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意义
一 研究对象
经学史上，《春秋》及其“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的研究可谓繁博。相传，《春秋》是孔子本着“寓褒贬，别善恶”的原则，整理修订鲁国历史而成的。其内容简单、文字简练，但是寓意深奥。所以，对《春秋》进行史实补充和文义注释就显得非常必要。先秦出现了几家比较著名的《春秋》传，其中“三传”最为著名，一直流传到今天。“三传”之中《公羊传》《穀梁传》以发挥《春秋》经文的义理为主，而史实补充则较少。
《左传》三十卷，相传其作者为亲见孔子的鲁国人左丘明。又名《左氏传》《春秋左氏传》《左氏春秋传》。书中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止于鲁悼公四年，比《春秋》所记多出17年的历史。据此，西汉今文经学家否定《左传》的解经地位。然而，《左传》成书以后一直受到广泛重视，传授不绝。根据刘向《别录》等记载，左丘明之后，先秦时代有曾申、吴起、吴期、铎椒、虞卿、荀况等的相递传授；经历秦火以后，《左传》为曾受学于荀子的张苍所献，即《汉书·艺文志》所载“《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左传》内容以叙述史实为主，以史传经是《左传》的一大特色。其内容包括聘问、会盟、征伐、狩猎、筑城、婚姻、丧葬、篡弑、族灭、出亡等贵族活动。所以说，《左传》的特点在于通过详明史实来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所以朱熹等有《左传》是史学，非经学的观点。但《左传》却受到汉代以来古文经学家的大力推崇，并成为经学史上今古文之争最重要的焦点之一。《左传》一书价值极高而涉及问题又最为复杂，一方面是对《左传》本身内容的研究（例如对于《左传》的注疏等），这是《左传》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另一方面，《左传》的作者、成书年代、是否《春秋》之传以及传授源流等也在《左传》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这一时期不但各种典章制度得到了完善，而且中国古代思想和学术发展到了最高峰，进入到升华与总结时期。在这个特殊的时代里，《左传》这部历来与学术发展和社会政治思想等紧密联系的经典的研究，不但具有其自身的学术研究特点，同时又具有清代学术发展的共性。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清代《左传》学，顾名思义，是有清一代《左传》学的断代史研究。时间跨度为17世纪中叶清军入关以后至20世纪初辛亥革命之前，共260余年。研究内容包括：总结和概括《左传》学在清代发展的背景（学术背景和社会背景）和取得的成果；分析这一时期《左传》学研究在整个《左传》学史上的地位，产生的影响，同时还涉及清代《左传》学在整个清代学术发展史中的地位和对清代学术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二 研究意义
“《左传》按中国传统的说法，是一部儒家的经书；按现在的说法，也不失为中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乃至世界史学史和文学史中的一部古典名著（classics）。《左传》一书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可以从多方面进行研究，也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1]清儒的《左传》研究包括多方面的内容，解决了《左传》学史上许多重要问题，这对《左传》多方面价值的体现是非常重要的。清代《左传》学是整个古代《左传》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左传》学在清代的发展和取得的成果是《左传》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左传》学也是清代学术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与其他学术共同构成了繁荣的清代学术。这一时期的《左传》学发展趋向与整个清代学术发展大势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清代《左传》学的研究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从清代学术研究角度来看，《左传》学研究是清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学术是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高峰，具有鲜明的特点，而对《左传》的研究又是当时经学领域的重要内容。所以，近年来《左传》学的研究和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左传》学研究主要偏重于《左传》文本内容的研究，以及《左传》的性质、作者、成书年代等具体问题的论述。学者们不太关注《左传》学史的整理和研究。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学者们才把《左传》学史作为《春秋》学史的一个部分进行研究。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论文也相继发表，这表明《左传》学史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这一时期，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也由偏重于宏观、整体研究转向微观和个案研究阶段。作为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组成部分的《左传》学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从而才有可能建立二者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加强对清代《左传》学的研究将使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更为完整和丰满；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为清代《左传》学研究提供了宏观上的导向作用。故而，本书的基本立足点在于，尽可能在学术史研究的层面上，对清代的《左传》学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分析，阐明其发展特点，并分析这一时期的《左传》学在清代学术史上的作用和影响。
其次，从《左传》学史角度来看，研究清代《左传》学的发展、特点及其意义对于加强这一时期《左传》学史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传统《左传》学史的研究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清代《左传》学是整个古代《左传》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在继承传统《左传》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不但是历代《左传》学的集大成，而且是在整理和总结清代以前《左传》学基础上的飞跃式发展。清末，《左传》学和社会政治现实紧密结合，拉开了传统《左传》学近代转型的大幕。总而言之，清代《左传》学是整个《左传》学史上值得重点研究的部分。但是，从《左传》学史的研究状况来看，两汉、唐、宋三个《左传》学发展的重要时期都有专门研究，而学术界对清代《左传》学的研究只是作为《春秋》学史的一个部分，没有专门性的研究成果。所以，从完善中国古代《左传》学史的角度来看，对清代《左传》学进行研究，也是有价值的。
再次，清代《左传》学研究对体现《左传》本身价值有重要作用。正如刘家和先生所言，《左传》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归纳而言，主要在经学、史学、哲学、文学等方面。就经学方面而言，清代学者不但在校勘、注疏等领域把《左传》学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且今古文学家针对《左传》的作者、性质等问题所展开的论争也把经学史上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虽然这些成果是在继承前人成果基础之上取得的，但是在文献收集的广度和论证的深度方面清儒又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超越。《左传》在史学方面的价值更为我们所熟知。“《左传》原原本本地记载了事件的起因、经过、余波和影响，成一部翔实生动的春秋史。”[2]清代《左传》学涉及礼俗、军事、外交、方国、姓氏、战役、地理、职官、天文立法等内容。此外，清儒们从体裁、史评、史观等方面出发对《左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左传》的哲学价值主要体现在其义理方面的价值，《左传》的义理主要通过具体的叙事得以表现，但这种寓于叙事之中的义理需要学者们的挖掘。清代学者发微阐幽，在政治思想、伦理精神等方面发掘了这部经典的哲学价值。不论他们发挥得合理与否，都值得我们去研究。
从这些方面出发，加强清代《左传》学研究不但对我们认识《左传》的多重价值具有启发意义，而且为客观评价《左传》奠定基础。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显得相对沉寂、薄弱，还有待继续开拓。
第二节 《左传》学史回顾
一 清代以前《左传》学发展历程
根据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等记载，《左传》学从战国到西汉一直传承不绝。而从西汉到清代《左传》学渐趋形成和成熟起来。纵观历代《左传》学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学者们从《左传》的文本内容、注疏、作者、性质、真伪等问题出发，对《左传》学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清代以前《左传》学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重要阶段：
（一）两汉时期——《左传》学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
《左传》学的形成和发展是在和《公羊传》学、《穀梁传》学的斗争中进行的。就整个汉代而言，介绍《左传》学，就必然与这一时期围绕今古文问题展开的几次争论联系在一起。西汉初期，《公羊传》立于学官，受到极大的重视，《穀梁传》得以附骥。而《左传》只在民间流传，始终没有受到特别重视。从刘歆开始，《左传》才真正引起政治界和学术思想界的重视。
刘歆是拉开经学史上今古文之争序幕的第一人。汉代的今古文之争是围绕着《左传》等古文经展开的。《汉书》记载：“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公羊、穀梁在七十子之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3]这说明刘歆认为《左传》的价值高于其他二传。他在对《左传》作了一些认真研究的基础之上，于西汉哀帝时，请立《左氏春秋》于学官，和太常博士们发生了第一次今古文之争。哀帝建平元年，刘歆提出为《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四种古文经立博士。哀帝令刘歆与五经博士讨论这件事，结果“诸博士或不肯置对”。面对这种局面，刘歆作《移让太常博士书》，对博士们加以指责，批评他们说：“欲抱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忌，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按：指二十九篇之《今文尚书》），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因其言辞激烈，引起今文博士和大臣们的怨恨。这场争论以刘歆所代表的古文经学派的失败而告终。
东汉时期，围绕是否为《左传》立博士问题发生了三次争论。第一次发生在东汉光武帝建武四年。当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4]。（按：以下引文不出注者皆与此同）于是“诏下其议。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见于云台”，对韩歆的建议展开讨论。刘秀亲自主持了这次讨论。在这次辩论中，古文派的代表为陈元，今文派代表为范升。辩论的焦点是“《左氏》是否祖于孔子”。这次争论较上次更为激烈，前后共上书十余次，相互辩难。结果是古文派取得了部分暂时的胜利：刘秀没有同意立《费氏易》，却“卒立《左氏》学”，并立李封为《左传》博士。但不久以后由于李封的去世，“《左氏》复废”。尽管如此，东汉初年的《左传》研究较前代有所深入，具备了后世《左传》今古文之争的雏形。
东汉的第二次今古文之争是由章帝支持古文大师贾逵展开的。贾逵是贾谊的后人，其“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学，兼通五家谷梁之说”[5]。据《后汉书》和《隋书·经籍志》的记载，贾逵曾著有《左氏条例》二十一篇、《左氏传解诂》三十卷、《春秋左氏长经》二十卷、《春秋左氏经传朱墨例》一卷、《春秋三家经本训诂》十二卷，均佚。后人有辑佚，如清代李贻德的《春秋贾服注辑述》等。从李贻德所辑佚文可以看出，贾逵解释《左传》比较注重名物的训诂和史实的说明，但又不完全忽视对义理的研究，在注释中也强调微言大义。此外，对《公学传》《穀梁传》二传，贾逵并不是完全地排斥，有时还会无所避讳地直接引用其中的观点。贾逵是早期《左传》学的代表人物，其《左传》研究方法和观点为后人所继承和发扬。贾逵在章帝的支持下“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上书章帝。他认为“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章帝令他“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太学此时虽未立《左传》博士，却已开始为太学中的公羊学高才生讲授《左传》。可见，古文学派取得了这次斗争的胜利。当然取得胜利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现实政治的需要，有学术发展的必然，同时也与贾逵等古文学家的精湛研究分不开。
东汉最后一次今古文之争，发生在桓、灵之际。此次争论由当时著名的公羊学者何休发起。由于党锢之祸，他被“废锢”在家，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6]。何休在书中尖锐地批驳了前人贾逵的观点。此外，从书名中也可见他对《穀梁传》同样采取打击的态度。当时以古文学为根本而兼治今文的著名学者郑玄和服虔是此次论战的应战者。郑玄与何休针锋相对，撰写了《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三书，对其观点一一加以批驳。郑玄的批驳客观有力，以致何休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7]服虔著《春秋左氏传解谊》三十一卷、《春秋汉议驳》二卷来批判何休。《春秋左氏传解谊》是服虔最为重要的《左传》研究成果，已亡佚。后来有多种辑本，清代李贻德的《春秋贾服注辑述》所辑主要是此书内容。总而言之，通过这场论争，“古学遂明”，“《左氏》大兴”。
（二）魏晋隋唐时期——《左传》学的成熟时期
三国时期，《左传》学史上应该提到的人物是曹魏的王肃。他是当时的儒学大师，治学好贾、马之学而不好郑学。王肃注释过五经，包括《春秋左氏传注》三十卷，但北宋后都已亡佚。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左传》学的发展起过举足轻重作用的人物，首推的就是杜预。杜预，字元凯，是晋皇室的姻亲。杜预的《左传》研究成果主要有《春秋左传序》《春秋经传集解》《春秋释例》。杜预认为《左传》是为传解《春秋》而作的。对经传诸多不相合的现象，杜预的解释是：“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经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8]此外，他讨论了有关《左传》凡例的问题，认为和《春秋》一样，《左传》种种凡例的目的是为了遵周公之礼，明将来之法，垂教于后世。但其观点也有牵强附会之处，因此受到了后世学者的批判。
《春秋经传集解》是《左传》现存唯一完整的古注。它成书以后，影响深远。在这部著作里，首次实现了《春秋》经传合一。在此基础上，杜预按照经传的先后顺序对《左传》进行注释。杜预《集解》在文字训诂、典章制度诠释以及名物地理考证方面都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对于理解《左传》文本意义有很大帮助。相对于贾逵、服虔、王肃等人的《左传》注释而言，杜注虽然后起，但其一经问世，便很快流行。到了唐代，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取杜注为《左传》的主要注本。这样，杜注取得了注释《左传》的独尊地位。当然，由于受到客观条件和主观思想的局限，杜注也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后人对其褒贬不一。例如，有人认为杜注有“望文生义”“强经就传”的弊病，而最为系统的批评则来自于清儒。他们对杜注从考证和义理两个方面进行批评。但“清儒对于杜注既有所舍又有所取，在取舍中把注释《左传》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步……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清儒不仅是杜注的批评者，而且是杜注的继承者与发扬者。总之，在清儒的臧否中，《左传》杜注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显示了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9]。当然，在肯定杜注的重要价值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由于杜注影响很大，使许多古注从此逐渐消失了，而清儒也就是基于此在恢复古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在隋代的《左传》研究者中，刘炫是成果比较多的一位。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刘炫著有《春秋左传杜预集解序注》一卷、《春秋左传述义》四十卷。《隋书·刘炫传》记载其还著有《春秋攻昧》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有《刘炫规杜持平》六卷。《春秋左传述义》为其中之最。“述义”的意思可能与“集解”“旧注”“疏正”之类含义相似。但可惜的是，刘炫所有这些著作都已经亡佚了。我们要了解其书的大致内容和思想，只能依赖唐代孔颖达《五经正义》中的《春秋左传正义》和清人刘文淇《春秋左传旧注疏正》。孔颖达对刘炫《述义》有过评论：
其为义疏者，则有沈文何、苏宽、刘炫……刘炫于数君之内，实为翘楚，然聪惠辩博，固亦罕俦，而探赜钩深，未能致远。其经注易者，必具饰以文辞；其理致难者，乃不入其根节。又义在矜伐，性好非毁，规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余条。习杜义而攻杜氏，……虽规杜过，义又浅近。[10]
后来，刘文淇把孔颖达《正义》中所引刘炫的内容考证出来。从其内容来看，刘炫是杜预的后学，但又不盲目申杜，对杜注做了大量的疏通和补正。刘炫对贾、服的批评较多。“攻贾说者凡39条，攻服说者凡126条，攻贾服说者凡20条。”[11]所以，刘炫的《左传》学研究，可以看作是对汉代以来《左传》注释成果的一次总结。
隋唐的统一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分裂局面，学术上长期以来南北分裂局面与这种政治变化已经不相适应了。处于官方意识形态领域的经学思想急需实现统一，隋代二世而亡，没有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唐贞观七年，政府才颁定了“新五经”，它们是《易》《诗》《书》《礼记》《春秋》。但是五经的传注义疏又多种多样，难以统一，所以导致了许多经义的分歧。在这种形势下，孔颖达奉诏领衔编撰《五经正义》。《正义》选取《左传》为《春秋》的唯一传本，继承了汉代古文学家重视考据和训诂的特点，并依据刘炫的《春秋左传述义》发扬了杜注的研究成果。有学者评价《正义》说：“具体的结论有的正确，有的可商，有的则强为之说，但从方法论而言，无论是归纳论据还是从一点推导到另一点，思维逻辑的严密清楚，在总体上都超过了汉人，后来居上，符合于事物发展的规律。其次，《正义》是一项大型的、带有总结性的工作，其中引用的典籍以及自汉代至六朝的旧注材料十分丰富，不少著作赖此而得以保存片断。”[12]当然，《正义》中也有不少弊病，后人尤其是清人对此批评较多。
此外，这一时期刘知几的《左传》研究也非常有特色。刘知几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思想家和理论家。在其著作《史通》一书中，提出著名的“史学三长”的概念。在《史通》的外篇中，刘知几论述了《春秋》和《左传》作为史书的得与失。他对《春秋》和《左传》持有截然相反的态度，可以概括为“抑《春》扬《左》”。其《申左》篇对《左传》推崇有加，把《左传》从经学纳入史学的范围，这在当时可谓大胆之举。这与刘知几个人极其宏博的才学和极其高明的史识是分不开的。《申左》从历史观念、史书体裁与编撰、叙事与语言，以及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诸方面出发对《左传》作了相当精辟的评论。刘知几的《左传》研究为《左传》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为《左传》学注入了新鲜血液，对唐代以后学者从史学角度研究《左传》产生了重要影响。
除了像刘知几那样从史学角度研究《左传》之外，唐代还出现了一种“舍传求经”的学术倾向，以啖助、赵匡、陆淳师徒三人为代表。赵匡曾以啖助为师，而陆淳也曾求学于赵匡，所以他们三人《春秋》《左传》研究风格基本一致。根据陆淳的《春秋集传纂例》记载，啖助著《春秋统例》三卷，赵匡著《春秋阐微纂类义统》十卷，但是二书均已亡佚。他们三人对《春秋》三传有一共识，即否定三传，因其都没有阐明圣人的用意；提倡直探经义，但其方法并没有突破前人的窠臼，“从使用方法上说，依然是偏重杜预的明例和《公羊传》《穀梁传》的求义。所谓舍传，实际上是不主一传而并非尽弃三传”[13]。这恰恰说明啖、赵、陆已经逐渐开始从《左传》学注重词语训诂、名物解释转向注重对《春秋》之义的探讨了。这一风气直接影响了宋元明时期的《左传》学。
（三）宋元明时期——《左传》学的衰微时期
《春秋》所具有的大一统和尊王攘夷思想，适应了宋代社会历史需要，所以《春秋》学在宋代经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宋儒的研究方法已经和以前有了很大的区别，他们摒弃了汉儒章句训诂之学，继承了唐代啖助、赵匡、陆淳的治学思想。《春秋》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现象，即“《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学者大多注重以例求义，所以废传谈经成为唐代中期直到宋元明时期学者治《春秋》之学的风尚。处于这种社会背景和学术环境之下的《左传》学，由于本身性质所限，与两宋的经学潮流很难融合，作为经学部分的《左传》研究衰落了，学者们的研究只能另辟蹊径，从史学和文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所以，这一时期的《左传》学自然不能代表学术发展的主流趋势。两宋时期专门从事《左传》研究的学者不多，在这些学者中，吕祖谦最突出。他的代表作为《春秋左氏传说》《春秋左氏续说》和《东莱左氏博议》。他的研究着眼于文学和史学两个方面，文体随事立议，对事对人发表议论，与史论极为相似，其中以《东莱左氏博议》一百六十八篇最为明显。
南宋另外一位以研究《左传》著称的学者是叶梦得，他著有《春秋传》《春秋考》等书。有学者评价其《左传》研究说：“在《春秋传》的自序中，他明确表示要补救弊，‘自孔子没而三家作，吾不知于孔子亲闻之欤，传闻之欤？至于今千有余岁，天下之言《春秋》者，惟三而已’，‘《左传》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以不知经故也；《公羊》《穀梁》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以不知经故也’，所以他要斟酌三家，以求史实与大义的契合。这种论调虽然没有也不可能突破传统的藩篱，但是他充分注意到了《左传》这部书‘史’的意义。这在宋代的学术中可谓别树一帜。实际上这也是对《左传》的尊重，尽管其也有对《左传》的反驳但大多是从字义、史实出发而立论，较之许多著作的空言义理大不相同。”[14]从《春秋传》《春秋考》的内容来看，这个评价是比较恰当的。
此外，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对《左传》的态度值得我们重视，其观点见于《朱子语类》。关于《左传》的性质，他认为《左传》传事不传经，属于史学而非经学，其所记史事有八九分可信；关于《左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他认为应是春秋以后人所作；他还肯定了《左传》的文学价值。后来，清代的部分学者继承了朱熹的某些观点。
元明两代的《左传》学同样处于衰落时期，人们对《春秋》的理解基本上依赖于宋代胡安国的注释。但也有些学者不为胡传所囿，在研究《春秋》的过程中，较重视《左传》的作用。他们所持《左传》学观点，也能从有关《春秋》研究的著作中窥知一二。例如，元代吴澄就曾对三传做过比较研究，他认为记载史实《左传》详于《公羊传》《穀梁传》，解释经义则《公羊传》《穀梁传》精于《左传》。吴澄能在舍传谈经的学术风气下，不容偏徇，提出关于三传的这些认识是难能可贵的，其评论在今天看来也是较为客观和公允的。
此外，元代的《左传》研究者还有黄泽和赵汸。黄泽对当时的《春秋》研究情况极为不满，他认为学《春秋》只当以三传为主，而三传之中，又当据《左传》事实，以求圣人旨意之所归，盖于其中自有脉络可寻，但人自不肯细心推求。于此，足见黄泽对《左传》的推崇。赵汸是黄泽的弟子，著有《春秋左氏传补注》十卷。他对《左传》的研究多受其师影响，三传之中，赵汸最重《左传》。对历代《左传》研究者，他比较推崇杜预和陈傅良，但又对二者著作不完全满意，故而著《春秋左氏传补注》。
明代的《左传》学研究可以说是极为消沉的，专一于《左传》研究的学者不多，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陆粲和傅逊。陆粲著有《左氏春秋镌》一书，认为《左传》是战国时人所作，但后来刘歆对之进行了增益。傅逊著有《春秋属事》，分国按年排列了《左传》所记之事，每一年以后有其注释，其中不乏对杜注不当之处的勘正。
二 清代《左传》学发展脉络及其特点
在《左传》学的漫长发展史中，清代《左传》学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具有研究内容丰富、特点鲜明、成果突出等特点。清代《左传》学是清代经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以经学研究为根本特征。因为它的发展是伴随着清代经学发展大势进行的，所以清代经学的普遍特点也是清代《左传》学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此外，由于《左传》本身性质和特点所致，清代《左传》学还具有不同于清代经学的特殊学术特点。
清初学者继承了明中叶以来的考据学思想，开启了清代复古与征实的学术风气。他们提倡学术研究应该回归经典，探究经典本义。在方法论上，他们反对宋明以来“我注六经”的经学研究方法，提倡汉学的训诂与考据之法，“复古与征实”成为一时之学术风尚。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下，《左传》学逐渐从宋明以来的沉寂状态中复兴起来，从官方到学术界逐渐开始重视《左传》学。在这段时间里，不但有“三传”或者“四传”综合研究，而且专门以考据方法研究《左传》成了清初《左传》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例如，顾炎武所著《左传杜解补正》是以考据学方法研究《左传》的典型代表。他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关注的研究内容对当时以及乾嘉时期《左传》考据学的兴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清初以考据方法研究《左传》，还在《左传》的专门性研究领域中取得了卓越的研究成就，例如，马骕的《左传事纬》、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陈厚耀的《春秋世族谱》《春秋长历》，以及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等等。诸如此类的研究初步显示了汉学在《左传》研究领域的复兴，并为《左传》考据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乾嘉时期，汉学全面复兴。此时的《左传》考据学也在乾嘉学术风气的影响下逐渐兴盛起来。学者们在反对轻视考据、崇尚空谈学风的基础上，对杜注多有补正和批驳。所以，乾嘉时期《左传》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杜注孔疏的批判和补正，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注新疏。惠栋的《左传补注》、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和焦循的《春秋左氏传补疏》就是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对杜注进行的批判和纠正。也正是出于对杜注的不满和对汉代贾服旧注的崇尚，乾嘉时期不断有学者对《左传》进行重新注疏，其中刘文淇所著《春秋左传旧注疏证》可谓典范之作。另外，这一时期，清儒对《左传》及其注疏的校勘也是《左传》学的另一重要内容。其中以王引之《经义述闻》的相关内容、阮元《左传注疏校勘记》为典型。清儒通过精湛的校勘工作，《左传》及其注疏中的诸多错、衍、讹、倒现象得到校改。这不但对恢复经典的原貌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为《左传》及其注疏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献基础。
由于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和乾嘉学术自身重考据、轻义理的局限所致，乾嘉考据学在学术界的独尊地位逐渐发生了改变，今文经学顺应时势逐渐复兴。此后，沉寂多年的今古文之争又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今文经学家以批判为前提展开了对《左传》的研究，目的是树立《公羊传》的地位。归纳此派的《左传》学观点，不外乎《左传》不传《春秋》、刘歆篡改《左传》等。常州学派庄存与、刘逢禄等人的《左传》学思想与同时期的汉学家有很大差别，因而其《左传》研究也显得特点突出。刘逢禄所著《左氏春秋考证》一书，是古代经学史上第一部全面而系统地批判《左传》的著作。其思想不但影响了其后的龚自珍、魏源以及康有为等人，而且国粹派大师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左传》研究也与其有着重要的关系。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对《左传》的否定达到了极致，其最终目的是为维新改良运动寻找理论武器。“而以章太炎、刘师培为首的国粹派，既是以古文经为中坚的学术派别，又是革命派的一翼”[15]，无论是从古文经学对今文经学的斗争出发，还是从与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相抗衡的角度出发，国粹派都非常重视《左传》的研究。在今文派和国粹派的共同推动下，传统《左传》学开始了其近代转型的过程。
第三节 清代《左传》学研究状况及评价
一 清代《左传》学研究历史与现状
清代《左传》学作为古代经学史和清代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不少清代学术史和经学史的著作所论及，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陈其泰、李廷勇的《中国学术通史·清代卷》，以及周予同的《群经概论》，吴雁南的《清代经学史通论》等书都涉及了清代《左传》学的研究内容。因为此类著作论述的出发点较为宏观，所以只能大致勾勒出清代《左传》学的发展脉络，为清代《左传》学的深入研究提供导向作用。但由于这些著作本身性质的局限，使得它们对清代《左传》学的论述大多较为简单。此外，以专著的形式对清代《左传》学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也有一些，其大致情况如下：
围绕《左传》真伪问题进行专书研究的主要有顾颉刚的《〈春秋〉三传及〈国语〉的综合研究》（巴蜀书社1988年版）。该书是他在中央大学讲授《春秋》三传的讲稿，由其学生刘起釪所记，后经整理出版的。在《左传》的性质问题上，作者认为原有《左氏春秋》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是列国杂史，而不是《春秋》之传。在《左传》的作者问题上，顾颉刚认为《左传》是刘歆改《左氏春秋》而成。显而易见，顾颉刚的观点承袭于清末的今文学家。在《春秋》学史以及《左传》学史的相关著作中，有部分内容涉及了清代的《左传》学。沈玉成、刘宁的《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利用四章的篇幅专门梳理了清代的《春秋》研究，其中包含一部分有关清代《左传》学的研究。该书作者对清代按照前、中、后进行分段。在前期，该书介绍了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特点，并把这一阶段的研究归为对《春秋》大义的重新解释和专门性研究的兴起。其中专门性研究中的历史研究涉及对《左传》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包括学者的介绍及其著作的基本情况（包括卷数、主要内容等），在叙述的过程中多少加入一些作者的评论。该书基本上梳理了清代《左传》的研究始末，但是没有把这一问题放在学术史的范畴中进行考虑。赵伯雄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共分九章，其中最后两章为清代《春秋》学。与《春秋左传学史稿》相似，作者以学者为经，以他们的著述为纬叙述了清代的《春秋》学史，脉络清楚，内容也很翔实。与沈书不同之处在于作者对清代学者的相关研究评论较多，且不乏精准之处。张高评的《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最后两部分涉及了清人《左传》学研究的内容，一是方苞义法与《春秋》书法。这部分介绍了桐城派学者方苞极其推崇《左传》的义法，侧重从文学写作方法的角度出发去分析方苞义法和《左传》的关系。作者认为，“盖由《左》《史》义法可以悟笔削见义之大凡，识法随以意变之蹊径，得属辞比事之通则”[16]。二是焦循《春秋左氏传补疏》刍议。作者从多个方面介绍了焦循此书，包括写作的背景、时代特点、著书目的等。作者在这两个部分的论述中，对于《左传》义法问题的阐述较多。
台湾学者黄翠芬的《章太炎春秋左传学研究》一书（文津出版社2006年版）共分六章，讨论了在清末那样一个充满动荡与激情的时代背景下，章太炎将《左传》学研究致用于社会现实的努力。在此基础上梳理了章太炎的《左传》学著述，其中间有少许考论。此外，作者还分析了章太炎赋予《左传》学的时代义涵，其观点较为新颖。总之，此书对于廓清章太炎一生的《左传》学成果有很大贡献。
关于清代《左传》学研究也有一些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个案研究所占比例较大，而综合研究显得较为薄弱，具体情况如下：
清儒对《左传》杜注的研究是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左传》学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刘家和的《从清儒的臧否中看〈左传〉杜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一文全面而又详细地分析了清儒对杜注的批评。在此基础之上，肯定了清儒对杜注所作批评的价值。他认为，清儒对于杜注的批评有时代和历史的原因，这些批评不足以掩盖杜注的诸多优点，反而在有取有舍的过程中把注释《左传》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步。方艳霞的《论〈春秋左传诂〉对杜注望文生训的匡正》（《现代语文》2007年第1期）一文根据杜注产生“望文生训”的五个方面的原因，分别介绍了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对之所进行的匡正。通过分析，作者认为洪亮吉对杜注的匡正尽管不完美，但是总的说来，功大于过，在《左传》学史上有一定的贡献。
清代致力于《左传》研究的学者为数不少，且特点鲜明。以个案形式研究清代《左传》学的论文在清代《左传》学研究史上分量最重。黄开国在《略述刘逢禄对〈左传〉的攻毁》（《现代哲学》2007年第3期）一文中，通过分析历史上对于《左传》的质疑，找到了刘逢禄否定《左传》思想的思想来源：直接承继庄述祖的思想，并吸收前人怀疑《左传》的各种论说。此外，该文还详细论证了刘逢禄攻毁《左传》两个论点（《左传》不解经；《左传》为刘歆伪作），他认为刘逢禄的观点有牵强附会之处，但却在清代经学史与后来的文化史和思想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仪征刘氏的《左传》学研究在清代《左传》学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刘文淇开始到其子刘毓菘、其孙刘寿曾以及其玄孙刘师培都致力于《左传》的研究，《左传》家学特色鲜明。郭院林博士论文《从“以礼治左”到“援古经世”——清代仪征刘氏的〈左传〉家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7年）以仪征刘氏家学为研究对象，以《左传》学为中心，通过对人物学术与思想的分析，认为刘氏家学经历了从“以礼治《左》”到“援古经世”这一转变。此外，就目前学术界研究状况来看，在刘氏家学中，针对刘师培《左传》学研究取得的成果较为丰硕。方光华的《试论刘师培对〈左传〉的整理和研究》（《孔子研究》1995年第4期）一文在分析了刘师培的治学背景和倾向基础之上，阐发了刘师培《左传》学的基本思想。《左传》解经，且不为刘歆伪造。该文最后介绍了刘师培后期的《左传》研究成果：《春秋左传例略》及其经学思想的系统化。作者认为刘师培的这些研究“捍卫了《左传》在经学史上的地位，也有利于认识《左传》学的学术史真相”，“其经学观点有助于后人超越晚清今古文经学的对立，对经学自身的演变历史做出实事求是的总结”[17]。路新生的《刘师培的〈左传〉学研究及其现代史学意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一文主要从刘师培对康有为“刘歆伪造《左传》”观点所进行的批驳而展开。其论据为：《春秋》有历史的重要意义，《左传》“传”《春秋》，承认焚书的历史。该文最后对于刘师培反对“疑古”的现代史学意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刘氏可以说是反疑古思潮的第一位学者。这对于学术界反疑古一派的形成，尤其对于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8]除此之外，毛新青等的《文化转型期刘师培的经学研究》（《管子学刊》2007年第1期）、王元琪的《辛亥革命前刘师培的〈左传〉学研究》［《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7期］等文章对刘师培的《左传》学研究进行了讨论。
赵沛的《廖平〈左传〉研究对杜预的批评》（《史学月刊》2006年第7期）一文专门研究了廖平对杜注的研究，认为：“廖平对杜预的批评和其他清儒不同，他是从纯粹的学术立场出发的。廖平从杜预的‘例’的理论、‘五十凡’以及‘误说文义’等方面进行辨证，其批评和评价也相对客观、公允。但廖平经学也存在着‘强经就我’的今文经学通病，故他对杜注的批评，也未必都有根据。”[19]此外，赵沛的《廖平的〈左传〉研究》（《管子学刊》2007年第3期）一文，以大量的材料证明了廖平对《左传》的认识，即《左传》是成于先秦时代的解经之作，应将其归入“今文”范畴。廖平此说与当时的经文学家刘逢禄的观点针锋相对。接着该文作者结合廖平《左传》研究的学术渊源与时代特色进行分析，认为廖平对《左传》得出这样认识的目的是为构建其孔经哲学理论体系服务的。
有的学者还注意到清儒从史学角度研究《左传》的成就。王义耀的《〈左传事纬〉与〈左传纪事本末〉》（《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4期）一文比较研究了清代学者改编《左传》的两部纪事本末体著作。通过比较，作者发现两书的共同点在于：文句基本照抄《左传》原文，按照纪事本末体史著的要求，重新剪裁组织，把《左传》的原文基本没有遗漏安排进去了，末尾都附有评论。不同点在于：《左传事纬》以时为序，而《左传纪事本末》以国为序，比较而言，前者所采用的方法使重点更加突出，条理更加清楚。
此外，国粹派大师章太炎的《左传》学研究是清末《左传》学的重要内容，这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张昭军的《章太炎的〈春秋左传〉研究》（《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1期）一文首先介绍了章太炎《左传》研究的学术背景：“在清代，伴随着公羊学派的复兴，经今、古文学派之间的矛盾冲突又趋激烈，到清朝中后期，双方斗争达到高潮，其中斗争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春秋》特别是《春秋》三传的理解上。而三传之中，围绕《左传》真伪问题的论争尤为激烈。”[20]之后作者结合论著介绍了章太炎《左传》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左传》传授史信而可靠；重《左传》，同时不排斥《公羊》《穀梁》二传；释《左传》的笔法、义例、行文、义理有新见。作者对于章太炎的《左传》研究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四库全书总目》是研究清代学术的重要资料。张玉春、史素昭的《从〈四库全书总目〉看清初的〈左传〉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5期）一文主要是从《四库全书总目》所著录的清初《左传》研究成果及学术思想两个部分来考察清初的《左传》研究。其中第一部分包括：具有官学指导意义的《左传》研究之作和考据学派的《左传》研究以及《左传》专题研究。作者肯定了这一阶段研究成果；另外，作者把清初《左传》研究的学术思想总结为尊经思想、复古与征实和反对门户之见三个方面。
针对《左传》学中人物评论的问题，何新文的《元明清三代的〈左传〉人物评论》［《黄冈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一文“分元明、清前期、清中期、晚清及近代等四个阶段，概括性地总结论述了元明清三代的《左传》人物评论及其特点。认为元明清三代，尤其是清代学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是较为突出的，清人的研究不仅在当时呈现出繁荣态势，而且别具一种‘专门之学’的特点，对于今天的《左传》人物研究也有参考意义”[21]。
还有学者注意到了清代《左传》学复兴与政治的关系。罗军凤的《清代〈左传〉经学与科举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第5期）一文着眼于清代乾隆年间以《左传》取代胡传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作者认为这一变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清代学术取向的改变。作者通过比较清廷对胡传的态度与对《左传》的态度，发现清代统治者的政治强权性格与文化态度是废胡立《左》的重要原因。
二 清代《左传》学研究状况评价
从以上对清代《左传》学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分析来看，清代《左传》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数量的成果，有了很大的突破。概言之，一是清代《左传》学的综合研究有一定的进展，人们从清代前期、中期和后期多个阶段、清代社会环境的变化、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等多个层面探讨了清代《左传》学的发展状况。这与以往仅仅把研究重点放在某个学者或某部著作的某个问题相比是一个进步。二是人们逐渐把清儒的《左传》研究与当时社会变化和学术自身发展的规律或者内在理路相联系，对于清儒的《左传》研究显得有血有肉，得出的结论也较为全面、客观。三是清末今古文学家的《左传》研究成为清代《左传》学研究进展较快的一个领域，相对于清代其他阶段而言，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较为可观。这些研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于清代《左传》研究状况的认识。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清代《左传》学研究在近些年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与同时期的其他经典研究（如清代《诗经》学研究等）相比还是比较薄弱的。清代《左传》学作为相对独特的一个研究领域，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的研究还远远与它的地位不相适应，即还没有形成系统的体系。现有成果叙述过于粗线条，不能将宏观把握与微观探析相结合。另外，清代《左传》学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清末，而其他阶段成果相对很少，因而无法囊括清代《左传》学的发展全貌。综合所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只能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还有许多细节没有弄清楚，因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不少领域有待开拓。首先，在对清代《左传》学做综合系统研究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对清代社会变化与学术发展的互动关系给予重视，特别是关注这种互动关系对清代《左传》学产生的影响。这无论是对清代《左传》学研究本身，还是整个清代学术史的研究都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其次，还应该加强对清代前期、中期《左传》学的研究。因为，清代前期、中期的《左传》学研究同清末《左传》学研究一样，特点鲜明，著作纷呈。但是目前学术界对这两个阶段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这与当时的《左传》学状况极为不符，所以还需要作更深入和广泛的探索。
注释
[1]刘家和：《经学、史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页。
[2]陈其泰：《〈左传〉为古代史学树立的范例》，《浙江学刊》1995年第3期。
[3]《汉书·艺文志》卷30，中华书局1983年标点本，第716页。
[4]《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卷36，中华书局1982年标点本，第1220页。
[5]《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卷36，中华书局1982年标点本，第1241页。
[6]《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卷79下，中华书局1982年标点本，第2583页。
[7]《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卷79下，中华书局1982年标点本，第1207页。
[8]（唐）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9]刘家和：《从清儒的臧否中看〈左传〉杜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10]（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本（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11]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页。
[12]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页。
[13]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页。
[14]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页。
[15]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页。
[16]张高评：《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页。
[17]方光华：《试论刘师培对〈左传〉的整理和研究》，《孔子研究》1995年第4期。
[18]路新生：《刘师培的〈左传〉学研究及其现代史学意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19]赵沛：《廖平〈左传〉研究对杜预的批评》，《史学月刊》2006年第7期。
[20]张昭军：《章太炎的〈春秋左传〉研究》，《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1期。
[21]何新文：《元明清三代的〈左传〉人物评论》，《黄冈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