学科的艺术学，其初衷是要在整体上对艺术做综合研究，于是，艺术学（二级学科）应运而生。艺术学（二级学科）的增设，对于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西方学者自费德勒和德索尔以来尝试建立一般艺术学的呼吁，虽未在西方开花结果，却在中国得到了具体的实现，当然，这也体现了中国学者在8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对于艺术学学科建设的深入思考。增列艺术学（二级学科）是艺术学学科建设走向成熟的标志，是艺术创作与艺术研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进步的必然产物，也满足了艺术学科的深入发展需要，从而也开辟了新世纪艺术学发展的新路径，极大地促进了艺术理论、艺术史论和艺术批评等方面的研究进程。
教育部增列艺术学（二级学科）之后，1996年到1998年，东南大学艺术学系率先申请并得到了艺术学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资格，为艺术学在中国的学科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旗帜，受到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响应，建立艺术学系已成为综合性大学学科建设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后，国内高校掀起了开设艺术学（二级学科）硕士与博士点的热潮。艺术学（二级学科）硕士、博士点的获得主要通过两种途径，首先是一批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硕士点的全科性院校，利用其一级学科学位授予权覆盖所有二级学科的权利，在其已有的二级学科的基础上，增设二级学科艺术学博士、硕士点。采取这一措施的主要是一些综合实力较强的师范大学和综合大学。第二个途径是向教育部单独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这种办法主要是属于单科性艺术类学院，例如中央戏剧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等，这些学院通过增设艺术学（二级学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也在努力向综合性方向发展。
（三）2000年以来深入快速发展
当代艺术的繁荣带动艺术学学科建设的快速发展，艺术学（二级学科）也与其他学科一样，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截至2009年，全国拥有艺术学（二级学科）博士点的单位有7家，它们分别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拥有艺术学（二级学科）硕士点的单位有50多家，除去以上7家外，它们主要是：北京电影学院、北京服装学院、鲁迅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山东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安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徐州师范大学、河北大学、河南大学、聊城大学、内蒙古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山西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浙江大学、郑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武汉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重庆大学。
如果对以上院校和研究机构按照其办学形态做一划分，可以看到，它们可归纳为六大类别：①综合性艺术院校，主要包括南京艺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②单科性艺术院校，主要有中国传媒大学、鲁迅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③师范大学，主要有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徐州师范大学等。④综合大学，主要有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河北大学、河南大学、聊城大学、内蒙古大学、山东大学、山西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郑州大学等。⑤理工类大学，主要有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武汉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重庆大学等。⑥研究机构，主要是中国艺术研究院。
在以上分类中我们可以看到，拥有艺术学（二级学科）数量最多的是师范大学，其发展艺术学（二级学科）的主要原因在于师范大学肩负着培养中小学艺术教育师资的职责，中小学艺术教育需要的是素质全面、综合能力强的教师。因此对于师范院校而言，发展艺术学（二级学科）是促进学科综合的重要举措，也是现实的选择。数量第二多的是综合大学，对于这些院校而言，加强艺术学（二级学科）建设可以促进对于艺术的综合性理论研究，这与它们的办学方向也是一致的。数量第三多的是理工类大学，对于理工类院校，当前的工业设计是冉冉升起的新兴热门学科，因此大家都借助发展艺术学（二级学科），增添新的艺术学科，促进艺术设计学发展。数量第四多的是综合性艺术院校和单科性艺术院校，这些院校传统上都特别重视技巧性的术科人才的培养，然而在当今高等教育重视开展综合性、跨学科研究的时代风潮下，如果不重视理论研究，也面临着被超越的危险。因此当今时代对于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也迫使这些院校由单一学科向综合学科发展，这也就成为它们设立艺术学（二级学科）的动因之一。
本学科国家级重点学科有一个，就是东南大学艺术学（二级学科）；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服装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院校的艺术学（二级学科）都是直辖市或省级重点学科。
截至2009年，艺术学（二级学科）下设立众多的研究方向，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类型：一是本学科研究范畴之内的研究方向，例如艺术理论、艺术史论、艺术美学、艺术批评、民族艺术学、外国艺术学、民俗艺术研究、史前艺术与原始文化、宗教艺术学、民俗艺术的保护与应用研究、中外艺术比较研究、艺术人类学、艺术教育学、艺术文化学、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心理治疗、艺术传播学、艺术史与艺术考古、艺术伦理学研究、艺术思潮研究等。二是在本学科下设置其他艺术种类的研究方向，例如音乐理论与音乐教学、钢琴艺术研究、电子艺术学、民间文艺学、戏剧与综合艺术研究、比较艺术研究、环境与景观艺术研究、园林艺术研究、影视剧比较研究、传统艺术与设计研究、表演艺术理论研究、中国传统乐舞研究、艺术图像学研究等。其中，笔者认为，在学科界限日益模糊的后现代语境之下，最能体现艺术学（一级学科）与艺术学（二级学科）之间差别的应是艺术学（二级学科）对诸如艺术教育学、艺术文化学、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传播学等关涉到艺术的交叉学科的重视，这也是艺术学理论研究广泛地走向社会应用的根本途径之一。
二 学术成果
在艺术学（二级学科）确立之前，有关的理论成果已有很多积累，但由于这些成果与美学、文艺学等混杂在一起，因此难以明确划分，本章所统计的学术成果是从学科确立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只有不到30年历程，艺术学（二级学科）具备了较为可观的学术积淀，其中最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各大刊物、丛书的大量涌现和多种类型的学术文章的发表。比较知名的学术丛刊有：
《艺术学》丛刊，由上海大学和东南大学主办，学林出版社出版，已出10辑。
《艺术学研究》丛刊，由南京艺术学院主办，栏目主要为：艺术学理念与方法、艺术史与艺术史学、艺术美学与批评、艺术教育研究、艺术学历史钩沉、文献档案，已出2辑。
《中国艺术学年度报告》，由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王一川教授主持编写，它集中了艺术学一级学科下设的7个二级学科和数字艺术学、书法学等9个学科的专家，对每一年度的艺术学整体进展做统计、概述和回顾，其中艺术学（二级学科）的年度报告从学科发展、学术成果、学术交流、年度问题等多个角度回溯和透析该学科的发展近况。《中国艺术学年度报告》2009年创办，每年均有出版。
主要丛书有：“艺术学丛书”，黄海澄主编，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包括：黄海澄的《艺术的哲学》，李心峰的《现代艺术学导论》，黄广华的《中国古代艺术成象论》，鲁西的《艺术意象论》。“艺术教育与美学研究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包括：彭吉象的《艺术学概论》、王庆生的《绘画：东西方文化的冲撞》等，其中彭吉象的《艺术学概论》在我国近30年来出版的60多种艺术概论教材中印刷次数和数量最多。“艺术教育丛书”，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到2008年出版12本，包括：杨恩寰、梅宝树的《艺术学》，贺志朴、姜敏的《艺术教育学》等。“艺术学林丛书”，由上海大学主编，已出6本，其中4本属于二级学科艺术学，包括：凌继尧翻译的《艺术活动的功能》和《艺术形态学》，蓝凡的《艺术历史空间的哲学思考》等。这些丛书主要对艺术形态和历史空间作了相关的哲学阐述。金丹元的论文集《艺术感悟与审美反思》，内容包含艺术美学、艺术思维、艺术文化与理论等方面。
清华大学“艺术学丛书”，陈池瑜主编，出版了4本。包括：陈池瑜的《现代艺术学导论》、陈正雄的《抽象艺术论》、董占军的《艺术文献学论纲》、唐家路和陈池瑜的《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
“21世纪全国高等院校艺术与设计系列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共出7本，其中艺术学的4本，主要侧重于艺术基础理论研究，有杨先艺的《西方艺术简史》、张黔主编的《艺术原理》、管顺丰的《艺术管理》、张黔主编的《艺术美学导论》。
“美学与艺术丛书”，彭锋、刘悦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起陆续出版，内容涉及美学与艺术学的热点话题，包括专著和译著两种形式，已经出版的专著有叶朗《美在意象》、葛路《中国绘画美学范畴体系》、彭锋《回归——当代美学的11个问题》、刘悦笛《分析美学史》、陈中梅《言诗》和《神圣的荷马——荷马史诗研究》、高建平的《比较与地方——比较视野下的美学与艺术》、高岭《商品与拜物——审美文化语境中商品拜物教批判》等，译著有《艺术的终结》、《艺术理论——从荷马到鲍德里亚》、《艺术及其对象》、《洞悉艺术的奥秘》、《景观美学》、《生活即审美》等。此外还有大量艺术学（二级学科）的学术论文，内容涉及对艺术学学科体系的探讨，对艺术学发展历程的回顾，以及对艺术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等方面。
在艺术学学科体系建设问题上，学者一贯投入很大的热情。学界普遍共识是：应当厘清一级学科艺术学与二级学科艺术学之间的关系，重视二级学科艺术学体系的构建。在此基础上，学者的注意力也逐步扩展到对艺术学研究的对象和研究方法的讨论上，以及对艺术学学科内部矛盾的认识，还有对艺术学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分析。学者同时认识到中国艺术学的特殊性，呼吁深入探索和构建具有浓郁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的中国艺术学理论体系。艺术学学科的中国特色，不仅来自它本身的学科特点，还应该考虑将艺术学体系建立在丰富而独特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材料的基础上，当前对于中国历史上优秀的艺术家和他们的艺术成就及观念的理解与认知严重不足。人们从事艺术理论的研究时用以论证的也多是西方的艺术实践，因此建立中国的艺术学学科体系，迫切需要我们从自己的国情特点和民族特色入手，对本土的艺术实践加以概括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学者发表的关于艺术学学科建设和建立中国艺术学两个议题的重要论文有：1988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李心峰在《文艺研究》当年第1期上发表文章《艺术学的构想》，提出：“要尽快确立艺术学的学科地位，大力开展艺术学的研究”。1994年，他又在《江海学刊》当年第5期上发表文章《现代艺术学建设刍议》，再次阐释建立现代中国艺术学的必要性和充分性，并且提出了初步方案。1996年，中华美学学会和东南大学艺术学系联合创办《美学与艺术学研究》丛刊，汝信和张道一在发刊辞中指出：“就美学研究而言，有一个时期主要局限于美的哲学的探讨，跳不出抽象概念的圈子。就艺术理论研究而言，则往往局限于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如绘画的历史及理论研究、音乐的历史及理论研究等等），缺少整体的宏构，以总结和概括各门艺术的一般原理、共同规律、各自特征的艺术学，基本上属于阙如。”他们明确提出了艺术学的研究对象和目标：介于抽象的形而上学的美学和具体的分门别类的艺术之间从总体上概括和总结各门艺术的一般原理和共同规律。1998年，凌继尧教授在《江苏社会科学》第4期上发表文章《艺术学：诞生与形成》指出：“艺术学产生于本世纪以来实证主义美学、心理学美学、实践美学、实践艺术等广泛发展的基础上。艺术学的对象介于美学与艺术之间，并包括了当代工业技术与艺术日益结合的工业设计，其研究方法有自身的特殊性。我国艺术学的学科已诞生，并将随着实践迅速发展。”他认为：“艺术学一经诞生，在世界许多国家得到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的发展，既表现出普遍性，又表现出时代性和民族性。”
北京大学20世纪90年代在哲学系美学专业基础上建立了艺术学系，2006年设立艺术学院。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成立大会上，叶朗院长就艺术学学科发展的意义做阐述，认为，该学院的成立是新的时代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由蔡元培开创的重视美育和艺术教育的优良传统。推动科学与人文、科学与艺术的结合。特别提出要培养大的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必须加强深厚人文素养和理论修养的教育。
200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出现了对于改革开放以来艺术学学科发展历程的回顾反思之作。张法教授出版《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艺术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全书共分为上、中、下三编，共11章，较全面地展现了三十年艺术学发展的成就和历程。
该书上编把艺术演进与艺术理论的演进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1978—1985年为第一阶段，表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艺术走出“文化大革命”模式的伤痕和反思艺潮，引出了关于艺术理论中的真实性的讨论；二是从艺术中的走向生活、回归人性的艺潮，引出了关于人性、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讨论；三是各门艺术对艺术规律的强调而从“文化大革命”艺术理论摆脱出来，走向新时期的艺术理论建构。1985—1990年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主潮是中国移植西方现代艺术并在这一移植的过程中建立起了中国式的现代艺术。它特别体现在新潮音乐、实验戏剧、现代美术、第五代电影中。1990—2008年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呈现为多元互动的艺术学景观，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大众艺术的兴起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二是现代艺术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中有了新的变异，一方面与市场互动，另一方面与全球互动，正在逐渐形成现代艺术的新格局；三是主流艺术对与现代艺术和大众艺术的互动以主旋律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担当了社会和文化的调控任务。大众艺术、精英艺术、主旋律艺术在多元互动中形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新景观。该书主编对艺术学的学科状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描述，首先是对艺术学的学科体系进行了呈现，艺术学的学科体系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7年的学科目录中得到定型，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发展成为以艺术院校、师范院校、综合性院校、理工类院校四大类型齐头并进的教育体系，形成了本科专业、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科博士点四个层级（以及重点学科和重点基地）的布局。其次，艺术学的研究状态以学术期刊、学术论著、重大课题的形式呈现出来。最后，艺术学30年演进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和相关的成果，形成了艺术学演进的重大关键。
该书下编对艺术学在30年的演进中一直存在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梳理。第一，学科体系与知识体系的相同与相异，产生出了一系列问题；第二，艺术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是艺术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都在讨论的问题；第三，本土化和全球化的关系，是艺术学自20世9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都在讨论的问题；第四，艺术中的国家形象问题，是近年来艺术学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理论话语；第五，中国艺术学的演进，一直都存在如何建立起艺术学的宏观视野问题，包括国内的宏观视野和全球的宏观视野。
田川流教授在《文艺报》2009年第3期上发表《建立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强调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之下，一定要有回归传统、建设具有本土特色的艺术学。张道一教授在《美术观察》2009年第4期发表《艺术学的研究与方法》，在结合具体艺术实践经验基础上，深入浅出地介绍艺术研究和批评的方法和注意事项，对艺术学二级学科的长远发展寄予厚望。
彭吉象教授在《艺术百家》2009年第4期上发表《创建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培养有文化修养的艺术人才》一文。主张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进一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的传统艺术，特别是了解极富特色的中国传统艺术精神；进一步学习外国先进文化和新的艺术表现方式和艺术手法，不断加强中西文化艺术的交融会通；尽快创建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推动中国艺术走向世界；应当是我们每一位艺术工作者和文艺理论工作者的共同追求。也只有这样，中国艺术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点，真正体现出中华民族艺术的文化价值与美学特色，也只有这样，中华民族艺术才能在弘扬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真正走向世界舞台，为各国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
2009年，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李心峰教授于在《中国文化报》（11月6日）发表《中国艺术学60年》，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艺术学60年的发展历程。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的艺术研究、艺术教育在机构、体制的建设等方面进入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仅北京便成立了一批国家级专业艺术院校和综合艺术院校，不过，新中国成立后最初17年，我国艺术科学研究还没有走上正轨，主要表现在：第一，缺乏艺术学的学科自觉。第二，所谓的艺术学科也仅限于戏曲、音乐、美术等几个主要的艺术门类。第三，尽管在几个主要艺术门类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但很不稳定，时常处于变动之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艺术科学的发展相当迅速，实现了“三级跳”。
第一级跳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1980年文化部正式成立中国艺术研究院；1983年建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制度，并作出将艺术学科作为“单列学科”的决定。80年代末，艺术理论界正式提出要“大力开展艺术学研究、尽快确立艺术学的学科地位”。
20世纪90年代，艺术学学科发展实现了第二级跳。第一，艺术基础理论或一般艺术学、艺术的综合性理论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第二，全国艺术科学规划与评审、立项工作有了实质性的改观，尤其是1997年，全国艺术科学重大课题“中华艺术通史”获得立项。第三，艺术学发展成为一级学科，并且在其之下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艺术学二级学科体系：艺术学、音乐学、美术学、设计艺术学、戏剧戏曲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舞蹈学，共有8个二级学科。在这个二级学科体系中，第一次出现了与其他各门艺术学科相并列的作为二级学科“艺术学”。它的设立，具有极其重要的学科建设意义。第四，我国高校先后建立艺术学系，为二级学科“艺术学”的学科发展与学科建设注入了充沛的活力。
进入新世纪，艺术学实现了第三级跳。200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我国第一个艺术学一级学科单位。此后，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陆续被确定为艺术学一级学科单位，拥有艺术学博士学位授予权。这些为艺术学科培养高层次人才、满足社会对艺术学人才的需求、推动艺术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此外，新世纪以来，全国性艺术学学科建设研讨会、艺术学学术研讨会频繁举办；有关艺术学研究的丛刊、论丛纷纷推出。于1997年立项的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重大课题、李希凡主编的14卷本《中华艺术通史》已全部出齐。《中华艺术通史》是新世纪问世的艺术科学的最重要的成果，标志着新时期以来我国艺术科学研究提高到了新的水平。我国艺术学科在本、专科招生规模方面也自新世纪始持续攀升。李教授呼吁，艺术学界同人应努力提高艺术学研究的学术境界，为早日实现艺术学向门类学科升格的目标创造条件。
2009年，北京师范大学郭必恒在《北京社会科学》第5期发表《建国60年我国艺术学的体系成因与呈现形态》，文中回顾了艺术学学科在我国的逐步形成过程，并指出了它的两种必然呈现形态，认为，经过新中国成立60年的发展，我国艺术学已经形成了特定的学科体系和研究范畴，这是学理逻辑要求与国家政策导向合力作用的结果，体现了中国的艺术传统和当代艺术发展的客观需要。新中国成立60年历程中，我国艺术学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艺术科学”这一核心观念，深刻影响了我国艺术学学科体系的形成。在艺术学呈现方式上，60年来主要有理论形态和应用形态两个层面。理论形态上，艺术学表现为对艺术本体多个层次问题的阐释和探讨，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艺术理论；应用形态上，艺术学由前30年的普及化运动和同一化倾向演变为后30年的多样化、分层化和实用化。60年艺术学发展之路提示我们：当代艺术学作为学科体系的发展必然要在理论形态和应用形态两个层面不断拓展，它的提升与发展才能获得更大的空间。
近30年中，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艺术学研究继续向其他学科渗透，同时也不断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形成了新的交叉研究的局面。
2009年，由东南大学王廷信教授主编的《艺术学界》创刊，以二级学科艺术学为主要特色，兼及艺术学其他二级学科，力求站在学术前沿，集中发表观点新颖、资料性强、较为深入的艺术理论研究成果。第一辑于2009年7月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刊发张道一、凌继尧、陈池瑜、孙惠柱、陶思炎、徐子方等知名教授及来自全国各地中青年学者的最新学术成果，第二辑于2009年12月出版，刊发了周星、马克·奇塔姆等中外艺术学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体现了前沿性和时代性。
2009年12月，由东南大学艺术学院主办的关于艺术理论的专题学术门户网站《艺术学》正式开通试运行，这对于广大艺术院校尤其是艺术学专业的师生以及其他艺术学人来说是一件大事，本网站主要发表与艺术理论研究相关的内容，包括学术动态、学术文章、著作评介以及对相关学术期刊的介绍等文稿。其中，“学术论坛”栏目仅发表已在国内外公开出版物或网站发表的学术文稿。与以往国内关于艺术方面的网站相比，学术性、专业性和前沿性是本网站最大的特点，标志着我国艺术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三 学科发展
艺术学（二级学科）虽然诞生的年代较晚，但由于它契合了当代艺术发展由精确分化到高度综合的双向发展趋势，以及能够给新兴学科提供凝练和聚合的平台，因此受到重视，取得了长足的、持续的进步。从人才培养的盛况和学术交流的活跃程度上都可以看到这种飞跃发展状况。
（一）人才培养情况
1.本科生培养
艺术学（二级学科）本科的设立是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突破，首次表明艺术向人文和管理方向的尝试。其招生的主要方向有公共事业管理、文化产业管理、文化艺术管理、艺术管理等，招生院校主要是综合性艺术院校，此后也有一些单科性艺术院校逐步加入这个队列。所谓的公共事业管理（或文化艺术管理方向，在艺术院校具体体现为对艺术的管理），即对于音乐、美术、戏剧戏曲、舞蹈、艺术设计、电影、电视艺术、文学的策划和管理，其中不仅包括对于艺术创制及其产业的研究，同时也包括对于事业性质的文化艺术活动以及公共文化艺术、公益性文化艺术的研究。文化艺术管理专业方向旨在培养如下人才：他们既具有艺术专业知识，又有文化经济管理素养，能在文化演出领域进行策划、组织、洽谈、协调，能在文化传媒业进行形象设计和推广，能以科学的方法协调、管理文化市场，能在对内和对外的文化贸易中发挥作用。该专业主干课程有：管理学原理、艺术管理概论、文化产业管理、市场营销学、文化经纪、艺术传播学、组织行为学、公共关系学、市场经济学、艺术法律法规、应用统计学、财务管理。该专业针对不同特长开设美术、音乐、舞蹈、表演等方面的才艺技能课等。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在文化艺术和公共事业行政管理部门从事管理工作，在艺术领域从事教学工作，在文化市场、文化产业从事营销、传播、经纪、策划、广告宣传、文化艺术产品制作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的德、才、艺兼备的人才。
艺术学（二级学科）的本科生招生规模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具体体现在2009年，各院校本科招生情况如下：
南京艺术学院：公共事业管理（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方向）40人，公共事业管理（艺术管理方向）70人，公共事业管理（文化产业管理方向）40人；
山东艺术学院：公共事业管理（艺术管理方向）120人，公共事业管理（文化产业管理方向）40人；
云南艺术学院：公共事业管理本科（艺术管理方向、文化产业管理方向）各40人；
吉林艺术学院：公共事业管理（文化艺术管理方向）100名；
新疆艺术学院：公共事业管理（文化艺术管理方向）40人；
广西艺术学院：公共事业管理（文化艺术管理方向）100人；
中央戏剧学院：公共事业管理（影视制片管理方向）45名；
上海戏剧学院：公共事业管理（群众文化管理）16名，公共事业管理（艺术展示管理——听觉艺术展示）12名。
2.研究生培养
研究生培养目标是：具有宏观艺术理论视野与良好艺术修养，掌握先进的艺术观念的艺术教育管理、实践方面的高层次人才；从事艺术鉴赏、艺术批评、艺术传播等方面的应用型高级人才。他们具有扎实的艺术学综合知识和学术研究功底，熟悉中国艺术学学科前沿；掌握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成果；把握艺术学理论前沿的同时，注重和艺术现象的结合与对照，在这种对照中实现理论的创新；具有较为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研究能力和学术论文写作能力；有较高的外语水平，能阅读和借鉴国外有关艺术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学生就业的方向是：能在文化艺术等公共事业领域从事管理工作，能在艺术领域从事研究工作，在文化市场、文化产业从事传播、经纪、策划、广告宣传、文化艺术产品制作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在艺术学（二级学科）研究生培养计划中，开设的基础课和专业课主要包括：艺术理论、艺术史论、中外艺术史比较、艺术鉴赏与批评、艺术文化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传播学、艺术民俗学、艺术文献学、中外艺术交流史研究、公共艺术教育研究、文化艺术管理研究、门类艺术教育现状分析、艺术市场学、艺术教育学等。
自学科确立以来，艺术学（二级学科）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就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以2009年为例，各院校研究生招生情况如下：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学理论、文化艺术管理、音乐学，共3人；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艺术批评，共2人；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原理、艺术史、艺术美学、艺术批评、宗教艺术、民俗民间艺术、影视剧比较研究，共35人；
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艺术学原理、艺术美学、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教育、文化产业、艺术管理、艺术考古、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共22人；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美术学院）：美学与艺术批评、艺术教育、公共艺术研究、设计艺术与应用研究、设计艺术历史与理论研究，共10人；
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艺术美学、艺术传播学，共12人；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文化学、艺术美学和文学思想史、文化学、文化发展战略与文化政策研究、公共文化政策研究、中国文化史、法律文化研究、女性学研究、宗教文化研究、博物馆学、艺术人类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与保护实践、《红楼梦》与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红楼梦》与艺术美学、艺术经济学研究，共100人；
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管理系）：新媒体艺术、文化市场研究，共6人；
北京服装学院：艺术理论、艺术设计理论、色彩理论研究、服装史论与风格、中外服饰文化、中国民族服饰文化、中国民族服饰艺术、装饰理论研究，共19人；
鲁迅美术学院（文化传播与管理系）：艺术史哲学、艺术管理、中国宗教艺术史研究，共6人；
上海戏剧学院：视觉艺术、艺术美学、艺术教育、艺术管理、民俗美学、戏剧文物史研究、创意学、中国艺术史论、服饰艺术设计研究，共10人；
中国戏曲学院（新媒体艺术系、基础部）：戏曲动画创作、艺术学，共8人；
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管理理论、艺术美学、艺术民俗学、艺术教育、中国艺术文化史、文化管理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出版业管理、齐鲁文化研究、中国艺术思想史论、世界艺术史、民间艺术研究、艺术社会学、文化产业、文化政策法规、艺术心理学原理与应用、艺术心理教育，共21人；
云南艺术学院（民族民间艺术研究所）：艺术管理、艺术教育、少数民族艺术，共18人；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音乐学院、美术学院）：艺术理论与批评、音乐美学、中国绘画艺术研究、当代油画艺术研究，共11人；
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美术学院）：萨满艺术研究、艺术人类学理论、当代美术基础实践及其理论研究、北方地域特型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共5人；
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艺术文化学、闽籍画家研究，共5人；
贵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美术学院）：高师艺术教育与少数民族跨文化研究、民间艺术文化传承与发展、艺术教育、民间艺术、艺术技法与创作，共25人；
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艺术教育学、艺术美学，共15人；
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人文学院、美术学院）：中国传统乐舞艺术图像学研究、艺术教育学、音乐表演艺术理论、艺术认知心理、艺术文化学、传统艺术与设计、中外造型艺术比较研究、传统艺术与立体视，共15人；
河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数字媒体艺术与传播研究、动画艺术理论与创作研究、广播电视艺术研究，共9人；
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美术学院）：艺术教育学、中外艺术史、音乐表演与创作研究、艺术教育学研究、中外艺术史研究、美术创作研究、艺术设计研究、艺术原理研究，共20人；
曲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乔羽音乐学院、信息技术与传播学院）：中国人物画创作与理论研究、西方绘画技法与理论研究、音乐文学、音乐教育学、影视艺术学，共13人；
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与艺术美学研究、艺术教育，共7人；
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美术学院）：中西声乐文化比较研究、中国画花鸟、书法艺术研究与创作、油画民族化表现研究、装潢艺术设计研究、艺术设计与综合表现研究、艺术美学、环境艺术设计，共15人；
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音乐学院）：美术理论研究、艺术设计研究、传统美术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西北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音乐教育理论研究、西北民间舞蹈研究，共32人；
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艺术美学、书画艺术研究与创作，共4人；
河北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学、艺术教育学、书法艺术研究，共15人；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艺术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艺术理论、中国戏曲艺术史、美术史论研究，共20人；
聊城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原理、中外艺术史论（音乐、美术、设计艺术、书法），共15人；
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美学与艺术学原理、艺术史与艺术批评，共14人；
南京大学（文化艺术教育中心）：艺术原理、艺术教育、艺术社会学，共4人；
山东大学（艺术学院、威海分校）：美术考古、艺术美学、艺术文献研究、艺术产业与管理、舞蹈编导理论与实践，共13人；
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美术学院、数码学院）：艺术理论与批评、中国艺术史、艺术产业与管理、艺术传播的理论及历史、文化创意产业、艺术经纪，共22人；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艺术思潮与艺术理论研究、影视编导，共10人；
武汉大学（艺术学系）：艺术理论与批评、艺术传播学、戏剧表演、音乐表演、舞蹈表演，共15人；
厦门大学（中文系）：艺术原理、艺术美学、电子艺术学、艺术学传播学，共6人；
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民族文化与艺术理论、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史研究、门类艺术、中外艺术史研究、视觉艺术创作与研究、门类艺术，共20人；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艺术学，共3人；
郑州大学（文学院、美术系）：艺术美学、艺术社会学与艺术心理学、文化艺术批评、影视传媒与大众文化、美术史研究，共8人；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学，共4人；
哈尔滨工业大学（媒体技术与艺术系）：艺术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共10人；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艺术学，共15人；
同济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新媒体艺术创作与研究、动画艺术创作与研究、数字摄影创作与研究、影视创作与研究，共16人；
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艺术史论研究、艺术美学及其研究、音乐艺术研究、艺术教育、艺术管理，共10人；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美学理论与艺术实践、中国书法创作、中国书法史论、雕塑、油画、室内空间设计、平面设计、建筑环境设计，共9人；
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中国文化艺术史、艺术设计美学与实践研究、绘画创作实践理论研究，共4人；
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影视创作研究、艺术理论与艺术史研究、音乐文化与声乐艺术研究，共13人；
重庆大学（艺术学院）：工业设计及产品创意研究、中国传统视觉艺术与数字图像处理、视觉传达艺术设计研究、公共艺术研究、民间艺术与现代设计应用研究、艺术考古研究、摄影艺术研究、中国书法篆刻艺术研究，共30人。
（二）学术交流
自从学科确立以来，学科内部的交流逐渐增多，高层次的学术研讨活动日益频繁，全年举办的学术讲座、学术研讨会屡见不鲜。与此同时，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也比较常见，一些有影响的大学，例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都开展了层次较高的国际学术讲座或论坛等形式的活动。重要的学术交流活动主要有：
1991年，北京大学艺术教研室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美育研究会召开了中国第一次“艺术学研讨会”，进一步就确立艺术学的独立学科地位进行了探讨。
1996年11月，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工作会议在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县举行。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艺术教育的教委副主任、体艺处处长及国家教委有关司的负责同志出席会议。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的柳斌参加会议，并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认真贯彻教育方针，切实加强艺术教育、为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系质人才而努力》的报告。回顾“八五”期间学校艺术教育工作取得的显著成绩，同时，指出由于各种原因，现在学校艺术教育仍然是整个教育中较薄弱环节。报告认为，当前学校艺术教育工作的奋斗目标是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将工作重点进一步落实到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艺术素质上来，探索以素质教育为目的，大、中、小学相互衔接，普通学校艺术教育和艺术师范教育协调发展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学校艺术教育教学体系。
2006年10月，全国综合性艺术院校第十二次协作交流会在山东艺术学院举行。全国综合性的艺术院校主要包括山东艺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相同的学科结构和办学目标，这些院校集结在一起定期召开体制内的协作会议，已形成惯例。2006年协作交流会主题是：进行美术类专业和音乐、戏剧、舞蹈等表演类专业的教学研讨，围绕地域文化因素举办全国八所综合性艺术院校设计展，并探讨新形势下高等艺术教育的教学规律。这次会议对于艺术学（二级学科）在综合性艺术院校中的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
2008年4月，“2008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由北京大学主办，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教育部、文化部等部门的相关领导出席了开幕式。会议期间，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东南大学等多所高校的50余位学者围绕“艺术学基本理论的主要范畴和命题、艺术学教学与人才培养、国内外艺术学基本理论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综合性大学开展艺术学教学与研究的方略”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北大党委副书记杨河、文化部教科司司长韩永进、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叶朗先后致辞。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王一川院长等专家学者先后发言。叶朗教授表示，19世纪末，艺术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建立。此后，在欧美等国均有较大发展，但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新兴学科，其研究仍处于薄弱环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艺术学学科在我国艺术界、学术界和教育界受到重视，不少有识之士都在极力呼吁加快我国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力图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融汇中西方艺术学的历史成果，并能体现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当前，艺术学学科体系发展还不是很完善，没有相对独立的理论范畴，自身建构的逻辑也不严密。因此促进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加强艺术学界的学术探讨和交流，是此次研讨会的主要目的。学者认为，在文化艺术的大发展的时代里，加快艺术学学科建设的步伐使我们面临着的十分紧迫的任务，山东大学原校长、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曾繁仁认为，“艺术的发展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文化的发展首先要求树立一个形象”，“没有文化艺术的复兴，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复兴”。
研讨会针对艺术学科面临的困境和机遇，提出了许多创造性见地。为我国的艺术学学科走向国际前沿，保持东方独特性，实现传统和现代、民族和世界的融合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思路。王一川教授针对高校艺术专业人才培养方式改革提出了一条新思路：把中国古代孔子开创的“从游”教育传统同现代大学人才培养机制融合起来，建立中国大学艺术专业从游式本科教学新模式。他认为这是全球化时代我国高等艺术专业人才培养改革的一条可行之道。另外，对学科的专业设置、多元性、理论兼容性等问题，学者们也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讨，会议同时展望了学科的发展前景。
2008年6月，由山东艺术学院与东南大学、上海大学共同举办的第四届全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学术年会在济南召开。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仲呈祥、山东艺术学院院长张志民以及来自全国35所院校与新闻出版部门的7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年会紧紧围绕艺术学研究与当代社会文化建设这一命题展开，同时又具体结合中国文化艺术建设的实际，围绕当代文化大发展中艺术学学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当代城市化进程中艺术学建设、艺术学教学与人才培养、艺术学研究方法等分支课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仲呈祥、彭吉象、王一川、凌继尧等均在年会上发言。本届年会显现出突出的特点，主要是：第一，较高的学术层次。不仅表现在出席会议人员的层次，同时表现在会议的学术准备充分，课题研究比较集中。第二，科学的研究风气。与会人员均以科学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在研讨中不避争论，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第三，浓郁的创新意识。会议几乎大部分论文与发言，均具有一定的创新特色，特别是针对当代文化发展与建设的现实，人们更是倾注了智慧与心血。两天的研讨中，代表们认为，必须进一步拓展艺术学学科领域，深入探索艺术学的内在规律。大家还分别就艺术学学科的定位、学科理论研究的深化、艺术学如何与社会结合，以及艺术学学科的实践意义等方面进行讨论。普遍认为，艺术学学科不仅仅是一个从属于一级学科艺术学的二级学科，同时也与音乐、美术、设计等门类中的史论研究有着密切关系，对于艺术类学科的整体提升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当代努力发展文化产业，推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深入进行艺术学研究尤其重要。艺术学学科的研究要与当代文化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拓展其研究领域，不断深化其研究层次，使艺术学学科及其研究在当代文化发展中显示出重要的价值，同时也在高等院校艺术学学科与专业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山东艺术学院艺术文化学院院长田川流教授在《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9月第5期上发表了《在时代大潮中推进艺术学的发展——第四届全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学术年会综述》一文，介绍了会议的情况和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他归纳学者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第一，艺术学界必须进一步深入探索艺术学的内在规律，不断拓展艺术学学科领域。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已经初步创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者们对于艺术学学科体系的归属、整合与建构，进行了系统的阐释，然而艺术学学科体系建设，仍然是学界近年来关注的重要课题。第二，艺术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仍旧是人们关注的重心，与会学者不少是该领域长期从事研究活动的专家，在艺术学基本理论研究中有着深厚的建树。研讨表明，艺术学基本理论与艺术史研究均有着极大的空间，既有一些传统的课题有待于研究的深化，也有更多新的理论性课题不断浮出水面，必须加快研究步伐，拓展研究领域。第三，对于艺术学研究方法以及艺术学学科教学方法的研究。大家认为，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艺术学不仅应有自己的研究对象、范畴、学科话语，同时也应有一定的研究方法，唯此才能体现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第四，重视艺术批评的功用，并将其作为艺术学学科建设及其研究的基本任务之一。对于当代艺术批评的研究，人们更多的是从当代艺术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切入，它表明艺术学界学人已经自觉地肩负起社会文化发展与艺术进步的责任。第五，关于艺术学在应用领域的发展，是会议的热门话题。人们纷纷从艺术学理论研究与当代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发展相结合这一点，探索艺术学与社会文化建设的具体结合点。艺术学学科不仅是一个从属于一级学科艺术学的二级学科，同时也与音乐、美术、设计等门类中的史论研究有着密切关系，对于艺术类学科的整体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应在高等院校艺术学科与专业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2008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艺术学科体系建构研究”进展顺利，并召开两次研讨会。在首席专家黄会林教授带领下，课题组集中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团队，运用扎实的研究手段，努力把握艺术学科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大力推进课题研究。2008年2月，课题组召开了开题评审会。参加的专家和领导有教育部社科司领导、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韩震和社科处领导，还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杨永善、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所长丁亚平、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杨青、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健、中国传媒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胡智锋等，以及各子课题负责人和成员。
2008年12月，该课题组又联合《文艺研究》杂志社，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楼何思敬讲堂举办“中国艺术学科体系建构研究学术论坛”，以便广泛听取全国艺术学科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的建议和意见，使本课题的研究成果能够反映当代艺术学科体系研究的最新面貌，贴近我国当代艺术学科发展的实际。来自文化部教科司、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传媒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上海大学、东南大学、山东艺术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的40多位专家学者和20多位课题组成员，就艺术学科体系建构、艺术学科现存的问题、各门类艺术的发展瓶颈以及新兴艺术的蓬勃发展现状等问题做了深入热烈的探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对课题会议进行了新闻报道，核心刊物《文艺研究》刊发了会议综述，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我国艺术学科体系建设的进一步关注。
2008年11月，由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主办的“中国艺术人类学论坛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日本爱知大学、早稻田大学、韩国首尔大学、韩国岭南大学等各国的学者及中国37所大学及研究机构的艺术人类学专家学者共聚一堂，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和专业领域，就“传统技艺与当代社会发展”的主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开幕式由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秘书长邱春林主持，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名誉会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出席了开幕式，并发表了讲话。这次大会以“传统技艺·当代社会发展”为主题，选择这一个主题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意义，因为当代社会发展越来越需要多元性的文化，需要多元性的价值观的互动与对话。传统技艺基本是前工业文明各民族各地域性文化的产物，其不仅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传统的表演技艺和手工技艺的体现，也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价值体系与知识体系的重要表达方式与构成方式之一。结合当今的社会发展，或在当今社会发展的背景下讨论它们和理解它们是十分重要，也是十分必要的。这有利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思考不同文化的价值观以及不同文化的知识体系在当今社会继续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以便给未来的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新的可能性。会议就传统技艺的本土的现代化，传承人知识谱系构成，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对传统技艺的影响以及传统技艺的变迁与观念的多样化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内容非常丰富，讨论的领域非常广泛。
2008年12月，“2008国际文化艺术理论研讨会”在杭州召开，会议由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和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共同举办，《文化艺术研究》杂志社承办。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纷纷做了发言并展开了对话与交流，对汉文化的推广、世界及中国当代艺术的现象解释、传统文化如何走向世界、国外戏剧演员训练方法的最新译介与研究、中国视野下的外国戏剧翻译等文化艺术理论问题作了阐释及研讨。
2009年5月，第一届中国当代艺术国际论坛在北京召开，主题为“什么是中国当代艺术？”，会议由北京大学美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与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联合举办。出席会议的有包括德国卡尔斯鲁厄艺术与设计学院的汉斯·贝尔廷、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的詹姆斯·埃尔金斯、普林斯顿大学豪·佛斯特、悉尼大学的姜可乐在内的60多名国内外专家，大家就中国当代艺术创作、批评和理论研究现状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且在中国当代艺术与国际当代艺术之间做了深入的比较研究。贝尔廷阐述了他的全球艺术史观点、埃尔金斯阐述了他的西方中心的艺术史观点、彭锋阐述了一种基于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艺术理论。这些观点在会议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和深入的讨论。
2009年6月，由山西大学艺术学研究所、东南大学艺术学院、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文艺研究》编辑部主办，山西大学音乐学院、美术学院共同承办的第五届全国艺术学学术研讨会在山西大学举行，来自武汉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大学、《文艺研究》杂志社等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的117位专家学者与山西大学院部分师生参加了会议。美学专家、武汉大学教授刘纲纪，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凌继尧分别做了题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艺术观”、“我国艺术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的主题发言。对中国特色的艺术学、中国艺术学的学科特色与发展前景、艺术学的学科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鲜明地突出了此次研讨会的主题。研讨会以论文作者发言和专家点评的方式，围绕艺术学原理与艺术美学、艺术史与艺术遗产、艺术学学科建设与艺术学专业教育等专题作了研讨。研讨会上，8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上述三个专题报告了各自的学术成果，并与与会师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本次研讨会共收到相关学术论文70余篇。此次研讨会为全国艺术学学科的专家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讨论的平台。
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艺术学学科发展和学术交流的需要，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成立全国性的艺术学研究学术组织——全国艺术学学会（筹），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审组成员、东南大学艺术学学科带头人凌继尧教授当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周星教授、北京大学彭吉象教授、上海大学金冠军教授、南京艺术学院黄惇教授等四人任副会长。全国艺术学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发展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009年9月，本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评审会在福州召开。本次会议将评定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这些项目必须紧密联系文化艺术建设实践，以研究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为主攻方向，深化、拓展我国文化艺术建设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加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艺术科学学科体系建设。
2009年9月，由中国戏曲学院基础部主办的全国艺术院校艺术学学术研讨会召开，共有来自全国18所艺术院校的代表参加。与会代表在热烈的学术气氛中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既探讨了艺术学学科的前沿问题，也交流了日常教学的经验。北京大学彭吉象教授做了《艺术学的发展前景》的报告，他强调，艺术尽快升级为学科门类，是实现教育“三个面向”的需要，是推动艺术发展的需要，是培养艺术人才的需要，也是适应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需要，同时它也是经济发展转向创新型发展，实现社会进步，体现精神文明的需要。目前中国艺术学学科存在的特殊性问题主要在于，中国艺术历史悠久、种类繁多、体系复杂、成就辉煌，要让艺术作品体现出中国艺术精神，就需要不断地学习用现代的艺术语言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周星教授做了《中国艺术学科建设与课程建设思考》的主题报告，报告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中国艺术学学科现状和对艺术概论课程的思考。周星教授认为，当代社会的发展为艺术学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使得艺术学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目前，艺术学的观念变化对新形式下的艺术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应区别不同艺术类型的教育方法，拓宽艺术教育的范围，改变艺术传播的模式，还要利用艺术教育实现对人的教育和培养。他从艺术招生、学科门类调整、艺术硕士的培养等方面对艺术学扩展后的格局和形势做了具体的分析。在艺术概论课程建设方面，周星教授认为应对教材的框架、内容、东方艺术理论体系的建立及阐释、艺术新形式的归纳与认知、受众分析等方面做出积极探索。中央美术学院王宏建教授主编了在全国影响广泛的艺术概论教材，他针对教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2009年10月，由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南京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广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艺术百家》杂志社联合主办，广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承办的第六届全国高校艺术与艺术素质教育学术研讨会在桂林隆重举行，来自全国36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共60多名艺术家、学者参加了本届研讨会，广西师范大学白晓军副校长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研讨会以“高校艺术与艺术素质教育”为主题，共9位专家进行了主题发言，其中，南京大学艺术教育中心的康尔教授做了《完善与推进公共艺术教育的几点思考》的主题发言，着重论述了公共艺术教育的现状、解决问题的思路和途径；首都师范大学舞蹈系主任田培培就艺术教育如何与国际接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广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黄小明教授向与会专家学者介绍了音乐学院的艺术教育情况。在闭幕式上，东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廷信教授就会议交流进行总结发言，指出，本次会议取得了五个方面的收获：一是认识到进一步提高对艺术教育地位的重要性；二是认识到素质教育在艺术专业和非艺术专业学生中同等重要，艺术学院的学生更应该重视艺术文化教育；三是认识到艺术教育要遵循艺术教育的规律；四是认识到艺术教育应与国际接轨；五是与会代表充分交流了艺术教育的经验。
2009年12月，由东南大学艺术学院与上海大学影视艺术与技术学院联合主办的全国艺术发生学学术研讨会在苏州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有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深圳大学、云南艺术学院以及上海大学和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等十多个院校的40余名学者。会议围绕人类史前艺术发生、发展的规律研究、艺术发生与原始思维研究、艺术的发生与艺术的本质研究、艺术的发生与艺术的媒材研究、艺术的发生与人类史前生活的研究、艺术的发生与后期艺术分类概念的研究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本次会议是专门针对艺术发生学的专题学术研讨会，也是针对该专题对近年来相关研究的总结与展望。
2009年12月，中日艺术教育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会议主题是“中日艺术教育的现状与发展”，本研讨会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和日本东京艺术大学主办，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金泽美术工艺大学、爱知县立艺术大学、京都市立艺术大学、冲绳县立艺术大学协办。日本驻华大使馆一等书记官横井理夫，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韩景阳，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副主席、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名誉院长冯远，东京艺术大学校长宫田亮平，金泽美术工艺大学校长久世健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爱知县立艺术大学校长矶见辉夫，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徐昌俊，京都市立艺术大学校长潮江宏三，冲绳县立艺术大学校长宫城笃正等中日嘉宾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师生近300人参加了研讨会。当代，大学教育国际化是文化交流和教育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中日艺术教育的现状与发展”是两国艺术教育工作者共同关注的话题。本次研讨会8所艺术院校的校长和教授们齐聚一堂，就如何充分利用两国艺术教育资源，形成艺术教育合力，如何实现艺术教育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如何为中日两国艺术教育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四 艺术教育
一般地讲，艺术教育又分狭义的艺术教育和广义的艺术教育两大范畴。狭义的艺术教育是指舞蹈、戏剧、音乐和视觉艺术等传统的艺术教育学科，这些具体到各门各类的艺术教育经过近百年的教学实践，形成了相对成熟的专业教育模式。而广义的艺术教育，是指作为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艺术教育。艺术教育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的位置正日益重要。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艺术教育，甚至很多国家立法支持在中小学中开展艺术教育。美国在《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中，首次将艺术确定为基础教育的核心学科，并且总结美国学校艺术教育历史经验，结合艺术教育的基本目标，制定了《艺术教育的国家标准》。他们认为，缺乏基本的艺术知识和技能的教育绝不能称为真正的教育，没有艺术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我国也在2002年由教育部颁发施行《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指出，要通过艺术教育，使学生了解我国优秀的民族艺术文化传统和外国的优秀艺术成果，提高文化艺术素养，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培养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并通过艺术教育陶冶情操，发展个性，启迪智慧，激发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加强艺术类课程教学，普通高等学校应开设艺术类必修课或选修课。
新中国成立以来，艺术教育作为美育的组成部分，被列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各中小学的必开科目。中小学艺术教育在1949—1966年之间发展迅速，改变了旧中国良莠不齐的面貌。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中中小学的普遍停课，艺术教育也急剧萎缩，陷入了停顿之中。此后，以改革开放为契机，我国中小学艺术教育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恢复，但面对着高考指挥棒的导引作用，艺术考试因为未在高考普设科目之中因而被大幅削弱。中小学艺术教育在非艺术类学生群体中几乎形同虚设，成为点缀的装饰品，形势堪忧。
北京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明确提出继承蔡元培提出的美育思想，加强艺术教育对人的塑造作用，强化艺术理论、各门类艺术、比较艺术和美育等方面的学术研究，广泛向全体学生进行艺术教育，使他们具有较丰富的艺术知识，同时具有较高的趣味、格调和鉴赏力，从而成为有相当艺术修养的人才。
1995年，张道一在《中国音乐教育》发表文章《论普通高校的艺术教育》。他提出了艺术教育的出路，张教授指出：“近些年来，鉴于审美教育的薄弱，出现了加强‘美育’的呼吁，这是合于情理的。……但纯粹的美是难以进行教育的，因此，就其载体的浓厚来说，艺术教育是较理想的形式。”此外，张教授还提出了加强艺术教育的四点意见：第一，有必要开设一门综合性的艺术知识与修养的必修课，名称可叫“艺术概要与鉴赏”；第二，以艺术的各门类开设若干门选修课，如音乐（包括声乐与器乐、西洋音乐与民族音乐、高雅音乐与通俗音乐）、美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工艺、书法、摄影）、舞蹈（包括社交场合的交谊舞）、戏剧（包括话剧、歌剧和京剧等戏曲）、曲艺（包括相声、说唱、评书）、电影（电视）等；第三，加强学生的社团活动，成立诸如合唱团、乐团、剧团、画会、书法社、摄影社、诗社（诗歌朗诵会）以及文艺沙龙等，分别有专业教师指导；第四，主管领导部门应提出必要的规定和办法，有计划地培训专门师资，组织编写教材和参考书。
进入新世纪以来，艺术教育在培养21世纪具备竞争力的劳动大军、提高个体的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等方面的重大价值正在日益凸显。因此，艺术教育的目的和功能变得十分重要，艺术教育问题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为了促进中小学艺术教育健康发展，规范和引导中小学艺术教育，教育部于2008年9月5日颁布了《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意见》。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艺术教育领域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在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中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经教育部社会科学司评审通过的“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发展策略研究”课题组于2009年6月初，对辽、吉、黑、鲁、豫、皖等省县乡中小学发放了2000份调查问卷，目前已收回1356份，占总数的67.8%。调查结果显示，艺术教师队伍缺编严重，边远贫困地区甚至大多是零，并且教师学历水平偏低问题比较严重，年龄偏大，结构不合理。在关于艺术学科教材使用方面，主流教材具有知识性、科学性、生动性和时代性的特点，但也具有较强的专业化倾向，这对于农村艺术教师的教学、学生的学习均有一定的难度，不太符合农村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审美特点。艺术教育经费投入仍严重不足。全国政协委员于海曾这样感慨：“我国有50多万所农村中小学校，1.4亿多中小学生，80%以上的学校没有艺术课的专用教室，因为没有艺术教育经费的投入，所以根本没有能力添置艺术教育器材。”湖南某乡的一位校长，靠师生捡废品积攒了8年才买回1台雅马哈电子琴。河南省某县中小学、幼儿园总共有300余所，却只有钢琴1台，脚踏风琴50台，二胡10把，锣、鼓、镲95件，图书资料500多册，音像资料300余套。试问，一个从没触摸过任何乐器的孩子，日后怎能成为一名钢琴家、小提琴家、二胡演奏家？农村学校用于音乐教学的器材奇缺，美术教学使用的画板、画架、石膏模型基本是空白，严重阻碍了农村艺术教育的开展。因此，加大农村艺术教育的财政投入、加快农村艺术教师队伍建设、大力促进农村艺术教育的发展就成为我国艺术教育中的当务之急。在普及教育和精英教育领域，过分关注艺术课程的外在价值，而忽视艺术课程的内在和本质的价值——审美价值。一些学校习惯于把艺术课程看做是学校教育的一种陪衬，而漠视艺术教育在开发潜能、培养创造力、完善人格、美化人生等诸多方面的独特作用，学校艺术教育课程的教育目标与其他的课程混为一谈，忽视艺术教育自身的审美育人目标。过分重视艺术知识技能的传授和训练，忽视学生在艺术方面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艺术兴趣爱好的培养。中小学艺术教育教学实践中，对艺术课程的审美性、艺术性重视不够，追求升入艺术类院校的纯功利性价值。因此，尽管国家规定艺术教育应该是各级各类学校的基础教育和普及教育，可是仍有很多学校将有限的艺术教育资源更多地用于专业教育。在音乐热、美术热、影视表演热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惊人的浪费，更有学校在培训费和报名费的名目下获得巨额的“创收”利润，加剧了已渐趋失度的艺术考试热潮。这样就使艺术教育偏离了其本身的内含，而演变为一种功利性的工具。
总体上讲，现行中小学艺术教育存在着日趋专业化的倾向。现行中小学音乐、美术等方面的课程，在内容、体例上受专业艺术院校的影响比较深：内容和要求追求全面、系统、高难度，与中小学生的现有水平和接受能力不相匹配，也不符合中小学生在艺术方面发展的需要。各艺术专业知识往往呈现条块分割状态，学生接触到的大多是一些孤立的知识点而不是关于艺术的完整认识。在教学活动中，只重视教师的讲授而忽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只重视知识技能的训练而轻视对艺术的创作与鉴赏；只重视教学的结果而轻视教学的接受过程。追求专业化倾向的教学模式，在培养中小学生的艺术兴趣爱好，使中小学生真正获得审美愉悦体验方面存在着不足，也就不可能实现艺术课程的自身价值和目标。除了以上问题外，我国尚未建立健全科学的中小学艺术教育评价制度，学校艺术教育与社会、家庭艺术教育脱节，艺术教育与其他学科教育分离，学习国外艺术教育理论但不能与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以上种种现象表明，艺术教育领域的教育机制、培养方向、课程设置等一系列问题应引起重视，艺术教育如何回归本位，成为真正的基础教育、素质教育和公共教育，是下一步艺术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
因此，针对上述问题，《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第一，保证艺术教育在中小学课程中的落实。重申《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中对艺术类课程的开课要求，规定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艺术类课程占总课时的9%—11%（总课时数为857—1047课时），特别是在升学压力较大的初中和高中阶段，初中阶段艺术类课程开课不低于艺术课程总课时数的20%。普通高中按《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的规定，保证艺术类必修课程的6个学分（相当于108课时）。非艺术类中等职业学校艺术类必修课程不少于72课时。第二，要保证课程的质量。要求学校坚持国家标准，开齐开足艺术课程，选用国家审定通过的有关教材，并加强教学质量检测。第三，特别强调艺术教育的公平，要求以农村学校为重点，实现区域内的均衡发展，让每个学生都成为艺术教育的受益者。同时，要求各地制定相关政策，支持、鼓励城镇学校艺术教师、中青年艺术教师和骨干艺术教师到农村学校任教。可采取“走教”、“支教”、“巡回教学”、“流动授课”、“定点联系”、“对口辅导”等多种形式。第四，针对各地艺术教育师资匮乏的问题，要求各地根据国家课程方案规定配备艺术教师。城市和有条件的县、镇（乡）学校要以专职艺术教师为主，农村学校可以专、兼职教师相结合，镇（乡）中心小学以上的学校至少要配备音乐、美术专职教师各一名；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应按规定课时及教学需要配备专职艺术教师。兼职艺术教师由具有一定艺术基础或艺术特长的其他学科教师兼任，要逐步实行兼职艺术教师培训上岗制度，兼职艺术教师队伍要保持相对稳定。第五，针对艺术教育中的资源短缺问题，强调各地在办学经费中保障用于改善艺术教育设备设施、添置和更新消耗性器材、举办校园艺术活动等经费。要按照相关规定，检查本地本校的艺术教育设施、设备、器材的达标情况，及时查漏补缺，添补有关器材设备，并结合校舍改造、扩建工程等项目，积极创造条件配置艺术教育的专用教室。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规划、协调下，把艺术教育纳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有关项目之中，切实改善艺术教育教学条件。《意见》的出台有效地促进了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开展，其后续效应逐步显示出来，在2009年北京市举办的中小学教师专场招聘会上，艺术类教师的招聘名额有明显地增加，而且也体现了向房山、密云、门头沟等相对较不发达地区倾斜的政策导向。
新世纪以来，学者纷纷发表文章，为提升我国艺术教育的质量和水平献计献策。
2001年，王宗廷在《教育艺术》第2期上发表文章《加强艺术教育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王教授指出：“实现美育的途径和方法有许多，其中艺术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它通过对学生进行艺术的培养和熏陶，使之提高文化品位，增强审美情趣和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大学生作为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同样也有一个美育的问题。正确认识艺术教育的地位和作用，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大学里的艺术教育，对于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当是很有意义的。”王教授特别提出了正确把握艺术教育的切入点的四个结合：开设专业课程与校园文化活动相结合；常规性教育和随机性教育相结合；乐己与乐众相结合；继承与创新相结合。
2006年，杨泱在《辽宁科技学院学报》第8卷第2期上发表文章《艺术教育对大学生人格完善的重要作用》。在文章中，杨泱指出：“健全的人格是一个人从容应对社会生活中各种困难和挑战的基本保证。人格完善离不开一定的艺术教育。艺术教育拓展了大学生的知识空间，从而使他们获得‘真’；艺术鉴赏陶冶了学生的心灵，从而使他们接受‘善’；艺术实践又给学生们以心理愉悦，从而使他们享受‘美’。大学生的精神领域在学习中得到充实，人格得到完善。”此外，杨泱还认为：“艺术教育的最佳形式就是让学生亲自参加艺术实践活动，只有亲身参与到艺术活动中才可能产生审美愉快。开发各种形式的健康有益的课外艺术实践活动，是培养、增进、巩固和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的有力举措。因此我们要充分发挥大学生在艺术教育过程中自我教育的积极性，尤其要发挥大学生在艺术教育过程中自我教育的积极性，尤其要发挥学生社团组织的作用，在教师的指导下，建立各种艺术社团组织。”
2009年，王一川教授在《社会科学辑刊》第1期发表《通向艺术素养学——改革开放30年艺术理论转向与新的选择》一文，阐述了改革开放30年艺术理论的三次转向，提出当代艺术素养学转型这一新观察。他认为，改革开放30年以来，艺术理论大约经历了三次转向：第一次转向可称为启蒙论转向；第二次转向可称为专业论转向；第三次转向可称为素养论转向。艺术理论家充当起艺术素养的教育者角色。来自上一时段的艺术理论专业化和理论家专家化进程还在延伸，但新的动因在悄然滋长。这取决于两方面的推动作用：一是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艺术理论被要求承担数量日益庞大的艺术专业人才培养任务；二是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高速增长或持续发展，特别是当前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潮流的迅速扩张，越来越多的普通公众渴望了解艺术鉴赏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以便充实自己的人文或文化素养。这两方面对艺术理论分别提出了提高和普及的要求。在素养论转向的情势下，艺术学或艺术理论可以实际地成为艺术素养学，正像美学和文艺学可以分别成为审美素养学和文艺素养学一样，艺术素养学的研究重心在于国民艺术素养的养成规律。反思艺术素养学的同时，我们还需要一种建构式艺术素养研究。我们应继承从游式教育传统，并进行创新和现代性转化。现代艺术学科的从游式教育可以合理利用研究型大学的学术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等优质资源，让本科生（小鱼）在与高年级学长和研究生（中鱼）及教师（大鱼）的相互濡染中成才，由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具有知识探究精神的人。今天的国民艺术素养学应当是现代反思式教育与本土从游式教育传统相互融合的产物，因而属于一种反思与从游式艺术素养学。今天的国民艺术生活状况，急切呼唤的不是单纯的反思式或单纯的从游式艺术素养学，而是一种在反思姿态中开展的从游式国民艺术素养教育。
同年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王一川教授在《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发表《建国60年艺术学重心位移及国民艺术素养研究》一文。王教授指出，新中国成立60年来艺术学经历了五次重心位移：工农兵的艺术整合、阶级的艺术分疏、人民的艺术启蒙、学者的艺术专业化、国民的艺术素养。同在《通向艺术素养学——改革开放30年艺术理论转向与新的选择》中的观点一样，王教授认为，当前艺术学可以实际地成为一种国民艺术素养学，其研究重心在于国民艺术素养的养成规律。国民艺术素养是国民接触、分析、评价和处理艺术信息的个体素质和涵养，由媒介素养、形式素养及其他相关素养的总和构成，包括如下五个层面：媒介体认力及感官快适、形式感知力及形式快适、意象体验力及情思快适、蕴藉品味力及心神快适、生活应用素养及身心快适。他强调，在当前状况下，提高全体国民的艺术素养具有迫切而重要的意义。
五 焦点问题
学科的单独设置使艺术学（二级学科）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艺术学的整体研究不断推进，呈现出蓬勃发展的面貌。各高校，尤其是单科性艺术院校，加大了对艺术学（二级学科）的扶植力度，力争借助艺术学的翅膀，一举改变学校单一发展的固定模式，打开综合化发展的路径，为争取获得艺术学一级学科博士和硕士点授予权创造良好的条件。
回望艺术学（二级学科）近20年的发展历程，其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如下：
（一）推进艺术学的学科体系建设
艺术学学科体系建设，是学界近年来关注的重要课题。在多年研究基础上，学者们对于艺术学学科体系的归属、整合与建构，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一般地说，我国学者普遍承认艺术学是一门不断发展、不断成长的学科，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我们应从两个角度研究艺术学的学科体系建设，一是从艺术学的学理研究看，艺术学应包括艺术史、艺术原理（艺术理论）、艺术批评等艺术学基础理论，而从应用层面看，艺术学应适应新世纪艺术向社会生活广泛渗透的现实需要，积极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与其他学科交叉发展。东南大学张道一提出的艺术学交叉学科有：艺术思维学、艺术辩证法、艺术伦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文化学、艺术考古学、宗教艺术学、工业艺术学、环境艺术学。这些交叉学科的提出、确立和相关研究的不断展开，将极大地拓宽和延伸艺术学的研究领域，预示着艺术学发展的巨大潜力。国内各高校在自己的艺术学学科建设中实际上也正是采取了这样的办法，在开设艺术理论、艺术史论和艺术批评等基础课程的同时，它们都结合各自的优势开展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建设。
1999年，易中天教授在《厦门大学学报》第1期上发表文章《论艺术学的学科体系》。在文章中，易教授强调：“艺术学，是研究艺术现象、艺术规律和艺术本质的人文学科。作为一门二级学科，它与同属艺术学一级学科的音乐学、美术学、设计艺术学、戏剧戏曲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和舞蹈学这些二级学科的区别，主要就在于它的宏观性、整体性和综合性。也就是说，艺术学是对各门类艺术进行宏观、整体、综合和一般性研究的学问。它涉及艺术自身的方方面面，比如艺术的发生和发展、创作和欣赏等；也涉及艺术与人类社会生活和精神文明各个领域的种种关系，比如艺术与科学、艺术与道德、艺术与宗教、艺术与教育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可以从各种角度运用各种方法来进行研究，比如哲学的、心理学的、政治学的、经济学的和人类学的等等。因此，艺术学就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学科，而是一个有着众多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学科体系。”由此，易教授认为，艺术学学科体系可以分为三大块，或三个学科群落，即艺术论（艺术概论、艺术原理、艺术哲学）、艺术史（民族艺术史、门类艺术史、专题艺术史）和艺术学边缘学科群（艺术美学、艺术心理学、艺术人类学、艺术教育学、艺术商学、艺术法学、比较艺术学、中国艺术学等）。其中，易教授认为：“艺术美学是最重要的一种边缘学科。它的主要任务，是用美学的方法来研究艺术，并回答艺术学中的美学问题，如艺术与美和审美的关系、艺术发生的美学原理、艺术创作的审美理想、艺术欣赏的审美心理、艺术批评的美学原则、各门类艺术的美学性质和审美特征……不可否认，艺术学和美学的关系极为密切。如艺术起源、艺术本质、艺术规律等，就为美学和艺术学所共同关心；而所谓‘艺术学方法论’，在其最基本的原则上，也差不多就是‘美学方法论’。艺术学和美学的互渗和互补，可以说是理所当然和势所必然。”
北京大学彭吉象教授在《关于艺术学学科体系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载于《艺术评论》2008年第6期）认为，人类的艺术活动已经有几万年的历史，然而，艺术学作为一门正式学科出现，直到19世纪末叶才逐渐形成，艺术学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正式学科距今仅有100多年的历史。因此，艺术学学科理论体系仍显得幼稚与薄弱。作为二级学科的艺术学主要是对艺术现象进行总体的理论研究。艺术学是涵盖所有具体艺术种类的普通艺术学和一般艺术学，或者叫作艺术学原理。二级学科艺术学作为各个具体艺术种类带头的理论学科，应当建立在音乐史论、美术史论、戏剧史论、影视史论、舞蹈史论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的、系统的、整体的、宏观的研究。二级学科艺术学建立在美学的基础之上，但它与美学又是两门不同的学科，二级学科艺术学也不同于过去的文艺理论，因为过去的文艺理论大多是用文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文学艺术，而且艺术往往只是在其中起到点缀的作用，文艺理论的研究重心其实仍然集中在文学上。
关于二级学科艺术学（或称普通艺术学）的学科体系，历来有多种不同的看法，彭吉象总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大致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参照文学的划分方法，将艺术学划分为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三个部分。艺术理论，应当从各门具体艺术理论诸如音乐理论、美术理论、戏剧理论、影视理论中概括归纳出一些具有普遍性和共性的规律。艺术史，也应当是涵盖各个具体艺术种类的艺术史，即艺术通史，而这个方面至今仍是我们的薄弱环节。艺术批评，应当是作为总的原则贯穿于各个具体艺术种类批评之中，并且作为各种具体艺术批评如音乐批评、美术批评、影视批评、戏剧批评的理论基石。这个方面恰恰是我们目前最需要，但又是最薄弱的环节。第二种是根据艺术系统的划分，将艺术学划分为创作论、作品论、鉴赏论三个方面。艺术门类尽管包括了音乐、舞蹈、美术、戏剧、电影、电视等诸多种类，但是，它们毫无例外地都可以被放置到“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鉴赏”，或者说是“创作主体—创作成果—欣赏主体”这样三个部分之中。艺术创作首先研究作为艺术创作主体的艺术家，还研究艺术创作过程和艺术创作心理，以及在创作中形成的艺术风格、艺术流派和艺术思潮。艺术作品研究涉及各种艺术的共性规律，例如艺术语言、艺术形象、艺术意蕴等等。艺术鉴赏研究涉及各个具体艺术种类欣赏过程中的一些共同问题。中外学者们都对以上三个方面分别进行过研究，如19世纪实证论批评家圣佩韦等人侧重研究创作论，20世纪出现的英美新批评派，以及结构主义学者们，则侧重于研究作品论，20世纪后半叶德国接受美学侧重研究鉴赏论，强调审美经验的中心地位，强调研究鉴赏主体的审美心理。第三种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近年来艺术学又不断产生出许多新的分支学科，诸如艺术社会学、艺术文化学、艺术人类学、艺术考古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符号学、艺术思维学、艺术教育学、艺术管理学、艺术营销学、艺术传播学、比较艺术学等等。这些艺术的分支学科与交叉学科不断涌现，表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艺术学已经开始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语境下，日新月异的艺术实践和数字技术新媒体的涌现，造成了艺术生产方式与传媒方式的多样化与复杂化，对于艺术学的学科建设产生了强劲的冲击，迫切需要艺术学加强学科体系建设，适应新的挑战。彭吉象主张应当以第一种划分方法为主，在重点研究第一种划分方法的基础上，适当采纳第三种划分方法，将十多门艺术学分支学科或新兴学科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
（二）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建设具有中国风格的艺术学
艺术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专家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当今，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学界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方面拥有了更多的自信，这也成为建立中国艺术学的有利契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如张道一、彭吉象、王一川、张法、易中天、陈池瑜等，在建立国情特色的艺术学体系方面都有论述。刘道广教授在“第四届全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学术年会”上提交《论中国艺术学研究方法》一文，认为中国艺术实践的形式与目标有着自己的体系，历史上艺术学研究理论的不足正是今天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空间。宗白华先生的研究阐释了中国艺术的基本特色，而今天的研究应继续前辈的工作，重视对中国艺术学特色的研究。
2008年，傅谨教授在《艺术教育》上发表《建构向下兼容的艺术学理论体系》一文中，提出，建设中国学术群体建构的艺术学体系，要考虑如何将这一体系建立在丰富独特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材料的基础上，有效地覆盖欧美艺术和中国艺术的历史与经验，兼容西方和东方各具特征的文化与艺术。
2008年，张法教授在《艺术学的中国形态》一文中（载于《艺术评论》2008年第7期），广泛地考察了我国艺术学一级学科体系的形成过程，并提出了“中国型艺术学”的概念。他认为，中国艺术学在高校中形成这样一个学科设置，是学理体系、现实条件、文化关系等多方面合力的结果。理解了艺术学在教育体制中以如是的一种方式形成之后，可以知道学科体系是一种管理方式，它一方面要以学理为基础；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实际的方方面面需要，是从教育需要和教育管理的角度出发而形成的。在中国型的艺术学中，包含着三大艺术体系：一是以中国传统艺术为基础的中国艺术体系，二是以西方古典艺术为基础的体系，三是以西方现代艺术为基础的体系。中国艺术学30年，第一，是不断地引进西方现代艺术体系，并完成现代艺术体系在中国学院中的正规位置的30年；第二，是不断地通过西方现代艺术的比较而重新认识西方古典传统艺术的30年；第三，是不断重新审视自身艺术传统（包括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古代艺术传统和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现代艺术传统）的30年。正是在这三种艺术体系的互动、碰撞、对话的张力之中，中国型艺术学有了一种其他任何一种文化都没有而因中国独特的千年历史和独特的现代性历程而产生出来的独特的世界胸怀。
2009年，陈池瑜在《艺术学界》第1期上发表文章《建立现代形态和民族特色的中国艺术学之可能性探讨》。在文章中，陈教授指出，摘要20世纪中国之现代艺术学的研究，与美学研究同步展开，并在艺术学学科研究及部门艺术学的研究、艺术原理的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一些成果，为21世纪中国艺术学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但在艺术学学科建设和部门艺术学及艺术学分支研究方面还没有形成我国现代艺术学的理论体系，且编译西方人的艺术学著述较多，民族特点不够突出。21世纪，我们应该在借鉴西方近现代艺术学成果的同时，将重点放在建立自己的具有民族特色和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理论方面，实现艺术学研究的这一战略大转移。
2010年，周星教授在《戏曲艺术》第1期上发表文章《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的思考》。在文章中，周教授指出，中国艺术学学科经历了迅猛发展的阶段，形成了多样性学科格局，突破了专业性单一技巧学科的窠臼。其“失”是学科门槛放低，无论是技巧水平降低还是文化水准不到位，都影响了艺术的声誉。但其“得”显而易见是学科繁荣、多样性增加、学术话语权增厚。就历史而言，艺术学学科顺应时世有了飞跃的发展，也是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个印证，但在目前到了提升质量来调整自身的关节口上。
（三）艺术学研究的新范式和转型问题
当代艺术学研究方法和范式问题引起学者的关注。所谓范式，它是美国学者库恩提出的在科学哲学思想中的一个核心范畴。库恩认为：“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接纳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因此，接受新范式，常常需要重新定义相应的科学。有些老问题移交给另一门科学去研究或被宣布为完全‘不科学’的问题。以前不存在的或认为无足轻重的问题，随着新范式的出现，可能会成为能导致重大科学成就的基本问题。”[5]范式不仅给科学家以地图，同时也给了他们绘图的指南。每一新的范式都含有为学科提出的新的理论、方法、标准与研究模式。一般地认为，德索尔将一般艺术学从美学的范畴中抽离出来，本身就是一次研究范式的转变，而部分学者更趋向于认为我国当代艺术学研究实际上也面临着范式转型。
2004年，李波在《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第4期上发表文章《艺术人类学与美学研究的范式变革》。文章指出，美感研究要改变旧有的范式，可以艺术人类学作为立场，通过对社会结构、文化形式、日常生活等的分析去探究人，通过对社会、心理背景和传统习俗等的研究把握人的审美生成和发展可能，把跨文化比较落到实处，以区域性的美学研究个案，勾勒可能性较大的地缘性审美发生、发展的脉络，进而挖掘各种文化区域中的生成机制、复杂的表现方式等，并以之作为解决当下美学研究困惑的契机。
2008年，徐习文在《艺术百家》2008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艺术学科消亡论”质疑——兼及艺术学研究范式的转型》。文章指出，艺术学科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艺术学从美学中独立出来是艺术自身发展的需要，它的学科性质与发展前景寓于其现实的成长状况中。尽管艺术学与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诸方面与美学有着鲜明的学科分野。艺术学要真正成长为独立的学科门类还必须实现研究范式的转型，即从单一的文本研究、书斋里的研究、摇椅上的冥想走向田野的实地考察和实证研究，同时有一系列学术成果的支撑。唯有如此，艺术学学科才不会“夭折”。
（四）全面推进大、中、小学艺术教育和国民艺术素养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常重视对大、中、小学生的艺术教育问题，专家学者深入阐述了全面推进艺术教育，提高国民艺术素养等方面的问题。
1995年，周正、于云香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上发表文章《艺术教育在整体教育中的位置》。文章对艺术教育的重要地位阐释较为充分，指出：“艺术教育在总体教育中的不可替代性、重要性及其价值，正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认识。比较起来，那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要容易并快于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去接受和认识艺术教育的重要性。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其国力的强弱，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与速度，经济改革的深度与效益，管理水平与效率，特别是经济发展的后劲等，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和专门人才的数量与质量，在社会发展的现阶段，社会对人的个性的要求在提高，对人的文化上的素质的要求在提高，因此，艺术教育作为美育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作为个性的全面和谐发展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作用在不断增大。”他们认为：“艺术教育是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教育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审美教育的主要途径和手段，它在内容、方式和效果方面都有明显特点。艺术不仅净化情感，而且是检验人类精神幻象的直接尺度。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提倡艺术教育，研究美育学，应列为办教育的一个重要课题，美育应明确列入教育方针之内。”
1998年，叶嘉莹先生上书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呼吁国家领导人，倡导青少年学习诵读古典诗词，以提高国民素质。江主席很快做出批示，教育部组织专家编辑出版了《古典诗词诵读精华》，供中学教学之用。
2009年，刘永涛教授在《现代教育科学》第1期上发表文章《后现代艺术对高校艺术教育的影响及对策》。在文章中，刘教授指出，当下，以渲染暴力、色情、肉欲和妖魔化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庸俗艺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不仅导致社会责任感的丧失和崇高精神的消解，而且给高校的艺术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它们在审美观念上导致学生美丑善恶不分；艺术实践上导致学生对后现代庸俗艺术的盲目追随和刻意模仿；艺术教学上增加了高校艺术教育的难度。面对目前这种后现代庸俗艺术的严峻挑战，刘教授提出了五条对策：第一，构建主流价值体系，保护国家文化安全；第二，加强公共艺术教育，切实提高教学质量；第三，大力提倡高雅艺术，创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第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文化自信意识；第五，把握好育人各个环节，提升学生艺术修养。
2009年，王一川教授等在《中国大学教学》第10期上发表文章《研究型大学艺术专业的“从游式”教学模式》。王教授等认为，孔子创立的“从游式”教育传统的核心精神在于，学生在跟从教师游学过程中亲身体验并分享其治学经验、探究精神和人格风范，逐步成长为创新人才。孔子开创并实践的“从游式”教学方式及其精神，同美国《博伊报告》在教育目的、方式和措施等方面存在相互发明的关联。这显示中国古典“从游式”教育传统可转化为现代大学艺术创新人才培养措施的途径。中国研究型大学艺术专业本科教育应通过开展“从游式”本科教育，让孔子创立的“从游式”教育传统与探究式教育等当代大学教育成果实现新的综合和转化。这种让本科生在与导师和学长的游学中分享学术体验、激活研究兴趣并培育创新能力的教育方式，可以充分利用研究型大学的学科综合、科研和研究生教育的优质资源，让本科生在学术濡染中成长为具有探究精神的艺术创新人才。此外，王教授等还对大学“从游式”教学方式提出了几点具体建议：（1）开设研讨课；（2）参加导师指导下的科研训练；（3）举办学术讲座；（4）通过读书报告会、学位论文开题会和答辩会等方式与研究生和高年级学长分享学术体验；（5）实行导师制、助教制和导生制。同时，鼓励开设综合性、开放性、研究性和设计性实验，构建立体化实验教学体系，引导学生着手设计实验；或深入校内外社会实践与实习基地从事学术实践或社会实践，开展形式多样的探究活动，形成有利于艺术专业本科生成长的实践教学环境。总之，建立学生与教师、学长共同参加的基于特定情境和实践课题的“从游式”教学环境，也就是形成本科生“小鱼”与教师“大鱼”和学长“中鱼”相谐“从游”的优质学术环境，对艺术专业人才培养十分重要。
注释
[1]《宗白华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11页。
[2]马采：《艺术学与艺术史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3]同上书，第9页。
[4]马奇：《艺术哲学论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17页。
[5][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