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老友王少燕
吴祖光
去年年底，突然听到了王少燕逝世的噩耗，他静静地离去了——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
本来生死聚散人之常情，悼念死者行自念也。然而对于少燕，我却有一种特别的惋惜之情，回忆与少燕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少燕在不同时期的形象便又渐渐地清晰起来。
1943年正值抗战时期，为上演我的神话剧《牛郎织女》，我随“怒吼剧社”到了成都，暂住在“五世同堂街”华西日报那座古老的大院里。而少燕当时正是华西日报记者兼副刊主编，也是我们这次赴蓉演出的组织者和演出代理人。那时少燕也就二十多岁，风度翩翩，豪爽热诚，虽出身于川中乡绅之家，却不囿于盆地的闭塞，少小出川，求学上海，从此与进步文艺界结下了不解之缘。抗战爆发，他即投身救亡运动，参加四川旅外剧团，为筹集活动经费常常不惜倾囊资助。对于我们这些来到大后方的“流浪者”更是竭尽地主之谊。那时我还是单身，而少燕兄已成家，发妻向天琪美丽贤淑，又做得一手好川菜，于是他的家便成为我们经常聚会的场所。抗战胜利后，我们又先后到了重庆，少燕仍积极参加民主运动，曾主编民主星期刊，还是民主青年社的主要成员之一。
解放前夕，重庆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他抛妻别子，只身逃往香港，又辗转北上，到了刚刚解放的北平，并作为知名人士参加了开国大典。
全国解放，百废俱兴，要干的工作很多。少燕先后在团中央、总工会任职还参加志愿军奔赴朝鲜，归国后脱下戎装，依然是一介书生，又回到他钟情的文艺界，先到“青艺”后又到全国文联任文艺俱乐部副主任，主要工作便是组织文艺界各类活动和演出等，于是我们又经常见面了。少燕为人随和热诚，交友广泛，搞这些工作正是如鱼得水。那一段文联的各类活动搞得红红火火，少燕功不可没。
更出乎我意料的是少燕在百忙之中，还搞起了“独幕讽刺剧”的写作。在此之前他给人的印象主要是搞新闻工作的，在戏剧界主要是做一些组织策划方面的事，没想到他出手不凡，头一个剧《葡萄烂了》便获得全国奖。在政协礼堂首演时，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都看了并给以赞扬，全国各地话剧团纷纷上演，长春话剧团演了一百多场还场场满座。
少燕兄自有川人的才华和幽默，加之他对新社会的热爱和正义感，所以他的讽刺剧虽则是鞭挞落后，但决非一副冷面孔，字里行间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语言自然风趣，令人回味无穷，颇有契诃夫的笔调。
此后他一发不可收，马不停蹄地一连写了四五个独幕剧。每个剧独自成章而又互相联系，均以一个“陈主任”为主要人物，后辑成一集出版，即名为《主任外传》
少燕的剧作虽不算多，但有鲜明的个人风格，给当时的剧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在中国当代文学戏剧史也自有其独特价值。那一段时期，他白天忙于日常工作，下班后还要照顾久病的妻子，往往夜深人静，才能面向书桌沉浸在他的写作天地里。彻夜笔耕不辍，白天照常上班，依然是干劲十足笑口常开，那时少燕还不到40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如果老天有眼给少燕充分展示其才华的机会，那么在剩下的岁月中，他必将给我们留下更多更好的作品。
然而当时谁又能想到那“剩下的岁月”竟会是那样的坎坷曲折呢！
少燕先是经历了中年丧妻之痛，接着便是1957那场飞来的横祸，他先是降职下放到塞外，随后这只“孤燕”又飞向更远的张家口，其时我也因同样的原因被流放到北大荒，彼此天各一方，音信杳然。后来便是“史无前例”的“文革”时期，竟连书信也断绝了。
岁月匆匆，历史翻过了那沉重的一页，再次聚首已是“文革”之后了。1979年我们先后被“纠正错划”，“落实政策”又回到久别的京城。
王少燕此时已年过花甲，对戏剧艺术还是那么一往情深，对朋友们也还是那样豪爽热诚，即便是离休后他也一天到晚在京城里跑来跑去，不是给人家帮忙，就是串门聊天。对朋友的困难他总是尽力帮助，对年轻朋友的作品他亦热心地为之出主意想办法，从情节字句的推敲到舞台的布景调度，什么都要顾问，以他多年在文艺界的经验和才思，他出的点子有时对朋友如雪中送炭，有的又使别人的作品锦上添花。这可能是他对戏剧艺术所能尽到的最后的一点贡献了！
我所深感惋惜的是无论在哪个方面他胸中蕴藏多少才华横溢的种子都没有来得及成长；对于艺术对于人生有多少深刻动人的构想都没有得以充分的表达；而如今这一切都永远消逝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之中了！
少燕原名王肇禋，少燕是他解放前夕的化名，后以此为笔名行世，也许是某种命运的巧合，他的一生也正有着燕子的风格。
一样的四海飘零，随遇而安。
一样的清贫正直，热诚豪爽。
从不自诩于世，也从不向人索取。
飘然而来，飘然而去！
目前严冬已尽，大地回春。
当“春光明媚”之际，亦即“燕燕于飞”之时。
我会更加怀念起我的老友——少燕兄！
（《光明日报》1996年6月1日第4版）
