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有着悠久的历史，至迟从周代开始，就有了严密的“社”“会”等基层组织[1]。而两字连用的“社会”一词，至迟出现于宋代。朱熹《近思录》中有“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之语[2]。既然有“社会”，对“社会”的礼、俗、法等方面的规定及相关的研究等，自然不会缺少，相关文献资料也颇丰富。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近代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是从西方“舶来”的。1903年，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出版，从理论上为近代化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出场，奠定了初步的学理基础。在此前后，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颁布新学制，西式的“七科之学”，即理、工、农、医、文、法、商，逐渐取代传统的“四部之学”，从制度上为中国社会科学奠定了基础。而随着此后新式学堂中各社会科学分支学科的陆续设立，中国社会科学初步开始形成自己的体系。
这样算起来，中国社会科学学科已经走过了百余年的行程。百年过后，如果人们要问：中国的社会科学建设得怎么样了？总成绩如何？
对于这样一个大问题，自然很难用一两句话做出简单的回答。经过百年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学科的成绩很大，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不过，另一方面，大家似乎又隐隐约约地存在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感觉中国社会科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形象并不太好，地位并不太高，话语权并不太多。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科技、教育、卫生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绩是全世界公认的，对世界发展所做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但是，西方发达国家总有些人无视这些成绩和贡献，仍然继续批评甚至“谩骂”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好像中国只有走西方的路，变成西方的样子才行。而对于这些毫无道理的批评或“谩骂”，中国社会科学界经常表现“失语”，即使偶有回应，也显得缺少“底气”，“理”不直，“气”不壮。
为什么经过百年建设之后，还会存在这样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
著名人类学、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晚年曾经感叹“至今这门名叫社会学的学科，在中国还是不能说已经站稳”，并自谦地说自己没有做好工作，要“决心补课”[3]。而补课的内容，首先就是重读经典。费先生所谈的虽然是他个人对社会学这一学科的看法，但我以为，这一看法似乎可以推广到整个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及所属的各个分支学科。
要“补课”，首先就要了解原有的基础，回顾学科发展的历史，分析其得失，找出成功之处及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奥秘，发现存在的问题及造成此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并规划进一步前进的方向。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科学学科创立和初步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学科很多“基因”性的问题都与这一时期相关，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深入系统的论著更不多见，阎书钦教授的新作《范式的引介与学科的创建：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话语中的科学观念》的出版，适逢其时，正可满足这方面的需要。
阎书钦于2002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从那时起，我就认识了他。从那时的接触中，就知道他是一个老实人、读书种子，读书舍得下功夫，喜欢跑图书馆、档案馆，上下求索，攻读不倦。这次拜读完其新作《范式的引介与学科的创建：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话语中的科学观念》稿，更加深了这一印象。在我看来，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书稿，具有以下特点：
立论扎实。全书几乎没有一句空话，没有一句话没有出处。从密密麻麻的脚注和书后所附的民国书籍选目，可以看出作者阅读量之大、文献搜罗面之广，而不少有关文献版本变化、作者笔名考证等脚注，学术含量极高，如果将之抽取出来，稍加扩展，就可以独立形成一篇篇学术论文。作者自己虽然议论不多，但通过大量引用民国时期社会科学领域诸大家的经典之作，把想告诉读者的观点表达出来，仿佛带着读者，到民国社会科学界，去拜名师，读经典，进行一次“穿越”时空的游学活动，让人读来实在过瘾。
直击要害。民国时期社会科学是一个极其庞大的题目，涉及的问题和分支学科颇多，资料更是浩如烟海，如何避免大而化之的一般性描述和资料堆砌，择其最要者而论之，在有限的篇幅内，让读者能够对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有一个基本把握，这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课题。作者“避轻就重”“小题大做”，只对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普遍面临的学科“科学性”问题，社会学学科建立过程中美国社会学研究范式和美国芝加哥学派、美国现代社区研究理论的移植与融合，政治学学科中的学科研究对象和方法、国家概念的同异、一元主权论和多元主权论的争论，以及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话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等四大领域的问题，进行系统梳理，抽丝剥茧，条分缕析，窥一斑而见全豹，把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关节大要，清楚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深入语境。作者在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时，不仅写出了相关学者和文本是如何论述有关问题的，而且更进一步深入语境之中，探析这些学者或文本为什么要如此论述，亦即在文本的背后，去发掘其深层动机是什么，如不同学派学者主张一元主权论或多元主权论，背后反映了这些学派对国家权威的不同认知，亦反映出对现实政权的态度。这样的考察分析，无疑加深了对社会科学性质与功能的认识，让读者认识到文本源自现实的语境，反映了对现实的态度，影响着未来现实的建构。社会科学对社会发展之重要性，于此更加彰显。
阎书钦教授的大作，所论虽只是民国时期社会科学发展中的几个“斑”，但通过这几个“斑”点，不仅为我们认识民国时期乃至当代中国社会科学这个“全豹”提供了极好的参考，同时也为当今中国社会科学学科的建设，对于我们探讨社会科学发展的“中国方案”“中国道路”，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在此，我为阎书钦教授贺，更为中国社会科学学科喜。
王宪明
2017年元月写于北京清华园
注释
[1]柳诒徵先生1925年在《学衡》杂志第54期上发表《述社》一文，曾精辟指出：“社会一名，日人取《宋史·程颢传》语，以译英文society也。近人沿用，若吾故名。求之史策，‘社’之一字，已含有团体组织之意。社会并称，于文为便。尝析其性，盖吾国人自家族组织、国家组织之外，别有一种团体之组织，其始由于宗教，继则相与娱乐，又进而为学术、文艺、政治之集合，邃古迄今，相沿不改。研究吾国民族团体之生活者，不可忽此一事也。”（柳曾符、柳定生编《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73页）
[2]朱熹、吕祖谦纂，张京华辑校：《近思录集释》（下），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743页。
[3]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