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曾讲过：我这一辈子主要从事了新闻记者、办报纸和戏剧活动。
新中国成立前他长期从事新闻记者职业，是一名活跃的记者、办报人的文化人。1936年他刚入职就先后担任成都《华西日报》的见习记者、外勤记者、特派记者，后还一度担任过采访部主任等职。《华西日报》是四川军阀刘湘任四川省主席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时，于1934年3月创办，作为他的宣传舆论工具的省报。开初就有一些追求民主进步的人士亦还有中共地下党的成员加入，社长王白与表面是民主人士实际是地下党。该报因倾向抗日在四川颇有影响。父亲入职《华西日报》多年，直到1945年后该报被国民党完全控制才退出。与此同时，父亲还参与了成都《华西晚报》、重庆《民主星期刊》、上海《联合晚报》等报刊的创建、资助、撰稿、编辑等工作。他很早就加入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都分会，父亲被选为分会理事，负责主办过“记者之家”。他就是以记者身份参加各项社会进步活动活跃多年，如1936年车耀先同志在成都地区领导组织召开的“成都各界援助绥远抗日救亡大会”，他就是以青年记者的身份参加的。
1938年10月吴玉章、林伯渠和王明三人代表中国共产党方面参加国民党主持召开的“国民议会”后返回延安，途经成都时，会见了成都新闻界，介绍抗战形势，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会后与二十多位记者合影留念，父亲便活跃其中。后来他才得知与会者大半是中共地下党人员，这样父亲很早便以记者身份接触到一些共产党人及高层人士，并在他们的指引下行动。
此后父亲更为积极主动参与了党所领导的许多救亡活动，成为异常活跃的抗日青年。几年以后父亲便以新闻界骨干的身份又一次组织了这样的见面活动。父亲较为详细述说了当时的情况，1943年秋，我代表中国青年记者协会成都分会，约请当时出席国民参议会后，由重庆返延安途经成都的中共参议员林伯渠、吴玉章等同志为成都青年作报告，我亲自将请帖面交二老。报告会在成都青年会球场上举行的（当天听众太多，礼堂放不下），随后我们又约集部分青年在他们住地“静安别墅”开了两天座谈会。这两项活动对青年群众影响颇大，使大家益加认清时局形势，认清国民党的腐败，共产党的伟大。不少青年对光明的解放区无限向往，纷纷要求赴解放区，很多人要林、吴二老写介绍信。这次会见参加者更多更有力地宣传了党的抗日方针，这样的活动更加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
父亲在成都《华西日报》当记者曾经与一些共产党人、进步人士一起为争夺对该报的控制权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了“三进三出”的斗争，历经约10年之久。
1938年刘湘在武汉病故，蒋介石为控制四川局势，派亲信王瓒绪入主四川接任省主席。该王一上台便迫使《华西日报》改组，社长王白与是进步人士被迫辞职，王瓒绪派他的人雷啸岑任社长，但为时不久这位王主席不得人心，被“甫系”（刘湘旧部）七师长等联合赶下台。“甫系”趁机接管报社，先后又以王白与、罗忠信、甘鉴斌等为社长。这些社长任用不少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使该报成为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报纸。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国民党加紧了反共，《新华日报》在成都的发行受阻，《华西日报》便将它的电讯和论文改头换面刊出。这使得该报又一度成为坚持团结、抗战、进步，受社会欢迎的报纸，发行量猛增。为此，国民党当局不甘心，蒋介石于1945年3月电召他派到四川主政的潘文华到重庆，逼潘改组《华西日报》，并“处理”《华西晚报》。潘便将日报社从原在五世同堂街大院里迁出，并接受国民党中宣部的推荐，改派潘部中校秘书、特务刘自新任社长。刘上台后，连篇累牍发表攻击共产党的言论，使该报声誉扫地，发行量陡降，只得靠省政府拨款和每日公款购买1000份报纸维持。这又引起“甫系”军人的不满。于是，潘文华便让刘“暂时休息”，改派自己的机要秘书赵星洲代理社长。赵受中共影响，倾向进步，他于次年夏，参加了新民主主义读书会（后改称新民主主义建国社）。此后，该报不仅以《傻话》《漫话》《废话》等专栏发表讽刺国民党的小品文，还先后把新民主主义建国社提供的“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中共进入南京情况”的讯息刊出。又以《中共十大将领》为题，详细介绍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李先念、林彪、贺龙、陈赓、罗荣桓、陈毅的经历，赞扬他们的军事才能。为此，当政的国民党省主席王陵基要求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封报抓人。经严陈说利弊，王陵基改为要该报停刊。这样《华西日报》就完全被国民党当局控制。原报社大部分人都纷纷辞职离开了，父亲也就是在此时即1946年辞职与该报社脱离关系去了重庆，离开了他工作了近10年的《华西日报》。
父亲在这场斗争中立场坚定，经受了考验。他陈述这段历史时说：
抗战期间，我们利用四川军人与国民党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三进三出成都华西日报，这是一家以地方实力派做后台掩护的民营进步报纸，原系地方军人创办，后中共党员、民盟人士打入，形势好转时，我们进去，当地方军人经不起蒋介石的压力，报纸向右转时，我们退出。我们参加时，曾将该报办成当时大后方颇具影响的民主进步报纸。我在该报担任采访部主任，当时国民党新闻统治甚严，各报每天几乎只能用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做头条新闻，我却尽力设法每天采访一条重要消息用“本报评论”来做头条以冲破其新闻统治，当时成都新闻界给我取了绰号叫“王头条”。该报经过我们的努力曾将它的销数从刚接过来的每天四五百份猛增至每天七八千份。
我任采访主任期间，曾首次发表“联合政府”消息，这个消息当时大后方所有报纸均未刊登过，是由我部外勤记者邹明往访由重庆回到成都的张澜先生（民盟中央主席）得来，我们看后发表的，那时正值蒋介石疯狂叫嚣“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之际，这一消息的发表，引起极大震动与注意。
由于上述情况国民党反动派早把报纸视为眼中钉，有一次国民党特务捣毁了《华西晚报》，将印刷部全部砸坏，编辑部被捣毁使该晚报被迫停刊约一周，接着他们扬言要砸《华西日报》，我去找到地方实力派求助，当晚川军彭光汉师长，派来十几个武装兵士睡在编辑部内保护我们编报，特务也就不敢再来砸报抓人了。
父亲从华西日报辞职后，没有了职业，他曾一度去上海等地经商。本想经商赚钱以维持家用并继续资助民主进步活动，但当时金融混乱，投机生意难做，开始赚了点钱，后来就亏本难以为继。父亲回忆在上海曾向朋友徐淡庐借1000元资金，不到两个月就赔光了。后来得知徐是搞党的地下经济工作的，这是党的经费，便赶回四川老家卖了田产来还上。也不再做生意了，父亲还是把主要精力用于创办报刊和投入民主建国的活动并最后决心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
父亲在近10年记者生涯中，不仅以笔为枪，采访时事发消息，写文章发表评论等，战斗在新闻战线，成为知名的新闻记者，而且还先后资助参与了几家进步报刊的创办与经营，成为活跃的“报人”。
首先他资助开办《华西晚报》。在争夺《华西日报》控制权过程中，为摆脱国民党当局的控制，《华西日报》的部分志同道合者，联合创办了能自主控制的民营《华西晚报》，简称“华晚”。父亲的至交知名记者车辐、黄是云等都是该报的主力。父亲讲：1941年我资助成都华西晚报伪法币10万元，负责人是田一平（民盟）、罗忠信（民盟），编辑有黎澍（中共党员）、陈子涛（中共党员）等人，我被选为董事、主笔。后来父亲才知道“华晚”是有来头的，它实际是直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负责人田一平1938年就是中共党员了，但一直以民主党派人士、民盟成员的公开身份开展工作。他是在1940年冬，受命于中共南方局和四川省委派遣来组织创办“华晚”的（但当时父亲并不知情）。据新中国成立后有的资料披露，田一平是直接受党领导的。1943年，田一平到重庆中共南方局直接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工作，周恩来指出办报的方针、策略，说：“《华西晚报》是一份民间报纸，不能办得同《新华日报》一样。为报纸的生存，必须注意策略。”1945年10月田一平到重庆开民盟代表大会时去见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很关切《华西晚报》情况，再次嘱咐他办报要稳，否则就有被关门的危险。田一平对该指示牢记在心，当报社中有人说他太保守、不够大胆时，他仍不动声色保持沉默，认真执行着周恩来的指示。后来当人们知道实情后才恍然大悟。田一平的中共党员身份直到解放后才得以公开。
1946年父亲已离开成都，主要在重庆开展活动，但也仍与《华西晚报》多有联系。他回忆：在一次由重庆回到成都探亲，约住一个月时间，先后写了两篇文章，发表在《华晚》报上，均用本人署名，一篇是《谎言》揭露蒋介石反动派独裁政权好话说尽坏事做完。另一篇是《逆流》抨击蒋介石卖国政府随着当时国际上出现的一股反苏反共反人民的逆流在国内泛滥起来，配合国际逆流反苏反共。这两篇文章中，就直接用“蒋介石反动独裁政权”或“国民党反动政府”之类词句，我是利用当时正值国共重庆谈判刚过，国民党假装民主，新闻检查稍有放松那段时机，写的这两篇文章，发表之后，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我就迅速溜回重庆去了。
《华西晚报》始终是颇有影响力的民营进步报纸。该报坚持团结抗日、反独裁、反内战。这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千方百计对“华晚”施压、迫害，多次派特务、打手捣乱、破坏。终于在1944年秋，发生了震惊民众的《华西晚报》被迫停刊的事件。那时国民党特务纠集地痞、流氓捣毁了《华西晚报》，将印刷部全部砸坏，编辑部被捣毁。《华西晚报》报社登报宣布“被迫停刊”的消息以示抗议。此事引起成都各界纷纷声援抗议，从而激发成都当时民主运动愈益高涨。国民党当局下不了台，不得已让成都的《中央日报》和《新民晚报》负责人以“同行”身份出面调停，劝说“华晚”复刊。报社领导觉得揭露国民党的目的已达到，便宣布复刊。而复刊前三天，整个报纸四版全部刊登各方面发来的慰问信和抗议书。最后又借庆祝“华晚”出版三周年纪念举行招待会，以答谢各方面的支援，扩大了影响。正因如此，国民党对这份民营小报无可奈何，如鲠在喉，此后也不断挑衅刁难。最终到1947年6月国民党加紧了白色恐怖，成都全面戒严，大肆捕人，“华晚”最终被捣毁、查封，大部分成员被捕入狱，后来多数人逃往了解放区，而烈士陈子涛被枪杀在南京雨花台。
父亲到重庆后更为热衷于参加民主进步活动，他经民盟中央两位常委（陶行知、邓初民）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还出资创办民盟总部机关刊物《民主星期刊》，父亲说：我每月拿出伪法币10万元作印刷费每次均亲交社长陶行知先生手收（他当时住在重庆管家巷28号育才学校内，我每次都将款送到他家，那个地方常有民主人士出入，成为国民党特务注目之地），我受聘担任副主编，主编是邓初民先生。初创办时编辑部就我和邓初民两个人，就设在他家中，我也住在他家。每期从选稿、编排、送印（在重庆南岸郊外一家小印刷厂）、校对，直到印好带回交给生活书店发行等，除邓老看稿、写稿之外，有时全由我一人担任，我克服各种困难，争取按时出版。该刊当时在重庆颇有影响，每期均有中共同志写的文章，如“经济一周”（许涤新写）、“国际一周”（我记得是乔冠华等同志写）这两个专栏就是由他们包下来的。我至今印象仍深的是陶行知经常对我们说，我们的一切行动方向，一定要听取周副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在当时大家称呼他周副主席），他叫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1946年春，我资助上海联合晚报伪法币50万元作开办费，这笔钱是我从家里取出一张伪交通银行的黄金存单，我那存单是黄金多少两已忘记了，仅记得折兑成当时的法币共计50万元，我兑得现款后，连家也未回将款送交当时在重庆的陈翰伯同志（中共党员）亲手收讫，他还出过一张收据，早遗失了。这个报纸也是中共同志与进步报人1946年在上海创刊出版的一家民营进步报纸。
父亲先后出资创办这两报一刊累计投入120万元，这个数目在当时并非寻常，几乎都是靠变卖老家的田产支撑。他不仅资助办报，还积极参与报社组建，担任要职，不断为报社写报道、评述等文章而成为当时知名的报人。他曾表示：我是一个长期以写作为职业的知识分子，作品是检验的标准，解放前十几年中，我没有写过一篇反共、反人民的文章，而是发表过一些拥共反蒋的作品，白纸黑字，有旧报纸可考。我写文章抨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均用本人署名发表在成都《华西晚报》、重庆《民主星期刊》等进步报刊上，听说有几篇曾在当时解放区报刊上转载（我到北京后，人们告诉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在旧中国，讲改革是要犯罪的，要杀头，要坐班房。但是在那些时候，有一些立志改革的人，他们无所畏惧，他们在各种困难条件下面，出版书报，教育人民，组织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我认为这些具体实践是符合毛主席上述教导的。由于这一系列的政治活动，国民党反动派开始注意了我，地下党员朱挹清离渝赴川东游击区前夕，来我家告别时通知了我及早离开重庆（当时我曾资助了他一点路费），我就毅然抛妻别子，化装一个进出口商人改名王光宗，弄到一张飞机票绕道香港，投奔了多年向往的解放区。
对于父亲当时活跃在成都、重庆新闻界文化战线所起作用的事实，许多当事人都记忆犹新、赞叹不已，这是颇有口碑的。如父亲的挚友车辐（也曾是《华西日报》《华西晚报》记者）就曾说父亲你是个天生的外勤记者，好记者，充满生命活力的记者……著名版画家严涵的传记中提及父亲，说王少燕从抗战的时候起就一直从事进步文化工作，与罗隆基、阳翰笙等人很熟。四十年代在重庆的时候，他来往于民盟与共产党之间，罗隆基他们写了文章，经常由他送到《新华日报》，《新华日报》有事要找罗隆基他们，也常常通过他来转达。他家里有钱，时常解囊资助共产党及进步力量，据说吴雪当年带剧团去延安，就是他掏的路费。（《感谢苦难》332页）
正因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审干，有关的组织部门和统战部门一直把父亲作为进步的民主人士、对民主建国有所贡献的人士看待。
2014年春，益鹏偕同家人再次前往重庆，想进一步了解父亲新中国成立前民主活动的情况。他们在重庆市中心沧白路的“民主党派大楼”受到重庆民盟市委宣传部李部长和九三学社宣传部郭部长的接待，李部长语重心长地说：重庆老一代民主人士一直没有忘记王少燕先生。重庆原副市长、民盟市委主席冯克熙多次谈起王老并盛邀王老返渝会会老朋友，然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一直引为憾事。他还说：王少燕先生是重庆知名民主人士，曾参与民盟成立的组织工作，一度还担任要职，他还是重庆进步报刊——《民主青年周刊》等三个刊物的实际负责人和社论主笔，他是民盟中央副主席邓初民的左右手，文章有时署真名而大部分用化名，因年代久远很难查考了，但王少燕先生对民主运动的贡献是公认的，也是不可埋没的。
这两位部长还陪同益鹏拜访了年已92岁高龄的原重庆记者协会主席杨钟岫老先生，他可能是目前唯一健在的与父亲共过事的老一辈记者了。据他回忆：王少燕当年作为“无冕之王”的名记者，在山城非常活跃，在新闻、出版、文化、戏剧乃至军政界都可以见到他的身影，他那时年轻潇洒，总是洋装笔挺，像个“大少爷”与国共高层都有往来。虽出身“名门望族”但并不贪恋财富，为了资助救亡演出或筹办进步报刊常常是一掷千金，他对世俗名利毫不在意。他就是一个幽默、乐观好热闹、爱自由、尚正义，一心一意要活出个乐趣的那种人。杨老的一席话活画出了父亲当年的音容笑貌及热爱民主自由的天性。
父亲不仅是著名记者，同时他还热衷于文化戏剧方面的活动。这还要追溯到1936年他刚入职就开始业余参加新演剧运动，任“成都剧人协社”理事。从此与戏剧结缘终生。在与社会各界各阶层广泛联系时，他特别积极参加文化艺术方面的各种活动，并结识了许多当时颇有名望的文人学者、著名编剧、导演、演员、艺人等。父亲与这些人保持了多年的往来与友谊，有的成为终生的挚友。也就是在这些人影响、熏陶下，父亲积极参加多种进步文化艺术活动成为活跃分子。他这种对文学艺术、戏剧创作的兴趣爱好，积极参与，为他后来能走上戏剧创作之路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抗战初期他组建了“旅外剧团”，剧团出走延安后的1940年春，父亲从家乡返回成都，已无人再追究“旅外剧团”出走延安之事了。这时正是抗日战争艰难时期，四川是抗日大后方，几乎集聚了当时所有爱国进步的文化艺术界精英，以致重庆、成都这些大后方的抗日民主文化活动异常活跃，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在其中起着重要指导作用。1942年年初，在周恩来授意下，由阳翰笙、陈白尘等人在重庆组建了民间“中华剧艺社”，简称“中艺”，它聚集了国内著名的演艺人员如金山、白杨、张瑞芳等多人。“中艺”在重庆上演了一些剧目，产生了广泛影响，也引发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尤其是郭沫若剧作《屈原》的上演，一首《雷电颂》引起了轰动。周恩来在重庆的《屈原》演出庆功宴上说过：“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这时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想方设法进行破坏、镇压，使得“中艺”在重庆的处境日趋困难。到1943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艺”的处境更为艰难，阳翰笙等向胡公（当时对周恩来的称谓）反映了情况，最后便决定“中艺”撤退去成都，名义上是去成都接受《华西晚报》邀请为筹募基金做旅蓉公演。
1943年初夏，“中艺”人员浩浩荡荡开往成都，当即受到成都文化界和“华晚”人员的迎接。那时全体人员都住进五世同堂街《华西日报》《华西晚报》编辑部的大院子里，后来又相继聚集了舒绣文、张俊祥、金焰、吴祖光、丁聪等人。“中艺”在成都的公演盛况空前，连续演出了《日出》《大地回春》《天国春秋》《风雪夜归人》《家》《北京人》等著名剧目，在成都掀起了话剧演出活动的高潮。
在这些活动中，父亲竭尽地主之谊，以他爱国抗日的热忱、对文艺戏剧的热爱、善于交际和擅长组织活动的能力活跃在这时的文艺战线上。为便于开展活动，他组建了“成都演剧服务社”自任负责人。经剧作家陈白尘介绍，父亲给一些已经很有知名度的进步剧作家，如阳翰笙、老舍、田汉、夏衍、宋之的、吴祖光、沈浮、袁俊、于伶、洪深等做代理人，接受他们委托，担仼他们在华西地区演出、出版著作的经纪人、代理人，协助他们的演出活动等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那时父亲跑前跑后联系演出场地；与出版社商议版权及版税等事宜。父亲的“演剧服务社”，利用多方面的社会关系展开很多的抗日进步活动，这个时期父亲异常繁忙并乐此不疲。
父亲曾记述过成都首次公演曹禺的话剧《日出》的情景：此剧由欧阳红缨饰演陈白露，演出地点定在成都“蜀一电影院”，票已卖出，快开幕时，蒋介石成都行辕的国民党特务扬言要到后台抓人，父亲急忙找到他所认识的地方实力派军人彭光汉（川军师长，他的部队驻扎在成都）支援。彭当即亲自来剧场观剧坐镇，他扬言今天谁敢来抓人，我先把他抓起来，这样首场演出才得以顺利进行。此后父亲就是经常利用他在军政文化各界及地方势力等的人际关系帮助这些人解决了许多困难。
吴祖光在《怀念老友王少燕》一文中记述了这段经历﹕1943年正值抗战时期，为上演我的神话剧《牛郎织女》，我随“怒吼剧社”到了成都暂住“五世同堂街”华西日报那座古老的大院，而少燕当时正是华西日报社记者兼副刊主编，也是我们这次赴蓉演出的组织者和演出代理人。那时少燕也就二十多岁，风度翩翩，豪爽热诚，虽出身于川中乡绅之家，却不囿于盆地的闭塞，少小出川求学上海，从此与进步文艺界结下了不解之缘。抗战爆发他即投身救亡运动，参加四川旅外剧团，为筹集活动经费，常常不惜倾囊资助。对于我们这些来到大后方的“流浪者”更是竭尽地主之谊。那时我还是单身，而少燕兄已成家，发妻向天琪美丽贤淑，又做得一手好川菜，于是他的家便成为我们经常聚会的场所。抗战胜利后，我们又先后到了重庆，少燕仍积极参加民主运动，曾主编《民主星期刊》，还是民主青年社的主要成员之一……
也正是在成都后又延续到重庆的交往，父亲与这些文艺界著名人士的交往保持多年友谊，有的成了终生朋友。吴祖光自不必说，他与父亲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交往，成了患难至交。
父亲为人善良，他热诚待人广交朋友，重视友情的性格特征是被广为称赞的。因为他出身乡间，父母早逝，没有什么社会背景，十几岁就孤身一人在外闯荡，在纷繁复杂乱象丛生的社会中要想立足，除凭自己打拼，也离不开朋友的相助。他豁然大度，重信义，交到许多真心实意的好朋友。又因其新闻记者的职业特点，与社会多方面都有往来联系，交友颇为广泛。在他的朋友中不乏中共领导人士、民主党派的要人、社会精英、革命先贤、旧军政官员、文人学者甚至江湖袍哥，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在众多朋友中，对于官员不论职位高低，在职、在野，对文人学者不论名声显赫还是潦倒落魄，甚至下乡时接触的普通农民，都能一视同仁以诚相待。在众多友人中，父亲最钟情的是文化艺术界的朋友，和其中的许多人保持终身的友谊。我们小时候在重庆时就知道，家中经常宾客盈门，诸如政客、教授、商人、地下党、作家、演员，还有江湖游医、青红帮、袍哥……三教九流，他来者不拒。所以他消息灵通、迅捷，由此他曾多次掩护过地下党组织和爱国人士逃脱缉捕。他还助人为乐，出手大方，经常接济一些有困难的朋友。解放后，他依然如故，经常会朋友，聚会聊天，乐不思归。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与一些担任了国家文艺界领导要职的人如郭沫若、夏衍、阳翰笙等，仍时相往来。因此，正因这些朋友，父亲在“文革”中被污蔑为“十七年文艺黑线人物”。父亲还被与诸如“二流堂”、吴祖光“小家族”反革命集团等扯上了关系，被迫接受多年的审查，强迫交代与这些人的联系。我们正是从他的检查、交代材料中才略知一些他与这些人士的来往。
父亲在“文革”交代与阳翰笙的关系时陈述：我与阳翰笙发生关系是在抗日战争初期。1937年冬四川旅外剧队回到四川后演出第一个戏就是阳的《塞上风云》，次年又演出他的《前夜》，但和他并不认识，我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1943年我接受他的委托担任他的剧本演出华西区代理人，当时我们已经知道他是党的负责同志。我作为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抱着追求真理、向往革命去结识他并引以为进步与光荣。1945年我在重庆编《民主星期刊》时，曾去他家约稿。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他从“青艺”调我到全国文联工作，初任学习处秘书，后任文艺俱乐部办公室副主任，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1956年他亲自介绍我加入中国戏剧家协会，在他的促办下很快批准我为会员。直到1957年反右斗争之前，三年多时间除了工作关系还有私人交往，很得他的信任与照顾，我和他的关系也深厚起来。
与夏衍结识是1943年在重庆中华剧艺社父亲作为他在华西地区代理人时。新中国成立后，夏衍担任文化部门要职，与父亲也是经常见面，1954年一次在吴祖光家会晤便介绍父亲为上海《新民晚报》撰稿，聘为在京特约记者，报道北京文化界动态，每月拿100元薪酬。在吴家还议论办戏剧刊物等。
父亲结识的朋友，是举不胜举的。他对朋友真诚坦率、热情大方是有口碑的。在一些政治运动中，他从来没有检举、交代过朋友的问题以求自保。这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是许多朋友多年称赞的，因此他认为自己经受住了考验，对得起朋友，心里坦然，从来没有欺侮过人，从来没有巧取豪夺过什么……我最后可以扪心无愧地死去。会有人永远悼念我的——我这里感激！
我们还从他的笔记本中看到他和朋友间的赠诗所表达的友情。昭觉寺遇老沙[2]
夕阳满枝噪昏鸦，古刹无言遇老沙。
对面无言惊陌路，邻居咫尺若天涯。
我无宝剑雄三尺，君学诗书富五车。
努力加餐勤锻炼，他年古树发新芽。
赠沙并艾
文章自古千秋事，漫道作家自作枷。
敢叫毫端驱暴霆，怒从剑树绽血花。
何怜秋圃多荆莽，应喜新园茁壮芽。
安得人间除兽道，其香居里品香茶。
在父亲众多的朋友中还要特别提及的是“发小”杨烈宇。他与父亲是小同乡，从小一起在铜梁正谊小学接受新式教育。又结伴到成都念中学。后来父亲求学北京、上海，走上了从事新闻、文化艺术的笔耕之路。杨烈宇则投考了武汉大学致力于走科学技术救国之路。新中国成立后，杨烈宇受聘于大连海运学院成为专攻金相学、热处理的一级教授。这时，两家虽在异地仍时相往来。孩子们小时都去过大连度假，洗海水浴。这种欢乐的往来持续到1957年末便中断了。因为父亲和杨烈宇都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农村劳动了。
杨烈宇是有专长的科学家，虽在政治上受到不公正待遇，而他在科研上却不曾停步，还走上与工农结合的道路。
这个时期父亲与杨伯伯同处逆境但仍有书信来往。他们没有发出颓废的叹息，而是不疏离专业，相互鼓励不要停止前进。我们找到父亲笔记本中记下的杨烈宇的赠诗：
致燕兄 1975·6·1
奔波蓉渝君献身，弃家北上我知情。
彻悟今朝扣宝书，建树他日铭雄文。
“两”洗长空清玉宇，“光”照环球赤乾坤。
莫道鬓斑催人老，结合工农又青春。
诗后还给父亲摘录了美国谚语“逆境打垮弱者而造就强者”以相互勉励。
1979年，父亲和杨烈宇的错划右派问题都得到了改正，落实政策。杨伯伯又以国家一级教授的身份投入大学教学与科研。他主持与西方科学家较量的离子氮化新工艺研发等项目，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个把技术转让到国外去的科学家。他信心满满要加倍努力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其劳苦和忙碌难以想象。但他的心情是非常欢畅的。1984年2月，他信邀父亲去大连旅游，信中道：老友故人难道不深体“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吗？最近举国都在响应党中央提出的迎接世界工业革命即第三次浪潮的挑战。我有感，即兴写了四句以疏散脑筋，书此求教于老友，诗云：金秋黄花报丰收，阳春白雪绘神州，忽道“浪潮”卷土来，喜定乾坤有英谋！
杨烈宇成绩卓著：荣获了很多荣誉，如“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高等学校先进科技工作者”并被录入了《中国当代发明家词典》《世界杰出名人录》（美国传记研究所出版）。杨烈宇还担任了大连市科协主席、市人大副主任。还被选为第七、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众多职务。父亲对杨伯伯取得这样的成就非常欣慰，杨到京开会二人都要会晤畅谈，相互勉励，这种真诚的友谊终生不渝。
父亲曾在笔记中摘录《十日谈》中一段铭记。
友谊是一种最神圣的东西，不光是值得特别推崇，而且值得永远的赞扬。它是慷慨和荣誉的最贤慧的母亲。是感激和仁慈的姐妹，是憎恨和贪婪的死敌；它时时刻刻都准备舍己为人。而且完全出于自愿，不用他人恳求。可惜现在很难看到朋友之间能够这种崇尚义气了，这都是人类贪得无厌的心理所造成的过错和耻辱，以至每个人都在斤斤计较着自己的利益。哪里还顾他什么友谊不友谊。早把它抛到九霄云外去。
父亲正是以此警示自己，善待朋友。从不出卖朋友，因此被人交口称赞，这是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