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各战区联合共同抗日。当时川军头目刘湘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作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也倾向抗日，亲自带兵出川抗日奔赴南京前线。
先前在1935年5月，蒋介石主力部队进入四川，试图吃掉四川省主席刘湘为首的川军。看似“面带憨相”的四川省主席刘湘，其实极懂纵横捭阖之术，他想尽办法对抗老蒋，组织武德学友会（励进会）稳固部属，联络各色反蒋势力。共产党人郭秉毅、张曙时、田一平、罗世文、李一氓等先后到刘湘部工作，对刘湘产生很大影响。中共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正深合刘湘之意。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会上各方主战、主和犹豫不决，刘湘慷慨陈词近两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会后，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亲临刘湘寓所访问，赞誉他积极抗战的决心。
他回成都后，8月25日发布《告川康军民书》，在少城公园召开大会号召四川军民为抗战作巨大牺牲：“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川军各将领纷纷请缨抗战。刘湘、邓锡侯等将领莅会讲话，表示抗战决心。吼声响彻全场：“此行决心为国雪耻，为民族争光，不成功，便成仁，失地不复，绝不返川！”学生也流着泪水上场致词；四川大学师生赠送16面“抗敌先锋”锦旗和赠毛巾2000张；妇女会赠手巾250打……纵队司令唐式遵此时一把推开麦克风，走向台前激昂慷慨，他朗诵了才写不久的一首诗以明其志：“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打内战时唐被人骂为“唐瘟猪”。但此时的唐司令官悲歌慷慨，颇有易水送别之慨，少城公园内数万军民泪如雨下、呼声如雷……
抗战全面爆发后，川军七个集团军，另有一军一师一旅共四十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浴血奋战，此后四川每年向前方输送青壮军人，人数居全国之冠。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曾写过《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书中记载川军出川人数令人震撼：抗战八年中，四川（包括西康省及特种部队和军事学校征的10万余人）提供了近300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1405万余人的五分之一还强！1943年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四川在一个月内征4.5万名优秀知识分子当兵，飞印缅补充远征军。四川无数大中学生和公教人员群情激昂“泣请从军”，很快就有4万多人奔赴前线……
父亲那时只有21岁，作为一个热血爱国青年主动请缨要求去前线，被批准以华西日报战地记者和刘湘侍从室随员的身份随部队开赴抗日前线，直达南京。在行军中写一些通讯报道，让四川人民了解川军如何英勇出征的动态。父亲的长篇报道《从成都到南京》就记载数十万川军不畏艰难险阻，长途跋涉出川奔赴抗日前线的情景。当时抗战国共合作之初，尚未出现第一次反共高潮，歌颂抗战即使是地方军人的抗战也是鼓舞民众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曾对川军抗战和牺牲的川军将领作过高度评价。毛主席就说过﹕“现在军队都在执行抗战的任务，我们所有这样的军队，特别是在前线抗战的军队都是具有亲近之忱的。”（《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毛选二卷第341页）四川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成为四川有史以来最光辉灿烂的一段历史。
那时川军准备转赴河南前线迎击日军，刘湘的第七战区长官部也准备迁往河南郑州，刘湘侍从室主任曾伟澜派父亲以记者身份先去郑州一带探明情况，还给了他一支手枪作战地防身之用。父亲已买了火车票准备出发，但临时中止了行程。因为这时带病出征的刘湘，在抗战前线吐血病发，于11月28日转至汉口万国医院。他自知病已不支，曾在纸上含恨书写“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两句杜诗……1938年1月20日，刘湘去世，终年仅48岁。刘湘力主抗日、抱病出征的壮举，为他晚年写下最光彩的一笔。这一切父亲目睹并发了感人肺腑的通讯报道。
父亲没能去往郑州便随刘湘司令部一起撤到武汉集结待命。到武汉后，父亲在汉口遇见了同乡吴雪，此前父亲和吴雪、陈戈、戴碧湘等人曾在成都发起组织过业余话剧团体“成都剧人协社”，父亲被选为理事。剧社开展过抗日宣传。先后公演过一些救亡话剧如《汉奸的子孙》等。这次二人相遇便商议组织一个演剧队，回四川搞抗日宣传活动。吴雪当时是武汉行营电影股的演员，他负责找演员、拉人；父亲负责筹钱、拉关系。他们考虑到时局混乱没有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要回四川发展抗日演剧活动是很困难的。父亲便把准备组织剧队的计划告诉曾伟澜希望得到支持，曾伟澜极表赞同并愿意去说服正在养病的刘湘获得资助。很快曾伟澜告知父亲说刘湘愿意支持，答应从特别费中每月给剧队400元补助并发给全川通行护照（这笔费用只发给了两个月，因刘湘的病故而中断）。这时吴雪从电影股拉出一批演员有﹕周峰、李思琪、李健、陈光、田禽、张茜莲等。
在准备回川时，武汉开始撤退，轮船全部充作军用，曾伟澜又为剧队找到免费的回川公差轮船，临行前请大家吃饭饯行。在剧队已上船快开航时，武汉行营电影股派了几个特务跑上轮船来抓人，要把电影股的几个人抓回去，父亲他们利用与四川军人的关系与之对抗，因撤退，当时码头上驻满了四川军人，特务未敢轻举妄动，阴谋才未得逞，剧队得以顺利返回四川。
1937年年底“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组成，简称“旅外剧队”或“抗敌演剧队”，父亲任队长，吴雪任副队长。剧队回川后又吸收了一批进步青年戏剧工作者，如有陈戈、丁洪、雷平等人。剧队组建之初就有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副队长吴雪1938年3月入党，是四川第一个戏剧党支部的组织委员，陈戈、丁洪是1938年先入党后加入剧队的，有的骨干是后来相继入党的。父亲作为队长主要负责行政工作，筹措资金、管理开销和对外联系等事务。为维持生存，剧队在城镇演出要卖票，下乡、到矿山演出则完全免费。那时剧队每人除供应伙食外每月只发零用钱1元。尽管如此节省，父亲还是要为维持剧队开支多方奔走，经常要自己掏腰包填补亏空，这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剧队中有共产党员，剧队的活动是在地下党领导下开展的，对此父亲心知肚明。他在自述这段经历时写过：吴雪、陈戈、丁洪、戴碧湘、李兆澄等人经常晚上演完戏后还在一起聚会，虽然他们知道我是省报记者在省政府享三等科员待遇（并不用上班只拿薪水），但并不特别避讳我，我估计他们当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了，有了党支部，当时白色环境下不能公开。我不是党员故我从未参加过他们的会，他们只是介绍些进步书刊给我读，帮助我提高思想。当时大家都知道队长王少燕是一个爱国青年，家境比较阔绰，他倾向革命，崇敬共产党人。而且认为﹕王少燕性格太特别了，他曾公开说：我一辈子不申请加入共产党，只做共产党的好朋友，做一个爱国人士。当时剧队的人都笑王少燕是个落后分子，因为剧队成员大都崇仰共产党、心向延安。
“抗敌演剧队”回川后便在各地巡回演出，在成都、重庆大城市公演抗战话剧，在成都第一个上演的便是阳翰笙名著《塞上风云》。剧队走遍了川南、川东和川北各县乡镇，逢县城必演，大的乡场必到，沿途乡场必停，所到各地除演出外还开展教唱抗日歌曲、举办抗日演讲、刷写抗日标语等活动。在一年多的时间演出了数百场，观众达数十万，在当时像这样长期深入农村的剧队是罕见的。他们的抗日宣传活动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激发了百姓抗日热情。抗日战争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下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英勇悲壮的民族解放战争。300万川军出川抗战，64万多人伤亡，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川军同全国同胞一起以惊人数字、血肉之躯筑成一道国防长城。
在剧队下乡深入民间巡演中，上演了一些优秀的抗日文艺作品，诸如：《塞上风云》《保卫卢沟桥》《古城怒吼》《血溅九一八》《放下你的鞭子》等。所演节目大多是边写边排，边演边改，他们自编、自演著名的方言喜剧《抓壮丁》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抓壮丁》是剧队深入四川农村，宣传抗战，目睹社会现状反映时弊的产物。1939年夏，剧队在川北巡演，队员们亲眼见到乡间抓壮丁之弊，也看到许多壮丁家属受不公正待遇，非常愤慨，队员们商议编个舞台剧来揭露地方恶势力利用征兵对百姓的祸害和黑暗内幕。热议之后大家赞同借用剧队公演过的《亮眼瞎子》框架加以改编。原剧表现四川农村一个地主李老栓接到在军队儿子写的家信和汇款两千元的汇票，因不识字去找保长念信，保长不但侵吞了汇款还骗地主再拿两千元汇给儿子急用，最终等儿子返乡才真相大白。以这个故事为基础改编成乡间恶势力，保甲长借抓壮丁之名，营私舞弊坑害百姓，由此编成了喜剧《抓壮丁》。
剧队的演员多是四川人，用四川方言演出更显喜剧讽刺效果，开始剧队只想演一场，出出恶气，但演出后观众反应强烈，都很喜欢，所以欲罢不能就一路演下去，在川北城乡巡回公演将近半年。起初，该剧演出没有固定的本子，演员可以临场发挥，后来越演越精练，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成为边写边演、边演边改的不折不扣的集体创作成果，后由吴雪执笔整理，成了剧队长期保留的演出剧目。
旅外剧队奔赴延安后上演《抓壮丁》受到进一步的肯定和弘扬。1941年5月旅外剧队与西北青年救国会战地工作团合并为“延安青年艺术剧院”，由吴雪担任副院长并主持工作。在剧院小礼堂落成的联欢晚会上，《抓壮丁》按原样演出获得好评。1942年整风运动后，在一个晚会上《抓壮丁》再次试演，当时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看罢，都予以肯定。此后《抓壮丁》在边区和解放区广泛演出。新中国成立后，该剧成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保留节目在北京也多次演出，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0周年和20周年纪念活动中都曾再度公演。1963年在罗瑞卿（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建议下，《抓壮丁》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搬上银幕。
父亲是“旅外剧队”的创始人之一，又担任过队长，对于《抓壮丁》这个喜剧情有独钟。他积极热情为剧队跑前跑后，对外联系安排演出，他虽然忙于行政、剧务等组织工作，有时也要参加一些编演活动，他说自己曾在《抓壮丁》中客串演过王保长。从王保长身上似乎就有亲自体验过滑稽可笑形象的宣传效果。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0年在怀仁堂再次给周总理等中央首长演出此剧时，父亲就扮演过卢队长（当时扮演卢队长的张逸生因故不能登台，父亲就临时顶替）。对于这部他也付出过心血，堪称中国方言喜剧精品的剧目，他很喜爱，而且他目睹了老百姓对该剧的喜爱程度，这也可能是他后来热衷于讽刺喜剧创作并曾想以此作为自己的戏剧创作发展方向的一个渊源。
旅外剧队奔赴延安后于1941年夏天与西北青年救国会总剧团合并成立“延安青年艺术剧院”，由吴雪担任副院长并主持工作。“延安青艺”活跃于陕甘宁边区，后又辗转于东北、华北解放区，演出过许多中外名剧。新中国成立后，在“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基础上与东北文工二团等合并成立了由共青团中央直属领导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为团中央书记廖承志，吴雪为副院长。2012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与“实验话剧院”合并组建成“中国国家话剧院”，简称“国话”，其历史背景最早就追溯到1937年年底由父亲和吴雪组建的由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父亲是该剧队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剧队成立初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功不可没的，也是众所周知的。
近年来从正面表现“川军出川”抗日题材的影视作品多有上演，表现了大敌当前，四川广大民众不甘当亡国奴，无数爱国青年都是自愿应征参军奔赴前线的事迹。那时当局也制定有《出征军人家属优抚条例》等，有安家费、免征免税、保护军婚等内容。因此，四川各地热血青年踊跃从军的高潮从未间断过，“妻子送郎上战场”“父母送儿上前方”的事例甚多。如共产党主办的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11月21日刊登：新津县的爱国模范、72岁高龄的高尚奇，十分痛恨日本侵略者，他将4个儿子中的3个先后动员去参军抗日，仅留老三高光田在家做小生意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又如曾被誉为“模范父亲”的安县王者成，送其自动请缨出征的儿子王建堂时场景更催人泪下：他赠送给儿子的竟是一面“死”字旗！他在白布旗正中写了个大大的“死”字，旗子左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300万川军将士，就这样出于精忠报国的愿望，义无反顾地浴血奋战、视死如归，血洒疆场。“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刘湘这一遗嘱，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前线川军中每天升旗，官兵必同声诵读一遍，以示抗战到底！
当时虽然大敌当前举国抗日，但国民党当局的统治腐败，各级官吏、党棍横行霸道，鱼肉百姓，并未收敛。一些官吏豪绅的纨绔子弟，贪生怕死不愿当兵上前线，出钱买人顶替，“卢队长”“王保长”之类败类趁机捣鬼的情况确实不少，因此必须认识到：老百姓反对的，只是各级恶势力在国难当头，却趁机乱搞抓壮丁的“买卖”吃黑钱的垢弊。实际上，这种“抓去”的壮丁只占出川军人的少数，并不是普遍现象。但是这种讽刺性方言喜剧反映了民众的喜怒哀乐，替民众说了话是值得肯定的。这并没有否定抗日时期广大川军参军参战的热情和功绩。
1939年年底，剧队为避国民党当局迫害，在党的领导下离开四川，原打算转移去山西第二战区，继续宣传抗日，途中遇到晋南事变，阎锡山开始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公开反共。剧队便转道经川陕公路北上终在1940年年初到达延安。父亲因为还要处理一些善后事务未能随剧队出发，为躲避山西方面追查剧队去向，索要发给的战区通行证、经费等，在车耀先的提示下，父亲回到永川乡下老家躲避了近半年，待风声过后他才又回到成都继续从事抗日民主运动。（详情见前文《我所认识的车耀先烈士》）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父亲和我们的母亲向天琪二人邂逅于抗日烽火的武汉。
1937年年底，川军出川抗日，父亲是华西日报随军战地记者。母亲是风华正茂的抗日热血女青年，积极加入成都学生“战地服务慰问团”也随军队出川奔赴前线。他们在抗日前线相识，交谈中得知两人在成都的住处相毗邻。回成都后更密切往来，共同的志向、兴趣爱好使他们互相倾慕。后于1939年年初结婚，组成家庭。
母亲向天琪出身于成都名门望族的一个大家庭。其父向秉坤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摄影，归国后教授摄影并在成都最繁华的春熙路开设“东亚照相馆”（现已列为成都“老字号”之列）。家中有二男七女，母亲是长女。那时父亲单身，住在成都五世同堂街华西日报社大院子里。这儿也是当时许多避战乱的文化界知名人士的栖身之处。正巧人口众多的向家就住邻近街口的“五昭路”（即五世同堂街与昭觉寺之间的通道），那是一所带前后花园的洋房，因家中兄弟姊妹众多很是热闹。父母成婚后，父亲的许多朋友、熟人都与向家时相往来，还曾借向家大客厅排练话剧等，至今向家的人还记得排演巴金《家》的一些情景，张瑞芳主演瑞珏，剧组的人还常对向家的老辈人请教剧中要用的服饰、礼仪、道具等。向氏姐妹常在旁观看排戏，有时还要客串个小角色、群众演员什么的。现在提起当时的情景、他们见过的影剧明星还津津乐道。
父母婚后，母亲接连生育了我们四个子女，那时正值抗战惨烈之时，父亲忙于他热衷的抗日救亡运动，对子女们无暇顾及，我们是在母亲和外婆及众多姨妈的呵护下度过幼年时期的。
到抗战胜利后，国内政局动荡，父亲热衷于民主建国的进步社会活动，重心转移到了重庆，我们全家也随之迁往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