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飞来信说，他的博士论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研究》入选了《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作为他的导师，真为他高兴。
俊飞博士论文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作为研究对象，这一选题也是我个人这十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之一。200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与湖南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民族性问题”的学术研讨会上，我作了“重返民族性”的大会发言，提醒在追踪西方文学批评思潮的途中别忘了回家的路。2003年我发表了“开放的民族主义”一文，尝试将“开放”与“民族”这一具有悖论性的词语组合，以构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张力，即民族是开放的基点，开放是民族发展的动力。在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的分会上，我作了题为“坚持差异性研究”的发言，希望更加理性地看待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在中外交流和交锋中探寻具有普遍价值又有民族个性的中国文学批评新途径。2011年，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于是，学科多位教师和博士生投入到新的跋涉中，开始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展开研究。
也正是这一年，俊飞成为博士生加入到我们团队。攻博期间，俊飞接受了我的建议，选择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作为研究对象，这是一个有挑战性的课题。记得2012年我到北京大学参加“杰姆逊与中国当代批评理论”学术研讨会，提交了《马克思恩格斯‘民族’概念刍议》的论文，并就这个问题请教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杰姆逊先生，他表示未系统研究过马克思的民族理论，并不愿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解读。在研究中，我也意识到，民族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顾颉刚先生曾愤怒地说：“民族，民族，世界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的确，民族是个复杂的问题，但正因为如此，就更需要研究。俊飞不畏所难，接手研究“民族”这个课题。在研究中俊飞在材料上下了很大功夫，他系统地研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的著述，并广泛收集和阅读了众多中外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这一过程显然非常艰苦，而材料为王成为他论文的基础。不仅如此，俊飞的研究也很有理论深度，字里行间体现出很好的理论功底和逻辑思辨能力。俊飞不仅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俄苏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提炼，而且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民族观展开了多层次多路径的探索。例如，在“民族与阶级”的辨析上，他认为肯定文艺的民族性并不否定它同时具有阶级性，“在阶级斗争空前尖锐的时代，民族文学必然具有阶级性，不同阶级具有不同的民族性，但并不是‘只有’和‘全然’是阶级性”。在民族与现代的问题上，他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并没有完全蹈袭西方的现代性命题，而是实现了民族国家与现代化的同构，是立足中国经验的现代性。在民族与传统的关系上，他鉴于传统是联结和贯穿民族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因素，提出了“转换性创造”的概念，如此等等。在重阅他的书稿时，我常常涌出一种“雏凤清于老凤声”的感慨。
如何说书稿中有什么不足的话，我觉得民族和民族主义这两个不同的范畴还需要进一步厘清。我个人体会，民族这个概念既体现为一种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群体文化认同，又是在与他者对比和参照中确立的，民族存在于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之中；而民族主义则主要是某种特定的民族观念、民族意识，它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有民族沙文主义，也有反殖民化的民族主义等。因此，民族主义尤其需要在特定语境下加以细致地甄别乃至反思。
俊飞本科就读于华中师大，毕业后直接成为我的硕士生，工作几年后再回校跟着我读博，是我最熟悉的学生之一。俊飞是一个愿意读书，愿意思考的学生，人聪慧且非常勤奋，很有悟性，不时会闪出一些有见地的体会和见解，这是我最欣赏他的地方。善于思考正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禀赋，看到自己的学生的成长，作为老师的我由衷地感到欣喜，希望俊飞在今后治学的道路上走得更稳健、更扎实，为社会贡献更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和篇章。
胡亚敏
2017年12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